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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古往今来，所有的成功者，他们的人生和他们所激赏的人生，不外是：有志者，事竟成。
励志并非粘贴在生命上的标签，而是融汇于人生中一点一滴的气蕴，最后成长为人的格调和气质，成就人生的梦想。无论从是哪一行，有志不论年少，无志枉活百岁。
这套《传世励志经典》共收辑了100部图书，包括传记、文集、选辑。我们想为励志者提供心灵的营养，有如心灵鸡汤那样鲜美；有如粗茶淡饭却为生命所需。无论直接或间接，我们定会从先贤们的追求和感悟中收获一份惊喜。
斯蒂芬茨威格于1881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母亲则来自一个意大利犹太金融世家。在父母的影响下，茨威格从小就喜爱文学艺术，中学时期就发表过诗歌作品，从此便走向文学创作道路。1900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史，并曾短期转入柏林大学。茨威格是一名勤奋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地阅读和写作，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
茨威格的作品从诗歌开始，他在大学期间就发表了《银弦集》和《早年的花环》这两部诗集，但让他声名远扬的则是他的小说和传记文学。茨威格的小说尤以中短篇为佳，著名的有《心灵的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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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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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雕刻者——茨威格》一书，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平时顺畅的语调，温和地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时间、大众心态及生活轶事，记录了当时欧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现实，同时穿插了作者的心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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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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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童年
昔日的胜景001
文明的堕落003
我的犹太双亲004
崇尚的美德006
文化圣地——维也纳007
维也纳的犹太人010
祥云背后的阴霾013
第二章十九世纪的学校
囚笼似的学校017
压抑个性的追求018
“教条”之外的热情021
霍夫曼斯塔尔025
文学上的“早熟”028
新时代的到来030
第三章情窦初开
被扭曲的性观念033
饱尝性压抑的女性036
黑暗中的性事039
爱情新风尚044
第四章大学生活
大学的“特权”046
048专业的选择
049初涉文学
054柏林之旅
058挚友维尔哈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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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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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十九世纪的学校
那个时代，有钱人家都会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有光明的前途，他们请来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孩子礼仪、各类语言及音乐知识。所以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被送进了中学。在那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时代，进大学才能实现个人价值。所以那些上流社会家庭希望自己的儿子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但每个进入大学的学子心里都明白，这条路是漫长而又枯燥的。
直到今天，我还模糊地记得在我七岁时学会的一首简单的小歌，它的乐曲还能在我的耳边萦绕，但歌词却记不清楚了。这便是我对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很无趣，学校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它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对毫无价值的科学知识的批判。我们所学的东西同现实及我们的个人兴趣毫无关系。摒弃了为了生活而学习的理念，学习因此变成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形枷锁。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学校本质上的错误，错在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定制出来的教学计划上。因为教学方法的死板，我们的课堂只剩下枯燥乏味和死气沉沉。
这种缺乏个性、枯燥乏味、让人没有生活目标的生活让我们苦不堪言。更可气的是学完规定的课程以后我们必须接受考试，而所谓的考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学什么。在心里，我们极度渴望那些想学的东西。至于我们当年的梦想，则全部被掩埋在了那栋造价低廉、死气沉沉的建筑里。
囚笼似的学校
我们学校建于五十年前，由于造价低廉，修建时间仓促，整个建筑看起来不像一个教书育人的学校，更像是一个随意拼凑的质量低劣的监狱。这里的走廊阴冷的出奇，墙面也粉刷的糟糕透顶，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处让人赏心悦目，厕所里冲天的臭气整幢楼都能闻得到。为了节省开支，学校使用一些旅店里淘汰了的旧家具，这些被无数人使用过的家具以后还会被无数人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房子里的那种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所特有的令人作呕的霉味让我难以忘怀，这种味道被称为“国库”味。它先充斥着我们的衣服，再侵染我们的心灵。教室里，学生们像犯人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低矮的足以使人变成佝偻的板凳上，直到把骨头都坐疼。到了冬天，蓝幽幽的煤气灯微弱地照在我们的课本上；到了夏天，为了不让学生对着窗外遐想开小差，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准备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那时学校还没有意识到空气和活动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多么重要，他们以为学生在硬板凳上坐四五个小时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待十分钟就能休息过来。
