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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把文学作品和作家拉进批评现场,直率交流,让批评者和被批评的对象一起“寻找文学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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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所收文字由80后著名学者杨庆祥、多位作家、编辑及学生的专题讨论整理而成。在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他们讨论了蒋一谈《透明》、徐则臣《耶路撒冷》、老村《骚土》、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李敬泽《致理想读者》、李少君《自然集》、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等文本,视野涉及文学写作与社会现状、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亮点是被讨论的对象也处身讨论现场,与批评者构成坦率、有效而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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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庆祥,198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代表作品:《重写的限度》《分裂的想象》《80后,怎么办》等著作多部,及诗集《虚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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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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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程光炜1
在黑暗中寻找“光”
——蒋一谈《透明》1
到世界去
——徐则臣《耶路撒冷》17
理想批评和理想读者
——李敬泽《致理想读者》43
久在樊笼里,怎得返自然?
——李少君《自然集》73
另一种小说美学
——老村《骚土》95
从爱中拯救历史
——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126
古典精神与现代小说
——计文君《帅旦》159
异质性写作的可能
——李宏伟《平行蚀》186
重读王小波以及90年代文学
——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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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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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寻找“光”
——蒋一谈《透明》
时间:2014年5月20日下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杨庆祥:这是我们“联合文学课堂”的**次活动。组织联合文学课堂,是我*近的一个想法。我想把一些对当下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同学聚拢起来,不仅是人大,还包括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研读新的作家作品。这里面有那么几层意思,一是目前高校中文系的教学以文学史为主,对当下的作品缺乏敏感性,教学严重滞后于创作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大家比较有效地接触到文学的现场;其次是大家可以借此培养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读者”,我们姑且不说“理想读者”(李敬泽语),作为中文系或者对文学感兴趣的人,至少应该知道怎么去欣赏、分析一部作品;第三是希望这种具体的、有时候是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读者与作者在这之间能够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什么都找不到,这也没有关系,阅读即误读,只要是“真正地读过”,这就很好了。*后,我当然希望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特别的氛围,能够找到一些“核心小伙伴”,能够在雪夜“听到友人和五点钟”。如此,文学与人生,也算是相得益彰。
今天是我们的**次活动,讨论蒋一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透明》,这部短篇集自今年五月出版以来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作品如《透明》《跑步》《发生》等赢得了圈内外一致好评,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一
董丝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觉得这个小说集关注了一个以前作家不太关注的群体,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略的中老年男子群体。作为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他们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或者存在的意义。《发生》和《故乡》中描述的两位老年男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丈夫和父亲,社会责任是支撑家庭和抚养孩子。当他们已经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社会身份被无形中剥夺了,他们非常焦虑地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但我觉得这种寻找责任,或者说他们期待获得的救赎是不彻底的。能够救赎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但这些男人普遍选择把“认命”作为自己的救赎方式。
我有一个问题,之前看蒋老师的作品《China Story》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小说的结尾总会赋予男人死亡,我觉得死亡不是那么必要。比如《发生》中的独居老人*后无力地倚着墙壁,《跑步》里的大学教授在跑动中视线渐渐模糊,这是不是代表生命的终结?这让我有一种突兀感。
蒋一谈:我上一本短篇小说集是《栖》,写城市女人的故事,这本《透明》以写男人为主。关于老年男人,这类人物角色在中国当代文学里面是一个大的空缺。人到六七十岁之后会面临衰老和死亡,任何人,不管男女,这种无可挽救的无力感都将存在。
你刚才谈到死亡的问题,读者可以各自解读。在这本书里面,我的死亡信息可能是*少的。你谈到《发生》和《跑步》中的男人,*后其实是一种释然、理解和承受。《发生》这篇作品,写的时候作品名字是《他是这样慢慢乐观起来的》,我要把“慢慢”的节奏写出来。一个六十九岁的男人要想自杀,一个女孩如何把他拯救?我要把“慢慢”的节奏感写出来。
杨庆祥:我觉得丝雨讲得很好,她提到了蒋一谈作品里的人物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蒋一谈的作品都在写这样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生活的个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当下的生活?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生活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当下的个体。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内含了个人的现代完成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从鲁迅开始的。我觉得蒋一谈把这样一个复杂性在我们当下重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透明》里面那个男人,脚踏两只船,两个家都想拥有,但实际上什么都完成不了,这很有意思。
