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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经济史中或许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了。与这样一个重要的疑问相应的是,它也不缺乏解释。很多有见解的人甚至相信这些解释中的若干种。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聚焦到了“大分流”之前的两个世纪。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中,扬·卢滕·范赞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拉回到历史深处。事实上,回溯得很远,回到了900—150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和裨益的贡献,它向读者开启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无论他之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信念是什么。
內容簡介:
名人推荐:
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近些年,关于工业革命起源或西欧于1800年左右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崛起的书籍一直在定期涌现,但很少有书像本书一样丰富、扎实和可读。
——Christopher Dyer,《美国历史评论》书评
在经济史中或许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了。与这样一个重要的疑问相应的是,它也不缺乏解释。很多有见解的人甚至相信这些解释中的若干种。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聚焦到了“大分流”之前的两个世纪。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范赞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拉回到历史深处。事实上,回溯得很远,回到了900—150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和裨益的贡献,它向读者开启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无论他之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信念是什么。
——Noel D.Johnson,《经济史杂志》书评
關於作者:
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1955—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经济史教授。2003年获颁斯宾诺莎奖,2009—2012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在研究荷兰、西欧、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史方面成果斐然。
目錄 :
图表目录
导言: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第一部分中世纪的基础
第一章提出问题:有效率的制度在中世纪的出现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
利率的全球分布以及其他衡量制度效率的指标
第二章为什么欧洲经济在政治分裂时期出现了迅速扩张
导言
政治分裂影响了经济发展吗?
Mann—Berman假说
Greif—De Moor假说
对权力真空的第三种反应:封建制和庄园制
与阿拉伯世界的简要对比
结论
第三章中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反映:书籍产量,500—1500年(与Eltjo Buringh合作)
引言:书籍产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数据库和估计值
长期模式
欧洲的一体化:书籍产量的趋同
其他证据:读写能力与年龄集聚
结论
第二部分欧洲内部的小分流
问题简介:欧洲内部的小分流,1400—1800年
第四章女性的能量:中世纪末期北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欧洲婚姻模式(与Tine de Moor合作)
问题:Janne Heyndericx和Hajnal的理论
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
Hajnal的欧洲婚姻模式的典型特征
欧洲婚姻模式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父权制的回归
结论
第三部分普通工人、哲学家和欧洲知识经济的诞生
问题简介:欧洲知识经济的诞生
工业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出现
第五章普通工人的人力资本:从全球的观点看欧洲的
技能溢价
导言:技能溢价能告诉我们什么
20世纪中期的技能溢价
欧洲:1300—1914年
欧洲之外的地区
解释:作为投资的人力资本及其与利率的关系
培训制度的效率
与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论
第六章哲学家与印刷机的革命
导言
古腾堡先生的经济影响
欧洲之外的书籍产量
缩小鸿沟:读写能力的提升
读写水平、技术形成和经济增长
结论
第四部分迈向双元革命:国家形成和现代经济增长
第七章国家形成和公民权:处于中世纪城邦和现代国家之间的荷兰共和国(与Maarten Prak合作)
简介
公民权的经济解释
一个悖论:税收、经济增长和国家的规模
案例研究:荷兰共和国
公民权的优势:广泛的税收基础
公共品:国家做了什么?
公民身份和英国1640—1688年工业革命前的历史
结论
第八章北海地区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导言
争论:19世纪之前的经济是增长还是停滞
英国:1086—1688年
1000—1800年间的欧洲经济增长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拟:荷兰,1500—1800年
英国,1500—1800年
结论:早期现代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
第五部分两次大分流
附录1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进一步实验:意大利和西欧
附录218世纪中国人均GDP的估计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內容試閱 :
另一项根本区别是伊斯兰法律一直依赖于记忆和人证(personaltestimony),而并没有转变为书面记录的形式,后者是形成于拉丁西部的新型法律传统的特征。在伊斯兰的法庭中,书面文件的可靠性必须由证人加以证实,这与西欧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西欧,书面文件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比记忆更加可靠(Lydon,2007)。我们已经看到,开始于8—9世纪时的修道院对特许状的颁布并受之约束(作为诉求某种权利的证据)的这场运动开始向其他地区传播,并构成了发生于1050—1300年间的“沉默的革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由皇帝和国王颁布的书面特许状构成了城市宪法(constitutions of cities),由市政府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了行会和社团的权利与义务,就像《大宪章》(Magna Charta)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一样。这种书面文字运用的日益增长——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同时期书籍产量的大幅增长所证明——正是欧洲所独有的现象。作为这些过程的结果,对读写能力和法律技能的需求增加了,这是大学得以兴起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在Huff对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兴起的解释中,大学的兴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Huff,1993)。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是12世纪法律革命的一项副产品:正是对法律意见以及对学者、律师、牧师和神职人员的需求促进了大学(universitas)的发展,并且也几乎完全意外地创造了使科学得以繁荣的机构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