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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 又译罗伯特B马克斯），1978 年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国史专业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加州惠特尔学院， 现任Richard and Billie Deihl历史学讲座教授。马立博教授在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等领域均著作颇丰， 他的论文“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1550-1850” 曾获1997 年美国环境史学会Environmental History 杂志最佳论文奖。除本书以外，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Rural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984，Th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合著，1988，1992，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A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2002 ；中译本《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2006），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1998 ；中译本《虎、米、丝、泥: 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2011）等，并合作主编Radicalism,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Modern China （2011）。马立博教授还担任Environment and History , Nature and Culture, Oecologie等期刊的编委。他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近代世界环境史，19 世纪中国的生态循环与土壤肥力等。 目錄： 第一章引言：问题和视角 本书的安排 第二章中国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聚落，公元前1000年以前 第一节自然环境 第二节人类聚落与史前史 第三节史前的环境变迁 第四节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 第五节中国青铜时代：技术与环境变迁，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 1000年 第六节环境的变迁，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 小结 第三章国家、战争与农业：上古及帝制早期中国的环境变迁， 公元前1000年—公元300年 第一节国家、战争与上古时期中国的环境变迁，约公元前 1000年—公元前250年 第二节早期帝国的环境变迁，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第三节古代中国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理念 第四节早期帝国的尾声 小结 第四章帝制中期北方的森林退化和南方的拓殖，公元300年— 1300年 第一节中国北方：战争、人口减少与环境，公元300年— 600年 第二节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 第三节帝制中期南北方的重新统一：隋、唐和宋，公元589年—1279年 第四节汉人在南部与东南部的拓殖 第五节南北方疾病的机制 第六节新型农业技术与环境变迁 第七节中古时期的工业革命 第八节拓殖四川与对其他族群的分类 第九节地貌景观与水利工程 第十节塑造的环境：城市和废弃物 小结 第五章帝国与环境：帝制晚期中国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 公元1300年—1800年 第一节新的历史与制度背景 第二节边疆地区与边境地带 第三节岛屿及其生态变迁 第四节土地覆盖、土地利用与土地所有权 第五节对发达边缘区的开拓 第六节帝国的生态极限 小结：人口、市场、政府与环境 第六章近代中国环境的退化，公元1800年—1949年 第一节中国人的消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第二节生态退化与环境危机 第三节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四节进入20世纪之后 小结 第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自然环境的“治理”， 公元1949年以来 第一节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征服自然 第二节森林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第三节国家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四节水资源的治理 第五节大气污染 第六节环境抗议、环境意识、环保激进主义与环保运动 小结 第八章结论：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与环境 第一节中国环境史中的主要议题 第二节中国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 第三节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 参考文献 索引 內容試閱： 译者前言 在之前出版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Rice,Silk,and Silt:Enviro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一书中，马立博教授曾援引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来阐释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中时段社会史和短时段事件史的研究思路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而长时段中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则少有追随者。本书就是这样一部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大部分社会经济史著作通常都会在开头部分介绍所研究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但这些大都是将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而作的静态描述；而本书则在广泛吸纳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联系起来，对从史前到现代的中国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动态考察。 本书内容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和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行组织的，引用材料虽然很多，但叙述上比较顺畅（翻译中的舛漏则是我们译者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干扰读者的阅读，在这里只就我们认为书中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与作者意见不尽一致之处、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的不同之处以及译者对环境史研究的一点浅见作一些介绍，谨供读者参考。 一 与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和赞赏农业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不同，环境史更多关注的是自然和生态的变迁，而认为农业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减少。本书即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为农业生产和提供燃料、木材而进行的大规模森林砍伐，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大量物种的消失；而森林砍伐和水利灌溉工程，又共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进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退化；发达的农业在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并且在19世纪以后变得日益不可持续。 作者认为，在中国数千年来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和环境变迁。汉朝开创并被后世所沿用的屯田政策，就是通过政府的军事保护和家庭农场来共同把边疆地区新的陌生的自然环境转变为自己已经熟悉的环境，从而增强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能力。在政府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市场和私人产权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可以放大或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某些地区极为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市场体系也可以把单个地区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当代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就加剧了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污染。 作者还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以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道教、儒教和佛教也都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与人口、经济和政治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而这也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 二 作为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如前所述，本书是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这些研究的观点，而有些观点则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书中经常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认为历代政府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来开拓边疆，是因为统治者们认为彻底解决土著民族威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生态环境改造成汉人的农田，从而从生态基础上教化和塑造这些蛮夷。