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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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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本书阐述了对供给侧改革的深入理解，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提供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方法，描绘了从制度、管理和政策层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手段。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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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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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点探讨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思路和对策。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并非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改革体系。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需要将理论、实践和政策相结合。本书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将供给侧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供给侧改革涉及供给主体、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存量调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发挥企业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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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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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同时兼任多个学术团体职务，被多个地方政府聘为顾问。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我国权威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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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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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
一、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几个要点
（一）供给侧改革的含义
（二）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三）供给侧改革的特点
（四）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五）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二、避免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解
三、供给侧改革包含结构性改革
四、供给侧改革要利用供给侧力量
（一）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企业的活力
（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
（四）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
（五）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六）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五、供给侧改革有经济学方法论基础
六、供给侧分析框架与需求侧分析框架形成鲜明对比
（一）需求侧分析框架
（二）供给侧分析框架
小结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一、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一）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
二、供给侧改革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
（一）中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
（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的阵痛表现
（三）推进结构调整、应对结构调整阵痛要靠供给侧改革
三、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是吻合的
（二）解决各种问题的出路唯有改革
（三）正视推进全面改革的新挑战
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提高各主体的供给能力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前提
（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
五、供给侧改革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供给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久远
（二）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经济学理论
六、供给侧改革有丰富的国内外实践经验
（一）美国、英国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实践经验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三）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小结
第三章 反思需求管理政策
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三驾马车”是什么
（二）“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三）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二、“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一）“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问题
（二）用“五个相结合”弥补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三）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投资依赖症”
（一）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二）中国已出现明显的“投资依赖症”
（三）从根源入手摆脱“投资依赖症”
四、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低效增长症”
（一）不可忽视的“低效增长症”
（二）“低效增长症”的主要表现
（三）痛下决心加快治理“低效增长症”
五、需求管理政策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
（一）资源环境形势日趋严峻
（二）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
（三）资源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
六、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经济泡沫
（一）投资拉动带来了经济泡沫的累积
（二）正视经济泡沫累积带来的风险
小结
第四章 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
一、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体系
（一）一般性动力
（二）特殊性动力
二、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用“三大发动机”取代“三驾马车”
（二）“三大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
（四）从两个层面实现增长动力转型
（五）转型要依靠“三大发动机”
三、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
（一）改革是最重要的动力
（二）改革释放红利的机制
（三）改革通过多种途径释放红利
四、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一）“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结构优化释放生产力的机制
（三）中国还有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五、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
（二）要素升级既重要又紧迫
（三）要素升级面临的障碍
（四）推进要素升级要采取综合对策
六、通过创新驱动寻找新动力
（一）创新驱动刻不容缓
（二）创新驱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三）创新驱动要靠改革
（四）创新驱动关键靠人
（五）创新驱动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七、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源性因素
（二）思想通过各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
（三）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小结
