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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简笔勾勒了几千年来道教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客观地解析道教存在的历史原因及伟大贡献，并预言道教在未来的价值。对于想一般了解道教史的读者，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
本版《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遵循南师嘱托，根据其最早的版本重新整理，尽量保持原貌，并订正部分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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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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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为八章，皆以道教发展史为中心。因欲说明道教学术之本原，故首先简述周、秦以前儒道等学并不分家之要点。其次，略述周末学术分家，神仙方伎与老、庄等道家思想混合，为汉末以来道教成长之原因。复次，引述魏、晋、南北朝以后至于现代道教之发展，及与道家不可或分之微妙关系。虽其内容本质，原为不一不异，但道家与道教学术思想之方向，毕竟有其严整之界限。唯因包罗牵涉太广，不能尽作详论，但择其大要，及其演变过程之一鳞片爪，俾读者籍此可以窥见概略，并以提供研究者知所入手，抑亦由此而了解秉中国文化创立之道教为何事而已。至于道教与道家学术内容，以及旁门左道等流派演变，有关于中国社会问题者，皆未及言。挂一漏万，有待他日专书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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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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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对国学钻研精深，体认深刻，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更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等等，对西方文化亦有深刻体认，在中西文化界均为人敬重，堪称“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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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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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道教学术思想的文化渊源
第一节 道教立教的过程
第二节 道教学术思想的渊源
第三节 道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仙方士
第二章 道教的建立
第一节 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道家
第三章 道教的成长
第一节 北魏时代道教的定型与道佛之争
第二节 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
第四章 道教的扩张
第一节 唐初开国与道教
第二节 新兴道教的吕纯阳
第五章 道教的演变
第一节 宋初儒道归元的华山隐士陈希夷
第二节 宋代的皇帝与道教
第三节 正统道教南宗的崛起
第六章 宋元时期新兴的道教
第一节 北宋道教全真道的建立
第二节 元代敕封天师道与其他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道教
第一节 明太祖与周颠
第二节 明成祖与武当山的张三丰
第三节 明世宗与陶仲文的前因后果
第四节 明末清初道家派别的分支
第五节 康熙雍正与道教
第八章 二十世纪的道教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道教的衰落
第二节 当代学人研究道教学术的活动
第三节 研究道教学术的人士
附录：
海内外道教士之统计
台湾省道教会章程
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道藏》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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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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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教的扩张
第一节唐初开国与道教
唐高祖的尊奉道教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虽然都建立在群众的信仰上，但它的发展，大都仰仗帝王政权的崇奉而取得优势。如果宗教也可以范围于命运之说，则道教的命运一至于唐初开国，实为鼎盛时期，此时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间信仰上，也足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从此稳定基础与展开后来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与老子是同宗的关系，诚为不可思议的史实。
史称：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六二〇年）五月，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一名龙角山，见白衣老父曰：“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尔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当政以后，便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从此唐代宗室宫廷，虽都信仰佛教，亦同时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时代，老、列、庄三子之书，便正式改名为道教的真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列子》称为《清虚经》，《庄子》称为《南华经》。道教之隆，前无其盛。然其宗教仪式与内容，自南北朝以来已受佛教影响，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设置，至唐代更为明显，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潜相仿效的常例。
