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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养活多少人口？
美国能养活多少口人？
印度能养活多少人口？
在不损害人类和整个世界未来的前提下，我们这个星球，能够养活多少人口？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几乎都因这个问题而起。屡获殊荣的传奇记者艾伦·韦斯曼，继“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实验”——《没有我们的世界》畅销全球之后，以8年时间在21个国家旅行，与各国生态学家、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交谈，完成《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再次引爆话题。
“地球即将超载，倒计时已开启！
我们能够为此做出哪些现实而人道的努力？
2014《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人口学会全球最佳媒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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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田野调查式的作品，探究了地球彻底瘫痪之前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这一复杂的命题。拿下多项图书大奖：2014《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人口学会全球最佳媒体奖及2014年鹦鹉螺图书奖金奖，入围美好人生图书奖。
每隔4.5天，地球上就要增加100多万人口，而地球的体积却恒定不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因此堪忧。艾伦·韦斯曼潜心研究数年，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与各国科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交流，探讨世界人口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数量上限，以及如何面对一个拥有“我们”的世界。
他细致描述了人类日积月累的现实行为对未来所产生的萌芽式的正面影响，揭示出最迅速又实际可行的使地球和当下生活回归平衡的方法。这部作品已经在世界引爆话题，引发学者和普通读者探讨和反省：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用怎样的方式生存才不会让地球的承受力走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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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美国最著名的科学记者，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国际新闻写作。《哈珀斯》、《纽约时报杂志》、《大西洋月刊》、《发现》杂志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最重要的撰稿人和制作人。 曾任《洛杉矶时报杂志》的特约编辑，现在新闻从业者团体Homelantls Productionsrp担任资深出品人。
艾伦·韦斯曼在美洲、欧洲、非洲，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都做过环境科学的深度报道，多部作品被收入《全美最佳科学写作文集》中，除了写作，他为国家公共媒体制作纪录片。他获奖无数， 所获奖项包括：
洛杉矶记者协会最佳专题报道奖、
西方最佳新闻写作奖
罗伯·甘酋迪新闻奖
联合媒体奖
巴西政府颁发的全国最佳新闻奖
等等
1998年，他的《葛维欧塔村：重新发现文明世界》，获得美国智库颁发的奖项。
2006年，因《没有我们的世界》获得美国最佳科学写作奖、中国第四届文津奖。
2014年因《倒计时》荣获《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全球非营利机构人口学会全球最佳媒体奖、鹦鹉螺图书奖，等等。
译者简介：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多种著作及译作。他写作的《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被誉为“了解网络发展最翔实的一本书”。
“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成为当代中国流行语，胡泳也因此成为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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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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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被四问困扰的土地／4
I．婴儿的战争／4
II．水／18
III．天堂／23
IV．沙漠／28
第二章 一个裂痕炸开的世界／35
第三章 人数与粮食悖论／46
I．人数／46
II．勇敢的新羊角／49
III．饥荒／53
IV．两代人之后／61
第四章 环境承载力和摇篮／70
I．上帝，国家和桑格夫人／70
II．铆钉／81
第二卷
第五章 岛屿世界／101
I．排外者／101
II．彩虹／108
III．最优人口数／113
第六章 圣座／125
I．神圣科学／125
II．天堂与凡间／135
III．漂亮的女人和孩子／141
第七章 我们当中的大猩猩／149
I．DNA／149
II. 字母汤／153
第八章 万里人墙／171
I．依照数字／171
II. 火箭科学／174
III．坡地／190
第三卷
第九章 大海／205
I．堕胎草／205
II. 海峡与礁石／211
III. 内陆／220
第十章 底线／227
I．沙漠荒原／227
II．后殖民宿醉／239
第十一章 被揭开的世界／244
I．罪恶／244
II．动荡／246
III．男女同校／256
IV．印度河／261
第十二章 阿亚图拉的取和予／267
I．良驹／267
II．地毯／281
III. 消失的河／288
第四卷
第十三章 萎缩与繁荣／296
I．萎缩／296
II．无增长的繁荣／310
III. 里山／320
第十四章 明天／327
I．万神殿／327
II. 杀虫剂／330
III. 诱惑乌托邦／337
IV. 将要来临的世界／342
第十五章 安全的性爱／356
I. 橡胶／356
II. 竹子／367
第五卷
第十六章 原野／371
I．矛盾修饰法／371
II. 化学组合／378
III. 向何处种植？／386
第十七章 人口萎缩的世界／391
I. 底线／391