一星期中我们会有两次被带去体操房，毫无目的地在那里的木板上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紧闭着，我们每踏一步尘土都会扬起一米多高。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建筑时，心里没有回忆往事的温情，有的只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总算逃出了那幢昏暗难挨的牢房了。后来那所显赫的学校五十周年校庆时邀我作为代表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辞，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感激那所学校，说出任何一句感激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学校那种令人极度沮丧的生活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的老师。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伙伴；他们只是一帮可怜虫而已。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的束缚下，他们跟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和我们一样，当听到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对我们他们既没有恨也没有爱，这是他们与我们的隔阂所造成的。过了好几年，我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人的名字才能被他们记住。在教学方法上面，他们只是会批改出我们在作业上犯了多少错，别无所长。他们高高地端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问问题，我们回答，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在师生之间，在讲台和桌椅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的堡垒，它阻碍着我们的交流。按道理说，一个教员理应对学生的特殊个性有所了解，有责任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事都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私人谈话会使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
压抑个性的追求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少部分人的成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人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这样的学校生活压抑了我们的志趣。但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青少年态度冷淡的教育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奥地利是一个由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年迈的大臣管理着的古老的国家，它缺乏雄心壮志，只想保住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因此它追求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它不喜欢激烈的社会变革。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地进行激烈迅速的变革，他们也就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被尽可能地长时间排除在外或者压制下去，国家因此根本就没打算让学生过得愉快。那时，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仍像孩子一样地被对待，如果他当场被抓住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上课时想要上厕所，就必须毕恭毕敬地先举手。那时，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会被当成是一只雏鸟，即使到了四十岁还是被认为无法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城的人都被震惊了：如此年轻的人能负责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当时对年轻人的不信任感遍及所有阶层，于是年轻人的升迁处处受到阻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上了年龄的人更愿意别人把自己往年轻看，越年轻越好。那个时代，想要有成就就得想尽办法把自己往老里打扮。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五六岁的医生都蓄起大胡须带上金边眼镜，这样做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书包，而喜欢背公文包上课，为的是不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中学生。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令人羡慕的素质，都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充分利用学校。学校首先就要教育我们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满足，100%地接受老师的所有看法，完全顺从家长的意愿。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让青年人太舒服。青年人在享受某些权力之前，先要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时刻铭记于心：我们一生中尚未做出丝毫的贡献，我们对我们所拥有和被给予的一切应该永存感激之情，我们没有提问题或要求什么的权利。
那个时代，从一个人的孩提时候起他就开始领教吓唬人的蠢办法了。女仆和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吓唬孩子如果他们不听话就要去叫“警察”。上了中学以后，如果某一门考了一个不好的分数，我们就会受到恫吓，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就要送我们去学手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里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学手艺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但是当求知欲旺盛的我们向成年人询问重大的时代问题时，一般都会被无理地训斥。家长、学校和国家机关，都如出一辙地使用这种吓人的伎俩，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呢，还什么也不懂，应该毕恭毕敬地听别人说话，没有插嘴和反驳的资格。正因为这样，学校的教员便高高地坐在教坛上，像一尊一动不动的泥菩萨。根据那个时代的想法，学校绝非是要把我们培育成为有丰富内心的人；学校真正的使命是阻止我们向前，要我们百依百顺地去适应这个社会的结构与法则。
面对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青年们要么从此变得麻木不仁，要么激勇奋进。殊不知，这种极度荒唐的教育方法会让很多人产生自卑情绪，关于这一负面影响，我们查阅那些精神分析学家的文献就清楚了。而我个人是这种教育影响下的另外一种典型。高压之下，我没有变得自卑，反而很早就显露出了对自由的酷爱；另一方面，我对一切权威，一切“教训口吻”深恶痛绝。多少年来，对权威的反感几乎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如何产生的了。
十四五岁前，我们还认为学校的生活相当不错。我们私下拿教员打趣，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学习每一门课。慢慢地，我们开始越来越恐惧和厌恶学校。不知不觉地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在进入中学前四年所学习的知识已经超过了中学所学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在中学没有什么新内容可学，甚至我们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比教员们懂得还多。我们从课堂已经听不到什么新内容或者有价值的东西，课外探索让人无限憧憬。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学、音乐的浓厚兴趣，接着有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同学。
“教条”之外的热情
青年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热情可以相互感染，就像荨麻疹会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一样。如果班上有一个集邮爱好者，那么立刻就会有十几个人加入其中；如果有几个人对舞蹈痴迷，马上就会有其他人跟风。我偶然进了一个对艺术产生狂热兴趣的班级，这种氛围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方向。在维也纳对艺术产生热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维也纳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在这儿你随处可以听到成年人讨论歌剧艺术；著名演员的画像被陈列在证券交易等人口集聚的场所……与打牌和交女友相反，艺术戏剧和文学是一种高雅的“嗜好”，这种热情不会遭到家长的反对。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能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很大的荣耀。如果有人没去，那么他在同学们面前便抬不起头。每一场大型首演前的那个下午，23的学生就会神秘地病倒，因为下午三点是我们能买到站票的唯一机会。正因为老师对我们漠不关心，他们从没发现藏在我们的拉丁文语法书封皮里的里尔克的诗。我们每天都会想出好点子来打发无聊的上课时间。当我们的老师在讲台上念老掉牙的理论时，我们在课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下午，我们混着去听大学生的课，参观艺术展览会，去解剖室看尸体解剖，偷偷溜进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去旧书店翻阅古书，浏览店里的陈列品。我们花时间最多的还是看书，我们看所有能到手的书，看完后再交换阅读。
