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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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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说历史：大国的虚与实》是张鸣创作的历史文化随笔。另类教授点评不为人知的史实，揭下封条，刷新三观，易中天、陈丹青倾情推荐。透过另类的视角感受不一样的历史史实，挖掘虚掩的历史片段，获得更加真实的历史感悟，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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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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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这本随笔，引述的不是什么大事件和大话题，都是些逸闻趣事中的人情世故。在这本书里，辫子、烧狗、燃放鞭炮、洋人的膝盖以及拳民的秘密都被作者拿来当话题，乍一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了历史这本大书的，却又能被作者扯出不简单的命题来。然后通过这些命题，揭露了历史的另类真相，还原人性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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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个性鲜明，在嬉笑怒骂中藏有严肃的悲悯之心。社会责任感使然，张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性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为历史与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使真相豁然，真知毕然。
主要著作：
《重说中国近代史》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辛亥：摇晃的中国》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历史的坏脾气》
《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国民性》
《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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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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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下的王朝
监督与分肥
高处的拥挤
神不迷人官自迷
风月与官场
文甘草的故事
民意何如官意
狱吏之贵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给西太后讲立宪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借口的故事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小人不可得罪
自己被自己忽悠了
民国里的五光十色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五光十色说民国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沿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双枪兵与双枪将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世纪末的看客
高人指点
瞄准射击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当代国民性的疼痛
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
中国台湾的“大埔事件”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
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
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
一个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
国人养生狂迷
“逼祼”的荒唐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大”字病及其他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围墙故事的续篇
富不出三代的魔咒
银子堆出来的白象—中华文化城
农民工也要安居
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
嗜血儿童的制造者
黑窑的存在与揭黑记者的命运
戏台上的百姓
上海外教激起众怒的背后
洋人的膝盖
人有权不受监视地生活
“国”字及其滥觞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美国人的“中国戏”
混事的本事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正在肆虐着的两种恶俗
选举与美女经济
无法分级的《色戒》
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争
狗血淋头的文人
逼上梁山的《苏报》
文人打手的故事
吴稚晖的两次“冤”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
不识字的好处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马屁也不易
中国式的死撑现象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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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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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分肥
一有官员贪污腐化，总结经验教训，总免不了要说监督不力。怎么才算有力呢？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审计部门，有反贪局，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据说还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没有，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
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效果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统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短期效果应该有，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
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成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官位不高，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七品官而已。跟四处走走的十三道御史不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因此，早期的巡按还真能查出点事来。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驻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地方官们包围软化。按规矩，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可以跟省级的三司长官相分庭抗礼，三司见了巡按，只能客客气气的。客气归客气，礼貌归礼貌，但巡按没有具体的行政权，按规矩办事，实惠捞不到。人都是要吃饭的，官员也是人，当官还是要图吃好饭，明朝的官俸又低得可怜，大家只有自己想办法。巡按虽然只有七品但也是官，有跟所有官一样的想法。巡按没有行政权力，但却有跟行使行政权的人挑刺的权力，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监察变成了分肥。这下好了，巡按不仅地位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连实惠也平起平坐，朝廷要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巡按不中用，有人找原因说是官位不高，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来做巡抚、总督。原来七品芝麻官派下来都可以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派来部长副部长跟省级三司官阶相当，更了不得，直接就把个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后来人们不认为巡抚和总督是中央派出官员，径直把他们当成了省长。
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但贪心一点都不少，只要被派下去，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但权势可不小，不仅掌握着调兵遣将的令牌兵符，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军队多了监军，长官无所谓，但是小兵倒霉，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时人写道：“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杨士聪《玉堂荟记》）