II. 碧玉岭／395
作者后记／409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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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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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
他们的土地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口？就此而言，既然争议的边界已经超出了这片神圣领土的纠纷：我们这个星球到底能够承载多少人口？
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只有具备全景知识、专长和想象力的人才能去试着对这个问题做出答案。哪些人？他们吃什么？他们如何居住，如何迁徙？他们从哪里得到水，又能得到多少水？他们的燃料有多少可以利用，在用尽之后有多危险？而且——回到食物上——他们是自己种粮食吗？如果是的话，他们能够种多少？再说：降雨量怎样，有多少河流流经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需要使用多少肥料和农药，而使用它们又有什么副作用？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列下去：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多大？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如果使用当地材料，那么现有可用的有多少？（尽管以色列一半的国土是沙漠，可仍担心建筑用砂会被用光——更不用说搅拌水泥的水了。）合适的建筑地点如何？以及能把这些建筑连接起来的道路、排水管道、输气管道以及电力线路呢？还有为这不知多少人口服务的学校、医院和企业的基础设施从何而来呢？
任何一个问题若想得到全面的答案，不仅需要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还需要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水文学家和农艺学家共同给出信息。但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大多数决策并非由他们制定。自从文明开始以来，政治（包括军事以及商业和文化策略）才是这个问题的终极裁判，而且一直如此。
作为一个精通商业、对政治也敏锐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犹太教哈西德教派教士，茨博施莱格也是一个文化现实主义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他同意以色列既需要宗教信仰坚定的犹太人，也需要世俗犹太人的观点——要不然谁来支持《塔木德》的研究者呢？而且，茨博施莱格补充道，他的子孙最终将不得不和阿拉伯人一起生活。“我们必须要找到共同语言，让和平占上风。”
然而，他根本无法想象要去限制他的同胞生育孩子的数目。
“上帝将孩子带到了世上，就会为他们找到安身之所。”哈瑞迪环境教育学家拉达尼·拉达尼（Rachel Ladani）如是说。
如果说“控制人口”这个词组唤起的是马尔萨斯式[1]的战栗，或者令人联想到东方式集权统治的噩梦，那么对诸如拉达尼和茨博施莱格这样的哈西德派教士而言，这个词是完全超乎想象的。拉达尼生活在极端正统的伯尼布莱克。它位于海滨城市特拉维夫的内陆方向，是以色列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她的工作是教授环境学，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与此同时，她还是八个孩子的母亲，对这两种身份，她并不感到冲突。她的家庭遵循哈西德教派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店、学校和犹太教堂的三点一线，很少会走出自己的社区。她的家人谁也没乘坐过飞机，包括拉达尼自己在内。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的两个女儿和六个儿子，一年释放的二氧化碳，也没有一个美国人乘飞机来以色列释放得多。”
或许是这样，但是他们都需要食物和住处，这反过来又需要建筑材料和所有相关的基础设施——他们金字塔般的后代也是如此。虽然现在生活便利——两个街区之内就有杂货店、符合犹太教规的屠宰点、出售沙拉三明治的连锁店，以及众多出售婴儿用品和假发（极端正统犹太教妇女会佩戴假发，拉达尼戴的是一个赤褐色的童花头）的店铺——但显然，崇尚苦行的哈瑞迪对现代的、高耗能的诱惑也无法完全免疫。在伯尼布莱克，到处都停放着汽车：在道路的分隔线处，车辆甚至占据了一半的人行道。摩托车挤满了街道，两边的房顶上都装有卫星电视天线。
这是以色列北部非沙漠地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千米有740人。这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要高。（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是荷兰，每平方千米约403人。）因此，如果得知2050年这个国家的人口还要翻倍时，拉达尼会做何感想呢？而我们的世界，据联合国预测，在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可能会达到近100亿，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上帝制造了难题，他会解决的。”拉达尼说道。
附近曾经有一片松树林，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母亲经常教拉达尼认识各种花鸟。十岁那一年，她遇到了一位女性园林建筑师——当时有两件事出乎她的意料：在此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园林建筑这一行业，更不知道女性也可以去工作。十九岁她嫁人了，但她没有告诉主持婚礼的拉比她被以色列理工学院录取的事。在获得学位的五年学习生涯中，她生了三个孩子。
在忙于让这个拥挤的城市变得更加美好的同时，她和丈夫埃利泽（Eliezer，一所学习障碍学校的校长）又设法生了五个孩子。当她步入四十岁的时候，她发现了以色列最早的环境智库——位于特拉维夫的海舍尔环境学习和领导力中心（Hesche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earning and Leadership）。像以色列理工学院一样，海舍尔也不是正统犹太教机构，但是它打开了她的视界，在没有改变她信仰的情况下改变了她的生活。
“环境就像是《妥拉》，是你的一部分。”她这样告诉自己所在的宗教学校的女学生们。这和以往有所不同。在以色列，学童们要学唱爱国歌曲，那些歌曲讲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将这片土地铺满了水泥从而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故事。拉达尼则教孩子们睁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种子如何萌芽，去真正观察大自然。她引用《米德拉什》（midrash，一部对《妥拉》进行评论和注释的希伯来语著作）中上帝告诉亚当伊甸园之树时所说的话：“看看我的作品，它们多么可爱。我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你创造的。”
