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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小处见大义，引导读者从身边小事出发，对人生、命运、生活这些宏大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体悟，进而对社会、人生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的关怀，是本书*重要的价值所在。所写之事，看似都是寻常小事，而其中却常常蕴涵着深远的意味，令人掩卷之余，仍忍不住细细回想、品味。文字有时简单直白，然而却又余韵悠长，对平常人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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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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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何以至此》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继《刘心武文存》后精心推出的人文读本，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人生，何以至此；世界，不仅仅走过；天若有情；跟自己约谈；草木奇葩的理想国。文章篇幅长短不一，内容丰富，既有长篇的叙事怀人之文，也有短小精悍的议论文；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又有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体认。随感随想，随想随写，信手拈来，然而每一篇都有动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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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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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红学研究者”，曾任《人民文学》主编。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闻名文坛。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矛盾文学奖。另有散文、戏剧作品若干。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红学讲座名噪一时。并有《刘心武续〈红楼梦〉》。2012年出版40卷本《刘心武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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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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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生，何以至此 1
第二部分 世界，不仅仅走过 85
第三部分 天若有情 175
第四部分 跟自己约谈 227
第五部分 草木奇葩的理想国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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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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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我读龙应台
去冬在北欧访问，偶然读到了现定居德国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装满了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那文章讲到有从中国大陆去德国和奥地利访问的文化人，在她接待他时，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那被接待者总絮絮叨叨地跟她讲些有关中国大陆政局的事情，似乎除了那一话题，心里头再无别的存在。其中有一个细节是：龙应台陪他去参观某处市容，正兴致勃勃地给他指点：那边便是卡夫卡的故居……他却充耳不闻，亦视而不见，只是缠住龙应台问她对中共“十四大”的新班子作何感想？龙应台因此很不以为然，龙应台说，她发现不止一个中国文化人已成为了“一个装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那瓶子被单一的意念塞得满满的，简直再没有容纳别的东西的空隙，而且所谓“中国中国中国”的意念，在龙应台看来，全是“政治政治政治”。她对这样的文化人非常失望，她觉得一个中国人如比喻为一个瓶子，瓶肚里当然不能无中国，但不能光是“中国中国中国”，尤其不能光是“政治政治政治”，她很惊异于一个中国文化人怎么会对卡夫卡故居漠然到那种地步。她以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也应是一个世界文化人，应是一个既装有中国更装有世界的“瓶子”，而且那“瓶子”里应该装有更多对人类文化积累起过作用的例如卡夫卡那样的人物的名字，不必塞满了当前政坛上的这个那个的名字，尤其不必一天到晚在那里臆测谁谁会怎么怎么样……