在维也纳，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场所一直都是咖啡馆。维也纳的咖啡馆与其他地方的咖啡馆不同，维也纳的咖啡馆像是一个民主俱乐部，每位顾客只需买一杯咖啡便可以在这里消磨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在这里讨论、写作、玩耍、阅读邮件，你也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各种报刊。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不仅提供维也纳的所有报纸，它还提供法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以及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新观察》、《创作室》、《柏林顿杂志》。在咖啡馆我们总能及时了解第一手信息，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每一场演出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每天都要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一起讨论时局，一起了解世界动态。幼稚的我们总爱炫耀自己，竭尽全力地通过获取“最新动态”来把别人比下去。在我们看来，不能掌握最新动态就是一种自我贬低。因此，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发掘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事情上。
有好几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们在各种场合，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不再讨论其他话题。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登台谁写了什么书，谁发表了什么文章，我们都了如指掌。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时，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要激动好长时间。我们趁着演员排练的时候溜到他们身边了解剧情和演员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师那里去理发，为的是探听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如果碰巧某个低年级的学生是歌剧院某灯光师的外甥，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学生便会通过他到舞台上去看排练。对我们来说，演员的声望及所具有的威力是无穷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
直到今天，我依然惊讶，凭借对文学的一腔热情我们了解了多少事啊！一次次的讨论和分析早就磨砺了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文艺鉴赏能力！十七岁时我就读过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诗集，其中的名篇我倒背如流。那些十年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熟读过。以后的岁月，我再有没有像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那样勤奋地读过书。
年轻人总能满怀热忱地发现自己想要读的诗，并从中发现自己。新风尚风靡奥地利以前，我们就洞察到了风向，因为青年人对身边的变化就如同动物一样敏感，所以我们比老师们更早地预见旧世纪结束后某些艺术见解也会随之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说一场价值观念的改变正在悄无声息地行进。我们父辈那一代的大师，诸如文学界的泰斗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精英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哲学界等诸多了不起的代表性人物，已经被那个太平世界同化了。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有很高的造诣，却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他们那种冷静、缓慢的节奏和我的时代不合拍。德意志年青一代的天才赫尔曼·巴尔就住在维也纳，他努力地为即将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他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等画家的作品，向世人介绍了这些震惊世人的新学派。音乐方面，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文学方面，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哲学方面，尼采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建筑方面，大胆、自由的实用建筑取代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建筑。曾经让人舒服的旧秩序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和质疑。资产阶级正统报纸批评这种变化为大胆的冒失实验，试图用颓废堕落或者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制这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这些年轻人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股激流当中，为新艺术改革做出我们的努力。
我们对新艺术如此痴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我们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艺术家只有等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平淡无味的兴趣之后，才能收获荣誉。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被灌输了值得尊敬的男士形象，他们举止文雅，风度翩翩，表情严肃；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胡须；他们永远保持着一种沉思状，摆出着一副“尊贵的”的姿态，俨然一副红衣主教和枢密顾问的架势。像维尔布兰特、埃贝斯、达恩、保尔·海泽、伦巴赫这些人都是受人追捧的宠儿，如今他们都已销声匿迹。新兴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那么年轻。盖哈尔特·霍普特曼三十岁就统治了德语戏剧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文学声誉和一些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这个城市，突然出现了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对艺术精心加工，使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让我们如痴如狂的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是完美诗人的化身，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青年人的崇高志向。
霍夫曼斯塔尔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是早熟的艺术家，直到今天他的天才本领都为人们所称颂。在文学界，除济慈和兰波以外，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年纪轻轻就将语言驾驭得得心应手，十六七岁时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就算是他即兴创作的诗篇，也都妙不可言。他的辉煌成就被载入了德语发展的史册。因此，他的出现，是一种惊喜、一种意外!