然而正如海舍尔中心的创始人杰瑞米·本斯坦（Jeremy Benstein）在2006年的著作《走进犹太教及环境》（The way into Judaism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所指出的，在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中，上帝接着警告亚当：“注意不要损坏和摧毁我的世界，因为你一旦毁掉了它，在你之后将没人使之复原。”
他引用这句话来回应一种神学上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即认为如果我们在做上帝眼中正确的事情，上帝就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不应该指望奇迹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在他的书中提醒道，“上帝已经明确表示，没有人会清理我们留下的烂摊子。”
本斯坦在美国俄亥俄州长大，在哈佛学成后来到以色列。他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取得了环境人类学博士学位。和其他美国移民一起创建了海舍尔中心，并在阿拉瓦研究所（Arava Institute，一个位于以色列南部集体农场的可持续研究中心）任教。巴勒斯坦人暴动令他明白了两件关于人口的事情：人口问题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共同的生存空间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讨论人口问题却几乎成为一种禁忌。
“因为，我们仍未从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于大屠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本斯坦坐在海舍尔中心图书馆的椅子上说道。正因为这场灾难，联合国同意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创造了一个犹太国。而在这片土地上，痛苦的记忆久久不能抹去。他在2006年出版的书中写道：“60亿人的意义，按理应位于600万人之后。”他补充道，尤其是被屠杀者中有100万是儿童。
“现在世界上的犹太人比1939年还要少。我们可以把自己称作受西方文化蹂躏之后的原住民，我们理应有增加人口的权利。”
然而，作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本斯坦知道，世界人口从60亿增加到70亿只花了十二年。他研究《妥拉》以及《圣经》中对环境问题的指示，例如《出埃及记》中第23章11节，上帝诏令子民，土地每七年要休耕一次。他在反思，上帝在要求人们多生多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打算。
“看起来像是在暗示一种限制。因为上帝没有说，无限制地多生多产，能生多少就生多少。它说的是‘多生多产，填满大地’。”
拥有哈佛语言学学位的本斯坦，研究了《创世纪》中语言的细微之处。“如果严肃来看，总有一天我们会完成这项诫命，到那时我们就应该停下来了。那么问题就在于：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而拉比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填满大地意味着什么——那是生态学家要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他在《创世纪》中寻找到一个有趣的线索。那是在40章之后，男人们娶了妻子，有了一代又一代的后裔和长长的族谱。《旧约》中，人们遵循着多生多产的圣训，带着热情和欲望生了很多孩子。但之后，约瑟夫出现了，他是族长雅各[2]十三个后代中的一个。
在解读埃及法老的梦之前，约瑟夫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本斯坦写道：“他没再继续生育孩子，因为他知道一场大饥荒即将来临。《塔木德》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饥荒时期禁止发生夫妻关系。’”
他补充说，《塔木德》另外一段类似的经文，“是项控制人口的禁令，一段直白的呼吁：‘当你知道世界将进入大匮乏时，不要让你的妻子生育子女。’”
本斯坦说道，单凭人数统计，并不能充分解释大多数人缺食少水的痛苦状况，而这种状况将会在21世纪继续恶化。过去的百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四倍，然而根据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测量，本斯坦估算资源消耗增加了17倍。极少数人以绝大多数人的付出为代价，享受着这个星球的资源。资本的不公平分配，即使在《圣经》的时代都引发过灾难和战争，但这种不平等从没有像今天这般严重。
然而他也承认，消费和人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这枚硬币旋转得越来越快，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国家分裂更严重，因为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犹如失去控制的旋转的硬币。
II．水
第二个问题
假设，为使生态系统强大到足以确保全人类的生存，就必须要避免全球人口增长到100亿，甚至要尽可能减少70亿基础上的全球人口数字。如此说来，是否有一个易于接受的非暴力的方式，能够让全世界所有文化、所有宗教、所有国家、所有部落、所有的世界政治体系都相信，我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呢？繁殖后代，对于人类，甚至所有其他的物种，都是最最自然的。那么在祈祷书中、历史上，或者是信仰体系中，或者其他什么理由中，有没有一个东西，可能让我们去接受这一表面上看起来不太自然的主意：要控制人口繁殖？
阿亚特·乌姆-萨义德知道问题的答案：“不是宗教，而是现实。”
扑闪着的蓝色大眼睛使得她身上的淡紫色头巾、紫色的羊毛大衣黯然失色。说完，她瞥了一眼母亲茹维达·乌姆-萨义德。茹维达穿着一件绿色的天鹅绒连衣裙，戴着黑色羊毛头巾以抵御一月的寒冷天气。她靠在白色塑料椅子的扶手上，向我简略地描述起她几个孩子的年龄：“25岁，24岁，23岁，22岁，20岁，19岁，16岁，14岁，13岁，还有一个10岁。”六个男孩，四个女孩。最小的孩子靠着她的膝盖，被紧紧地裹了起来：最里面穿着一件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带黑色拉链的运动衫，最外面还有一件厚绒尼龙衬里的夹克。他们的家坐落于西岸城市拉马拉的一处永久居住点——阿尔阿马里难民营里，位于一栋五层混凝土箱梁结构建筑的底层，有三个房间。家中唯一的热源就是众人的体温。
