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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法国三位总统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推荐——
我们总是欲求更多的占有，我们总是以为，为人服务毫无价值；
我们将心和神投射到物质世界中，以此来寻求满足；
我们总是沉浸于对短暂快乐的追求中，永无止歇，永不知足。
但是，我们总是在听到幸福离开的声音时，才发现它曾经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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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幸福，一次哲学之旅》内容简介：三千年来，哲学家几乎回答了所有问题，但始终没有透彻回答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人总是在听到幸福离开的声音时，才发现它曾经来过身边。
欧洲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史家弗雷德里克·勒诺瓦先生， 捕捉到人类思想长河中关于幸福的耀眼火花，将东西方哲学融为一炉：当西方遇见东方，当佛祖与埃彼克泰特会心微笑，蒙田与庄子隔空神交，幸福的真谛，就在哪里。
我们总是欲求更多的占有，我们总是以为，为人服务毫无价值；
我们将心和神投射到物质世界中，以此来寻求满足；
我们总是沉浸于对短暂快乐的追求中，永无止歇，永不知足。
但是，但是，我们总是在听到幸福离开的声音时，才发现它曾经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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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雷德里克·勒诺瓦（Frédéric Lenoir）
1962年生于马达加斯加，后迁居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社会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合作学者、《宗教世界》月刊总编辑。三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希拉克和萨科齐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并曾邀请他到爱丽舍宫共进晚餐。作品被翻译成8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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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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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思考幸福究竟从何而生，
因为，只要有了幸福，
我们就有了一切，
倘若没有，我们就会竭尽全力，
以求拥有它。1
——伊壁鸠鲁
好多年了，我一直计划着写一部关于幸福的书。好多年了，我不断地将这个计划往后推。尽管对于幸福的找寻也许是普天下最可以引起共鸣的事，要想就此写点什么却并不容易。和许多人一样，对于这个词的滥用，我甚为恼火，尤其是在广告上，而且还有太多的书都试图开出能够带来幸福现成品的“妙方”。由于乱七八糟的听了太多，被糟蹋了的幸福已经让人充耳不闻。但是在这份平庸和表面的简单背后，幸福依然是一个令人激奋的问题，充斥着无数无法厘清的因素。
这当然与幸福的本质相关：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和水、风一样难以捉摸。我们自认为被幸福萦绕着的时候，它往往并不为我们所掌握。如果我们试图抓住它，它也总是逃之夭夭。有时，我们殷殷期待于它，它却从我们身边溜走；而在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不期而至。还有的时候，不幸突然来临，我们却辨识出幸福的身影，“在它离去的声响里，我认出了它”，雅克·普莱维尔写下了这样美丽的句子。然而，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对于幸福的追寻绝非荒诞。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做些什么作用于自身，学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改变我们的想法、信仰以及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描述，我们往往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幸福。幸福的最大悖论就在于，其难以把握的程度与可以驯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既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和运气的好坏，也同时是一个需要理性和意愿的过程。在差不多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幸福蕴含的暧昧有所强调：“我们很难搞清楚，幸福是否是可以习得的东西，它究竟是通过习惯获取的呢，还是不断练习获取的，再或者，它是出于天意，甚至是出于偶然才落在了我们身上。” 2
另一个困难在于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相对的：它根据文化、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甚至对于同一个个体而言，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它经常会以我们不曾拥有的面目出现：对于一个病人而言，健康就是幸福；对于失业的人来说，找到工作就是幸福；对于单身者来说，与伴侣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然而对于某些伴侣们来说，幸福就是回到单身的状态！除了上述的这些分歧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主体的因素：一个艺术家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候感觉非常幸福，知识分子在进行概念思考的时候感觉非常幸福，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在恋爱中感觉非常幸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曾经非常清楚地谈到这点，他强调说：“这是个体的心理构成所决定的。一个将情爱关系看得异常重要的人会首先考虑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而自恋的人，因为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总是在自己内在的心理现象中找寻能够满足自我的东西；行动派则是迷恋外在世界，因为他可以借此考验自己有多少能耐。” 3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存在每个人都适用的幸福“药方”。
