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奈曼（Susan Neiman），爱因斯坦论坛的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她的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道德明晰：成年理想主义者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现代思想中的邪恶：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理性与文火的统一：柏林犹太录》The Unity of Reason and 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为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多家媒体撰写文化政治评论。现居柏林，有三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目錄：
导言
1. 先哲的思考
可能世界
何为启蒙？
打破枷锁
2. 幼年、童年、青年
出生这件事
别再被愚弄了
不满足的心灵
3. 成年
教育
旅行
工作
4. 为什么长大
內容試閱：
可能世界
我们完全可以问：像成长这样复杂多样的过程，哲学究竟能说多少？哲学家探讨一般真理——有些哲学家仍在探索必要或普遍的真理，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丁点经验就可以知道，成长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萨摩亚人的成长与南安普敦人的成长不同，甚至在一种文化内部，过几十年也会不一样，过几百年更是面目全非了。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认为，中世纪早期欧洲人没有童年的概念；直到12世纪，儿童的受关注程度提升，才有资格进入画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被画成小大人，他们的特征或表情完全是大人的样子。后来的历史学家批评阿利埃斯过于草率地从肖像研究得出概念性结论,但他最重要的洞见依然是站得住脚的：不管中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样的儿童概念,它一定和我们的不一样。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画作，甚至可以问阿利埃斯的儿童概念是否与我们现在的儿童概念一致。他在1960年撰写极具原创性的著作《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当时他是否会想到我们今天悠然自得地录制并分享着大量的婴儿视频？除了少数社会科学家以外，这些视频大概只对孩子的祖父母或者他将来的未婚妻有意义吧？ 这样做之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很多事情已经发生改变，但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在关于童年的看法上，现在人们开始想当然地认为孩子会活过婴儿期。17世纪的法国孩子熟悉生死，就像他们熟悉性一样。这种情形不是只发生在全家只能在一个房间里生活的农舍。御医艾罗阿尔（Héroard）的日记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未来的路易斯十三世一岁时，“保姆用手指拨动他的小鸡鸡，他笑得喘不过气来。如此玩弄颇具诱惑力，小孩毫不迟疑地就自己学着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嘿，过来！’然后撩起衣裳展示自己的小鸡鸡……他兴高采烈地让每个人亲他的小鸡鸡”（《儿童的世纪》，第100页）。过去几十年里，性虐待一直被忽略，现在我们拼命去弥补，但最好谨记不是所有对儿童性方面的关注都是虐待。在现代法国早期，上面提到的行为在人们看来是很正常的。孩子到了七八岁，人们才期望他们稳重地对待性方面的事情。这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儿童天真无邪的期许，也完全不同于今天热切关注的性侵或男色。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三个时期，拥有一个孩子的身体是不是同一回事。在一个重视教育，把孩子与大人分开，送到所谓学校的新机构的世界里，拥有一个孩子的心灵的意义已大不相同。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多数儿童只要长到能够擦地板就被吸纳到了成年人劳作的世界。男孩应当与成年人分开，享受或忍受一段时期的教导，这个做法始于17世纪，由此引发了认为儿童期是一个长时段的现代观念。与被送到学校去的孩子相比，女孩与穷人家孩子的童年依然很短暂。即使对于上学的孩子，我们肯定也思考过，在学童这个年龄段为什么有相似的行为，即，他们经常拿起武器忤逆老师。例如，1649年在法国一个叫做迪（Die）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学习逻辑的学生在学校内部设置障碍，阻止老师和其他班的学生进来，用手枪射击，弄脏第一个和第三个教室的讲台，把第二个教室里的凳子扔到窗外，撕烂课本，最后从第四个教室的窗户爬出来。（同上书，第318页）阿利埃斯告诉我们，大的学校暴乱，在法国17世纪晚期就结束了，但是在英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当时有学童放火烧了书和课桌，退到一个小岛上，当局派了军队才将他们制服。当时人们对儿童、青年以及随后的成年的理解与我们不同：取得人生的成功不是指要发大财，至少这是次要的；首先要在一个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会里获得荣誉和地位。（同上书，第376页）