第五章 推进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改革三十六策
（一）六大主体对策
（二）六大要素投入对策
（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一——四大制度变革对策
（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二——四大结构优化对策
（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三——四大要素升级对策
（六）六大存量调整对策
（七）六大增量培育对策
二、在全面改革基础上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一）推进全面改革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2016年的重点改革领域
三、推进改革本身的创新
（一）改革要有新观念
（二）改革要有新理论
（三）改革要有新策略
（四）改革要有新突破口
（五）改革要有新招数
四、推进全面创新
（一）为何要推进全面创新
（二）如何推进全面创新
小结
第六章 做好供给管理
一、调整存量：“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一）中央经济工作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
（二）“三去”是一场存量革命
（三）“三去一降一补”可扩展为“六去”
（四）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五）“去超建”同样刻不容缓
二、培育增量：重点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一）培育增量的重点内容
（二）产业转型升级是供给管理的重点
（三）从“供给侧”寻找发展动力：以汽车业为例
（四）做好煤炭主产区的转型升级工作
（五）推进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
三、降成本：应对“高成本时代”带来的挑战
（一）“高成本时代”悄然来临
（二）企业“高成本”之困
（三）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
四、补短板：重点补好生态和农村贫困短板
（一）补好生态短板
（二）补好农村贫困短板
五、配套政策：十方面工作重点转变和五大政策支柱
（一）十方面工作重点转变
（二）五大政策支柱
六、地方对策：地方政府如何做好供给管理
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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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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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需求管理政策
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三驾马车”是什么
首先，“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GDP核算有生产法或部门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生产法核算公式：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核算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或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支出法核算公式：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GDP＝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含政府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即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和。
其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需求侧因素。准确地说，消费、投资和出口应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最后，“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短期因素。“三驾马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凯恩斯理论主要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也说了，“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ead），所以他不太关心长期问题。事实上，拉动“三驾马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等）也都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主要解决短期的就业创造、GDP增长等问题。
（二）“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第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三驾马车”主要是结果，而非原因：消费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上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变成投资；出口也是由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形成的。有了好的就业、收入和保障后，消费无须多虑；有了较高的利润、产权保障和投资机会后，企业投资自会进行；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出口就不难。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一定来自于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只有将制度理顺和技术进步后，各经济主体自会积极行为，竞争力自会提升，收入、利润等自会相应增加，“三驾马车”也会自动前行。也就是说，“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第二，“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力。“三驾马车”虽然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刺激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而且，由于“三驾马车”容易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在短期增长后需要消化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的中长期动力只能来自于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只能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如产业转型升级）等。
第三，“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独立动力。“三驾马车”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比如，消费的扩大依赖于消费税收、消费信贷、家电下乡等政策，投资的增加依赖于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出口的提升依赖于出口退税等政策。事实上，各国在经济危机或经济下行时期，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三驾马车”就动不起来。
（三）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由于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见效，并且主要依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三驾马车”则可立竿见影，并且政府大有可为，所以政府常常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政策来用，而且会形成很大的依赖，以致欲罢不能。
但是，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如下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一是强化了GDP导向。“三驾马车”本来就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拉动“三驾马车”的政策无疑都是冲着增加GDP去的。而社会需求是多元的，且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社会公平和幸福指数等，因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使政府和社会掉入“GDP增长至上”的陷阱。
二是固化了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应是企业和创业者，政府主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由于“三驾马车”发挥作用对政府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必然固化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非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四是容易形成经济泡沫。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采取超发货币、放松信贷、影子银行、发行债券和增加投资等手段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会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造城运动”和开发区建设等情有独钟，最后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需求侧的短期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时期的重要政策选择，但一定要认清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长期动力，过度依赖它会有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正确的选择应是：让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的特殊时期发挥应有的应急作用和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一旦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二、“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一）“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问题