读完龙应台的文章，我不禁莞尔一笑。龙应台虽然近些年也来过大陆，我与她也有过一面之缘，但她与大陆文化人之间的隔膜，是厚重的、难以穿透的；其实她自嫁给欧洲人定居德国以后，对她生长与成名的台湾，亦已渐渐生疏，前些时台湾的一位作家来北京，我问他龙应台的文章现在在台湾发表的多不多，他说已不多，因为台湾变化得也很快，即使议论台湾，龙应台也在渐渐失掉资格。细想起来，龙应台的“瓶子论”尽管尖刻，而且很可能她与那位同临卡夫卡故居大陆文化人之间存在着误会，但她倒也戳中了一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陆文化人心理结构中的弊端。我们的确常常把自己的思绪过分集中于既大而又并不得体的问题上。求大，往往便会显得空；如果不空，又往往过于沉重，超过了一介书生能负载的程度；并且因为所焦虑的问题往往大大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畴，因此后果是既解决不了问题，又丧失了在本行业中的优势。我去北欧访问，第一站是挪威奥斯陆，应邀住在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何莫邪教授家中。何莫邪是德裔人士，他的夫人则是丹麦人，因此在他家里我们听到的那些外国语便都非挪威语；何莫邪精通希腊文，但他主攻汉语，是汉学教授，“何莫邪”便是他以音近原则为自己取的汉名。我笑说他应是一女士才对，因为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干将为雄，莫邪为雌，因此他是一柄“雌剑”，他笑说前面有一“何”字，所以语意可解释为“哪里是莫邪？”因此便“负负为正”，归回雄性了。
在何莫邪那间地下室的房屋中，我们言谈极欢。当然他也难免问几句中国的政局，当然我亦少不了跟他说“十四大”明确了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我们双方都自觉地意识到，各自绝非可以代表更绝对不能左右中挪两国政府的关系，因此我们便很快进入“书生议论”。我跟他讲到对20世纪初挪威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蒙克心仪已久，他说将立即派他的助手第二天陪我去蒙克画廊观赏那里珍藏的原作，并建议我看完蒙克再去看雕塑大师维格兰的一组园林巨作，其中最主要是由无数个人体构成的“生命之柱”。我知道他的汉学专攻方向是先秦文献，并以研究《韩非子》而名声卓著，并知他有一极为偏激的观点，就是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文化便趋向紊乱以致衰落，终至“无足观”地步，因此便有意问他是否全然不读中国现代、当代的白话文？他便拿出大量私藏的丰子恺著作和画集让我翻阅，说现代、当代中国文化人中他独钟情于丰子恺，且有专门的论文论丰氏的艺术境界，我便笑他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因为丰氏后来皈依佛门，画中充满禅意，不是佛教东传败坏了汉文化么？怎么又把丰氏作一“败坏”中的例外，他便笑谈问题不那么简单，需坐下来细细商量。
早有多次出洋的朋友跟我传经：“你无妨同国外的学者谈论最大的问题，而千万不要轻易地同他们议论具体的小问题；因为大而空好应付，且可频占上风，精而细我们便难免露怯，起码将非常之吃力！”果然，泛论“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开放”容易，一旦何莫邪问我：“你觉得中国人讲话里的插入语为什么总体来说比较少，而英语里的插入语就那么常见？这反映出了怎样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我便顿觉没词儿；但当他问我“地下”这两个中国字重读和轻读的意义区别时，我倒能细细地告诉他：“重读时，如‘地下铁道’，‘地下’指地表层下面；轻读时，如‘针掉到地下了’，则‘地下’指紧贴着地表层上面。”他说正在写一部书稿，帮助欧洲人学习汉语，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汉语发音的重读和轻读所形成的含意差异的。学问抠得这么细，确是瓶肚子里只装着“政治政治政治”（或改为只装着“下海下海下海”“赚钱赚钱赚钱”）的文化人们难以顾及的。在丹麦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的一位女士，名叫朱梅（自然是她为自己取的汉名，本人系一金发碧眼的正宗丹麦女郎）陪我四处参观，她的研究题目是《最早到达丹麦的中国家庭》，不算冷僻，但她那位德籍男友，是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来的，所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可够让我吃惊的了——《中国汉字里究竟有多少个表示烹调的动词？》老实说，我吃了半个世纪的中国饭菜，学会认中国字也总有四十多年了，又已发表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却实在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可是朱梅那位男朋友偏递给我一张类似“盖洛普测验”那样的答卷，要我不查字典顺手写出一系列有关的动词，结果我当时只写出了“炒、煮、烧、炸、蒸、焖、熬、涮、烤、烩、煎、炖”十二个，他看了以后非常感谢我，说已从遇到的华人中回收了大约二十几份这样的答卷，如果凑足一百多份，则可用电脑统计一遍，看哪些动词最深入人心，说是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的饮食心理；说完又细问我“汆”和“焯”是怎样的意思，边听边打开笔记本细细地记录下来。