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
浩然大气，充塞天地
从欧洲古典音乐领域里，要挑选出一位知名度最高的作曲家，恐怕非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莫属。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了古典音乐的图腾，而且它所代表的又是其中最浩然雄健的主人道德风格。这是指一种不施以同情、不济以利益，而是直接强化主体、饱满心灵的生命态度。贝多芬的音乐深入古典精神的这种理致深蕴，无人能及。
如果说透过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能真正洞察掌握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脉动，那么时代、艺术家及作品三者之间维持一个豁通敞亮的关系应是先决条件。艺术家如何将整个时代凝聚在他的作品里，而作品又如何将时代精神以一种美的形式折射出来，这一直是语言所无法解读的奥秘。就欧洲音乐史而言，近千年来除了贝多芬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作曲家，能以如此强悍的生命来问天索地，为他的时代做出血肉的见证。贝多芬的音乐浑然一体，其纯粹度空前绝后。
大家对贝多芬睥睨豪门、不事权贵的行事风范，一定有所听闻。这位桀骜不驯的作曲家出生于1770 年，真是生对了时辰。因为这正是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及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例证。音乐史上很多作曲家虽才气纵横，但大多有时不我予的慨叹，而贝多芬显然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位置上。
贝多芬的家乡波恩是个喜欢新进思想的城市，法、英的启蒙精神很快就在此产生影响。波恩的剧院因而时常演出莫里哀（Moliere，16221673） 及博马舍（Pierre Auguste Caron
de Beaumarchais，17321799）的剧作。生性刚毅正直、执拗不阿的贝多芬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使他的音乐一直以穿过黑暗、迎向光明（Per Aspera ad Astra）为追求的标的。这崇高无比的理念贯彻在他巍然独立的一生里。贝多芬丰实的人文精神及卓然的伦理意识，是透过一种力的美实践在音乐中。
这种力的美，根植于贝多芬精湛的节奏处理手法，在表现同音反复、动机发展及切分音方面，由于深谙节奏原始撼动力之效用，贝多芬运用少数音符，即能掷地铿锵；虽仅以一二笔勾勒提缀，却有着千钧之势。而且贝多芬运用节奏，不只局限于音符在时间里的秩序的范围，甚至进而顾及和声交替的节奏形式铺展的节奏。这种来自节奏力量的美，让贝多芬的音乐少有柔媚俏丽的一面，虽不是那么甜美悦耳，但令人动心动容。毕竟贝多芬的音乐本来就不是卖弄灵感的产物，而是以扎实手艺呈现峭拔奔放的境界。
在欧洲音乐史上，贝多芬是脚跨古典与浪漫两个世界的巨人，一方面他将古典时期的真实主义、人文主义推到顶峰，另一方面却以锐不可当的力量敲开了浪漫的大门，显现出一片洋溢丰沛生命的新天地。然而，贝多芬的浪漫并不是遁世、神秘、泛滥、幻想的，他的浪漫是引人向上向善，其不断超越的无比热情，是力与热的化身。是这股热情，揭示了《命运交响曲》（Symphony No.5 in C minorFate，op. 67）中穿过黑暗，迎向光明的理念；是这股热情，熔铸了《合唱交响曲》（Symphony No.9 in D minorChoral，op. 125）中的万千人心。热情是贝多芬的代名词，也是他的创作原动力。
人固然不可貌相，但是贝多芬的精神状态仍可从他的画像中有所领会。从流传至今有关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作曲家的诸多画像看来，海顿总是端庄、可亲，在颇获尊崇的老年，难免稍微故示高贵，但仍藏不住出身木工家庭的憨厚匠气；莫扎特机灵、敏感，眼中时时散发着吸引人的神秘，仿佛要对你诉说什么似的；贝多芬则严肃、不安，一股难以遏抑的火爆脾气，好像随时蓄势待发。贝多芬是第一位摆脱对贵族依赖的作曲家，所以在仪表、言词、行事等方面不必如海顿、莫扎特有那么多顾虑。他潜在的、无法丈测的一股力量，不管是反叛的力量还是创作的力量，似乎已经不是他那属于中等的躯体所能贮藏、承受的。
海顿、莫扎特及贝多芬是古典风格的三位大师，海顿虽然在晚年离开了宫廷，但基本上他的音乐一直难脱封建色彩。到了莫扎特，一分为二，前半生为贵族服务，后半辈子昂然出走，成为自由的作曲家。贝多芬则是音乐史上第一位彻头彻尾毫无拘束的作曲家，他的每颗音符都跃动着他的自由意志。三人所选择的社会角度，竟然如此微妙地完成了还乐于民的过程。这是大环境所致，抑或个性使然？似乎两者皆有。
贝多芬叛逆性格所引发的一些乖戾言行，也许正是这种难驯的桀骜性格的表现吧。例如，他对利希诺夫斯基（Karl Lichnowsky，17561814）亲王一向敬重有加，甚至将自己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悲怆》（Piano Sonata No.8 in C minorPathetique，op. 13）题赠给他，却也可以在某个演奏的场合中，因为利希诺夫斯基不经意发出的杂音令他当场中止，拿起椅子，朝着利希诺夫斯基砸了过去，然后愤而离开。回到家，看到了利希诺夫斯基的塑像仍然怒不可遏，直到将之捣烂为止。