一是过分强调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大需求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升级甚至制度创新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动不动就是“三驾马车”，我们不能说这么做完全不对，但存在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的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
三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四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在2008年以来的反危机过程中，政府明显运用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危机来了，经济增长下滑了，失业率增加了，就开始强调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建设、大规模印钞票来实现稳增长目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效果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经济开始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银行坏账、债务负担、产能过剩和市场化倒退等。
五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的分析，相对忽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地把握宏观态势。
（二）用“五个相结合”弥补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当然，凯恩斯理论不是一无是处，但我们一定要看清其内在缺陷，有针对性地弥补其缺陷，努力做到如下“五个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形势和展望未来。
第一，将供给和需求相结合。除了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外，还要重视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新增长点形成和制度创新等供给侧因素的作用。
第二，将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不仅要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而且要分析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必须先把未来3～5年的大趋势看明白，才能更好地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
第三，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结合。要善于运用多学科的思维来分析和观察现实、预测未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存在相交叉的地带，比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和推进绿色发展等，就是两种因素相交叉的领域。
第四，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政府和市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属于市场职责范围的就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则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第五，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一定要找到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就是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选择。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要通过引导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发挥作用。
（三）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分析经济增长（如GDP增长）时，三大需求或所谓“三驾马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成为主要工具或视角，而供给侧因素或供给侧力量则较少考虑。其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需求管理理论契合了政府的需要。需求管理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干预工具，因而为各国政府所喜爱。而且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直接利益，一旦用上就很容易上瘾，难以摆脱。
二是需求数据容易获得，较方便做研究。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晰，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统计数据较容易获得，为政府和研究者所喜爱。而供给侧因素则相反，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争议也较大，评价指标体系不明确，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而被很多人所忽视。
三是教科书上的供给定义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既然供给只是生产者的商品供给，那么在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生产产能常常过剩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似乎已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或制约因素，只要考虑需求拉动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商品供给只是广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形态，远不能代表供给侧因素本身，新需求是要靠新供给来创造的，供给才是原动力。同时还要认识到，不好统计的因素常常是更本质的因素。
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投资依赖症”
（一）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投资是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中国经济近年来最为倚重的马车，而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近年来，中国经济对投资甚为纠结。一方面，必须对过去多年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偿还压力、资产价格泡沫、资源环境问题等进行处理，以致对继续高投资心存戒惧；另一方面，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控风险，又必须依赖投资。明明知道高投资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大，但又不得不依靠它，呈现出“投资依赖症”（或“投资饥渴症”）的某些特征。
依赖症本是医学概念，其原意是指病人为了获得某种身体和心理效果，对某种药物或行为存在依赖性渴求，以致成瘾成病。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生产投入的基本手段，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关键的是，投资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一旦形成某种格局，就存在“路径依赖”。不论是从其重要性来看，还是从其权益属性来看，投资都容易出现“投资依赖症”。
对投资的作用和“投资依赖症”，不同学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观点认为，投资不是消费必须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不存在“投资依赖症”，其代表人物是林毅夫等；另一派观点认为，过度投资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很多，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正确动力；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而是来自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有些争论是因为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投资有不同类型：既有需求侧的投资（投资需求），也有供给侧的投资（投资行为、投资资金）；既有政府投资，也有社会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既有理性投资，也有非理性投资。这种划分可以澄清很多争论。例如林毅夫侧重从供给角度理解投资，他认为，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消费很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但批评者多是从投资需求角度批评林毅夫的，当然林毅夫本人也没有分清“需求侧投资”和“供给侧投资”。
这里不拟对这些争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想由此引出对“投资依赖症”的较准确理解。本书的“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