做一些类比总是有可能的——我们可能会想到facebook上的某些行为方式。但是，即便从上面这几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早期的生命周期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一想法就是一个现代观念。除了偶尔用充满爱的字眼描写母亲以外，从希腊到中国几乎没有一位古典作家说过他的童年是金色的，也从未表过达对童年的怀念或渴望。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人类的不幸源自我们的生命始于儿童期。 在世界的另一端，更为晚近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针对萨摩亚青春期少女的研究表明，她们正在享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米德想表达的意思正是如此。在她撰写《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时候，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看婴儿。从五六岁开始，萨摩亚女孩常常背着一个婴儿；男孩八九岁之前也要帮着照顾更年幼的孩子。男孩女孩照看婴儿的主要任务是让婴儿保持安静，不要让大人听到婴儿的哭闹声。伴随着孩子成长的，是“烧火、点烟斗、倒饮料、点灯、哄哭闹的婴儿，以及大人们变化无常的差遣——这些让孩子们从早忙到晚”（《萨摩亚人的成年》，第21页）。米德写道，如果萨摩亚人的家庭小一点，这一模式会使人们分化为两大群体：完全牺牲自我的人和专横跋扈的人。但是，待孩子稍长，他的主观意志难以克制,比他小的孩子就要接替他的活。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每个小孩对比他年幼的小孩负有责任，由此，他就被规训和被社会化。（同上书，第19页）自从政府设立学校之后，萨摩亚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很容易同情那些在米德研究的时代不能摆脱劳作的孩子。在我们看来，免于劳作之苦才算得上拥有童年。但是，萨摩亚孩子拥有对社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经验，这显然是我们的孩子所欠缺的。我们的孩子模仿大人的行为，摆弄玩具娃娃和玩具茶具；萨摩亚女孩照看小弟弟，这事关重大，因为这样她的母亲就可以在尚未怀孕的时候出海打渔或在田间劳作。我们的孩子有一段长长的没有责任的时期，而这段时期的意义在于做好准备——对孩子的评价取决于他们在那些为未来真正的任务做准备的考试中的表现，而真正的任务跟它们往往毫无关系——萨摩亚孩子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米德指出，这使得萨摩亚人的生活比我们的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当然，我们不应当错误地认为，米德的看法是为以下现象辩护：如今，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仍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作。米德的看法只是呼吁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进入青春期以后，萨摩亚少女从指派给小孩子的单调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一直到婚姻带给她们新的责任。在这期间，她们做些编篮子之类的轻松工作，在月光下与可能赢得她们芳心的青年幽会。萨摩亚的性爱技巧在于如何取悦没有经验的少女，因此这样的幽会是甜蜜的，她们极少出现（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初次的剧痛。她们可以拥有很多情人，与情人的关系也往往很短暂。在萨摩亚人看来，《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滑稽可笑的。米德意识到她所描述的萨摩亚文化缺乏一个我们很可能怀念的维度：爱与憎，嫉妒与仇恨，悲伤与丧亲之痛，这一切都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孩子出生后几个月就被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女人的手上交到另一个女人手上，打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懂得，不要对某个人太在乎，不要对某种关系抱太高的期望。（同上书，第138页）她还特别强调，萨摩亚文化中避免危机与冲突的方式对于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期来说是自然的。萨摩亚少女在感到迫切需要时可以自由地探索身体的欲望；如果与父母意见不合，就收拾席子和蚊帐搬到附近的亲戚家去住。萨摩亚女孩经历：与我们的女孩一样的生理发育过程：长出乳牙，掉乳牙，长出恒牙，长高变丑，随着初潮进入青春期，逐渐达到生理上的成熟，为孕育下一代做好了准备。（同上书，第135页）然而，这一生理发育过程并没有伴随着所谓的典型青春期心智情感综合症：失望如潮水般涌来，愿望如紧绷的弦一碰就断，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之间摇摆不定，感到绝望，常常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无助地坚持己见。