贝多芬不仅是个火爆的行动派，他的冷言讽刺也能令大文豪赧然哑口、无言以对。贝多芬与歌德于1812 年相识，不甚投缘，歌德难忍贝多芬的粗野，贝多芬厌恶歌德的宫廷气息，但两位名人在散步途中自然引来不少注目、致敬。歌德在频频答礼后，对贝多芬说：啊！盛名之累，真辛苦。贝多芬回答他：歌德先生，您不要太难过，他们也许是向我问候的。
由于有这种贝多芬的形象，所以他作品中也就有如此的贝多芬风格：贝多芬不写通俗、自然、只为讨好耳朵的音乐，而是以顽固的同音反复、翻搅的切分节奏、奔突的动机发展等技法，将音乐直贯听者的心灵深处。我们时常从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的音乐里听出丰富的灵感，但贝多芬与他们不同。贝多芬音乐的基本素材总是那么简单、那么物质性，几乎可说很不起眼。但这就是真正伟大的作曲家，随便什么材料信手拈来，瞬间就将平庸化为神奇，甚至是同一个材料，他也可以用来完成境界全然不同的作品，请听听他《命运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开始，及《第三号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3 in C minor，op. .37）第一乐章的开始，保证令你瞠目结舌，真是一位以技服人的艺术家！而正因为贝多芬不以通俗动听的声音取悦我们，不以现成的灵感敷衍我们，所以他所有的音乐都饱含着一种严肃的真实，一种超越语义的绝对启示，简单地说，就是所谓的纯粹音乐（相对于描绘性的标题音乐）。音乐对贝多芬而言是无限灵魂，是生命的唯一本体，他怎能容忍音乐沦为描绘、模仿某个对象的工具？（在此不讨论《田园交响曲》所受的误解。）所以贝多芬的音乐不是写实情境的联想，他的音乐是任何语言无法捕捉的理念。
贝多芬写了近350首各式各样的作品，不管是《普罗米修斯》（Die Geschopfe des Prometheus，op. 43）、《英雄交响曲》（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Eroica，op. 55）、《命运交响曲》，还是《哀格蒙序曲》（Egmont，op. 84）、《柯里奥兰序曲》（Coriolan Overture，op. 62）、歌剧《菲岱里奥》（Fidelio，opera，op. 72），都有一个共同的含义：怀着热烈、崇高的人道精神，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知其不可而为之，谋求人类的永恒福祉。显然是这种带着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让贝多芬终其一生心向往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不同的作品，不断地来诠释、深入、升华。贝多芬用音乐将普罗米修斯、哀格蒙、菲岱里奥等转化为一个与天地相终始的凛然理念穿越黑暗，迎向光明。这是贝多芬唯一能用他的心灵听到的一句话。
如前所述，贝多芬的音乐是一种力的艺术，当然力并不是大声之意，而是一种张力的设计与呈现，贝多芬的音乐大刀阔斧、所向披靡，就是这一内在的力量使然。在贝多芬所有作品中，《命运交响曲》应是对于力的阐释最淋漓尽致的。这首交响曲当面劈下、极为挑衅地开始，就是一股永恒之力的象征，这三短一长的节奏，据说贝多芬曾告诉人家：命运就是这样敲着门！所以后来这个简短如格言的句子被称为命运动机。命运动机写得既单纯又强烈：单纯，所以每个人都能了解；强烈，因而无人能抗拒。整个乐章甚至整首交响曲就是这个命运动机的组合及发展，在第一乐章里，音乐依附着命运动机，一路像奔雷般地飙驰而来，使你根本找不到呼吸的空间，唯有在乐章结束前不久，整个管弦乐团一下子错愕地戛然而止，只留下双簧管颤抖呻吟、如泣如诉地乞求，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却又无比凄美的瞬间，让极具毁灭性的第一乐章，平添一股愕然的悲戚。
猛烈的攻势终于在第二乐章稍获舒缓，第二乐章是一首变奏曲，主题笃定、从容，暗藏着高贵的喜悦，贝多芬用这样的主题写了六个变奏，仿如同一件事用六个不同的语气来叙述，可是敏锐的耳朵定能察觉，命运动机虽经过乔装打扮，却仍依稀可辨。这里展现了贝多芬诚挚、抒情的一面，就在这惊魂甫定的安慰里，对第一乐章的梦魇仍心有余悸时，第三乐章已开始在远方阴森森地展开恫吓了。可能经过第二乐章的对比之故，第三乐章除了有第一乐章的怒吼、咆哮之外，还弥漫着前所未有的黑暗、诡异，一霎时，魑魅魍魉尽皆出笼，命运动机在此已化成一首为骷髅伴奏的舞曲；音乐有时虽然只是轻轻点刺着，但令人坐立难安。
如果就此步下地狱，结束音乐，那就不是贝多芬了，就在这存亡系于一发之际，太阳挟着万丈光芒升起了，救赎终于来到了，这由第三乐章没有间断直接进入第四乐章的过程，是一段千古传颂的音乐。歌德曾提起他听到这段音乐的感受是：音乐厅都要塌了。舒曼说他的孩子每次听到这段音乐都掩耳叫着：我好害怕！这首交响曲不论在乐句与乐句还是音符与音符之间，确实到处都潜藏着力的奥秘。
体验了贝多芬在《命运交响曲》里所表现的力之美，我们当更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将已投向死神怀抱的贝多芬又拉了回来，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一位耳聋的作曲家写下了高彻雄浑的音乐，当然不是摔椅子、砸塑像的力量，而是一种超越命运、开天辟地的力量，是一种维系胸中道德及头上星辰的原力。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笔力如此遒劲、造语这般雄浑，原来只有透过此等雄笔、壮语，音乐才可能成为理念的载体，才可能如岳立、如川行于苍然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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