投资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品的需求，是中间性、生产性需求（与消费需求作为最终性需求相对应），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决定，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财政收支、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是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政策变量。而供给侧的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货币或其他资源用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由收入水平、储蓄率和投资率等决定。
“投资依赖症”主要指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对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业投资需求的依赖，进而表现为对促进这些投资的财税货币政策的依赖。从投资主体分类，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社会投资由于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的约束，依赖症的表现程度有限，所以“投资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还可分为理性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理性投资因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约束而难以表现为病症，而非理性投资则因为“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追求短期效果而成为“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中国已出现明显的“投资依赖症”
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 “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如果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如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3.4%、34.7%、35.8%、36.6%。进入21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62.3%，2009年达到66%，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五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三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从1992年的27.8%上升到2005年的28.5%；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从1992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5%；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居民购房的快速增长，居民投资占GDP比重也呈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6.7%上升到2005年的9.2%。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最后，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 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 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三）从根源入手摆脱“投资依赖症”
“投资依赖症”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缺乏约束的投资主体和赶超发展的意识。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下，在投资缺乏预算硬约束、投资失败责任缺乏追究的机制下，在赶超意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政府及其干部、企业及其管理者为了追求政绩和业绩，不计后果和可持续性，疯狂地进行各种投资，以实现自身的目的。
“投资依赖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产能过剩、增加债务负担、推动通货膨胀、引发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加“寻租”机会以及扩大贫富差距等。
解决“投资依赖症”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树立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市场的观念，放弃赶超发展意识和GDP崇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全面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硬化政府和国企投资的预算约束，强化投资责任追究。总之，要主要依靠供给侧改革的效率提高而不是粗放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四、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低效增长症”
（一）不可忽视的“低效增长症”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不多见。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需求管理政策和大规模投入带来的，或者说主要表现为粗放增长，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不高。正因为如此，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一届中央领导更是反复强调要追求有效率、有效益、没有水分的增长。但低效增长问题已积重难返，需要深入研究，找出其病根，并持续做出改革和转型等努力，才能逐步解决。
按照生产函数和增长经济学理论，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可通过两大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劳动、资金、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则是我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经济增长供给侧
“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含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等）。同时，政府也可以从需求侧入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来加快经济增长。如果从经济效率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分类，可将经济增长分为低效增长和高效增长。一般来说，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常常表现为低效增长，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拉动的增长常常表现为高效增长。
低效增长是经济增长中的一种现象，不是所有的低效增长都有低效增长症。之所以成为低效增长症，主要是由于制度和体制的原因，使得低效增长持续时间过长，进而带来很多后遗症，如资源能源消耗多、环境破坏严重、资金利用效率低等。低效增长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也表现在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衡量低效增长的指标很多，如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用水量）、单位GDP地耗（建设用地）、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和资金利润率等。
客观来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完全是低效增长，其中部分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1978～1998年间，劳动力转移（结构优化的表现之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1%。
（二）“低效增长症”的主要表现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低效增长或粗放增长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我国现有统计系统对经济效率的指标统计还很不健全，仅从现有有限的效率指标来看，虽然近年来一些效率指标有所改善，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更是有不小的距离。
能耗过多。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 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 000元GDP。
地耗过多。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增长。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2013年据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介绍，上海市全市建设用地的产出率大概是纽约的1／29、香港的1／14。“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最高，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是200亿元，而中国台湾的新竹则是513亿元。”
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三）痛下决心加快治理“低效增长症”