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位汉学界权威对我说，他极欣赏几位7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诗坛的现代派诗人，他们的诗才令他钦佩，他自己动手翻译过他们的不少诗，与他们的私人情谊也甚笃，但令他困惑的是，当他向这几位诗人推荐上半世纪例如冯至、卞之琳所写的现代派风格诗作时，他们竟无动于衷，他们连卞之琳的名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境”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言下之意，是这几位诗人未免是一个个装满了“自己自己自己”的瓶子。装满了“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和装满了“自己自己自己”的瓶子，看来都容易招人訾议；当然，自己的瓶子装什么，别人不好强求，无妨“我行我素”，但要想成为一个既体现中国民族特色又深入世界文化和人类共识的“瓶子”，当然还是不要把单一的东西填满肚为好。
其实就个体生命这个“瓶子”而言，更要紧的是必须装有属于自己独特性格和见地的东西。我是怎样的一个瓶子呢？自己不好做鉴定。在北欧访问了一个多月，频频接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发出的邀请，校方的信函、电传、电话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追到隆德，追到哥本哈根和奥胡斯，言辞恳切，情真意挚，让我一定顺道访问德国，费用他们全包，可以从德国再返回瑞典，也可以从德国直接回到中国，但我已经倦游，想到自己在北京那小小家庭的一窗温馨灯火，心头便幽幽然升起思乡意绪，因此便婉谢了；婉谢后才想起龙应台正住在海德堡，如果去了，恰好由她评定一下我是一个装着什么什么什么的瓶子，当然我也要冷眼静观她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瓶子，这必定非常之有趣！
二、你一生中会遇到的七种逆境
逆境来之突然
逆境往往突然袭来。
逆境的面貌不仅冷酷无情，甚而丑陋狰狞。逆境陡降时，首要的一条是承认现实。承认包围自己的逆境。承认逆境中陷于被动的自我。“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许多陡陷逆境中的人最容易犯下的心理错误。事实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你的接受与不接受为转移。不接受事实，严重起来，非疯即死，是一条绝路。必须接受事实，越早接受越好，越彻底地全面地接受越好，接受逆境便是突破逆境的开始。
承认现实，接受逆境，其心理标志是达于冷静。处变不惊，抑止激动，尤忌情绪化地立即做出不理智的反应。面对逆境，要勇于自省。
逆境的出现，虽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总与自我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相连。在逆境中的压力下检查自己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是痛苦的，往往也是难堪的——然而必须迈出这一步。
迈出了这一步，方可领悟出，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酿成这一境况的，或者换句话说，内因为外因提供了怎样的缝隙与机会，才导致了这糟糕局面的出现。
不迈出这一步，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如何不幸，如何罪不应得，如何命运不济，便会在逆境的黑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但在迈出这一步时，如果不控制好心理张力，变得夸张，失去自尊与自信，则又会陷于自怨自艾，甚而自虐自辱、自暴自弃，那么，也会在逆境的恶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逆境的出现，当然与外因外力有关。在检验自我的同时，冷静分析估量造成逆境的外因外力，自然也非常重要。
外因外力不一定都是恶。也许引出那外因外力的倒是我们自身的恶，外因外力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恶的一种排拒，从而造成我们的难堪与逆境。例如，因为我对恋人撒过一个谎，恋人拆破这个谎后对我的人格产生怀疑或竟至鄙弃，从而断然中止同我的恋情，乃至投向了别人的怀抱，陷我于失恋的痛苦之中，这一失恋又招致了家族、同事乃至邻里对我的嫌怨与鄙夷，构成我个人感情生活中的一大逆境；在这逆境中，外因外力对我的冲击首先是由我的谎言而引出的，尽管我当时以为那只是个无关宏旨的谎言，并且万不想以谎言相处为常事，我仍是深爱恋人，愿与她长相守、共白头的，但我的一次谎言，哪怕小小，终究也还是我人性中恶的流露。
外因外力又很可能含有恶。恶总是乘虚而入，我们的弱点是它最乐于入的空隙，我们的缺点是它最喜爱的温床，我们的失误舛错等于是开门揖盗，恶会欢蹦乱跳地登堂入室，从而作弄、蹂躏我们心灵中的良知和善。
当我们对外因外力的分析估量导致第二种感受时，我们仍要保持冷静。是恶造成了我们的逆境，当这一意识确立时，如何冷静得了？
如何冷静处之？
要有一套冷静术。
首先是物理方式的排遣术。
例如，在自己家中，把橱柜中一些早已用旧的瓷盘瓷碗，集中一处，然后找一适当地点，例如室内相对空旷的一角，或阳台之上，将它们逐一高举掷下，在砸碎瓷盘瓷碗的过程中，以泄心头的怨怒。又例如，到户外，昂首挺胸，快步行走于人行道上，遇对面来人迅速绕过，或以咄咄气势使来人主动闪开，一路上不必用脑，只图痛痛快快前行如飞，行至一定距离折回，方式如初，待回到家中时，做做体操，再加舒展，则心中郁闷，必得锐减。