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监督变成分肥绝对是官员的理性选择。只有让官员不仅只是对上负责，而且对下负责，让社会来参与监督，保障舆论监督自由，监督机构才会真正有效。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但是由于有社会的监督，有舆论的揭弊，民间掀起扫黑风暴，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高处的拥挤
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就发现不好玩了，苏东坡发出了“高处不胜寒”的感喟。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谙官场三昧者，才会有这种半是牢骚、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这种感喟的人毕竟少了点，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的人很多，拥挤不堪。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后选来选去只看门第，不计其余，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因此里面还有故事。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等于虚设，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开始的时候还好，时间一长，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挤着挤着，把关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结果有点儿像样的门阀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挤成一团，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无论什么朝代，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时间一长，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黑道、黄道，猫洞、狗洞，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一大群人披红戴花，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黄马褂、双眼花翎。不过还好，过去人们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红楼梦》里的贾蓉那样，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看。朝廷也不大会为这些膨胀出来的高官厚禄安排更多的实缺，不至于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置成群的官职，顶多一个缺换人换得勤一点。
眼下的中国，也处在个大家往高处挤的时代，不过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们官职的虚衔和实缺都在膨胀，一个县四大班子，十几个县首长，每高一级，官员数成倍增长。至于首长以下的官，无论虚的实的，大概早就“烂羊头”了。
官场如此，学坛也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已经很可观了，出来一个硕士研究生，大家看着像凤凰似的。然而没几年工夫，硕士、博士就跟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研究生教育以火箭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今天，我们这个才恢复招考研究生不足30年的国度，硕士和博士的总量已经居世界最前列了。学校有收的积极性，有资格招的拼命招，一个导师带一个排也得招；没有资格的，争取资格也要招。学生有考的积极性，大家一窝蜂往上挤，挖门盗洞，考研辅导成了一大产业。一直到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至死不悔。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看看今天各个高校，有些学校甚至是倒金字塔状态，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有往高处挤的欲望不是过错，错就错在制度总是像受不了挤压的闸门，不时地开闸放水，不，放人，害得高处十分拥挤。
官位和官缺，一直就是上级赏给那些进入官场的人们的一种酬劳。当然，进入官场的人们得用某种方式才能得到这种酬劳，不是干得好，就是拍得好。虽说有赏也有罚，但时间一长，赏的总比罚的多，奖品自然要增加，否则连自己的面子也不过去。就这样，制度的阀门只好打开了，开开合合，归总下来，官自然是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职称当然也跟官位类似，教师也是人嘛。至于学位的泛滥又有不同，求的一方大体依旧，但给的一方却有变化。大学一方面图的是面子，能招博士意味着学校上档次，博士点越多，档次越高；一方面图的是利益，博士点多了，其他的好处也就来了，什么纵向、横向的课题自然就多，再说，还可以从在职、委培生身上捞到银子。
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高处本来就地方小，能站的人少，非要挤很多人，不仅导致大家一起贬值，而且还会使制度产生很大的麻烦。
神不迷人官自迷
有调查说，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就人们的视线所及，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
做官的人，有点儿迷信，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环境不确定，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人有了点儿本钱，有了点儿地位，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说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也许有点儿夸张，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不确定，就想确定，办法有二，一是求神，二是问卦。
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求神护佑，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前者要上供，靠贿赂，供品（牺牲）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殷商时候烧甲骨，后来玩蓍草、算筹，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儿，扑克牌、塔罗牌，再加上水晶球。问卦需要技术，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文化不发达的时候，巫师地位很高，属于精神贵族，由打卦打出文字符号，神秘得紧，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神秘渐次消淡，巫的地位下降。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只要在正常年景，大家虽然卦也问，神还求，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祭如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得意之时，就全忘了。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了中国的迷信，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不拆的，也大批地被占用，变成学校。
可是不久，这些破除迷信的勇士们，在自己为官为宦之后，思想居然又变了，被破除掉的迷信踱着方步又回来了。当年一干拆庙打菩萨的新式军人，不知怎么一来，又跟和尚道士加算卦看相当术士混在了一起，连密宗喇嘛教，也下了山，忙着给军阀政客们做升官道场。蒋介石在视察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时，马失前蹄，术士说，老蒋注定要栽在唐的手里，后来唐生智跟蒋介石火并，一败涂地。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相信术士扶箕，机不可失，发动反蒋，最后自家的飞机先飞走，投奔老蒋。四川的刘湘，让一个江湖术士做前敌总指挥，让军队按卦象行动，走到陡壁悬崖，再走，就等于全体自杀。
这样的故事，不想在现今，又有了续篇。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打卦看相看风水的，不仅自家财运亨通，而且居然可以干预社会，让某条路改道，让某座桥出现，让某幢大楼有某种特定的模样。至于是否能让某些官员用哪些人，不用哪些人，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自然小菜一碟。
只是，从前迷信的人，包括官员，往往相信因果报应，这种最流行的佛家理论通俗版，不仅被道教接受，而且在大众中很有市场，通俗地说，就是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此时不报，也许报在子孙。这种说法，固然不能挡住人们作恶，但至少让他们有所顾忌，做了坏事，多少要想点儿辙来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迷信对社会的一种正面回报。可是，现在的官员迷信，却并不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贿赂了神佛（大笔施舍），买通了术士，按照术士说的去操作，就自然吉人天相，一路顺风，哪怕作恶多端，哪怕天良丧尽，好像神佛也必然会保护他们。他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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