那么，一切关于幸福的思考岂非都是徒劳？我并不这样认为。无论我们理解起来，强调起来有多么兴味盎然，这种难以捉摸的、相对的和主观的特性并不能完全解释幸福的问题。同样还存在着另一些对于生命以及人的运转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则，我们既能够通过哲学思考，也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来加以理解的，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认知科学。而如果说相比较于过去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对于主体这个命题还能够说出一点什么新的内容，或许也正是借助于当代科学的支持。此外，能够将各种知识汇聚在一起，甚至包括最为古老的，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了解世界各种文化中智者的思想。毕达哥拉斯、佛祖和孔子原本可以在一起彼此对话，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同时代人，只是当时地理和语言的障碍使得他们无法相遇。然而对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为可能，正是通过他们流传后世的文本。我们千万不要失去这样的机会。
因为古人相信，幸福具有极端偶然，因而完全不等的特性，所以从“幸福”在不同语言中的词源上看，都有运气或者好运的意思。在希腊语中，“eudaimonia”听上去的意思是拥有好的守护神。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受到了“天使的佑护”或者说“生在一颗好的星星下”。在法语中，“bonheur”一词来自拉丁文“bonum
augurium”，有“吉兆”或是“好运”的意思。在英语中，“happiness”一词来自冰岛语的词根“happ”，亦即“运气”的意思。因此能否获得幸福，运气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哪怕我们日后就会看到，幸福与我们的感觉，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物性，我们出生长大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我们成长的环境以及人生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人和事，也同样密切相关。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是出于天性我们趋向于幸福或者不幸福，那么对于幸福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幸福吗？我认为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并且也已经得到很多科学调查的证实，那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幸福（或者不幸福）负有责任。幸福既不为我们所掌握，可同时又取决于我们。在幸福或不幸福的事情上，我们的确受到限制，但并不等于完全被决定。我们具备通过理性或者意愿来增加幸福获取的能力（虽然并不保证成功）。不少哲学家也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写了所谓“伦理”方面的书，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生活，尽可能得到幸福。再说，这难道不正是哲学存在的理由吗？就像稍稍晚于亚里士多德的伊壁鸠鲁，这位无神论智者所说的那样，“哲学就是通过言说和理性的推理，为我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活动”4。这种对于“好的”生活，或者说对于“幸福”生活的追寻，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因此，从词源上来说，“哲学”，“philosophie”，就是“对于智慧的热爱”。哲学试图教会我们好好思考，以求更加幸福地生活。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思想”：它有其实用的一面，并且能够像先哲们那样，转化为心理精神上的修习。大学旨在培养专家，而古代哲学旨在培养人。就像皮埃尔·阿多在他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在古代，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修习”5。希腊罗马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源自哲学学校，在这里老师教授弟子的所谓哲学有着非常具体的意思，他就是要努力带领他们完成自我的转变与实现”6。
因此，我希望与读者们一起完成的，也正是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哲学之旅。旅途没有任何线性的意义，并不依循哲学家们的时代早晚或者概念出现的早晚来安排，否则就会显得过于循规蹈矩，厌烦无趣。这应该是一次尽可能生动的探索，有问题，也有具体的例子，读者既可以从中读到精神分析专家的分析，也可以发现科学的最新成果。总之，在这次旅行中，通过一系列问题、关于生活规则的具体实践或者精神修习，读者能够在过去那些时代的伟人——从佛祖到叔本华，经过亚里士多德、庄子、伊壁鸠鲁、埃彼克泰特、蒙田和斯宾诺莎——的陪伴下，一路走来，而这些先哲们都在幸福生活的探索与实践上有所贡献。