以色列建国时，茹维达全家被从吕大（Lydda）——即圣经时代[3]的罗德（Lod）——驱逐至此。十年后即1958年，茹维达出生。她的父亲在吕大拥有一个大果园。果园里有石榴、橘子和柠檬树，还种着洋葱、萝卜、菠菜、绿豆、小麦和大麦。“他总觉得我们会返回故乡，所以一直不肯在这里买房产。”茹维达看了看周围已经看了一辈子、除了暗蓝色的护壁板之外空空如也的墙壁，愤愤说道：“联合国拥有这块土地，我们拥有这栋房子。”
当成千上万名阿尔阿马里的难民逐渐意识到，他们再也回不到此前居住的村庄后，十余年间，混凝土和砂浆建筑取代了联合国的帐篷。又是十年过去了，“六日战争”爆发时，国家的边界已不复存在，因为一切都已属于以色列。茹维达的父亲带他们回吕大看了看他们的土地。他还有一份地契，不过那已经无关紧要了。昔日果园里的树都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飞机跑道，他最终只得放弃了。
其他一些事情也在慢慢变化。“每个巴勒斯坦家庭都有成员坐牢、受伤或死亡。因此过去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开始生更多的孩子。”茹维达指着一张十三岁亚希姆的学校照片说道。“如果有一个亲戚遇害，就再要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孩子。而且还要生更多的孩子，”她转向女儿阿亚特说，“来解放整片土地。”
阿亚特甜甜地笑了笑，不过摇了摇头说：“我只有两个孩子。”
茹维达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她的女儿们都只想生两个孩子，希望儿女双全。
“每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人，”阿亚特说道，“都厌倦了六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的生活。谁能养得起那么多的孩子？生活成本如此高昂！”
他们根本没有土地来种植粮食——即使有地，也得不到灌溉：从西岸流来的水，每周经常只放两次。联合国过去常常给他们分发糖、大米、面粉、食用油和牛奶，但预算案终止了。“唯一谋生的机会，”阿亚特搂着自己的儿子扎卡瑞哈和女儿瑞姆说，“是教育。可是那要花很多钱。”
她的两个兄弟成功地读到了大学。另一个奇迹般地在挪威领着薪水踢球。而对剩下的人来说，工作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工资也微薄得可怜。“而且现在，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封闭，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拉马拉高墙环绕，军事检查站处处可见，去工作场所，甚至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天方夜谭。有些孕妇在排队等候时被迫在检查站分娩，有的孕妇甚至给她的孩子取名“检查站”。显然，安全墙“检查站”几乎随处可见，这把很多地方的农民与他们的橄榄园分离开来。如同以色列聚居地——闹市，事实上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工业园区、活动房屋[4]周边的膨胀，巴勒斯坦人的空间在近距离内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住房不足，永久居住点里拥挤不堪，清真寺关于婴儿的布道不复存在了。“总之，这和伊玛目无关了。”阿亚特声色俱厉地说道。
“以色列人恰恰就希望你这么想。”一位裹着棕色的头巾的邻家妇女走进来说。
“让那些政治家们去解放巴勒斯坦吧，别再要求我们生那么多孩子了。为什么阿拉法特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呢？”阿亚特从电视上看到以色列政治家资助哈瑞迪们多生孩子，“在这里，孩子越多，开销越大。”
无论如何，联合国的诊所还在提供免费的宫内避孕器。
在伯利恒，阿比尔·萨法尔（Abeer Safar）审视着墙上的一幅四季豆形状的约旦河西岸的地图。四季豆的弯曲处就是耶路撒冷。而她的家乡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以南几千米的位置。
阿比尔毕业于约旦科技大学，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在伯利恒，她是一家巴勒斯坦研究机构——耶路撒冷应用研究所（ARIJ）的水务处理专家。她身穿牛仔裤，黄绿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外套，脖子上戴着一条金吊链，一头棕色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她和丈夫一家同住。与此地的多数房子类似，他们家的房子也越建越高。伯利恒的耶稣诞生地已被以色列的安全墙（巴勒斯坦人称其为隔离墙）团团包围，但他们别无选择。
这对于阿比尔而言毫无意义。若以色列继续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块块碎片，巴勒斯坦就将名存实亡。若巴勒斯坦保持完整，以色列人就会面临成为少数民族的风险。一个少数群体保住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种族隔离制度而非民主制度。阿比尔已年近四旬，现在才怀上头胎。其他巴勒斯坦职业妇女也推迟了生育年龄，今天的女孩子们认为在要孩子前，首先要接受教育和拥有工作。
虽说如此，降低人口绝对数量的压力仍需时日，同时还得应对许多其他急迫的问题。“我们和以色列共用西岸的地下水，”阿比尔说道，“但是却没有流域管理。”
也就是说，以色列单独管理地下水，而不允许巴勒斯坦人打新井。在西岸，含水层主要的补给源在起伏的安全墙之内。西岸高地四分之三的地下水流向了以色列。“而且，”阿比尔说道，“以色列定居点能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包括给他们的游泳池蓄满水。）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人每天人均获得280升水，而巴勒斯坦仅有60升。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用水的指导原则建议每人每天至少100升。
以色列的环保人士承认，以色列将一半的珍贵水资源分配给了只创造以色列国民收入1%的农业，这太愚蠢了。尽管以色列拥有先进的诸如滴灌和废水循环灌溉技术，但环保人士认为，种植诸如棉花和鲜花等极为耗水的作物出售给欧洲，或种植土豆卖给波兰，完全得不偿失。因为这些国家本可以自产自足，以色列相当于将最重要的资源出口给了这些国家。［“好消息是，”《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写道，“到2020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将喝再生水。坏消息是，再生水可能还不够。”］
如今约旦河是一条注入湖泊的臭水沟，而湖泊的名字也引发了冲突，因为它有三个名字：犹太人称之为基内雷特湖（Lake Kinneret），巴勒斯坦人称之为提比略湖（Lake Tiberius），基督徒称之为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由于这片一国一名的湖构成了以色列和约旦的部分边界，约旦河流域被划为军事禁区，因此巴勒斯坦人无权使用。约旦和控制了部分上游源头的叙利亚也分得一杯羹。（其他水源在戈兰高地。1967年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至今未归还。以色列空军对阿拉伯联军工事发起空袭，试图令湖水改道，也是引发“六日战争”的原因之一。）