陈雅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首先从这本小说集里读出了当今时代的症候。在《二泉不映月》里,是我们无法承受一种很重的情绪。当小说中的人物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通常会选择逃避。比如《在酒楼上》里的男主人公,作为北京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他觉得前途迷茫无望。当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可以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经营酒楼,照顾残疾的哥哥)时,他迫切地想要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不能直面当前的现实,所以他的选择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其次,文化的同质化使所有的城市都变得一样。《在酒楼上》中的阿亮到达绍兴之后,觉得和想象中的绍兴不同,与北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变得失去感官能力,甚至无法感受疼痛和悲伤。正因为失去感受疼痛的能力,他们又在想办法来通过体验这种疼痛和撕裂,以获得一种存在感。比如《跑步》中的主人公觉得疼痛可以产生很美妙的感觉;在《透明》里,男人经历一天的奔波劳动之后感到一种无力感,但同时又觉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快感。
人在这样一种贫乏、同质化的生活里面,有一种想要冲破这种生活的欲望,其表现为情绪上的突然爆发,或者有一些突发奇想。比如《在酒楼上》的阿亮对待他的残疾哥哥,有一个片断写他突然有一种邪念,很想同时点上一把香烟塞到他哥哥的嘴巴里抽死他。这是在人性上突然萌生的邪恶念头,他想要挣脱当下已经变得贫乏无味的生活状态,想要有一些突破,但同时又像被一根弹簧拉着,经历短暂的精神扩张,*终又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想要冲破文本的主体性,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完全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于《发生》,我觉得蒋一谈找到了解救我们当前同质化生活方式的途径,即用艺术来拯救生活。艺术是不是会让生活更加美丽,我觉得我比较怀疑它的可实现性和有效性。
严彬(诗人):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薄荷糖》,就讲了一个男人活到四十岁以后,他会追忆以前的生活,人生是美丽的吗?他不断地在这个困惑中探寻和否定他的东西。艺术能够使生活变得美好吗?我觉得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杨庆祥:关于艺术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在蒋一谈的作品里面,*重要的特点是把艺术内在化,因为我们觉得艺术是一个外在于生活的东西,比如行为艺术也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艺术和我们究竟构成什么关系?在《发生》里这一点很重要。未来的艺术不会是平民化,它越来越内在化,会和我们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话艺术才会拯救我们,解救同质化的生活方式。
蒋一谈:我们爱看电影,但是电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不会,你需要在电影里获得瞬间的感动,艺术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它需要存在。你刚才谈到邪恶,《故乡》里的男主人公,那个老知识分子,想到连体姐妹,的确有某种邪恶的心理。
杨庆祥:你讲到了邪恶,我想包括《在酒楼上》的男主人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那一刹那。
徐祎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蒋一谈在小说当中表现出人有刹那的冲动,但他囿于自己的身份和环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发泄出来。就像《跑步》中的大学教授,为了展示父亲的身份,他想跟那男人打架。但是,他发现首先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其次是碍于他的身份,结果只能采取跑步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方式表现出来。
蒋一谈: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感同身受的一面。有时候,我也很质疑我的父亲身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呢?
徐祎雪: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无力感在里面。
二
李壮(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我在读蒋一谈小说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本雅明写过一篇文章叫《讲故事的人》,就是远行者有故事。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扼杀了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当代的作家无论如何想象,他都很难跟得上现实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小说已经从所谓的故事性的小说,变成事故性的小说。
蒋一谈的小说是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可以称之为变故性的小说。事故性是在一片碎片当中突然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它是我们当代的暴力美学。而蒋一谈的小说写得缓慢而有节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突然出现,但*后有一种软软的东西触及你。蒋一谈的作品在写变故,体现出我们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延宕。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总处在两难的境地,这种变化之中,他永远处在命运的延宕之中。
另外,蒋一谈对经验化的写作抱有警惕,是彻底的虚构现实主义者。这里面涉及处理他人经验的问题,处理他人经验,就等于从生存的现场稍微撤一步出来,通过冷静的目光去感受。他的小说我感觉写得非常日常化,没有特别大的起伏,故事比较完整,给人流水一般的感觉,它永远就在那里,它的每一个部位,水上漂浮的落叶,水上的波纹都可以是叙述的对象,给人十分透明的阅读感受,细腻而又微妙。这个水流本身就是文本,就是能把生活和读者隔离开的东西,这是我比较直观的感受。
蒋一谈:你讲得很好。小说由故事到事故,*后到变故,我要好好想一想。我的多数作品写的就是家庭,我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家庭作家;既然写家庭,就要写家庭关系和家庭情感。*近刚完成一个访谈,访谈的名字为《河流的声音是文学的声音》。生命的流逝,也就是河流的流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喜欢水,一方面源于水的性格,上善若水,另一方面,我觉得水下还有山。这是水的双重意义,所以我信任河流。
林侧(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我读完《透明》之后,觉得蒋老师的故事很有创意。比如说《发生》写一个拆迁的故事,写一个空巢老人的故事,但是又把行为艺术的元素融入小说当中。《地道战》这篇小说,又是另一个独特的视角,蒋老师写了现实生活中地道战的场景,与我们的想象有着巨大的差距。地道是一个隐蔽的空间,展示了隐蔽的历史。《在酒楼上》这篇文章被大家谈论得比较多,是蒋老师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后面的时候,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你觉得应该说吗?你不觉得如果不说的话,可能更好一点吗?