莫以上述物理方式的排遣术为浅陋。初坠逆境，此种排遣术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使自我不至于在正式的社会活动中陷于狂躁或抑郁，得以冷静地处事待人，以渡难关。
比这类方式高一级的可称为化学式排遣术。
这包括吃好、睡好和玩好三个方面。吃可补养身体，睡可平衡精神，吃、睡中自然都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而玩则是把良性的化学反应导向一个高潮。文静式玩法如去公园赏花钓鱼，活泼型玩法如登山游泳，如能在玩中引发出微笑、嬉笑乃至大笑，则体内的化学反应必将更趋活跃而激发出勃勃的生机，正是逆境中最宝贵的避暗求明之利剑。
有人在逆境中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玩又没有条件，笑不出来只想哭，那么，找个无人在旁的机会，大哭一场，哭个号啕淋漓，也能激活体内化学反应，导致良性的调节效应——痛哭之后，人就会心理松弛而归于冷静理智。
熬过逆境，需有一种观照意识。
拉开与恶的距离，拉开被恶所控制的人与事的距离，并且拉开与逆境中的我的距离，跳出圈外，且作壁上观。
这是真正的冷静，彻底的冷静。
读过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么？所记全系逆境，然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于是成为一种超然的观照，在观照中透露出一种对恶的审判与鄙弃，显示出人性与理智的光辉。
逆境有七种
逆境有七种，各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政治逆境：例如“反右”中被错划，“反右倾”中被打击，“文革”中被迫害，等等。此种逆境往往来势汹汹，且株连亲友，极为险恶，然而此种逆境又往往是群体逆境，即“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因此在社会群体的共同承受中，有时又比较易于挺过。
经济逆境：不一定都是政治逆境的派生物，例如天灾、车祸、疾病、被盗、被骗、赌博、挥霍等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经济上的困窘，更不消说即使是相当精明的生意人也难免遭逢亏损乃至破产的境遇。此种逆境往往并不给人一种群体共承的感受，当事人内心中会有一种“为什么偏轮到我”的剧痛，所以，有时此种逆境比政治逆境更难挺过。
人际逆境：常伴随政治逆境和经济逆境出现，遭人白眼，受人排挤，刺痛自尊心，产生孤独感；但在政治、经济状况并不坏时，也有可能出现，或因自身的狂傲不羁，或因不善为人处世，或因有人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此种逆境对不同地位不同性格的人产生的效应很不一致，但一个人一旦感受到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出现较大问题时，那一定是陷于此种逆境相当之深了，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缓解以至消除，否则，越陷越深后，亦可能引出悲剧。
以上三种逆境经常纠缠在一起，袭向人生。这样的逆境最磨砺人的灵魂。鲁迅先生少时曾处于此类逆境之中，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是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当年的曹雪芹，也正是其家族和个人遭遇了政治上、经济上和人际上最浓黑的逆境，“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才“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写成“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的。
除以上三种逆境外，还有感情逆境：例如失恋，就是一种对个体而言相当严重的逆境。当然也还包括婚姻破裂、婆媳不和、公婿冲撞、叔嫂斗法、朋友反目、父母失尊等等因素所造成的感情创伤；在伤感情的逆境中，人内心的痛苦往往也会达于断裂点，所以对克服这类逆境，亦不可等闲视之。
心理逆境：如总是无端地生疑，或无端地恐惧，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乃至杯弓蛇影，杞人忧天，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神经质的状况如不及时得到纠正，则有可能发展为癔病及精神病，所以亦不可对这类心理逆境掉以轻心。
健康逆境：如被医生确定为已患不治之症，虽自我心理状态尚属坚强乐观，但毕竟面临着死亡的逼近，是人生中最沉重的逆境，战胜这一逆境，往往需要精神上的高度升华；在形而上的探求中，辅以各种治疗及补养，将死亡逼近的逆境击退，乃至终于康复的例子，也是有的。
算来已归纳出六种逆境了，但还必须开列出第七种逆境——事业逆境。以上六种逆境，均可导致事业逆境。这里所说的事业有着宽泛的含义，从工厂车间里一个普通工人希望能逐级升为一级工，到一位科学家希望能有轰动世界的发明；从公共汽车上的一位售票员希望能得到乘客的表扬，到一位作家希望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事业好比一片黑土，事业心好比一粒充满生命力的种子，事业心在黑土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本不成问题，但人生中难免风雨袭来，乃至冰雪顿降，又有严寒霜冻，酷暑骄阳，因而人的事业心很可能会受到挫伤，人在事业上因而很可能无成乃至失败，以至陷于严峻的逆境。从这一逆境中挣扎出来，自强不息，奋力精进，当是人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篇章，最足自豪的乐曲。