如今，流经加利利海的约旦河，只有2%划给了约旦。注入死海的细流，是经过了田地和养鱼场，酸性农药、化肥、激素、鱼的排泄物和未处理的污水的约旦河径流。传说耶稣在这里受洗礼，约书亚于此进入圣地，可如今的信徒们如果在这里洗浴，或者胆敢去喝一口这些过去曾是圣水的水，就会起一身皮疹或呕吐。
西岸有超过90%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在2013年之前，在基内雷特-提比略湖附近只有一个垃圾填埋场；另一个终于对伯利恒和希伯伦开放了。然而，大多数的固体废物，都是直接焚毁或者任凭它们被吹进沙漠中。可这并非仅指巴勒斯坦的垃圾。
“定居点将未经处理的废水随意排放到巴勒斯坦的农田中，”阿比尔说道，“那里有很多根本不适用于以色列环保法的工厂。”最后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后，主路都对巴勒斯坦人关闭了，而试图追踪这些工厂排放的阿比尔的调查小组只能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在以色列法庭下令关闭了很多杀虫剂厂和化肥厂之后，这些工厂都搬到了西岸。
“所有这些废水都流进了以色列人也会喝到的含水层。我们认为他们是在给自己下毒。”阿比尔说。可以色列不给巴勒斯坦人签发建造污水处理厂的许可证，除非他们同意也处理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污水。“而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它们（定居点）是非法的。”她拨弄着自己的吊链，“双方僵持不下。”
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同意这么做，可能会耗尽他们捉襟见肘的预算：目前3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西岸的定居点里。在加沙地带，150万人挤在一片长40千米、宽6到11千米的土地上，人口每十二至十五年会翻一番。人们猜测以色列将在2005年单方面撤离加沙，是因为滨海含水层近乎枯竭，以致加沙90%的水井抽出来的是化粪池的污水或海水。尽管旁边就是以色列的国家输水管道——将基内雷特湖的湖水输送到南部的内盖夫荒漠，那是以色列下一步打算开发的地方。以色列卖给巴勒斯坦人的水，却只能满足加沙地带5%的需求。
这两个民族在基因上几乎同源，根据某些记载，他们分别是亚拉伯罕-易卜拉辛（Abraham-Ibrahim）的两个妒妻撒莱（Sarah）和夏甲（Hagar）所生。但双方互相敌视，在这片焦干的长条形土地上争斗至今。无论从历史上、宗教上还是政治上，这场争斗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从生态角度来衡量，这片大海边缘的小小绿洲，以及两个民族约1200万人口，只占人类现在人口的五百八十四分之一，对于一个向100亿人口迈进的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
约西·莱舍姆（Yossi Leshem）相信其意义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大，就是说，除非你向上看。
III．天堂
第三个问题
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生态系统承载多少？或者，哪些物种或者生态过程对于我们的生存而言必不可少？
或者，在哪一点上，我们压倒性的存在会迫使其他的物种衰微至灭绝，我们自身的存在依赖于它们，而等我们意识到时已经太晚？失去什么我们就绝对不能生存？
事实上，莱舍姆是从犹大山地[5]的一个悬崖向下看开始的。为了自己的生物学硕士学位论文，他本应在特拉维夫大学的鸟类学实验室里寻找鸣禽的鸟喙长度与其饮食之间的相关性。却因为特别渴望投入大自然，他自愿帮助另一位科学家观察长腿秃鹰（long-legged buzzard）。自从第一次蜷着身子顺着绳子爬到悬崖下的鹰穴给三只雏鹰安装环志，他就迷上了这种猛禽。
他从研究鸣禽改为研究白腹隼雕（Bonelli’s eagle），一种分布于亚非南部和欧洲的大型猛禽。以色列记录在册的至少有70对，但是到了1982年，只剩下了16对。莱舍姆决定查明原因，看看是否有方法拯救它们。莱舍姆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投放了5万只掺有士的宁[6]的鸡来平息肆虐的狂犬病疫情。疫情被归结为豺的数量过多，但这最终证明是人口泛滥的结果。那些大肆享用从农场垃圾中倾倒的死火鸡、母鸡、牛犊和奶牛的豺被消灭了——计划大获成功的同时，也误杀了无数的野生动物，加利利豹几乎绝迹了——这极大地增强了以色列官员们对毒药的优点的信心。随着人口增加，农业的集约化加剧，播撒DDT和有机含磷杀虫剂的飞机与日俱增，布满了以色列的天空。而食用了有毒的石鸡和鸽子的白腹隼雕，数量也逐渐减少。虽然现在已经禁止使用DDT，但以色列农业生产中杀虫剂的平均用量，在发达国家中仍位居第一。2011年，以色列只剩下8对白腹隼雕。
然而，莱舍姆最大的发现在80年代早期就发挥了作用，那时他正为博士学位而研究另外一种濒临灭绝的猛禽：一种非常强壮的名为肉垂秃鹰（lappet-faced vulture）的食腐动物。为了更好地检测出它们的数量，在鸟类迁徙的秋天，他雇了一名飞行员载着他飞越了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荒漠。空中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成群的大鸟、小鸟，各种鸟儿夹杂在一起，约有几百万只。
在希伯伦附近，他们偶遇到一只蜂鹰（honey buzzard）。飞行员提到，最近一只蜂鹰刚刚摧毁了以色列空军一架价值500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突然间，莱舍姆明白了他应研究的内容。他马上赶到以色列空军总部，细查鸟类撞上军用飞机的记录。平均每年发生三起严重的撞机事故。他发现，在1972－1982年间，因为撞上飞鸟而导致飞机失踪、飞行员死亡的案例，甚至多于敌机突袭而造成的。
“候鸟的种类不同，迁徙的时间不同，高度也不同。”莱舍姆，这位有四年实战经验的老兵和预备役军官，告诉以色列空军军方。“你们愿不愿意知道它们何时、从何地而来的吗？”
空军为他提供了一架动力滑翔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花了整整272天，追踪鸣禽的涡型云、大雁的V字队形，以及高翔在内盖夫的沙地、加利利的农田以及犹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松林上空成群成群的鹤、鹳鸟和鹈鹕。莱舍姆回来向总部报告说，这不仅仅是一条鸟类迁徙路线，而是空中要冲。每年，约有10亿只鸟飞越以色列的上空。因为没有穿越开阔水面的上升的暖气流，所以许多在非洲、欧洲或者西亚之间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候鸟避开了地中海。有些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或者从突尼斯经西西里岛到达意大利，但是大多数鸟——大约280种不同的鸟——直接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上空飞过，因为在这三个大洲之间的交叉路口，总是会有暖气流向上升腾。