赫尔曼·巴尔经常向我讲述他第一次读霍夫曼斯塔尔的文章时惊讶的情形。一天他收到一篇署名为“洛里斯”的投稿，这篇文章言辞典雅，意蕴丰富，富有想象。他很好奇“洛里斯”是谁，在他看来，这位“洛里斯”一定是一位隐居多年的神秘老人，只有这样的老人才能把语言炼化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巴尔立刻给这位未谋面的天才写了一封信，约他在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见面。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来赴约的竟然是一个着童装、颀长身材、还没有留胡须的中学生。他走到巴尔的桌旁，鞠了个躬：“我是霍夫曼斯塔尔，‘洛里斯’是我的笔名！”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巴尔都感慨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和远见。
阿图尔·施尼茨勒也向我讲过类似的故事。那时他是“青年维也纳”的领袖，经常有一群比他更年轻的青年人来向他请教。有一次，一位高个子的年轻高中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这位中学生想朗诵一出诗剧给他听，施尼茨勒高兴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一开始他并没有对这个学生抱很大的希望，他猜这个中学生的诗剧要么以伤感主义为主线、要么以浪漫主义为主线、要么就是不成熟的古典主义。这个中学生就是霍夫曼斯塔尔，那天他穿着简单的童装来了。刚开始，他显得有点儿紧张局促，很快施尼茨勒和他的朋友们被这个孩子的诗作吸引住了。他的诗内涵丰富，语言完美、形象，音律如同音乐般美妙动听，这对一个整天待在象牙塔的初中生来说太难能可贵了。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他的诗后，大家还若有所思，意犹未尽。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奇才。
后来他的作品越来越完美。继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他又发表了气势壮观的《提香之死》的片段，接着便是诗歌创作。直到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他的那些诗。后来他又写短剧和散文，数十页的稿纸记录着他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艺术见解和对世界的展望。总而言之，这个学生所有的作品都如同宝石般地焕发出炽热的光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恰到好处，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指引着他。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情景。当时我十六岁，我和同学从报纸上一则不起眼的讯息了解到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那个狭小的讲堂只能容纳一百三四十个人，为了能有一个座位，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出发了。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突然一个瘦高个儿快步走上讲台，开始演讲。霍夫曼斯塔尔轮廓分明，皮肤黝黑，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刚开始演讲时，他那漆黑、柔和的双眸透露出了焦虑不安的神情，但没过多久他就放松了，他越讲越自然，思路也越来越开阔。起初，我还为他的声音不悦耳而烦恼，很快我就被他的演讲内容所吸引，忘了他的嗓音问题了。他演讲时没有稿子也没有提纲，但他所讲的每一句都那样的完美准确。他常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反命题，紧接着用出人意料的措辞来加以解答，这样观众就会觉得他所讲的只是从他渊博知识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而已。
除了凯泽林和瓦莱里，没有人的谈话能力可以达到霍夫曼斯塔尔的水平。在他灵感勃发的时候，他以前所接触过的一切都会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他用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观点鲜明突出，带着一种振奋人心、捉摸不透的气息。
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达到了巅峰，以后再也没有超越这一段时期。尽管我很欣赏他后期的作品，但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日益束缚于现实剧和时代的需要，太过功利，失去了他早年诗歌的灵性和稚嫩，也失去了对我们这群好挑剔的年轻人的吸引。
巴尔扎克曾经描述过拿破仑是怎样让整整一代法国人激动不已的：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生在王公贵族家，就算他出生于贫困的家庭，也有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成为叱咤风云的将军，三十岁的时候成为统治整个法国的元首。拿破仑的个人成就鼓舞了整整一代年轻。他们以拿破仑为偶像，头脑发热、野心勃勃地离开了自己卑微的职业来到巴黎准备成就一番伟业。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是我们奥地利年轻人的前进动力。我不指望我们中间还能出现第二个霍夫曼斯塔尔，但是只要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多一份精神力量。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霍夫曼斯塔尔也出生于犹太市民阶层，接受了同样令人窒息的教育。不同的是霍夫曼斯塔尔在我们还坐在学校那该死的板凳上受煎熬的时候，就已经努力地跳开这个狭隘的小圈子，进入开阔的大境界。他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并且开始享有盛誉。通过霍夫曼斯塔尔，我们明白了即使身处牢笼般的学校氛围，我们还是能够创作出富有诗意的作品。
霍夫曼斯塔尔的天才表现让我们惊叹，而里克尔的例子却让我们感到安慰。因为在我们看来，霍夫曼斯塔尔是绝世仅有的奇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里尔克则不同，他天资并不聪颖，但这位诗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直到二十几岁才得到我们的认可。里尔克的例子教导我们，普通人只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同样也能成功。
文学上的“早熟”
那时，几乎所有的青年人很早便开始尝试写作或者玩自己喜欢的乐器。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热情是狂热的，倘若他们爱好戏剧，他们就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做主角儿登台演出。在我们班，每个人都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某种天赋，并且学着去施展它。想成为演员的同学模仿城堡剧院演员的腔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练习台词。有时候他们偷偷地跑去听表演课，有时候他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做一些即兴表演。一些素养良好的音乐爱好者常常带着其他同学了解新音乐。我们班上的小画家——一个著名画家的儿子，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帮我们画各种图画。班上人数最多的还数文学爱好者，我们聚在一起仔细斟酌每一个句子，讨论评价每一本新看的书。很快我们的作品开始被主要杂志刊载。回首往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霍夫曼斯塔尔对我们的激励是分不开的。他引导我们向我们所喜欢的方向努力。由于我们对文学的满腔热情，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在文学评论和表达能力方面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专业评论家。