逆境，也就是人生危机。据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汉语“危机”一词的构成很赞赏，危机=危险+机会，危险人人惧怕，机会人人乐得，“危机”是在危险中促人寻觅把握机会，既惊心动魄，又前景无穷。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我想，他是深知惟其在危险中，才能调动起自我的全部生命力，从而捕捉住那通向璀璨未来的机会！
《红楼梦》第二回写到，贾雨村到智通寺去，见门旁有一副破旧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因而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其意则深……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
贾雨村所见到的智通寺对联，是中国人一种典型的“防逆境”告诫，也就是说，为防陷于逆境，凡事应留有余地，万不可求满，“满则溢”“登高必跌重”，需自觉地收敛、回缩、抑制、中止。不过人在顺境中，欲望又是很难收敛、回缩、抑制、中止的，所以“翻筋斗”又很难避免，但“翻过筋斗来”，则有可能“吃一堑，长一智”，从而做到“身后有余早缩手，眼前有路亦回头”。
人当然没必要自我寻衅，吃饱了撑的似的往逆境里扑腾，即使是正当的欲望，适度地加以抑制，以及勿以完美为尺度，知足常乐，见好就收，都是处世度生的良策。不过，一些中国人往往过度地自我收敛，把唯求苟活奉为在世的圭臬，以致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想法产生，弄得不仅丧失了终极追求，也失却了最低限度的正义感、同情心和自我尊严，我以为那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可悲的活命哲学、可鄙的人生态度、可恨的良知沦丧。人不应因为惧怕身陷逆境，便以出卖乃至奉送自我灵魂来求得“安全”；人一旦陷于逆境之中，更不应什么道义、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唯求自保以苟延性命。逆境逆到头，无非一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类志士仁人的豪语，昭示着我们“曲生何乐，直死何悲”的真理。在逆境中我们当然要珍惜生命，钟爱自己，怀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志向，但万不可为留皮囊，出卖灵魂；万不可为挨时日，自丧尊严。
要勇于在逆境的火中炼成真金，但也不惧怕在逆境的抗争中“玉碎”。
可以逆，不可虐
人在逆境中，万不可堕入自虐的状态。
自虐首先是一种畸形的心态。一种是群体自虐。如“文革”中，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遭到迫害打击，绝大多数遭受迫害打击者，互相是同情相怜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如两个知识分子在街上相见了，甲惊讶于乙的境况：“怎么？你还没有被揪出来？”甲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是敌人该“揪”，以此推理当然也不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乙是敌人该“揪”，但他的心理架构已经扭曲，所以把乙的尚未被“揪出”视为“不正常”；再如过了几时乙与甲街头相遇又感到意外：“怎么？你还有心思买条鱼回去烧着吃？”乙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甲被贬抑后便该过另一种非人的生活，但他的心理架构也已经扭曲，所以把甲的遭贬抑后仍“大摇大摆”“乐乐呵呵”地买鱼烧着吃视为“奇观”——这种被不公正地置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间的互为畸视畸思，就是一种群体自虐。当然，更有发展到互相违心地揭发、批判乃至于真诚地反目、斗争的，那就超出我所说的自虐而成为帮凶了。
另一种是个体自虐。如一个人事业上失败后，便躲起来不愿见人，甚至觉得自己吃好些、穿好些都成了“恬不知耻”，不仅把自己的物质享受压缩到自罚自禁的状态，还从精神上折磨自己，自己诅咒自己为“低能”“白痴”“饭桶”“废物”……或走另一极端，故意到人群中“展览自己的失败”，恣肆吃喝玩乐，纵欲求欢，使精神陷于亢奋以至麻木，自己视自己为“痞子”“流氓”“赌棍”“无赖”……
逆境中的群体自虐，是延续恶势力的无形助力，它往往给本来还有所顾忌的恶势力一种启发和鼓舞——原来还可以“揪”更多的人，并且可以把压制扩展到更不留缝隙的地步！逆境中的个体自虐，不消说更是一种导致毁灭的行为。
禁绝自虐！一个染上自虐症的群体是没有出息的群体！一个患有自虐症的个体是没有前途的个体！为免于陷入逆境，有一种人甘心助纣为虐，成为所谓“二丑”。鲁迅先生曾为文剖析过“二丑艺术”。现在戏曲舞台上仍常有“二丑”出现，例如拿着一把大折扇，跟在大丑——恶人——身后屁颠屁颠地去帮凶，但他会在行至舞台正中时忽然刹住脚，将折扇一甩甩成屏障，挡在自己与大丑之间，面朝观众，指指大丑背影，挤眉弄眼地对观众说：“你们瞧他那个德性！”说完，又把折扇“哗”地一收，接着跟在大丑身后，依旧屁颠屁颠地帮着大丑去干抢掠良家妇女之类的坏事。在好人面前，“二丑”希望好人体谅他的“不得已”——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大丑面前，“二丑”对自己朝好人眉来眼去的行径，则解释为帮大丑“缓解矛盾”，他是“拳拳之心无可疑”。