莱舍姆在博士论文里写道，单位面积内，以色列拥有世界最多的候鸟，无论何时以色列领空中飞翔的军机数量也是世界之最。莱舍姆告诉空军，为了避免更多的致命碰撞，需要两件东西。第一件是雷达站。幸运的是，那时候解体中的苏联正在举办陈旧军用装备出售活动。他们在摩尔多瓦发现了一个气候跟踪站，原价160万美元，可现在只卖2万美元。管理跟踪站的苏联将军是犹太人，他同意继续管理并将它调整用于候鸟研究。
第二件东西是邻国和以色列的合作。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鸟类观测点在候鸟朝他们飞来时就能发出警告。莱舍姆说服了以色列空军，让他和土耳其以及约旦空军取得联系，并且说服了巴勒斯坦、约旦的鸟类学家与以色列同行们共享数据。此前，他已经结识了黎巴嫩、埃及甚至伊朗的鸟类学家。他可以通过位于阿曼的国际鸟盟办公室直接得到叙利亚方面的信息。
有了上述联系，再加上他们安装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高速路上空精心伪装起来的雷达，他们将飞鸟撞机事件减少了76%，避免了因飞机失踪或损伤而导致的约7.5亿美元的损失，更不用提挽救了多少飞行员的性命，以及鸟的生命。而且，其意义可能不止这些，如果有任何东西威胁到了这片狭窄的空中走廊的畅通，或威胁到了其下方候鸟们驻足停留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范围。鸟不仅仅只是颜色艳丽、声音动听，它们还能传授花粉，播撒种子，吃掉害虫。如果失去了这条走廊，非洲和欧洲大部的生态系统所将会不可想象，可能会崩溃。
威胁鸟的不只有战斗机。莱舍姆研究过的肉垂秃鹰已经从内盖夫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过去常在死海东岸山地马萨达（Masada）[7]筑巢的大型胡兀鹫（the huge bearded vulture）。为避免更多的特种灭亡，莱舍姆发动了一场反对使用杀虫剂的全国运动，号召让鸟类充当杀虫剂的替代品。曾经栖息在木质农场建筑中的仓鸮（捕食鼠类）在现代金属结构的房屋中无法筑巢，得知这一点后，莱舍姆和他的同事，还有几百名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约旦的学生们在田间安放了近2000个巢箱。
“一对仓鸮一年能吃掉大约5000只啮齿类动物，乘以2000，”莱舍姆说，“这样农民就可以不用再大规模地使用杀虫剂了。可能我们无法强迫他们完全停用，但是在以色列境内使用的826种杀虫剂中，我们可以取缔最毒的几种。”莱舍姆整了整陷在他浓密的灰色鬈发之中的针织圆顶小帽。“目前我们的精子数下降了40%，而癌症率也上升到了那么多。一切都同激素和农药的使用有关。在胡拉谷地（Huleh Valley），人们因为过度使用农药以致影响到了认知能力。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学者20年来持续对当地儿童进行监测，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基内雷特湖北边的胡拉谷地是普通鹳鸟的过冬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胡拉湿地（近东物种生态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被抽干改造成了农田。当以色列认识到湿地是基内雷特湖的过滤器时，已经为时太晚。曾经被湿地吸附的大量氮磷营养物以及裸露的泥炭，如今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基内雷特湖内，令以色列最为重要的水源面临变成缺氧的绿色粪肥池的危险。
为使基内雷特湖免于消亡，就必须重新恢复3000公顷的湿地。可即便如此，也未曾恢复到那片曾经为迁徙水鸟提供的湿地的十分之一。农民们曾威胁要毒死所有跑到花生地里觅食的鹳鸟以及到饲养着鲤鱼和罗非鱼的渔场偷猎的7万只鹈鹕、10万只白鹳，直到莱舍姆和他的同事拉来大量赞助。他们给鹳鸟撒了上千斤的玉米粒和鹰嘴豆，又在胡拉湖里给鹈鹕和白鹳投放了食蚊鱼，才救下了它们。
如今这里已变成了冬季游览胜地，3万只尖叫的鹳鸟被拖拉机喷在松软地面上的玉米粒带出了花生田，这一场景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静谧的戈兰高地映衬下，形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景观画。在这条干旱的走廊中，已经没有多少湿地留给这些飞绕三分之一个地球来繁衍后代的候鸟们。如果胡拉谷地彻底消失，那么极有可能引起从俄罗斯到南非的一连串的生态灾难。
在以色列议会所在的遍布岩石的山坡上，莱舍姆建了一座鸟类观测站。从这里，他的目光穿过耶路撒冷，看着东方的约旦，想象着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旧约》中的一卷）中的记载，“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8]时所看到的景象。
“他不需要雷达。他所看到的天空中，有至少三倍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鸟群，甚至更多。”
彼时，耶路撒冷的人口还不到2万。南面的沙漠可能长满了鼠尾草、粉红的酢浆草和蓟花，茂密的橡树、黄连木和橄榄树郁郁葱葱，鸣禽、山雀、苍头燕雀、食蜂鸟、麻雀和太阳鸟在林间叽叽喳喳。在犹太丘陵（Judean Hills）间，猎豹、狮子、野狼和金钱豹在追逐着红鹿、羚羊、野驴和山羊。今天，除了一些鸟儿，大多数的其他物种都已消失了。
“我们的自然保护区仅仅是古代生态系统的碎片。”莱舍姆说，“我们是一个和新泽西州一般大小的国家，我们的上半部分地区已经彻底地人口过剩。密密麻麻的道路和安全墙将成群的瞪羚和野山羊隔离开来。一只公羚需要带领一群母羚，但突然，出现了这堵安全墙，它们根本无法相互靠近。猫鼬和狼情况也是如此——要一晚上奔跑70千米来寻找猎物。鸟儿毕竟能飞，但是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有麻烦了。”
他对着城市边缘的犹太丘陵比画着，那里还幸存着20头羚羊。“野狗在追逐它们的幼崽，未来难以预测。”
人的未来亦然，他补充道：“巴勒斯坦人也如此，四分五裂，就像那些野生生物。”
IV．沙漠
内盖夫荒漠深处，以色列南部阿拉瓦裂谷的腹地之中，有一片围起来的哺乳动物自然保护区。这些受保护的动物中，就包括白长角羚（White oryx），十字军曾经将它们误认为独角兽。因为濒临灭绝，白长角羚在欧洲其他地方被当作活标本在动物园里保护起来，而在这里，它们有望重返生态系统，自然繁衍生息。虽然阿拉伯豹、狞獾、狼和土狼都被养在笼子里，但是羚羊、野生山羊和其他有蹄类动物则随意漫步在5千米长的环形地带中，游客可以与它们近距离接触。这里甚至还有鸵鸟，不过是索马里鸵鸟，用来代替当地的鸵鸟亚种阿拉伯鸵鸟；早在1966年，野生的阿拉伯鸵鸟就已绝迹了。