比起阿利埃斯的书，米德的书更是一部20世纪的经典，因此它也像前者那样受到了专业眼光的审查，结果发现其中有些部分存在误读和错谬。经验研究本性如此：你可能会弄错。但不管其中包含多少误读，这两本书的重要性不会改变，而且一直会启人深思，因为它们都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深刻道理。童年是不确定的，人生的其他阶段也是如此。这个道理不限于历史学或人种学的兴趣。既然人生的道路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道路。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以上简略介绍了阿利埃斯和米德这两种关于童年与青春期的著名论述。它们提醒我们，成长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可能迥然不同。甚至，时空上的微小变量就会产生不同的世界。例如，苏联初期的教育很先进，连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都感到欣羡不已；但是，区区十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就得遭遇斯大林主义所带来的僵化的独裁主义氛围，苏联的学校和其他机构都不能幸免。 甚至在较相似的社会里，人们关于童年的设想也可能大相径庭。1998年，我无意间听到两个7岁双胞胎女儿的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住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Tel Aviv），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嫂子老早就计划带儿子过来玩，但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禁止去以色列旅行，所以最终没有成行。她们的表哥就来不了了。我不记得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先知道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然后跑去跟另一个说的。“怎么了？”刚刚听到消息的女儿问，“他病了吗？”“他很好，”另一个说，“这跟萨达姆?侯赛因有关。”“和萨达姆?侯赛因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确定，”另一个想了下，“我想他们在美国不太能适应战争。也可能他没有自己的防毒面具。”“别傻了，”这一个用傲慢的口气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防毒面具。”哲学最大的任务是拓展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为了证明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或概念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20世纪的哲学家大多从科幻小说中找例子。如果他们把目光转向历史或人类学，可能会做得更好。上面简单描述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证明，除了我们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很多可能性。这样的洞见是哲学的洞见，而且像大多数真正的哲学洞见一样，它隐含了规范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主张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可以、也应当利用那些只能通过观看世界现在及过去的样子来获得的知识，但哲学的洞见总是着眼于世界应该有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写道，实践是第一位的。康德在他留给我们鲜少的自传性笔记中解释了这一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天生是个爱问问题的人。我强烈地感受到对知识的渴望、对进步无限的激情和发现的快乐。我曾一度相信这赋予了人们真正的生命尊严，我瞧不起一无所知的普通人。卢梭使我摆正自己的位置。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的本性。如果我的工作不能对恢复人性的权利有所贡献，那么我应该自视比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无用得多。 然而，上文的描述告诉我们，成年经历如此纷杂多样，那么哲学又能提出怎样的一般性主张呢？何为启蒙？ 成年是一个启蒙问题。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是启蒙思想的继承人，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花了很多笔墨探讨如何抚养孩子；他的《理想国》里有很多关于什么年龄段适合学习吹笛，适合听什么样的曲子之类的讨论。在卢梭之前，再也没有哪位哲学家像柏拉图那样关注这些细节。但是，柏拉图之所以关注这些细节，不是因为他关心孩子，或者关心孩子会长成怎样的大人；他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城邦的发展，而不是城邦中的个体。在一个传统的社会角色开始松动的时代，启蒙运动开始出于人本身的目的关注人的个体发展——尽管政治关怀从来没有远远地遁入背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哲学要做的是就是学习如何死亡。