他深信有朝一日好人战胜了大丑，定会“首恶必究，胁从不问”；他并不相信大丑会永立不败之地，但乐得用此法免吃“眼前亏”，还可分一杯唾余——他有时也苦恼，因为在扇子一甩开之时，并不是那么好掌握面对好人戳指大丑脊梁的分寸；他有时也有牢骚，因为他感到“两面受压，受夹板气”；他有时也颇惶恐，因为明知无耻但已“无退路可走”；他有时也颇惆怅，能发出“瘦影自临春永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一类的感叹，所以“二丑”不像大丑那样除了一味作恶全无“正经创作”，他也能吟诗作画，也能才华横溢——例如明末南明小朝廷的阮大铖，便是如此。谁说他在追随马士英等佞臣迫害爱国知识分子之余所写的《燕子笺》《风筝误》等剧本不是典雅精致之作呢？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是文人，是艺术家啊，因此他又常常在这一角度上，把自己与被他胁从迫害的知识分子视为“同行”，同时把自己与那些他所追随的卖国官僚“严格地区别开来”——“瞧他们那副德性！”“二丑”也许确能免于他们害怕的逆境吧，但，一、他们选择的那个“境”，难道美妙吗？二、他能免于一时，但能经久如此吗？阮大铖的下场可为殷鉴，详情可查史书，读起来怕是要脊梁骨发凉打颤的。
逆境中，亲情和友情固然是重要的感情支撑，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自己的钟爱。要自爱。要善于自爱。
例如，当你失恋后处于感情逆境时，单靠身边亲友的安慰是无法疗治自己的心灵创伤的，这时你万万不能自己也抛弃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蜷缩起来，藏匿起来。你要想方设法来填补心灵上感情空间的虚无：去逛商店，精心为自己选购一件礼品，回到家细细地欣赏。给久未通信的亲戚、老同学、旧相识写信，不必倾诉你失恋的痛苦，但可向他们报告你事业和生活中的进展和乐趣，报告你的居住地的奇闻趣事，同时希望他们给你来信，告知你他们的近况和他们那边的种种趣闻；信寄出后不必等候回信。
去一处几年没去过的公园，在那被你长久遗忘和忽略的地方，寻找意外的美感；不必为所看到的爱侣双双的甜情蜜意感伤，要多注意单独的游览者，从他们当中那悠悠自乐者的神态中捕捉人生的真趣，条件具备时可与那样的单打一游览者攀谈，但亦不必希望从中获得建立长久关系的人物——人生中可有许多的露水情谊，让晶莹单纯的露珠点缀你的生活，滋润你那干渴的心。
去你从未光顾过的街区，漫步于那些你从未钻进去过的小巷，你可细细体味“人们到处生活”这句话中所包蕴的真谛，从而悟出你的逆境在众生相中其实远非特殊与不可忍受。
买一束鲜花或采一束野花，带回家中插入瓶中，摆在书案或床头，细细观赏它们的美丽，吮嗅它们的馨香。
去看一场你以前不可能入场观看的电影或舞台演出，如果你购票时已经开演一阵，那更好，进去后你可以最宽容的态度对待那使你觉得毫无趣味的场面，当你觉得实在难以奉陪时，便提前翩然退场，并在退场后微笑地联想到，既然将生活加以艺术化的演出尚且可以如此失败，那么，生活本身的缺憾又何以令我们痛不欲生？……
更似朋友。几十年前，父亲还是个翩翩少年郎时，上学放学总要从湖畔走过，临湖的一座房屋，有着一扇矮窗，白天，罩在窗外的遮板向上撑起，晚上，遮板放下，密密掩住全窗；经过得多了，便发现白天那扇玻璃不能推移的窗内，有一娟秀的少女，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朝外张望；父亲自同她对过一次眼后，便总感觉她是在忧郁地朝他投去渴慕的目光，后来父亲每次走过那扇窗前时，便放慢脚步，而窗内的少女，也便几乎把脸贴到玻璃之上；渐渐地，父亲发现，那少女每看到他时，脸上便现出一个淡淡的然而蜜酿般的微笑，有一回，更把一件刺绣出的东西，向父亲得意地展示……后来呢？父亲没有再详细向我讲述，只交代：后来听说那家的那位少女患有“女儿痨”，并且不久后便去世了。那扇临湖的窗呢？据父亲的印象，是永远罩上了木遮板，连白天也不再撑起——我怀疑那是父亲心灵上的一种回避，而非真实，也许，父亲从此便不再从那窗前走过，而改换了别的行路取向……
对父亲朦胧的初恋，我做儿子的怎能加以评说！然而我很感念父亲，在那“文攻武卫”闹得乱麻麻的世道中，觅一个小小的空隙，向我倾吐这隐秘的情愫，以平衡他那受惊后偏斜的灵魂！
也许，就从那天起，我同父亲成为了挚友。
巴黎啊巴黎。巴黎有街头咖啡座。有街头咖啡座的巴黎，你真有韵味，真让人留恋……那边坐着一位令我双眼一热的顾客。为何双眼一热？他黄皮肤、黑头发……那颧骨，那鼻头，那嘴唇，那表情……不消说，是同种。我们先用眼睛打了个招呼，接着相对微微一笑。
我想了想，便站起来，走了过去，同他坐在同一张圆桌旁。
为什么要想一想？因为在法国，在巴黎，你是不好轻易去同一位不认识的人讲话的——当然，问路除外。
他先用英文问我：“日本人吗？”
不知为什么，在巴黎，我常被人这样询问。人们总是先问我：“日本人吗？”及至我摇头后，才会问：“中国人？”
我也用英文问他：“日本人？”
我们两个都笑了。
“中国人。”
“中国人。”
乡音入耳，两个人都有点“惊呼热中肠”的味道。
侍者走了过来：“先生，要点什么？”
他先说：“一杯‘柯涅克’，不要加冰块。”
显然，他已经并非地道的中国人。地道的中国人在这种场合，是不会只为自己一个人要酒的。
我便说：“一杯香槟，加冰块。”
我们各付各的钱，各喝各的酒，典型的欧美人交友方式。在中国，人们这样相处是要脸红的。但他很坦然，我便也坦然。
“从北京来？”他问我。
我点头。“你呢？”我问他。
他淡淡地一笑：“我在此地定居。从国籍上说，我是法国人。”
原来如此。
我本有好多话要说，他这么一宣布，都挤在喉咙口，出不来了。法国人！对一位已经相识的法国人，你尚且不能向他打听他的历史、他的行踪、他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更何况是这样一位刚刚开始与之交谈的法国人。
我们沐着秋阳，各啜各的酒，沉默了一阵。
毕竟我们同种，我觉得问一问也无妨：“你过得好吗？”
“很好。”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接着问我：“你对法国印象如何？”