驱车10分钟，就到达一座名叫凯图拉（Ketura）的基布兹农庄[9]，阿拉瓦研究所的所在地。阿拉瓦研究所（招收的环境研究的硕士生）面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这里的教员既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人。他们教授可再生能源、跨境水资源管理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课程；也有很多来自东部几千米远的来自约旦的学生。阿拉瓦的教导信条是，环境是人类共享的，这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要共同面对的危机，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超越了民族间的所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异。
学生们和农庄成员一起在集体食堂里就餐。食堂提供自产的牛奶，还有大量新鲜的黄瓜、西红柿和绿色蔬菜。每日三餐食用沙拉，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饮食习惯，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肉类十分匮乏的远古时代。虽然在这里杀虫剂泛滥使用，但是两个民族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平均寿命——约80岁，这估计也要归功于吃沙拉的习惯。凯图拉集体农庄也使用农药：农庄的收入主要来自非本地物种枣椰树的种植。这个物种非常容易受到甲虫的侵害，因为母甲虫会把卵产在枣核里，从而危害到这些树木。而给树木上药这种工作，以色列人不愿意干，巴勒斯坦人就算想做，由于这些地方被军事占领，他们不仅行动受限，还很有可能拿不到工作许可。因此，这片本来就拥挤的圣地，又增加了上千个来自泰国的农业工人，其中就包括在凯图拉集体农庄里喷洒农药的农民。
因为犹太教的饮食法只允许屠宰家畜，所以以色列人很少狩猎。可是这些拿着低工资的泰国工人和猎人为了补充营养，他们用陷阱和弹弓来捕获瞪羚、獾、豺、狐狸、兔子、野猪，甚至是牛和狗。他们用粘板抓老鼠、鸟、青蛙、蝾螈、蛇和蜥蜴。正如阿拉瓦研究所的创始人阿伦·塔尔（Alon Tal）在其《应许之地的污染》（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一书中所言，以色列的野生动物本就稀少，几乎被3万泰国人设陷阱猎杀殆尽。仅在戈兰高地，他推测，就有90%的瞪羚被泰国工人猎杀。
塔尔年过五旬，穿戴整洁，蓄着灰色的山羊胡，在以色列这个为拯救即将灭绝的文化而建立的国家中，他是少数几个敢于提出人口过剩问题的环境学家。“我们的土地已经饱和。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当前的僵局，列为以色列最大的悲剧之一。”塔尔是以色列绿党[10]的副主席，他说，因为以色列奖励多生孩子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人口问题已成为一个死结。“平均每个正统派犹太人死时会有100个后代。想想光尿布就得花费多少！”
这些尿布给环境和人带来了致命的压力。尤其是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同一块土地起争执的时候，他们都有人口数量和长寿的竞争优势。作为本-古里安大学生态学教授，塔尔和他的巴勒斯坦同行们设计了很多环境项目，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也卓有成效。“但是人口问题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就为时太晚。到时候就会资源贫瘠、社会崩溃。我会放下所有其他事情，把这件事提上议程。但这非常艰难。”
向南驱车半个小时，塔尔抵达了以色列最南端的城市埃拉特。穿过边境，抵达约旦亚喀巴的戴斯酒店，他要在阿拉瓦研究所校友聚会上做演讲：这些校友中有年轻的约旦人、犹太人以及巴勒斯坦人。他们是环境规划者和科学家，目前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工作。途中，他经过以色列在亚喀巴湾的脱盐工厂，海水在那里被转变成饮用水。塔尔说，以色列人否认或者藐视人口过剩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自己的先进技术过度乐观。以色列人坚信能够让沙漠变成绿洲，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献计献策之后，他们发明了诸如滴灌这样的技术。当大卫·本-古里安意识到，这片肥沃而丰裕的乐土缺少当代中东最重要的原料石油之后，他发动全世界的犹太科学家集思广益，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发明了先进的屋顶太阳能收集器。
并非只有犹太人相信，人们能够找到无数方法，去提高土地的承载力。阿拉瓦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中心（Arava’s Center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的负责人塔里克·阿布·哈米德（Tareq Abu Hamed）是巴勒斯坦人，他把光伏板引进了学校，并遍布校园。他的目标是，完善太阳能发电技术，将水分子分解成氧和氢，然后将氢贮存在硼基中，等到需要的时候将其作为无碳燃料释放使用。
“这里是世界上光照量最多的地区。我们不仅可以减少污染，还能获得能源独立。”他说道。
然而，这种利用技术来克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生存局限的做法，也遭遇到了某些现实的冲击。如今，埃拉特的脱盐工厂被巨大的盐堆所环绕。有些盐被当作红海盐卖给了水族馆，有些被当作食用粗盐卖出去。但是市场能够消化的就只有这么多，多余的盐不能倾倒回海湾，因为那不仅会给海洋生命造成高盐危害，还会消耗强大的能量将海水穿过反渗透过滤器。以色列缺少的不仅仅是石油，还有用于兴建水力发电厂的河流。目前，使用的主要能源都来自遍布在地中海沿岸的煤电厂。2011年，因为水供应极度短缺，以色列不得不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命脱盐工厂24小时不停工，而这又消耗了很多的煤。
利用更多的太阳能发电貌似是个解决办法。不过，中东地区日照虽然充足，可气温一旦达到113°F（45℃），太阳能光板的效率就会下降，而这个温度在阿拉瓦简直是家常便饭。“我们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哈米德一边说，一边摸着他的光头。
然而，温度依旧持续上升。如果族长雅各重返今日的以色列——4000年前他途经以色列附近，与他儿子约瑟团聚，后者警告埃及人一场大饥荒即将到来——他会发现，除了野生动物少了许多，这里和当初并无二致：这片土地上主要生长着抗旱的金合欢树，它们是瞪羚、野山羊、昆虫和鸟类的食物来源。“金合欢树是整个阿拉瓦山谷的农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哈米德在阿拉瓦的同事、生态学家埃利·格罗纳（Elli Groner）说道，“它们涵养了水源，保持了土壤。”
问题是，随着降水量的逐渐减少，金合欢树也在日渐消亡。
“如果这些树死了，整个生态系统都会随之崩溃——生态学家称之为阶段转化，从一个旧状态转换到一个新状态。只是没人知道，那个新状态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能够预测。”
以色列自然保护署（Israel’s Nature Protection Authority）建议浇水灌溉。格罗纳长期在这里负责生态研究工作，他摘下金丝眼镜，望着干涸的山谷。“用什么水浇灌？基内雷特湖的水？还是脱盐工厂里的水？”