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为偏离主流留下多少余地，只有在死亡这一生命环节上容许大的差别。一旦这些结构变弱了，成年的过程不再整齐划一，人类发展的正确形式就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它综合心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并规范它们。因此，现代西方社会关于成长的基本特征有了足够多的共同看法（不知是好是坏，现代西方社会的成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地普遍的模式），这使得某些一般性的哲学主张能够说得通。康德可能把启蒙界定为一个成年过程，所以他才会在1786年的论文《人类历史的推测性开端》（“Conjectural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中很自然地写道：人类理性的第一阶段就是意识到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注定只有一条道路。这种能力在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身上显得尤为强大。与马或猪相比，中世纪法国的工匠和波利尼西亚酋长对人生道路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个人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实在少得可怜。在康德的时代，人们刚开始接受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开放性，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他早生几个世代，作为目不识丁的马鞍匠的儿子，成为教授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在有生之年被称为大思想家了。今天，即使在那些声称要促进机会均等的国家，父母的职业依然影响着孩子的人生道路选择范围，和我们所设想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不过，跟前现代社会相比，个人生活在统计概率上取决于出生，但不是必定取决于出生。（某些特殊的例外给了我们时代错置的强烈感觉：少数遗留的皇室成员。乔治王子无法选择他的职业。）我们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好的判断力,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我们最需要好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别人得想办法让我们获得经验，养成判断力：与其他动物不同，人需要教育。康德说鸣鸟是一个例外，小鸟是要靠鸟妈妈教它们怎么唱歌，就像孩子们要在学校里学习一样。他说，如果有人认为鸣鸟靠本能学会唱歌，那他不妨把麻雀蛋放在金丝雀的巢里，就会发现小麻雀会像它的养母一样唱歌。当代生物学家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渴望的不只是奇观一现，所以要学的不仅仅是唱一首曲子。事实上，康德说过，“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但是教育者是什么样的呢？即使怀着最好的意图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人选择的产物。不仅如此，教育应该是指向未来的教育，而我们只能部分地预见未来。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如果我们期望道德进步，就会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好。正如一首以色列流行歌曲所唱的，“孩子，照管好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没有照管好它。”但我们不需要如此消沉——或者说，如此不负责任地——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和勇气。然而，如果我们想帮助孩子形成比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更强大的能力，这如何可能？难怪康德的《教育学讲座》（Lectures on Pedagogy）说道，教育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最困难的问题”。如果考虑到最好的意图常常是缺失的，事情看起来就更糟糕了。我接受善良的父母和敬业的老师的观点，但他们并非唯一决定教育进程的人。正如康德经常提醒我们，政府喜欢的是不成熟的臣民，而不是独立的公民。这一偏好在当代表现为，将我们放在日益盛行的电子监控设备下，生产出数目繁多的汽车或早餐谷物可供我们选择，令我们目眩神迷——与此同时，却让我们无法把握远比这些重要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所欲求的不成熟不需要通过武力或偷窃就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很乐意与其共谋。毕竟，让别人替我们思考比我们自己思考要容易得多。极权主义政治制度不是必需的，也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不管哪里有明显呈现的控制机制，哪里就有勇敢的灵魂站出来反对这些机制。直接控制早晚引发叛乱；间接控制致使依赖。非极权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玩具，让我们感到舒适，助长了我们懒惰的天性，使我们的幼儿化过程更为简单微妙。