“很好。”我告诉他，“尤其是巴黎，太美了，而且是一种充满文化气氛的艺术美。”
他忽然笑了。他告诉我：“我前几天刚看到一篇小说，中国刊物上的小说。我常到大学图书馆去借看中国时下的刊物，包括文学刊物。那篇小说写的是两个我这样的人，跑到西方来，结果堕落了——女的沦落为娼，男的参加了贩毒集团。真是妙不可言！”
我不知他那“妙不可言”究竟是褒还是贬。
“是有这类的小说，”我说，“我好像也看到过。”
“那其实算不得小说，”他终于表露出他的好恶，“因为那不真实，也完全谈不上浪漫，那只是为了宣传一个干瘪的概念：西方不好。西方的确有说不尽的阴暗面，但是西方不是那位作家讲给读者的那么回事。别那么写东西，那对中国的读者没有好处。”
我只喝酒。我盼他再说。
他果然接着说了下去：“比如法国。一个中国妇女跑到巴黎，要当妓女，你以为容易吗？这里的妓女没有点办法的人是当不上的。你去过‘红灯街’吗？你得知道，妓院都有法律管着，不许随便开业的，妓女……别的且不去说它，光身体检查，就严格得很，一点不合格，就要吊销资格的……而且在许多法国人眼里，当妓女同当公司职员、超级市场售货员、出租车司机……一样，无非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收入相当高的职业，并非就是堕落，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一个新来乍到的外国妇女当上吗？好笑！……”
我仍旧沉默，姑妄听之。
“……至于贩毒，那就更不是一个新来乍到的外国男子所能荣幸承担得了的！就是一般的法国男子，想‘堕落’到那集团中去，也谈何容易！人家会要我吗？——就算我想加入！那是一桩很大的事业，当然，是黑社会的事业，政府是禁止的，警察天天在跟他们斗法……不过，那位作家真该搞清楚，他笔下那个中国男青年，此地的黑社会是绝对不需要的……”
我啜香槟。我觉得他很滑稽。他似乎有一种优越感。他凭什么感到优越呢？就因为他成了法国人？
“啊，对不起，”他喝了一口“柯涅克”，耸耸肩膀说，“我说得太刺激了吧？”
我笑笑说：“你批评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我没读过，我无从判断。”
“是的是的，”他忽然又兴奋起来，引出新的话题说，“你坐过此地的地铁吧？”
我告诉他：“自然。这几天我净坐地铁，到巴黎各处去游览。”
他便说：“你对巴黎地铁印象如何？我以为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那两句诗，最能体现出巴黎地铁的韵味：‘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你我便都曾是那花瓣之一，而且我恐怕还要一再地从那湿漉的黑色枝条上抖落下来……”
我不能共鸣。我说：“我可毫无那样的感觉。我不是幽灵。我眼中的地铁车辆也引不出湿漉漉黑色枝条这类的联想来。”
他苦笑了一下。为什么苦笑，不知道。
“我过得很好。”他玩弄着手中的高脚酒杯，沉吟地说。
“很好吗？”我审视地望着他。
他眼睛朝着街那边，似乎是在凝望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那广告正宣传着某种化妆品。“是的。我会法语。我英语也不错。我能干。我有固定的职业。我收入颇丰。我有比中国副部长更好的住宅，有私人汽车。花店一周给我送两次鲜花。我订的是郁金香，真正荷兰种的郁金香。夏天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海滩度假，冬天我去北非。我有妻子，也有情妇。我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我既去罗丹博物馆看高雅的雕塑，也去‘红磨坊’和‘丽多’那样的夜总会看袒胸舞、脱衣舞。我爱喝这‘柯涅克’白兰地，但我一般并不加冰块喝。我有怪癖，爱听砸玻璃的声音。我这种癖好在这里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说着，他似乎便要把手中的玻璃杯朝地上掷去，但终于还是没有掷，只是把杯中的残酒泼掉了。
我不理解他。他是怎么跑到这个地方，当了外国人的？他要不说，我也不便问。他接着往下说：“别那么样地看着我。用你们习惯的语言说——我不是坏人。我是根据中国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到这里来的。我当过十五年的华侨。我出席每一次华侨总会组织的活动。我和你一样爱国，爱中国。可是在这里当华侨是很难的，除非很有钱，否则，就是入法国籍。因为不入法国籍，当侨民，要受许多限制，有的职业你就谋不上。当然入法国籍也不容易。好多北非人、阿尔及利亚人，就那么个悲惨处境，当侨民，人家讨厌，入法国籍，人家不要。有一种舆论，要把他们遣返回去，就是轰回去。有的华侨，穷的，处境也有点尴尬。我不尴尬。我成了法国人了，更不尴尬。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信吗？每一次中国的球队来此间比赛，我总是买票去捧场；每一个中国的艺术团体来此间演出，我总去看，还往后台送花篮……”我不得不问他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并没有怀疑你，认为你不爱中国……”
他又要了一杯“柯涅克”边喝边说：“我们还是来谈小说。像那位作家，他如果想写得深刻他就该来了解我，写我……”
“你不是在此地生活得很好吗？”我问他，“人家是要揭露这里的问题，唤起中国读者的爱国之心；写你，说你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怎么能完成他的主题呢？”
“能，”他肯定地说，“能够的。”
我有点吃惊，他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但是我很苦闷。”
“为什么呢？法国人歧视你吗？——当然，你现在也是法国人，我的意思——”