造成低效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制度。现代经济学已通过数学逻辑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率，尽管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但不难得出“竞争性市场经济与高效率兼容”的结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低效率的东西必定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所以“低效增长症”难以持续存在。而“低效增长症”在非市场体制中则有可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一些非市场体制特别是中央集权体制存在保护垄断特权、保护低效落后、抑制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
具体来说，产权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地悲剧”而降低效率；国有企业由于可以通过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而缺乏追求市场效率的压力和积极性；资源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生产要素向低效率部门或地区转移，从而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政府“企业化定位”和GDP考核导向制度，使政府直接经营土地、城市和投融资平台，增加垄断、排斥竞争，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如既然增加货币发行就能直接带来经济增长，就没有压力费神通过提高效率去实现经济增长了。
低效增长症如果长时间持续，必定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如资源浪费、能源短缺、环境破坏、资金短缺（钱荒）、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危机、民工荒和技工荒等。
因此，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治疗低效增长症，基本药物还要从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发动机”中去寻找。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改革推进制度变革，如改革导致低效增长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价格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为高效增长创造制度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与此同时，还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信息化、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推进生产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五、需求管理政策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
过分依赖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不是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一）资源环境形势日趋严峻
第一，资源能源消耗过快、日益短缺。资源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能源相对充裕，则生产成本较低，反之则高。如果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则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稳定性降低。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粗放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导致资源能源日益短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达37.5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6%。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单位资源产出率只有美国的110左右。2013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5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70%。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8.4亿吨标准煤左右，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78.5%。
第二，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对经济发展构成制约。环境污染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一是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其公益性投资的增加会对其他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二是环境污染治理标准提高会限制部分产业和地区的发展空间；三是环境污染罚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四是环境污染会影响招商引资；五是环境污染会影响身体健康，减少人力资本等。然而，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制约。研究表明，1950～1980年中国的雾霾日较少，1980年以后雾霾日明显增加，2000年以后急剧增长，2010年全国雾霾日29.8天，是1971年的近4倍。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为35.9天，按新标准74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率仅4.1%。近几年华北地区部分城市雾霾日达到全年的13以上天数。全国十大流域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在704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8.9%。2013年，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1.5%、1.1%，全国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属污染。在474个监测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比为44.4%。
第三，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据国家林业局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2009～2013年）结果显示，全国湿地面积比第一次调查结果减少了8.82%。2012年，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较2006年下降了14.9%。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9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7%。2014年11月在扬州召开的全国耕地质量建设现场会透露，目前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0%以上。部分生物物种资源丧失态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土资源部发布《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称，2013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15 403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1.5亿元。
（二）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
首先，资源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的本性和错误观念。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贪婪的本性，总想尽可能多地利用资源和环境快速致富、加快发展，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放在优先位置而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放在次要位置，将满足当代人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而将后代人的资源环境权益放在次要位置。近代以来，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落后挨打了，当取得了国家独立后特别是具备发展的制度条件后，恨不得将先行国家走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三五十年内完成，于是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快马加鞭，跨越发展、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弯道超车、三年大变样、快速再造新城等蔚然成风，很少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代价。同时，还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强，宇宙广袤，污染排放的空间很大，国内资源不够可以到国外买，资源价格会自行调节资源的稀缺性等，这些错误观念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延误了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
其次，GDP导向考核制度加重了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既统一又对立，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循环经济的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更多的时候二者是有冲突的，因为保护资源环境意味着必须放弃一些发展机会，同时还有投入成本。30多年来，尽管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始终没变，甚至近年来有些方面还在强化，集中体现在GDP考核导向上。也就是说，在面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时，许多地方常常倾向于追求经济发展。在GDP考核导向下，各地疯狂追求GDP、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等指标的高速增长，基本手段就是大力发展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为此大规模消耗了资源能源，破坏了环境。