当然，智能手机和汽车都没有被描述为玩具；很关键的一点，它们被描述为成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相反，创造更公正更人性的世界的理想被说成是孩子气的梦想。得到玩具——例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稳固我们在消费经济中的位置——是正事，为了它必须放弃梦想。这种虚假的本末倒置使我们永远滞留在迷惑之中。难怪康德说，远离自我遭致的不成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 让我来总结下康德所认为的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生下来，便开始一段旅程，它的道路是开放的，但它的轮廓应该是自明的。随着身心的发展，我们能掌控人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人生呈现为由不同阶段所组成的序列，这个序列无论从生理方面来看还是从心理方面来看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应该很简单：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比其他物种的成员更加无助，接着逐渐融入世界并稳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经验，直到我们成为可以自作主宰的成年人，我们的天性暗示着我们应该这样。但我们自己最坏的本能和一系列社会力量都起着反作用。我们最坏的本能是：处于被动状态是一件舒适的事情。起初，人们没有用任何辞藻来矫饰，坦言我们是懒惰的；休谟认为，如果我们的天性更勤奋点的话，世界上大多数不幸都可以免除。一系列社会力量是：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会发现不成熟又被动的臣民比活跃的公民更容易统治。为醒目起见，不妨把它叫做制度性的懒惰。在后启蒙时期，如果没有某种能够表达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欲望的活动形式，人们就不会感到满足。满足这一需求的新自由主义方式比极权统治所构想的任何策略都要有效得多。我们被大量的小决定冲得头晕目眩；乔布斯（Steve Jobs）告诉我们，买什么样的洗衣机这样的问题可以成为他们家餐桌上的主要话题，一连谈上好几个星期。（这个聪明的发明家不觉得这样的事是个问题；他把这件事作为民主决议的一个例子。）我们彻底耗尽了做决定的机会，我们没有注意到，事实上重要的决定都是由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的他人做出的。或者，你所在的世界是你自己选择的吗？——石油公司靠破坏地球盈利？女人因奸情被石头砸死，或者因为要去上学而被杀害？孩子染上很容易治疗的疾病死去，或被无人驾驶的飞机误伤？你的选择有没有使上述任何情况有所改观？只有自由平等的成年人才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但是，如果社会有意培养愚笨的依赖虫，成年人从哪里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个孩子的谜语，但其背后是政治哲学最重要的难解之谜。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就没有鸡，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这些问题曾经使卢梭倍受折磨，他是第一个把成长作为哲学问题来对待的哲学家，也是唯一一个提出了既全面又彻底的解决方案的哲学家。卢梭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苦苦思索这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朋友都离开了他。最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我们要让孩子远离社会，给他创造一个一切都是合理的小环境。用妥当的方式抚养的孩子逐渐成长，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自主的成年人，他能创造一个更大范围的合理的世界。据说有两件事深深打动了康德，使他打破了他那人尽皆知的作息规律，忘记每天例行的散步。（他的生活规律常常招来嘲笑，但是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坚持每天抽时间晨跑或做瑜伽，虽然明明知道如果我们不和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常规的约定，就有可能疏忽健康？）第二件事不足为奇：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使民主主义者康德激动不已，盖过了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兴趣。几年之后，恐怖袭击频发，康德也许会这样说：没有参与其中的旁观者想到大革命自然就感到兴奋，这证明了人类有能力促进道德进步。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革命怎么就会打乱我们的生活规律；三家德国的报纸在“阿拉伯之春”开始时援引康德的事例。但是第一件妨碍康德散步的事情不是那么直观：卢梭让他着迷。读卢梭不是件容易的事。康德后来写道，卢梭的句子得读上好几遍才能弄明白，但文章语句优美，令他着迷。这一经历如醍醐灌顶，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引康德的自传性笔记中所看到的，是卢梭改变了他的生活，唤醒了他内心真正的渴望。