蒋一谈: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说出这话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反思之前的事情,两个人在中间也没有再联系,他了解她的性格,她说想静一静,这可能意味着分手。第三次再见面,他正在折磨他的表哥,他没有办法,这可能是*后一次机会说“我爱你”。他说自己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他的女朋友才说:“为什么要选择呢?”
杨庆祥:大家有没有发现蒋一谈说话非常有意思,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想提醒蒋一谈的写作,如果能够把你表达的这些意思带到你的小说里面,你的小说可能会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她分析的《地道战》,我还是很同意的,我为什么说《地道战》比《二泉不映月》写得好?《二泉不映月》写得有些刻意、紧张,太用力。你如果把我们交流时的这种状态、心态放在你的写作里面就更好了,你把写作想象得像河流一样,但是你的河流写这篇作品的时候太急了。
蒋一谈:《地道战》这篇作品的缘起,是在2009年秋天看到了一个资料,资料上说地道战打死的日本兵才有一百多人。我很吃惊,然后去看其他材料,后来发现,日本军队在当时没有把中国的地道战当回事,可是我们看到的信息不是这样。这种反差会让人思考,我们得到的历史跟实际发生的历史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杨庆祥:《地道战》写得很棒,有历史观和价值判断。有些与历史关联的故事创意特别好,比如之前的作品《另一个世界》。我觉得《二泉不映月》写得太紧张了,所以导致它不是那么自然,这是我的阅读感受。可能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创意,特别急地想把它写出来。《地道战》想了好多年,所以会顺畅些。
蒋一谈:类似《二泉不映月》这样的作品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写了,自己也觉得写得特别累。我想表达一个意思,今天的月亮跟古代的月亮不一样,今月不是古时月,人与自然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异。
徐祎雪:我谈一点感受。《故乡》中去美国看外孙女的老人,他没有用过谷歌地图,但是他发现有一种东西叫谷歌地图的时候,就去搜小时候自己居住的地方,看那些山川河流。对于我们来说,谷歌地图已经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内容,你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的视角,他带给你陌生化的经验,经验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多么新奇的事物,关注点不是事物,也不是故事,而是体验个人感受。你通过这个人的感受去感受生活,这是当代小说里*重要的内容。因为故事本身已经想疯了,好莱坞大片的技术可以达到无与伦比的效果。我们作为文化的生产者,我们还剩下什么?文字还能有多大的冲击力?我觉得冲击力已经不再是文字所擅长的内容了,文字擅长的内容,反而是给你一种空间,给你一种进入个人生活的方式,让你发现你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好的小说家应该给你他个体的东西,而不是给你毫无感受的东西。
杨庆祥:刚才她说的我比较认同。我在两年前的一个会上说过,这是一个故事终结的时代。实际上,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能力感,那么小说家怎么办?每个人都可以讲故事,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故事,这时候文字本身的空间和文字本身的想象力就变得尤其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重新定义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蒋一谈:门罗是文学情绪大师,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她的作品。
樊迎春(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关于蒋老师的小说我自己给它三组关键词,一个是平衡和失衡,第二个是现代感和现实感,第三个是道具和温情。
**点关于平衡和失衡的问题。以《透明》为例,小说塑造了一个安于家庭生活的男人形象,但这种“安于”是一种害怕闯荡的“安于”,他需要家庭生活赋予其踏实感和安全感。正如文中的“我”也因为这种性格遭到前妻的“抛弃”,虽然离婚是“我”提的,但这只是保留*后一丝尊严的无奈选择。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情人杜若,让“我”过上“想要的生活”,但当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后,才发现生活又横生了亲情问题。“我”面对非亲生的男孩不断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因这种思念甚至萌生邪恶的想法,一面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没有爱上的情人、孩子,另一面是自己的血亲女儿和丢失的男性尊严。于是,原先的平衡被打破,“我”在“失衡”中分裂。
第二点关于现实感和现代感的问题。老师您可能是一个偏现实感的作家,但是您的现实又是带有现代感的现实,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比如《发生》,关注底层老人这个现实题材,但带有现代主义的火花,让他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实施“艺术活动”。您刚才说他是怎么样慢慢乐观起来的,我感觉他并没有得到救赎,他的生活首先是一个低潮,然后是一个高潮,又回到低潮。我觉得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并不是救赎。
第三点,蒋老师非常善于用道具,如《地道战》这篇,用了地道战这个道具,小说的后半部分写得很有力度,那个老人回忆历史的时候,没有历史的焦虑感。
蒋一谈:《发生》里的这位老者,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他在度过这一特定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段里释然了,他在这两天笑的次数,远远大于几年间笑的次数,这是他的收获。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发生》这个故事的创意点来源于北岛的女儿,她是一名艺术家,作品里的几个艺术行为是她和她的男朋友的艺术作品,这是真实的艺术实践,不是虚构虚幻出来的,我把他们的作品放置在了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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