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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钱钟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如何以小点缀反映大背景,以小穿插说出大故事,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趣味所在。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这本来就是一场夺权的运动,弥漫全国的,就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的一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人性的尊严不但尽失,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但我们读《干校六记》,却读不到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和谴责,字里行间只是平和的语调,或顶多是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和婉转的讽刺。只是,在仔细咀嚼后,也许会尝出一点辛辣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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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 年11 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已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文革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
第三记是"学圃记闲"。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
第四记是"小趋记情"。"小趋"是一头黄色的小母狗,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钱钟书说,那狗也许"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杨绛则认为,"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人与狗的境况何其相似?
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三次冒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钟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钟书的宿舍门口,钱钟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杨绛这种"私奔",当中包含了多少情意?这种情意用平常的语调道出,也就更见深厚了。
第六记是"误传记妄"。一次钱钟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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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绛,原名杨季康,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本书记述了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历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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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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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一 下放记别
二 凿井记劳
三 学圃记闲
四 “小趋”记情
五 冒险记幸
六 误传记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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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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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拾东西。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精,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角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候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已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何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厂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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