他还把卢梭称作思想界的牛顿，这在18世纪乃是最高形式的赞美。很多读者把卢梭的批判误解成是对浪漫主义的呼吁，但康德在解读卢梭作品的时候却是把他置于启蒙运动之中。这是对的。表面上看，这两个人唯一的共同点是阶级背景。卢梭的父亲是个钟表匠，康德的父亲是个马鞍匠，两个人都来自小手工业者阶层，似乎不能指望可以通过教育取得多大的成功，更不用说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力量了。显然，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成为能独立思考的成年人需要付出努力，因此他们都认为成长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给定的。在那个年代，成年意味着生活在一个阶级分明的世界里。即便是《百科全书》（启蒙运动工人的引擎和成果）的撰稿人，也会因其主编狄德罗提议只署他们的名字不印头衔，而感到被冒犯。直到法国大革命，阶级划分才开始松动。卢梭一直很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写了很多犀利的评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康德和卢梭都拥有不同的灵魂。康德的生活极其规律，镇上的人可以根据他的散步时间调时钟；卢梭扔掉手表，乐于记录由此带来的自由感觉。卢梭为了过流浪汉的生活（他的生活状态通常是这样的），拒绝了法国国王赐予的终身年金；康德成了一名普鲁士教授。卢梭的《忏悔录》（Confessions）是第一部现代自传，他常常把生活中的事写进作品中，你可能认为那些事和作品没有关联；康德除了评论住在哥尼斯堡可以代替旅行以外，其个人事迹仅限于几条未发表的笔记。卢梭的情爱生活，不管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那样强烈、丰富且开放；康德与异性交往的唯一线索是一封来自一位当地妇人的信，信中请他去给她的钟上发条。这让人想到《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开篇，书的主人公是如何被父母孕育出来的——在那次行房时母亲问父亲没忘了上钟吧——不管怎么说，也提到了钟。卢梭的旅行经历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不是观光客：他经常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有时出于选择，有时则是迫于无奈。但他没有融入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想试着去融入。他15岁那年离开出生地日内瓦，徒步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当学徒，他画过招牌，当过镂刻匠，后来做了一名外交官的书记。移居法国后，他自称是“来自英格兰的格林先生”，靠教授音乐课谋生，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受过任何音乐教育。然而，他的第一部歌剧《乡村占卜师》Le Devin du Village备受国王路易十五的青睐，并授予他皇家编剧的职位，他却为了过相对独立的生活，拒绝了这一职位。作为一名作家，他让巴黎的沙龙聚会时而倾倒，时而恼怒。有时他又逃到乡下避开这些沙龙。他有几次旅行都是迫于无奈。例如，巴黎的法院下令焚毁《爱弥儿》（Emile），他不得不从法国逃到瑞士，免得他自己也被烧死。瑞士人又觉得这个本地人太狂野，也下令将他驱逐。于是他接受休谟的邀请到了英格兰，但这次旅行也不走运。明白了自己和休谟意气不相投，他又回到法国。这些还只是择要而言。卢梭游历丰富，阅读《忏悔录》时只有十分上心才能跟上他的踪迹。而康德，众所周知，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 然而，卢梭是康德的北极星。在他哥尼斯堡的家中挂着一幅画：充满野性的瑞士哲学家卢梭的肖像。康德在写与自然相关的作品时，总是把牛顿的《原理》（Principia）当作背景文献，而他在撰文讨论与人类相关的任何事实的时候，背景文献自然就是卢梭的《爱弥儿》。卢梭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在下文进一步展开讨论。当然，另一方面，我也会论证，卢梭的方案包含着致命的缺陷。不过，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转而讨论启蒙运动？抨击启蒙运动已很普遍，对它的控诉也不胜枚举。这里我只谈三点。 人们常常把启蒙运动作为欧洲中心主义而加以摒弃。事实上，它是首次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现代运动，在当时做这种批判经常要冒很大的风险。如今只有学者知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这个名字，但在18世纪早期，他是德国家喻户晓的哲学家，年轻时的康德深受其影响。然而，1723年，沃尔夫接到通知，要求48小时之内辞去在哈雷（Halle）的教授职位，离开普鲁士，否则就会被处决。他犯了什么罪？因为他公开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人是有道德的，尽管他们没有基督教。沃尔夫的遭遇并非例外：几乎所有启蒙运动经典文献都遭到焚毁、禁止，或者只能匿名发表。因为不管存在怎样的差异，它们似乎都威胁到了既有权威，而权威在名义上就是普遍原则，适用于任何人，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儒生，也不管他是波斯人还是法国人。当然，针对犹太人和非洲人的攻击性评论可以在很多启蒙时期的通信甚至出版物中找到。这些评论在今天常常倍受关注，但像康德抨击殖民主义这样的段落往往被忽略：对比一下我们世界这部分已经开化、而尤其是从事贸易的那些国家的不友好的行为吧。