玄宗虽随祖宗遗制，同时崇奉道、佛两教，且亲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从此开后来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规矩，同时也使宠擅专房的杨玉环贵妃皈依道教，号为“太真”，开后来唐室内廷宫嫔出为女道士的风气。故中唐之世，宫廷内外，朝野名流与女道士之间的风流绯闻，随处弥漫着文学境界的浪漫气息，例如女道士鱼玄机的公案，与诗人们赞咏怀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虽然成为正式的宗教，并与佛教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来，道、佛两教的争竞，其势仍未稍戢。当初唐之际，互争尤烈，如史称唐初三教之争云：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渊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道士刘进喜问沙门惠乘曰：“悉达释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证道果，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经佛经曰：求无上道。又曰：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以此验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于天竺，犹环海之比鳞洲；老君与佛先后三百余年，岂昭王时佛而求敬王时之道哉?”进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灵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经国之典，宗本周易，五运相生，二仪斯辟，妙万物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宁云别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无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谓道。’车胤曰：‘在己为德，及物为道’，岂有顶戴金冠，身披黄褐，鬓垂素发，手执玉璋，居大罗之上，独称大道，何其谬哉!”进喜无对。已而太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偏析其要。帝悦曰：“三人皆勍敌也。然德明一举辄蔽之，可谓贤矣。“遂各赐之帛。这是初唐开国时期，宗教在御前辩论的第一回合，参加主要的对象，是道、佛两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结论，却以儒家为主的陆德明作了公允的评判，而且最后折中，归之儒理。后来开始道、佛两教剧烈争竞的人物，虽然阴由宫廷的推波助澜，而主使其事，当推太史令类似现代的天文台长等职傅奕为主：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俭，耻以术官，荐傅奕自代。奕在隋为黄冠道士，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除释教事，十有一条。疏奏，不报。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除罢释氏之教，词皆激切。后付廷议，宰相萧瑀斥奕为妄。且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高祖复以奕疏，颁示诸儒，问出家于国何益。时有佛教法师法琳，作《破邪论》二卷以陈。
是岁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将兴内难。傅奕毁佛益力，乞行废教之请。高祖因春秋高而迟迟未决。及法琳等诸僧著论辩之，合李黄门《内德论》，同进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诏书有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无行业，弗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教法，违制之坐，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观道观三所，其余天下各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内难，高祖以秦王为太子，付以军国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由此可见道、佛两教的争竞，在初唐高祖时代，已经牵涉到宫廷内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
唐太宗与道佛两教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阳，忽然对道、佛两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宪法式的诏书，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议，结果无济于事。他的诏书内容与事实经过，如史称：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诏书颁发，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唐太宗既以老子为祖宗，下了一道无须争辩的诏书，而佛教徒中，偏有一个不通时务的老实人，硬要与之力争教徒的政治地位，结果被流放于岭南而卒，由此而见宗教心理的强顽，可笑亦甚可敬。如云：时有沙门智实者，洛下贤僧也。丰度雋颖，内外兼明。携诸宿德，随驾表奏于关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实等虽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无隐，敢不陈云。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宗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德而称。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岂敢拒诏。寻其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初无改易，不立观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着冠服并是黄巾之徒，实非老子之裔。行三张之鬼术，弃五千之玄言，反同张陵，谩行章醮，从汉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托老君之后，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遂以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具陈如左。”太宗览表，壮其志为教，遣宰相岑文本论旨遣之。实固执不奉诏。帝震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卒。初，实得罪，有讥其不量进退者。实曰：“吾固知已行之诏不可易，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叹惜。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的动机与宗旨，纯出政治因素，是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门楣，初非如秦皇、汉武或梁武帝等人，为求道成仙，以期长生不死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义学术，而有所轩轾于其间。然道教地位的确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后来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间，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师自印度取经回国，从事佛经翻译的事业，大开译场，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与经费的供给，亦全赖太宗的扶植。太宗与玄奘之间，虽是君臣，而情犹师友，甚之他想要说服玄奘还俗来做宰相，并且亲自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圣教序》。虽在帝王专制的政治时代，但唐太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风，非常通达而合理，也并不因为与老君同宗的关系就钦定道教而为国教。
自初唐两教互争地位之后，历世道、佛教徒，虽仍有小争执，但皆无关宏旨，且因高宗以后禅宗的兴盛，道、佛合流的风气已渐趋明朗，中国文化的会通，也因之奠定基础。肃宗以后，学术思想新兴的浪潮，由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开始，遂转入唐以后的儒家与道、佛二氏的争论，促成南北宋间理学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时代两教争衡的局面了。佛教有会昌之难，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对于宗教独有偏好之所致，但为时亦仅四五年，即告平息。诚如《新唐书》所云：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法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不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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