再次，资源环境产权不清导致了资源环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产权主体对自己的所有物具有内在的节约和保护动力，资源之所以被低效利用甚至浪费、环境之所以被破坏，一定是因为其产权不清、保护主体不明，存在“公地悲剧”。我国绝大多数资源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国有，看似产权清晰、主体明确，但实际上国有资源环境由于终极主体——全国人民只是一个虚拟的行为主体，其代理人政府及其各部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不足且可能存在寻租行为，委托代理链很长，信息又不对称，导致资源低效利用乃至浪费频发、环境破坏严重。事实上，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产负债表等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公地悲剧”就难以避免。
最后，资源和环境产品的交易、补偿、监管和问责等制度欠缺，也造成了资源环境问题。碳排放权、污染排放权、水权、节能量等交易机制的欠缺，使得资源环境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和低成本控制。资源有偿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的欠缺，打击了资源丰富地区和为生态环境建设做出贡献地区继续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用途管制制度、生态红线制度、污染排放许可证制度、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资源承载预警制度等监督制度的欠缺，使得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缺乏应有的约束。责任追究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干部考核评价问责制度的欠缺，使得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
缓解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抓“牛鼻子”，从问题根源入手，重点解决认识和制度问题。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制度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到了20余项制度，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能源和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集体林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国家公园体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等。此外，十八大报告等文件还提到了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资源环境统计制度、资源和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环境税费制度、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仅有制度还不够，关键是要尽快将制度落到实处，使之成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三）资源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
资源环境恶化突出表现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上，资源短缺、环境治污都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先行发达国家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大多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且可以通过殖民掠夺来满足资源能源需求。而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比先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且不能靠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资源短缺带来的国际资源能源市场的波动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内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都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要进一步上涨。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前后全球30%左右的碳排放量都可能由中国贡献，届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而中国推进低碳发展要面临以下几个特殊挑战：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属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结构是“多煤、缺油、少气”的高碳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粗放发展模式具有“锁定效应”，短期难以改变。
六、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经济泡沫
（一）投资拉动带来了经济泡沫的累积
多年来，我们主要通过投资拉动来实现保增长或稳增长，积累了不少经济泡沫，主要表现在如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各级政府债务达30.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7.9万亿元，2014 年、2015年到期需偿还债务占总债务的21.89%、17.06%。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达37.23%。据标准普尔数据，2014年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将达14.2万亿美元，占预期名义GDP的135%左右，而同期美国企业债务余额13.1万亿美元，只占预期名义GDP的75%左右。
二是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2014年9月末，中国M2余额达120.21万亿元，M2GDP从1997年3月末的109%上升到2014年3月末的超过200%，6月末更升至205%，远超美国2013年末的64.6%水平。2008～2013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9%，远超同期GDP增速，银行业资产占GDP比重持续攀升至260%。银行信贷过于偏向高风险资产，房地产贷款及房地产抵押贷款占银行业各项贷款比重近35%。由于信贷结构不合理和期限错配，一度出现了罕见的“钱荒”，2013年6月20日前后银行隔夜头寸拆借利率飙升到13.44%。2014年以来，银行存款开始减少，如2014年1月人民币存款减少9 402亿元，同比少增2.05万亿元；截至2014年9月30日，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较今年中报时减少了1.5万亿元，降幅达1.97%，这种情况是15年来首现。截至2014年9月底，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9%，比上一年末上升0.36个百分点；工商银行为1.06%，比上一年末有所上升；交通银行为1.17%，较年初上升0.12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为1.10%，比年初上升0.27个百分点。
三是影子银行过快增长，风险加大。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近期发布的《2014年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超37%，居全球第二，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测算，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可能达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39万亿美元。中国信托资产规模从2008年的1.24万亿元快速膨胀到2014年第二季度末的12.48万亿元，稳居金融业“老二”。多数影子银行将短期资金（其中银行理财产品60％为6个月以下）配置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或资产上，增加了期限错配风险。
四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较多。2004年8月31号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中国房价踏上了持续上涨之路。2003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2 456元，2013年涨到了每平方米6
237元，涨了近3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更为显著，如北京2003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 747元，2013年达到每平方米23 616元，二手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29 122元，涨了近5倍和5倍以上，中心城区的楼盘有很多涨了10倍以上。
五是许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设备利用率总体上为72%，其中制造业仅为70.8%，超过70%的企业家认为本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光伏和多晶硅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57%和35%。