他们访问异国和异族（在他们，这和进行征服等于是一回事）所表现的不正义性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自从一经发现就被他们认为是不属于任何别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把这里的居民当作是无物。……[他们]造成对土著居民的压迫、对这里各个国家燎原战争的挑拨、饥馑、暴乱、背叛以及像一串祷告文一样的各式各样压榨着人类的罪恶。中国和日本领教过这些客人们的访问，已经明智的拒绝他们入内。 （康德：《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1795年，第三条款）如果一个人称赞中国和日本把欧洲的掠夺者拒之门外，那么，我们就很难指责他盲目地把西方的做法强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头上。启蒙思想家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又受教于先辈，他们摆脱偏见和先见的抗争永无终止。这些思想家不仅敢为天下先，谴责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他们还为一切反对种族主义的抗争必须立足其上的普遍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将是致命的错误。也有很多人批评启蒙运动高扬人类理性。他们指责说，启蒙运动的一般倾向，尤其是最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康德，对于理性的态度就像在此之前人们对于上帝的盲目崇拜。这一指控的频率之高令人费解，因为事实上你只需读上一小段就可以看出这一批判是愚蠢的——《纯理性批判》的第一个句子就阐述了理性的限度。启蒙思想家从来不认为理性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只是拒绝让教会和国家设置我们思想的限度。理性也并非与情感相对，启蒙思想家留给这一主题的空间和留给思想的空间差不多一样多。毕竟，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场所为情景剧流泪。康德说理性是我们的最高能力，因此人们就把他和恐怖统治及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相提并论，温和一点则斥他阴沉严厉、有点疯狂。这样做的读者完全误解了他的理性概念。康德所讲的理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逻辑推理和数学能力，以及找到最好的途径以达到任何你碰巧希望它明天就发生的目标的能力。但在康德看来，这些能力属于理性中平庸的类别。他所讲的理性的真正运用比这要重要得多：形成指导我们行动的真、善、美诸观念的能力。通过这些观念，理性可以指向本性，从而确证我们最深层的渴望。时下风行的康德漫画像实不敢苟同。这位启蒙运动的偶像不是冷酷且痴迷于规则的技术专家，而是莫扎特笔下沉着冷静的费加罗，以自己的理性能力战胜了其领主，由此令比任何贵族所能展露出的都更为深沉也更真诚的激情觉醒。最后一点，近来常见对启蒙运动导致了生态灾难的指责。评论家批评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合理的东西高于自然的东西，这一倾向使理性与自然相对立，鼓励人们主宰自然，而近年来我们已经让这种主宰造成了多么事与愿违的后果。这样的批判忽略了以下事实：启蒙运动更多的时候乃是诉诸自然而不是相反，主张理性的诉求比起任意的习俗的诉求更加自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当理性与自然相对立的时候，是为了质疑以下习见：坚信传统是自然。想一想在18世纪初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自然的东西：贫穷、奴隶制、妇女的从属地位、封建等级制度和各种疾病。直到19世纪还会有某些英国牧师认为，解救爱尔兰饥荒违背了上帝对自然秩序的意志。何为自然，这是有争议的。启蒙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我们要想废除奴隶制、颠覆现有的等级制度或治疗疾病，就必须能够证明它们并非世界运行的必要内容。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反自然的？有能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迈向一切进步的开始。启蒙运动追求道德上的进步；只有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和自由的时候，技术进步才是值得追求的。显然，我们不可能预见启蒙运动所启动的技术进步导致的每一个结果。但是，在因为某些我们可能不想要的技术进步而责怪启蒙运动之前，我们最好还是稍微停一停，感谢一下那个由启蒙所推动的让我们的寿命延长一倍的进程。我们正在此延长的生命中抱怨启蒙。为何要转向启蒙？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拒斥启蒙运动只能走向前现代的乡愁或后现代的怀疑；哪里有对启蒙的争议，哪里就有现代性的危机。捍卫启蒙就是捍卫现代世界，捍卫所有随之而来的自我批评和转化的可能性。投身启蒙，就是投身于理解世界以便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21世纪的启蒙必须拓展18世纪的启蒙工作，诊断自由所面临的新的威胁并改善社会正义。成长有赖于自由和社会公正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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