书中经常出现汉民族的农业扩张带来了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似乎汉人是在和欧洲人殖民美洲一样消灭土著民族；而对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和个别土著民族在游耕之后补种植被的过度阐释也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土著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汉族取而代之的农业生产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然而事实上，正如本书中所述，当人们进入新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并与周围互动、随后双方都因此而发生改变时，对身份的认知也会随之而发生游移。汉人在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也会向当地的土著民族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变化的不仅是土著民族，也包括汉人，这种互动的结果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或者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而绝不是欧洲人曾经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殖民。如果读者们仔细阅读本书，就会发现书中同样还明确提到，暴力事件和土地掠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汉人与土著民族之间，土著民族相互间的冲突也非常频繁；土著民族并未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更加有利于生态多样性的保持，而只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人口、市场压力还不够大，第四章中的四川诺苏人、第七章中西藏地区和三江并流保护区采取游耕生产的很多民族以及蒙古草原的退化，都表明了这一点。 而书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达，关键在于前一种话语体系的出现源自于作者大量引用的濮德培、约翰·荷曼、柯娇燕、狄宇宙、罗友枝、米华健、纪若诚、詹姆斯·雷尔登-安德森、林霨、费每尔、贝杜维、蔡红、邵式柏等“新清史”学者的著作，而根据美国学者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近期的一篇文章，环境史正在成为美国“新清史”的研究趋势。 对“新清史”的形成及其影响，国内已经有了很多专业学者的研究，我们无须赘语，这里只将“新清史”潮流与近代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早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扩张之初，就通过一些学者提出和散布各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观点，包括白鸟库吉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矢野仁一的“满蒙藏非中国”、“中国非国论”，有高岩的“满洲独立论”等，恶意夸大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间的冲突和差异，主张把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些充分体现了学术为政治先行、以学术为名而行意识形态之实的特点，正如龚自珍所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潮流，则再度夸大了清代的满族特性和民族间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用涵化取代汉化，以“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政治互动”取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于这类观点，相信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三 很多读者可能都会将本书作者与另一位西方著名的中国环境史学家伊懋可进行比较，这里也简单提一下我们对这两位学者及其观点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首先，马立博教授更接近于贡德·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观点，很多学者将他也归入了加州学派。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一书中曾指出，从生态角度而言，前近代的中国和英国都处于旧生态体制之中，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压力，如果不是美洲殖民地的资源和煤炭的开发，英国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而将遭遇19世纪中国同样的命运；在本书中他也认为中国农业虽然在19世纪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养分流失，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养分循环，这使得前近代的中国农业系统拥有远远超过欧洲的非凡的可持续性。而伊懋可教授则认为中国经历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在前近代已经面临了比欧洲严重得多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同时还认为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并不在于生态约束，而在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其次，伊懋可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将自然界或者荒野与人类分开来讨论并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的思想，所有的“自然”都被看作人类社会的工具，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可能会被明智地开发利用，也可能会被不负责任地滥用。而马立博教授则认为，与欧洲长期以来将自然与人类截然分开的文化不同，中国对自然的看法是非常复杂而且处于动态之中的，中国人既希望主宰自然，又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歉疚，道教和佛教中都有像对待自己一样珍爱动物和自然的思想和主张。2014年5月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报告中，马立博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欧洲人仍然认为物种的灭绝是自然进程和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一些物种的消失。 四 环境史的研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了解环境变迁的来龙去脉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即透过历史的进程、借助相对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各种环境议题，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探讨环境变迁的原因、影响和保护环境的办法，既不要将21世纪的环境保护观念强加到古人的身上来对他们求全责备，也应该注意从当前的国情和世情出发，看待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我们当然绝不能低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状况，也不能忽视一些盲目推崇所谓科学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述，我们同样也需要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放到数千年的环境演变和从旧能源体制向新能源体制转变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事实上，我国在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一直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十一五”期间已经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并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下降16%。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先污染再治理的过程，而发达国家目前环境污染减轻和森林砍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污染工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对东南亚、巴西等雨林的肆意砍伐。如果脱离这些具体的国情和世情，片面地主张环保激进主义，就可能会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陷阱，把环境议题变成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后又一个扼杀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新武器。 最后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本书的一项重要价值就在于广泛参考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环境史及相关议题的大量论著，全书引用的注释超过一千条，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于书中引用的文献，凡我们了解到有中译本可供参考的，均在注释中作了提示，以便读者参阅。同时，为照顾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方便读者利用，我们将原书的书后注改为脚注，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书后“索引”中的个别词条。我们也希望本书的译介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博参群议，以资博识，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和理性环境保护思想的传播。 本书的两名译者分别从事经济史和环境科学研究，都不是历史学出身。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马立博教授和王利华教授的热情帮助，马立博教授还对少数几处文字进行了调整，以免引起歧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吕鹏军编辑也对本书进行了极为细心的校对，这里一并致谢。但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译文中应该还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或遗漏之处，这些都是译者的责任，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4年7月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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