对于我们在文学上的早熟，有人会误以为我们是一帮特殊的神童。事实并非如此，在维也纳好多其他中学，学生也表现出对文学极度的狂热和早熟。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是由维也纳特别有利的环境造成的。维也纳是艺术的沃土，而我们所处时代的非政治性有利于新思想和新文学形式在世纪之交出现。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我们当然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汲取一切新知识和新营养。
年轻人在青春期的时候总会萌发一些情愫或经历心灵的震颤，这是青春的表现。我的几个同学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初露锋芒后便做了平淡无奇的律师和官员。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这种热情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今天我仍然感谢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当年我们热烈的讨论、毫不吝啬的表扬或是尖刻的批评，都使我受益匪浅，使我的文学素养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然而，对艺术的疯狂消耗了我们的精力，牺牲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应有的兴趣和爱好。当年，我们把看书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留给睡眠的时间却很少。我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到深夜一两点还在看我钟爱的书。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夜已深，我还是会习惯性地再看一两个小时的书才去睡觉。由于缺乏睡眠我们个个看上去面黄肌瘦，像蔫了的茄子一样没有生气。我们把所有的零用钱和时间都花在看戏或看书上面。对于体育活动，我们一直持轻视态度，唯一例外的就是下棋，因为下棋能让我们开动脑筋。从我十三岁开始对文学着迷后，我就不再从事我以前热衷的一切体育项目，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看书上。所以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网球。直到现在，我仍不会骑自行车、开汽车。
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有诗人的潜质，但我们平时很少关心周围大自然的变化。在我前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都没有为那些美好的事物驻足过。当最美的夏季来临的时候，我们整天待在咖啡馆里读报刊和杂志。后来我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改进我身体的笨拙，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张的生活模式。但是，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肌体上的缺乏锻炼是可以弥补的，而智力上的飞跃却不可耽误，它只能在特定的阶段加以开发。
新时代的到来
因为太年轻，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学领域的变化预示着更深层、更广范围的社会变革，将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进行。在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几十年。现在，广大群众对他们已经丧失了耐心，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斗争。
之前，选举权赋予了人口占少数的有产者。这些资产阶级挑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国会里面的发言人。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追求，这些资产阶级相信只要有了宽容和理性，世界必定会进步不少。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步的改革来促进全民的福利。他们忘了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大城市里的小部分富裕人。这期间，机器生产将分散的无产阶级工人集中到了工业中来。在维也纳，一位名叫维克托·阿德勒的博士领导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为宗旨。无产阶级要求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当这种平等选举权获准实行，人们立刻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斗争开始了。
我清晰地记得对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势力，要求宣布五月一日是所有劳动人民的日子并准备到普拉特绿化区游行。听到工人们的这一要求，自由派市民惊呆了，因为游行的队伍要经过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而那条美丽的林荫大道平时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才有资格走。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同血腥和暴力相联系的。刚开始大家以为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肯定会干出一些惨无人道、奸淫掳掠之类的坏事。全城人心惶惶，所有的警力都调集到大街上。我记得，那天父母严厉禁止我们上街，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的队伍，安静地进入了普拉特地区。他们在衣服扣眼里插一朵红色的丁香花——党的标记，一边走一边响亮地唱着国际歌。没有任何暴行，警察和士兵最后都友好地笑了。无产阶级和平友好的态度无可指摘，最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让步并妥协了。
这种红色丁香花作为党徽出现不久，基督社会党以白色的丁香花作为他们的党徽。基督社会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机器生产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才同无产阶级走到一起。这个忧心忡忡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的第一批广大群众。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从奥地利维也纳的卡尔·卢埃格尔那儿学会了如何利用反犹主义的口号。卡尔受过优良的教育，文采和口才极佳。他生活俭朴，秉公处事，政绩无可指责，但是这么个完美的人却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贵族的仇恨。
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德意志民主党的标志。这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它的目标就是用暴力瓦解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的领导下的德意志国家。舍纳雷尔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为他效力。这些大学生利用自己的豁免权，到处搞殴打恐怖活动。由于奥地利的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能进入校园。所以警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无法无天地闹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从楼梯口抬到街上，然后再找人把他们抬走。当时的奥地利德意志民主党虽然人数极少，但很有手段，每次他们想要实施什么意图，他们会先让那些流氓大学生们替他们打头阵。那个时候人们既憎恶骚动又害怕恐怖的流血事件，所以没人敢伸张正义。
奥地利政府在德意志民族党的各种暴行前退缩了，总理下台，语言法被撤销。德意志民族党用野蛮暴力抗衡政治的阴谋第一次得逞，奥地利的内战悄然拉开序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沉醉在自己的文学美梦中，对于祖国面临的困境浑然不觉。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直到几十年后，我们的太平世界轰然倒塌，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之前的那个世界了。
第三章情窦初开
被扭曲的性观念