在开启这次哲学之旅前，我还想耽搁一小会儿，思考一下幸福的问题在今天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确，我们能够观察到，而且乍一看还不无震惊，一面是民众的迷恋——不乏媒体的渲染，另一面却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学界的冷淡，甚至是蔑视。罗伯特·米斯拉伊，斯宾诺莎最杰出的注释者之一——他有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关于幸福问题最好的论述——就曾经用这样的话写道：“如今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在法国，在全世界，所有人都向往以千万种不同形式出现的具体而微的幸福，然而哲学却专注于语言或者知识的形式研究，待到要具体的时候，哲学却只是有时满足于对所谓的悲剧的描述。” 7这种冷淡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甚或还有对于幸福问题的疑虑？而对于眼下，公众对于幸福的普遍关注，我们又该做何解释呢？
越过基督教——因为对于基督教来说，真正的幸福在于能够等待来世——连接上古代哲学的蒙田和斯宾诺莎都是关于幸福的现代哲学探索的先驱。十八世纪是启蒙世纪，对于幸福主题的论述也兴盛起来。圣-茹斯特写道：“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8甚至，对于“幸福的追求” 已经作为人类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十八世纪，对于幸福的追寻迅速民主化，同时伴随着集体对于社会进步的渴求。但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对社会进步的向往蔓延开来的同时，出现了对个人幸福追求的批评之声。这声音首先出现在浪漫主义浪潮的内部：不幸才是更真实的，更人性化的，更感人的，更具创造性的。我们喜欢培养“Spleen”——忧郁，这是灵感的主要来源，关于悲剧以及痛苦的美学也被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富有创造精神的。而对幸福的追寻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对于安逸、平静的向往，从此之后便受到了蔑视和攻击。福楼拜就曾经给出过这样充满嘲讽的定义：“愚蠢、自私，并且具有一副好身板：这就是幸福的三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缺了第一个，那就失去了一切。”9还有更为激进的批评：说到底就是对于幸福的追寻没什么大用。要么是因为人们趋向于认为幸福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人感受（叔本华）或社会经济状况（马克思），要么是因为我们觉得幸福是一种瞬间性的状况，“短暂的现象”10（弗洛伊德），这种现象与真正关于它的思考毫无关系。二十世纪的悲剧使得欧洲的知识界更为悲观，忧惧成为哲人们的中心话题（海德格尔、萨特），追寻幸福于是完全被归为过时的乌托邦幻想一类。
但是，当那些伟大的政治理念被证明无法使世界变得更好之后，并且，正是由于这些政治理念纷纷溃散，在进步——进步是现代性构建中最根本的神话——的途中，信仰也不复存在，于是，幸福问题又再一次强有力地浮出水面。先是在六十年代，在美国，在反文化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幸福的话题。通过对于东方智者的总结加上现代心理学，我们后来所谓的“个人发展”的经验渐渐多了起来，旨在增长个人的创造性潜能，以期更加幸福。在这里，既有最好的——当然是“积极心理学”——也有最坏的，就像是电视剧《儿童岛》里主人公卡西米的那道菜。廉价幸福的新时代。二十年之后，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智慧哲学又重新受到了关注。有些哲学家用于重新提出、重新思考幸福的问题：皮埃尔·阿多，马塞尔·孔什，罗伯特·米斯拉伊，还包括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米歇尔·翁弗雷以及吕克·费里等，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这一哲学的方法又重新变得流行起来：“如果哲学不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或者说帮助减少我们的不幸，那哲学又能有什么好处呢？”11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如此感叹道。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东方的智慧越来越激起西方人的好奇心，尤其是佛教，而在佛教中，幸福问题是最中心的。这三股潮流的交汇——个人发展，哲学智慧，对于亚洲智者的关注——滋养了对于幸福的个人追求，在渐渐失去意义以及集体坐标的西方世界中，有助于我们实现自我。
然而，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仍然抱有怀疑的态度。一方面是出于我在上文中列举过的一些我不是很赞同的原因（悲观主义，悲剧美学）；但还有一些原因，我也是赞同的：对于这样一个总是逃避定义的概念，我们很难加以界定，还有就是看到幸福沦为商品，有些内容极为贫乏的书把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庸俗不堪，面目全非，我们不免感到恼火。于是，似乎对于追寻幸福抱有嘲笑的态度，坚持不幸、痛苦（尤其是在爱情中）更为高贵，这样才能更好地品尝生活赠与我们的极乐时刻，因为我们并非有意求之。随笔作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曾经写过一本令人振奋的书，谈论的就是现代社会对于幸福的追寻，他的一句话非常好地进行了概括：“我太热爱生活，以至于它仅仅是幸福的还不够。” 12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大家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也导致了某些知识分子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和犹疑，那就是，如果不以个人经验的方式，我们很难谈清楚幸福的问题。我们可以就语言、阐释、知识的理论、认识论或者政治体制的组织等问题高谈阔论，而且这些并不要求我们牵涉进自己私己的那一面。但是幸福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与我们的激情、情感、欲望、信仰息息相关，与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息息相关。如果就这个主题授课，或是做一个讲座，必然会有听众跳出来问：“那您呢？您认为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您的生活伦理是怎样的？您幸福吗？为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类问题着实令人尴尬。