他补充道，以色列的林业机构“只做了一件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他们开始种植新的金合欢树。犹太国家基金的捐赠者，现在可以在以色列认领一棵新的金合欢树，取代一棵死树”。
人口生态学家经常会提到“荷兰谬论”（Netherlands Fallacy）：人口如此密集的荷兰拥有极高的生活标准，这个事实也并不能证明在本质上非自然的人工环境中，人类能够健康发展。和每个人一样，荷兰人也需要一整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东西；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可以从别处购买那些东西。同样，以色列也依赖其他国家的多余资源（和慷慨赠予）来生存。
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远洋运送燃料置换香蕉、蓝莓或者谷物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最后因为燃料缺乏，或是燃烧燃料给环境造成了巨大负担，这样的交换被迫终止，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得不设法自给自足，而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为无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做斗争，和这样一个事实做斗争，即人类依靠其他物种生存，而这些物种蓬勃发展需要足够的土地和水资源。
而面临这个问题的不只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圣土上，他们甚至不是生殖力最旺盛的民族。据塔尔推测，贝都因人[11]家庭一度曾平均拥有14个孩子，可能是世界之最。不过因为他们一直是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所以也没人确定他们具体的生育率。但是肯定数量惊人。
如今，内盖夫成了唯一能够建造更多城市和军事基地的地方，因此以色列也将这片历史上贝都因人放牧羊群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贝都因人别无选择，他们也正在慢慢迁进以色列为他们建造的城市。
艾哈迈德·阿姆拉尼（Ahmad Amrani）是贝多因人的新城拉哈特的一位老师，和塔尔一样，他也是以色列绿党成员。此时，他站在自家四层楼的屋顶平台上，眺望远处。他和全家老小都住在这里。事实上，整条街都是阿姆拉尼家族的人。“这里往南的每一条街，”他指的是这座拥有13座清真寺的城市，这些清真寺矗立在风沙和塑胶废料之上，“都住着一个家族。”
他所住的房子是由抛光的耶路撒冷石灰石装饰而成，几乎空空如也。大部分时间，他和家人住在房子后面的贝都因帐篷里，围坐在地毯上喝着甜茶。和父辈不同的是，阿姆拉尼不穿束腰的长袍，不戴阿拉伯头巾，他穿牛仔裤和皮夹克，也是家族中第一个读大学的人。
“十年前，我到本-古里安大学上学的时候，全校包括我在内只有4个贝都因学生。现在已经有400人了。”他停顿了一下，“其中350人是女生。”
阿姆拉尼说，贝都因男人曾经过着骑在骆驼背上、赶着羊群穿越开阔沙漠的生活。从那种游牧生活过渡到如今的城市生活，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如今，再也没有人去当酋长了。大多数男人不再工作或者养活家庭，女人承担了这一角色。很快，年轻的女性发现，她们受到的教育越多，就越能扮演好这一角色。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要嫁给谁。“这个问题很敏感，”阿姆拉尼说道，“因为她们的自尊心较强，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单身。再也没有人生养14个孩子了。”他走向自己的帐篷，去那里享用茶和杏仁甜饼。他的妻子也是老师，两人生有一个儿子，很快就要放学回家了。
——————
在离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提出。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使中东这一白热化的焦点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里，人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激情，都不想只停留在人口统计学范畴。我们应该还记得，在《创世纪》那个时期，这里当时只有区区几千人，不同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珍贵的水井，就已经爆发过一场又一场战争。
第四个问题
如果地球可持续发展能够承载的人口少于我们正在迈进的100亿，或者甚至少于我们已经达到的70亿，那么该设计一种怎样的经济，能够在减少人口的同时，保证结构稳定，即一种不依赖于人口持续增长而仍然能够繁荣的经济？
[1] 马尔萨斯式的（Malthusian），产生于18世纪，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命名。他的著作认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否则，贫穷将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命运。——译者注
[2] 《创世纪》中记载，上帝为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儿子雅各（Jacob）取名为以色列，即希伯来人的祖先。——译者注
[3] 西方学术界认定的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旧约》的写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440年～前400年。《新约》的写作时代大约是公元40年～90年。
[4] 活动房屋是一种以轻钢为骨架，以夹芯板为围护材料，以标准模数系列进行空间组合，构件采用螺栓连接，全新概念的环保经济型活动房屋。
[5] 犹大山地（Judean Mountains）从西奈半岛旱漠地区急速隆起，海拔高达九百多米。其山脊成为一条分界线，分开了西部斜向地中海的可耕之地和朝东向着死海急速下降之干燥旱漠。在这个区域內，主要的城市有希伯伦、伯利恒和耶路撒冷。——译者注
[6] 又名番木鳖碱，系热带植物番木鳖种子中的主要生物碱，剧毒。——译者注
[7] 马萨达山被学界认定为以色列王国破灭、犹太人长期流放的标志和起点。1947年至1956年间，马萨达南麓相继发现了库姆兰穴居遗址和举世闻名的《死海文书》，或称《死海古卷》。古卷的出土被视作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人们认为，这些文书是希伯来圣经最为久远的古代抄本，在第二圣殿时期由一群奉行沙漠苦修、反对耶路撒冷享乐主义的犹太异教徒藏匿。——译者注
[8] 《耶利米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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