对我们所有男生来说，八年中学生活使我们从一个淘气十足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年轻小伙子。我们不再是那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了，青春期的成熟让我们渐渐发觉“性”这个似乎不文雅的概念，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跟性成熟做斗争。因为在那个时候，性概念是不被允许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否则你将被视为低俗、下流、无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性成熟促进了我们思想的成熟，使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方法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社会中诚实、正义的人愿意去遵守某些习俗，我们这群年轻人亦是如此；如果园丁或父母身上有任何虚伪行为，我们都会以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去审视、质疑。青春期的我们变得尖锐了。
在性这件事儿上，我们曾经极度信任的家庭或社会让我们失望至极。家长们对待“性”一直采取回避态度，我们做儿女或学生的也不得不遵循他们鬼鬼祟祟的规矩。三四十年前的人们羞于谈及性爱这类话题，因为在光天化日下谈论性会被认为是极其低俗的。性爱还被认为是引起骚乱的重要因素，性爱只能发生于夫妻之间，其他的性爱都有悖于资产阶级的“正派作风”。然而性又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所以他们又默许年轻人以低调的方式满足性欲，言外之意就是年轻人可以偷偷摸摸泄欲。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公共场合，人们绝对不能谈论性。
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观点，你越是有意识地压抑性欲，性欲反而更强烈。19世纪的人们幼稚地以为只要他们不在年轻人面前提及性爱，年轻的性意识就不会强烈。整个社会铸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学校、牧师、书籍等都对性闭口不提。以探索和发现为己任的科学也有意不参与这种“不光彩的学说”的探讨研究。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当时各个方面的书籍，我们会发现这些书对性都采取了绕道而行的办法。当时的美学观念比较狭隘，性根本不能列入美学范畴。神经科的医生们清楚地知道某些病症的根源在于性，但是因为害羞的缘故，他们从不会说出真相。性爱也成了文学描写中的禁地，因此，想要看到真实反映19世纪城市青年性爱困惑的故事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些作家想追逐写实主义风格，他也会把性修饰一番，把卖淫女装扮成“茶花女”。从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等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尽是一些加工、掩饰过的故事，这也不能怪他们，迫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他们不可能毫不顾忌地真实地展现性！这个时代的气氛这样压抑，现实主义巨著《包法利夫人》,被当成淫书而公开禁止,左拉的小说已经比较保守了，但仍逃脱不了被视为色情文学的命运。
社会风气跟心理学背道而驰，它无视人性、无视人的本能需求。我们正是在这令人窒息而又香水味十足的畸形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个时代人们的服饰和着装也可以让我们对他的社会风尚有所了解。看到电影院银幕上出现1900年的人们的穿着时，现代观众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嘲笑他们着装的古怪和烦琐。我自己也曾见过母亲和姑姑穿着古怪的长及脚踝的晚礼服，觉得那一代人都顺从了那样的穿着真不可思议！当时男子流行的穿戴也很滑稽，坚硬、笔直的高领，燕尾很长的黑礼服及烟筒似的大礼帽。三十年前，几乎每一个欧洲妇女都长发及腰，她们一层一层地像洋葱皮似的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直到女人气息全被掩盖。我记得一位女士的打扮让我忍俊不禁！她的头发每日都被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上面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坠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脖子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下身又穿着一件像水桶似的长裙，双脚也被裹得严严实实。这样的打扮既烦琐又费劲，没别人的帮忙是不行的。其实，这种着装风尚是为那个时代的道德倾向效劳的——一种过分隐藏人们性欲和性爱的道德倾向。
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社会风尚产生了消极影响。你把魔鬼拒之门外，它不会就此罢休，它往往会从烟筒里爬进来，性爱亦是如此。今天的我们对待性爱的态度宽松多了，如果一个人非要把真实身材隐藏起来，我们会感到非常不自在，这也并不是什么美德，恰恰相反，这种隐匿突出了异性的存在。如果一个男子体格健壮、脸上没蓄胡子，女子体态丰满、身材修长，我们可以说他们是郎才女貌，很是般配。可是在之前的那个时代，为了体现“男性美”和“成熟稳重”，男士们都蓄着长胡须。而女性不得不用紧胸衣紧紧束住胸前的那两座山峰，男性和女性之间时刻得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要不然就有悖于当时的社会传统。此外，在举止礼仪方面，当时的社会强调男性的坚强、豪爽的骑士风度，而女性得保持柔弱和腼腆。
饱尝性压抑的女性
仪表和举止方面的差异非但没有减轻男女之间的吸引力，当时的社会对性的压抑反而使男女的性意识更强烈。为了避免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及穿着方面出现伤风败俗之事，人们始终与不道德的勾当做斗争，如此一来，饱受压抑的他们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那个时代来看，“正派作风”始终处于岌岌可危之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可能伤风败俗。如果当时女子运动时只穿一条短裤，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就是犯罪行为。女性是不能直接提及“裤子”这个词的，如果非要说的话，她必须找一个暗语“下装”或者“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
现在看来，几个地位相当的异性朋友一块儿郊游是很自然的事儿，在当时却是不被许可的。长辈们就担心性爱这种事儿会在男女们一块儿郊游的时候发生。如果非要郊游的话，男女们必须在家长或家庭女教师等监督人寸步不离地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就算是自然要素，比如空气、水、阳光，也不能直接触及女性的肌肤。夏天再热，女性也不能露出臂膀或双脚，否则将被视为骇人听闻的大事儿。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海，妇女绝不能随心所欲地玩耍，只能拖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蹒跚地沿着海滩走走。为了忘却自己的肉体，避免性欲的产生，寄宿学校和修道院要求女性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老太太去世时，她可以自豪地说：“除了接生婆、丈夫以外，再没有人碰过我的躯体。”从社会最高层到底层，人们都默默遵守着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没有人敢逾越雷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滑稽可笑！19、20世纪之交是社会风尚的变革期：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马时，路边的农民们义愤填膺地向她们丢石头；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也纳报纸曾连篇累牍地讨论那个“伤风败俗”的革新，皇家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用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跳芭蕾舞时，维也纳人震惊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当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也做见不得人的勾当时，我们觉得这些人不过是一群可笑的伪君子！当不少中学生目睹了自己曾经敬仰的老师在背地里干些有伤风化的勾当，听到家长们谈论周围的某些人干了不光彩的事，我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难以忍受本能的驱使，于是我们在大城市的某些角落里寻找发泄渠道。