六是对国际热钱进入和留下形成了较大依赖。中国社会之所以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加息政策很敏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国际热钱大规模退出对中国的资金链产生较大的冲击。中国经济相当于一池子水，如果投入项目能获取正常回报，则池子中的水位正常。但由于部分项目投入到产能过剩行业甚至僵死企业中，不能获得正常回报，即存在漏水情况。这时要想维持水位，只能依赖于央行注水和热钱进入，而央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水漫灌了，于是对国际热钱进入和留下就形成了较大依赖，而这恰恰存在风险。
（二）正视经济泡沫累积带来的风险
尽管中国经济泡沫没有国际上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且总体上处于中央政府可控范围内，但2013年6月的“钱荒”和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金融风险警示我们，对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一些风险还在累积之中。为了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必须先认清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或原因。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人性贪婪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思想根源。增长过慢只会面临落后挨打的风险，只有增长过速才能导致本书意义的经济风险，特别是当经济增速超出潜在增长率时更易形成经济风险，而增长过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性贪婪造成的。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了，所以当具备发展条件后，举国上下争先恐后，过度追求赶超发展、跨越发展、超常规发展等，恨不得将先发国家走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三五十年内完成。GDP考核导向又使之火上浇油。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增信心、保增长、保就业、防风险等也进一步强化了快速发展的意识。
其次，缺乏制约制度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制度根源。只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系统性经济风险就难以形成。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制于多种制约因素，如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和货币制约等。如果价格能随供求关系而波动、能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性，就不可能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严格遵守契约到期还债，就不可能通过过度举债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投资决策失误将严格追责，就不可能通过大规模低效投资去追求高速增长；如果货币发行受币值稳定的严格制约，就不可能依靠大规模印钞去追求高速增长。但问题是，多年来中国的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和货币制约等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所以系统性风险才逐步累积起来。
再次，缺乏风险释放机制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在经济风险累积起来后，如果有好的风险释放机制，能及时将风险释放出去，系统性风险也不可能累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风险释放机制的形成会因为下述因素而受阻：因不愿意承认风险，而不去考虑建立风险释放机制；过于迷信长效机制能逐步化解风险，而错过了及时释放风险的时机；害怕风险释放中的风险，而迟迟不去释放风险；因缺乏释放风险的经验，而无意耽误了释放风险。在此情况下，系统性风险可能悄然累积，直至累积到危险的地步。
认清了系统性风险累积的逻辑或原因后，我们就不难找到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出路。一是要抑制贪婪，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严格约束政府的GDP政绩意识，控制无效和低效投资，将经济增速控制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二是加快推进价格制度改革、财税和投融资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改革、货币制度改革，硬化经济增长的价格制约、契约制约、责任制约和货币制约等。三是正视已存在的经济风险，加快建立风险释放机制，及时释放风险，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打破刚性兑付魔咒，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和僵尸企业，以小失避免大失。
小结
【“三驾马车”并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真正能够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应该是健康和可持续的“三大发动机”，它们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就是指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和推进信息化等。
【凯恩斯经济分析框架（出口+投资+消费）的缺陷】①
过分强调需求，相对忽视供给；② 过分强调短期，相对忽视中长期；③ 过分强调总量，相对忽视个体；④ 过分强调政府，相对忽视市场；⑤ 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其根本缺陷是假设政府总是代表全社会整体长远利益，殊不知政府也是经济人。
【凯恩斯理论被广泛误解误用】出口、投资和消费本是以支出法计算的GDP 三大组成部分，结果被误解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凯恩斯财政货币宏观政策本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结果被当成了所有时期的常规政策。“三驾马车”本是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指标，结果被看成是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通用工具。
【正视投资效益的持续下降】近年来，与大规模投资拉动相伴随的是投资效益持续下降，由此导致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债务急增和泡沫累积等问题，且后遗症还将持续显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追求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带来的。因此，今后要通过改革转型创新等，培育增长新动力，减少投资依赖。
【为什么要强调有效投资】投资可很快拉动经济增长，但增长有可持续增长和不可持续增长两种，无效或低效投资只能实现不可持续增长，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有效投资靠什么？靠企业和市场，因为只有企业对市场、回报和风险最敏感、最在意。指望政府进行有效投资是不现实的，因为政府是垄断组织。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应受到的约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立竿见影，很容易上瘾。所以必须受以下约束：一是货币发行约束——以不加重通胀为限；二是财政约束——赤字率和债务负担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三是资源环境约束——以不恶化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污染为限；四是政府职能约束——政府投资应限定在公益性和外部性领域。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是硬功夫】资金是经济血液，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的关键是提质增效，提质增效的核心是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提高资金效率比通过货币金融政策增加资金投入难得多，是硬功夫，需要采取系统行动。产权制度、价格制度、金融制度、技术进步、人员素质和法治水平等都影响它，所以必须推进全面改革。
【中等收入陷阱是供求两个陷阱】一个陷阱是需求不足陷阱，主要由贫富差距拉大和就业不够造成。另一个陷阱是供给不上陷阱，即产品、产业、技术和人才等不能及时升级，不能及时满足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其原因是制度僵化停留在低收入水平阶段上转不过来。两大陷阱从供求两方面形成了较低水平的陷阱式平衡。
【提质增效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途径】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和凯恩斯政策带来，目前这种模式已到尽头，必须转到主要依靠提质增效拉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但提质增效比要素投入难得多，必须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才能实现。如果近几年不能在提质增效上取得进展，则难免掉入陷阱。
【通过“提质增效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通过“提质增效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显而易见。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三驾马车”动力减弱以及刺激政策效用递减等，都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在未来继续走下去，唯一的出路在于推进质量效益型增长。
【从供求两视角看中国经济为何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从需求视角看，高成本和高币值致出口低迷，高债务和低效率致投资增速下降，低收入和高差距致消费增长受阻。从供给视角看，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转型要求淘汰旧的，贡献GDP 大的重化工业峰值期已过，改革和创新产生效果有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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