“你不用解释，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问这里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歧不歧视我？法国很少有种族歧视。我没遇到过因为我的种族、肤色、长相歧视我的事情。这里的知识分子歧视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一般市民歧视没有钱的穷人，而我呢，应当说文化教养和金钱地位都不欠缺，因此也没遭过这样的白眼……”
“那么，你苦闷，是纯属私生活当中的因素了？”
“不，我的私生活大体上也不错，挺有滋味。”
“那么，我弄不懂了……”
“你们永远弄不懂，除非你亲自来试一试！”
“试一试？”
“对，来体验体验这种滋味。没有堕落，既没有当妓女，也没有当黑手党。没有对不起祖国的言论和行为，因此当然也没有相应的心理负担。没有受歧视，也没有贫困和沦落。总之，一切都挺好……”
“挺好，干吗还苦闷呢？”
“这种苦闷是无法排遣的。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溶解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人家并不一定歧视我，可是我抬眼望去，满眼是不同种的人。你是来访问，你只觉得有趣。可你倒试试看——在这里生活10年，15年，25年，一辈子！你穿得跟人家一样，你话讲得跟人家一样，你派头也跟人家一样，人家对你也挺好，可你还是你那个种。一个人生活在不同种的人的包围里，再怎么也是苦闷的。不信你试试！试试！”
我望着他。我可怜他。
“这还只是表面的一层。你抬脚走来走去，凯旋门，很雄伟，很美，但跟凯旋门相联系的一切，比如，那个赫赫有名的拿破仑，是人家那个种族的……你来参观，来游览，你当然兴致勃勃，异国风光嘛！可是我是法国人，我在此地定居，而我脚下的地面，这地面上的一切，却是人家那个种族长久享用的创造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凡尔赛宫的喷泉，塞纳河的桨声灯影……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一种血肉之外的东西。我现在所享受的一切，不是我自己的祖先创造的，它的历史与我的存在无关！这里再好，人们对我再客气，我也总还是一个异物，一个异类！啊，你要是能理解我的话就好了！……”
我理解。不过，我也不理解——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回咱们中国去呢？”
他沉默了。隔了一阵，他干了杯，用一方手帕仔细地揩了嘴，所答非所问地说：“我并不是后悔。凡我做过的事，我从不后悔。”
他看了看表，立刻站起来，把小费掷到桌上，有绅士风度地向我告别说：“谢谢你同我交谈。我走了。”
我便也笑着说：“也谢谢你同我交谈。我还要略坐一坐。”
他走后，我略坐了一坐，也便离去。我顺着那条街往下走，一路上都是街头咖啡座。巴黎真美。街头咖啡座真妙。我一点也不苦闷。我知道这一切美的事物都是法兰西民族创造的。我是他们的客人。我愿常来做客。
可是我这次的访问就要结束了。我依依不舍，但又归心似箭。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朝香榭丽舍的民航办事处走去。我要去办OK手续。我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浮现出了北京故宫的筒子河，以及紫禁城的那锯齿形城堞，还有城堞拐角处的角楼。
我幸福地微笑着。
你的生活中自然会有树，什么树？就是你院中的树，或窗外的树，或你每天路过的街道上的树，或公园绿地的树，或田野山林中的树……大树，小树，古树，新树，落叶树，常青树，开花的树，无花的树，枝繁叶茂的树，瘦骨嶙峋的树，青春焕发的树，半枯发蔫的树，姿态优美的树，蠢然丑陋的树……是的，同你每天有意无意总要与这个那个人接触一样，你每天一定会接触到一棵以上的树。在你所接触的人里，有你的朋友吧？那么，在你接触的树里有你的朋友吗？
我的邻居老佟，有一天，我偶然看见他站在楼下绿地一隅，面对一株小叶枫，神态很特别，嘴唇蠕动着，我就过去招呼他：“您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自言自语啊？”
他回过神来，见是我，便对我说：“怎么是一个人？我这不是在跟他说话吗？”他？他是谁？原来，老佟说的“他”，便是那株小叶枫。开头，我觉得老佟这么个行径，有点神经兮兮的，可是听他跟我细讲了讲，我就很服膺他的作为。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很讲究“天人合一”，西方人，现在也很讲究环境保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人和自然界，尤其跟动植物都应是一种亲和的关系。老佟说，不要总是麻木地对待我们生活里所见到的这些树，光是笼统地觉得它们好，绿得可爱，也还不够。他说，应当至少从那许多的树里，找出最能与自己心灵相应的一棵来，交一个树友。他就跟这株小叶枫，交上了朋友，常到“他”跟前，与“他”进行动情的交流，诉诉自己的感怀，诵诵古词新诗，而从小叶枫枝丫的摇曳、叶片的光泽、树形的变化、气息的氤氲中，他感到一种丰富的回应……他说，在这样的交往中，不仅身心俱畅，而且，有一种升华融汇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快感！
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树友。
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小小的生活情趣吧，我也建议读者诸君，都从日常所接触的树木里，找出一株自己最喜欢——起码是最顺眼的，当作朋友，哪怕是仅仅在路过时格外地对“他”多关注几眼，那潜在的好处，也是妙不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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