几乎所有的厕所都被涂满了下流字画，游泳的地方用于隔开男女洗澡的木板上被挖了好多洞。一些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的行当在那会儿还是很盛行，比如裸体照片和淫秽书籍。那时所有的饭馆都给青年兜售裸照。色情出版社也偷偷地出版纸张质量很差的色情书籍，尽管粗制滥造，销路却异常火爆。当时的社会不给青少年任何性启蒙，社会风尚也不允许异性单独相处，而现在的青年们却享受高度的恋爱自由，只要你们的举止不过头，没人会插手你的情事。一定程度上说那一代人很好色。你越是不给人们某种东西，他们越是好奇心十足，越是想探个究竟。耳闻目睹得越少，梦中梦见得越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自然因素越少，例如阳光、空气，性欲积累得就越多。这是基本常识，可是前人对此却不闻不问。总而言之，强加在青年身上的那种道德压力并没有改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从性欲萌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对它的白眼，所谓的社会风尚夺走了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那时的社会道德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方面，它在公开场合谴责人们谈论性，竭尽全力地压抑人们的性欲；另一方面，它允许人们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发泄性欲，并且为青年提供发泄性欲的阴暗角落。社会道德在性方面对男女要求不同。在它眼里有活力的男性可以有性欲和性冲动；而对于女性，它却苛刻地要求女性贞洁，丝毫不管女性也有性欲和性冲动的事实。在前弗洛伊德时代，女人在结婚之前不能有任何肉体要求，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从出生到走上婚礼殿堂之前，一个出身高贵家庭的姑娘必须是“纯洁的”。为了保持她们的贞洁，家庭绝不允许她们在户外独处片刻，就算是上学或是舞蹈课，这些姑娘也都是有专人接送的。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严格检查，淫秽色情书籍不会出现在她们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她们打消产生性欲的念头，出身高贵的姑娘不能对男性身体结构有任何了解。当她们问及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时，必然会被批评一番。她们最后确实被教育成一群有教养、有文化的姑娘，可是她们对性知识却一无所知，“受过良好教育”成了对生活一无所知的同义词。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无法想象，而这样的例子却不胜枚举。这种可笑至极的事曾经发生在我的姨妈身上，她在新婚之夜跑回父母的公寓，哭喊着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败类，因为她丈夫想要名正言顺地脱下她的裤子。正因为姨妈对性一无所知所以也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来姨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摆脱自己的无知，适应了婚姻生活。
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要把一个姑娘的端庄、贞洁作为它的理想标准，想方设法地把她们往这个方向培养。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女孩子们确实富有教养、文气十足，可对于性却一无所知。这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一部分女性成了牺牲品，她们婚后得顺从自己的丈夫。可是有些姑娘到了三十岁仍孑然一身，这是多么可悲啊！为了维护家庭尊严、遵守社会风尚，她却要始终保持与年龄不相符的性盲状态，更可悲的是她们虽然做出了巨大牺牲，日后却要受到社会、报纸等的冷嘲热讽。当时的幽默刊物经常对老处女冷嘲热讽，说她们由于精神失常，不知道掩饰自己的性爱需求，这样一来她们就嫁不出去，变成了老处女。
当时的资产阶级风尚不允许未婚女子有任何同性欲相关的举动，否则她将被视为“伤风败俗”而被逐出家族，但它却承认男性性冲动的存在，允许男性在社会道德的大墙之外偷偷完成这些事。20世纪的最后几年，有些比较开明的家长给已经性成熟的男性比较及时的性引导，家长把家庭医生请来，由这些医生负责他们的性启蒙教育。医生给男性成员讲述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劝诫他们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染上性病或躲避不必要的麻烦。事实上他们的这些讲述有些多余，因为青年们已经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了；有些家长采取了更激进的方法，他们直接聘请漂亮姑娘上门，为男性成员提供现场性教育。这样的做法一举两得：一方面，男性成员切身参与到性行为当中，掌握了一些很实用的理论常识；另一方面，在家里做这些事，表面上可以保持礼仪，保护青年不落入“骗子”之手。然而社会却一直唾弃这样的启蒙方法。
黑暗中的性事
对资产阶级的青年来说，泄欲途径还是比较少，下层社会的青年泄欲途径相对多一些。在较为贫困的农村，一个十几岁的男性长工能和侍女发生关系，当女性怀孕以后，所有事儿都名正言顺了；在阿尔卑斯山村里，未婚同居所生孩子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结婚所生孩子的比例；加利犹太小伙在十七岁时就可以娶妻成亲，四十岁左右当爷爷。资产阶级社会对早婚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成熟、不负责的表现，他们绝不会把女儿交给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对他们来说年轻男子只有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生理上的成熟根本不能和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成熟相提并论。而在二十五岁前，一个正常男性不太可能获取什么社会地位，在这段时间里，生理成熟的年轻男性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不得不寻求他法的。
少数极其富有的年轻人会选择养一个“姘头”。这意味着他们得给姘头准备一套住宅，提供生活费用。很少有人会选择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这种“好事”只能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其他人基本上通过和女售货员或者饭店服务员厮混得到些许满足。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女性从小生活在窘困之中，衣着寒酸，工资很低，所以她们愿意选择一个比她各方面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性做性伴侣。由于性伴侣各方面的条件比她们更好一些，她们害怕自己相形见绌，于是避免跟男性伴侣在公开场合见面。社会风尚似乎考虑到这一点，给一对对所谓的情侣们提供了单间餐室，在那里性伴侣们可以尽情地用餐，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要是发生关系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去偏僻的小旅馆，这些旅馆专门服务于这样的“情侣”。所有这些幽会都必须速战速决，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也就毫无美感可言，仅仅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资产阶级社会黑暗面的拱顶之石就是卖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卖淫业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蔓延，街道，酒店、酒吧、舞厅，到处都有娼妓出入，妓女们像出售烟酒等商品一样出卖自己的肉体。一个男性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搞到一个妓女。现在的社会提倡爱情自由，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妓女变得多余。随着人们对娼妓需求量的减少，娼妓业自己也慢慢地衰退，在这个自然的转变过程，其间警察和法律并没有插手其中。