至于我，我可以毫无羞愧地承认，即使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我对幸福的问题也很感兴趣，而且，我也很乐于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说明心理和精神的休息。不过，我已经在我的另一本书《内心生活小论》中对这些个人经验有所提及，在这本书里，我将尽量避免过于明显地回到私人的方面，以遵循逻辑之线。当然，尽管如此，这条逻辑之线本身是由我个人的阅读和生活织就的，既受到了其他人在思想方面给我的影响，同时也是我个人三十五年以来对这个问题不断思索所得出的结论。
我很幸福，没有任何原因。175
——克里斯蒂安·波班
从前，有位老人坐在一座城市的入口。一个外国人走近他，问他：
“我从来不曾到过这座城市，在这里生活的人怎么样？”
老人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
“那你以前生活的那座城市里，人们都是什么样的呢？”
“自私，恶毒。这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原因。”外国人说。
老人回答说：
“这里也是一样，你会看到的。”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外国人走过来，他问老人：“我才到，告诉我，这座城市里的人怎么样？”
老人回答道：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生活的那座城市里，人们都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善良，好客。我在那里有好些朋友。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
“这里也是一样，你会看到的。”老人回答说。
有个商人正在不远处给他的骆驼饮水，听到了两次对话。第二个外国人才走，他就用指责的语气对老人说：“对同一个问题，你怎么能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呢？”
“因为每个人的世界都存于他的心里。”老人回答他说。
这一则苏非教派的小故事很好地表达了世界各地的智者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说出的东西，正如我们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那样：说到底，幸福也罢，不幸也罢，都在于我们自身。一个不幸的人到哪里都会不幸，而一个在自身找到幸福的人到哪里都会幸福，无论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当悲观主义者康德、叔本华或者弗洛伊德认为完全的、持续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欲望永无止境，而东西方的智者回应说，这种幸福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不再奢望调整世界以满足我们的欲望。智慧教会我们欲求、钟爱已存在的一切，教会我们对生活说“是”。只要我们改变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深层的、持续的幸福就是可能的。于是我们能够发现，幸福和不幸并不取决于外在的原因，而是取决于我们“存在的状态”。
在这本书的开篇，我用了社会学对于幸福的定义：幸福，就是热爱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果说，在这幸福之旅行将结束之际，需要我再给幸福一个我个人的定义，那么我觉得这个定义应该非常简单，就是“热爱生活”。不仅仅是热爱此处的和当下的生活，热爱能够给予我们满足的生活，而且要热爱生活原本的模样。明天或许给我们带来快乐或悲伤，令人愉悦或令人不快的事件的生活。幸福，就是热爱生活，生活的所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它的光明和黑暗，它的快乐和痛苦。幸福就是热爱生活的所有季节：童年的纯真，老年的脆弱；青少年时期的梦想和痛苦；成熟时期的完满和冲突。幸福，就是热爱生，也热爱死亡。是完整地、无所保留地跨越痛苦的时刻，正如完整地、毫无保留地享受生活馈赠于我们的所有美好时刻一般。幸福，就是敞开心扉，热爱周围的人。是浓烈地享受每一时刻。
我们不要把痛苦和不幸混为一谈。的确，表面看来极为矛盾，我们能够痛并快乐着。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幸并非如此。我们能够拥有稳定的幸福，但同时体验着痛苦，只要痛苦是暂时的，就并不见得必然导致我们不幸。痛苦是普遍存在的，但并非不可改变。我们可以有所体验，但并不必然因此而身处不幸。虽然快感不可能与痛苦的状态相连（除了受虐狂），可我们有可能在生病的同时，或是处在情感或事业暂时的失利状态时仍然感觉幸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消除痛苦。正相反，面对痛苦，我们要尽力避免宿命，想尽一切办法消除其源头。但是倘若我们无能为力，例如面对疾病，生活的考验，或是不公正，我们无力改变什么，我们还可以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尽量不让这些事情打破我们内心的安宁。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被痛苦压垮，或是听任自己在不幸中沉沦。不幸来自我们对于痛苦的感觉：同样的痛苦能够带给我们不幸，也可能不至于带来不幸。不幸的感觉是精神的产物。经受同样考验的人，他们不必然不幸，即使是因此不幸，他们不幸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精神可以赋予痛苦以意义，使之发生改变，将它纳入一种更为开阔的感觉体验中。一个女性在生产时，既感觉到分娩的痛苦，但同时又觉得幸福至极，因为她想到即将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人世。还有更为激进的例子，古代的基督教殉道者快乐地奔赴刑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将会在上帝的身边得到至福，而上帝，是他们觉得比一切都来得更加亲爱的人。