从社会道德的立场来讲，卖淫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谁也没有胆量公开承认一个女性有出卖肉体的权力；然而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卖淫不能被取缔，它至少可以缓解人们的生理需求。为了缓解这种矛盾状况，某些权威们试图把卖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的非法娼妓，另一类是取得国家营业执照的合法娼妓。如果一个娼妓征得警察的同意拥有营业执照，你可以在警方监督之下营业，条件是你得遵循每周去医院检查两次的规定，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价格出售身体。合法娼妓成了一种正式职业，国家把娼妓视为正式职员，而社会道德却不承认。这样一来娼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如果一个男性享用了娼妓的身体之后却拒绝付钱，娼妓根本不能控告对方，她们被视为法律上的弃民。这样的限制只适用于出身贫寒的妓女。一个芭蕾女演员卖身时不需要任何营业执照，她的身价比一般妓女要高出若干倍，那些跻身于社交界的女士身价更高，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的卖身价为几克朗一小时。国家为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这些“奢侈品”的女经纪人，并受法律庇护但是对“拉皮条”判以重刑。不公正的事只会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娼妓大军中，而妓女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爱情、腐朽不堪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为不同的种类：最早的妓女就像是要塞炮兵，她们“盘踞”在城市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例如资产阶级避免居住的刑场，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里居住的尽是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到了20世纪，那里还剩下几百名卖淫妇女招徕客人，她们分昼夜两班营生。在维也纳，流动性的娼妓被形象地称呼为“徘徊女郎”，她们就像骑兵或步兵似的走来走去找来客人，不过她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必须在警方划定的无形界线内活动。这群女性十分可怜，她们穿着廉价的冒牌时装，不分昼夜地徘徊在大街上，就算再疲惫她们也得向过往的客人卖弄风情。她们给男性无尽的快乐，自己却每天累得精疲力竭，像老鼠似的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最后过早地衰亡。自从这群忍饥挨饿、愁眉苦脸的妓女从大街上销声匿迹以后，我觉得城市比以前可爱多了。
妓女大军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生活富足的男性享受一种更为隐秘舒适的“爱情”生活：温馨的灯光，美妙的音乐，舒适豪华的摆设。为了迎合这些人的需求，妓院应运而生。妓院被形象地称为“沙龙”，里面摆着“豪华阔气”的冒牌货，成双成对的男女在钢琴曲的伴奏下吃喝玩乐。走进一些高级妓院，你仿佛觉得自己被邀请参加了一个贵妇人集会。高级妓院的娼妓们要比街头女郎漂亮，生活条件也比一般娼妓好很多。为了提高她们的身价、获得更多利益，老鸨们尽力装扮她们。尽管衣食无忧，高级娼妓并没有自由和好的前途，就算是最勤快、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一生欠老鸨们的债，无法离开这个所谓的“家”。
如果我们把几家高级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不只是普通有钱人出来偷腥，平时一本正经的人，例如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宫廷人物，都会偷偷地出入妓院。妓院的后门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这扇门少有人知，也不容易被人发现。为了挑逗异性，妓院里大大小小的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服饰，从修女长袍到芭蕾舞演员的服装，应有尽有。除此，她们还专门为性变态者准备了一些奇特的服饰。恰恰是这样一个允许妓院存在的城市，对骑自行车的年轻姑娘指手画脚，斥责她们的行为有损社会风尚；恰恰是这个要拼命维护女性贞洁的城市，却公开允许卖淫的存在，并且从中获取暴利。
对所有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时代，它强加给年轻人巨大的压力。年轻姑娘受到严格管教，与世隔绝的生活状况扭曲了她们的身心发展；年轻小伙子不能真正地享受爱情，为了满足本能欲望，他们只能求助于妓女或是行偷偷摸摸之事。毫无疑问的是，自由爱情是在青春期所应当享有的幸福与快乐。可是在那一代人中，年轻人很少自由恋爱，更不用说有什么可留恋之类的情事了！社会风尚给他们无形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墨守成规、小心谨慎，然而最可怕的莫过于染上性病！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跟今天的无法比，对于性病，当时的医疗条件基本束手无策。而四十年前的性病流行程度要比今天严重一百倍。当时的军方和大城市统计数字表明：至少有二成的青年死于性病。今天我们可以用保尔·埃里希的科学疗法短时间内治愈性病。那时，人们不光害怕性病，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那种愚蠢的治疗方法，你要是得了梅毒，你就要往身上涂水印，而且这是一个接连几个星期的工作，其副作用可想而知！这种疗法并不能祛除病根，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和可能性！我们常常听说某个年轻人得了梅毒之后就用枪自杀了。患者不能忍受自己得了绝症这个事实，为了不给家族带来伤害，除了自杀他们别无其他的办法。那种暗地里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的烦恼。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被怀孕的女友敲诈勒索；还有一个朋友得了性病却无钱治疗；第三个朋友不知道该不该为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四个朋友的钱包在妓院里被盗而束手无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那个伪道德时代，年青年们的生活比虚假的文学作品更具有戏剧性。就性爱而言，年轻人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和幸福可言。
爱情新风尚
当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谈及这些问题时，我经常让他们相信他们真的很幸运！尽管今天的青年得服兵役，但这是愚蠢的世界政治所致。从公民权利上来讲，我不否认我们这代人享有很多自由：我们可以不受约束地投身于自己爱好的艺术，我们不需要任何护照就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整个欧洲大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对一代人来说，两全其美的事是很少的。社会风尚给人自由，国家却要去束缚它，反之亦然。我们的生活的确很好，也见过很多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过得一点不差，他们的生活更丰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色彩斑斓的青春和甜蜜的爱情。今天的青年男女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没有一点儿害羞的意味。看到这样场景我感叹社会风尚的变化，也有点儿忌妒他们。当年我们要表达对女孩子的爱意时，我们得找个隐秘的地方，磨磨叽叽好半天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他们却直抒胸臆，不用顾虑什么！
对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自由恋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们不受任何人的监督，更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他们只需向自己的良心和责任负责。当年我们为了享受违禁之事必须偷偷摸摸的，如今这些事已成为他们公开的行为，成了他们权利的一部分。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属于他们的青春年华。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幸福在于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不用面对当年让我们困惑的精神压力，不用向任何人撒谎，坦然交流自己的爱情和性事。对于情事，这一代年轻人少了腼腆，多了开朗，少了含情脉脉，多了奔放自然。对待爱情和性爱，今天的青年不用战战兢兢、偷偷摸摸，他们充分享受让我们羡慕的自由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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