总而言之，幸福或者不幸的感觉来自精神。对于尚未亲身体验的人来说，若使这一论断具有说服力，倒不见得只是基于思想家或是遥远的古代圣人的思想之上，我更愿意举普通人的例子，我们同时代的人，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道出这一点。这里我想到的是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若里安，他在一所特殊学校里度过了十七年的时光，因为他生下来就有严重残疾，他在他的书里就证实了他的快乐，尽管他也度过了不少痛苦和怀疑的时光。在所有令人震撼的事例中，我还想举一个年轻的荷兰犹太女性的故事，一九四三年，她二十九岁，被押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于这里：她叫艾蒂·西勒森。在被捕前两年所记的日记中，尽管她很明白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幸免于难，她还是写道：“如果我们拥有内心的生活，也许，身处集中营大门的哪一边并不重要……我已经在一千所集中营中死过了一千次。我了解一切。没有任何新消息能够让我感到恐惧。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我已经知道了一切。然而，我仍然觉得生命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每时每刻……最大的障碍永远是表象，而不是实质。”176在被送往集中营的前几个星期，她在作为过渡的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她就在那里给她的朋友们寄信，讲述集中营里可怕的生活状况。但是，她对于生活的热爱却从不曾消失：“在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大事件，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盯着看好，我们可以毫无恐惧地忽视其他的一切。而这些大事，我们能够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必须学会在自身重新发现这一切，并且翻新。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就能够回到同样的结论上：总体说来，生活是好的……灵魂和精神的领地是如此宽广无垠，所以肉体上的这一点点不适和痛苦也就没有了意义：我并没有感觉到被剥夺了自由，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伤害我。”177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斯多葛派所说的“内心的城堡”以及斯宾诺莎谈及的终极自由，斯宾诺莎的自由与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或是表达自由没有任何关系——艾蒂·西勒森并不享有任何这类形式的自由——而是一种内在的喜悦的显现，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剥夺。
在弗洛伊德之后，帕斯卡尔·布吕克内断言智慧从今以后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之中没有，可能再也不会有能够面对痛苦的智慧，就像古代的智者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智慧，佛教徒还建议过的那种智慧，原因很简单，因为智慧需要一种平衡，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平衡，可这种平衡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打破了，至少是从工业革命以来。”178艾蒂·西勒森和亚历山大·若里安就给予这论断有力的回击。因为人类是有精神的，他能够，而且永远能够抵达智慧，不管这个世界出现了怎样的震动。他不必然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永远能够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在这内在的改造工作中源源不断地挖掘快乐。
我再一次需要说明的是，幸福不会宣布自己的到来，有时，我们并没有刻意找寻，幸福却悄然来到。但是幸福也可以是我们日常关注的结果，是一种守候，是内在的一种工作所致。古希腊哲学家称之为“苦修”（askesis）的东西，从词源意义上来说，是“练习”的意思，是精神的一种修习。我们可以像希腊智者，佛教智者和斯宾诺莎一样，尝试着通过内在的、作用于自我的工作让自己从情感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我们也可以像庄子或是蒙田一样，尝试着用一种正确的方式生活，灵活，洒脱，品尝存在的快乐，却并不见得要追寻这种终极意义的智慧。为了抵达终极的幸福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提倡这种或者那种伦理观，它们的意义就只在于幸福和生活是可欲求的。就像罗伯特·米斯拉伊写的那样：“伦理就是为了快乐的目标重建生活的哲学工作。”179我还要补充说，我们所有人都受到召唤探讨哲理，也就是说更加正确地思考，尽量接近我们思想地生活。
我们可以有两种看待快乐的方式：一是将之当作一种浓烈的激情——通过文凭的考试，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赢了比赛，找到亲爱的人等等——另一种是让我们的存在得以沉浸其中的一种永恒的情感。后面的这种快乐不再是简单的、短暂的激情，这是我们在这世界寻求的最主要的真之所在。当我们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和平相处时，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种快乐。它来自幸福或是爱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将之与幸福和爱混为一谈：生活的快乐，感激的情感，内心的和谐抑或是世界与我们之间和平相处的感觉。这种快乐不是一种得到，像是某种外界的东西那样，来到我们手中。这是真相得到揭示之后的结果：它早已潜伏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让它得到显现。因而需要一种清扫的工作：扫除一切我们身上的，阻挡我们抵达这份平和，这份无法摧毁的自由的障碍。
精神的修习因此就在于去除一切阻碍我们抵达生活快乐的障碍。然而，我们所做的往往却是相反的事情：我们总是试图扫清一切外在的障碍。我们总是竭力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希望得到周围人更多的承认，希望被取悦我们的人包围着。我们把一切精力都放在了外在的世界上，从而忽略了内在的修为：对自我的认知，对冲动的控制，对干扰我们的激情或是错误的念头的清理。然而，我们并不必然忽略外在的一切，只是内在的工作对于向往更加稳定、深刻的幸福的人，对于希望活得更好的人来说必不可少。哲学知识也是一种精神修习，它能够释放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快乐。就像太阳在云层之上从来不曾停止过照耀一般，爱，快乐，和平也一直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希腊的“幸福”eudaimn一词就道出了它的简单真谛：“eu”意味着和谐相处，“daimn”意味着天赋，神性；幸福，在希腊人看来，意味着与我们的天性或者说我们身上的一部分神性和谐相处。换做我，我会说：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一起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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