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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既非论文专著，也非讲义讲稿，而是面对面的对谈和访谈，通过直接问答的形式，激发学术反思和理论表达，呈现学术理路和人生哲思。
2）近代以来国人努力改造的传统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作者亲自为我们精准概括从户籍赋役制度史研究中得出的答案。
3）尽管地区、族群和文化构成等复杂多样，为何中国仍能保持文化统一性？本书从历史人类学的解读给出简明回答。
4）西方式普遍性存在怎么样的问题？通过探讨形而下之理，作者建立另一种普遍性想象。
5）一本小书浓缩呈现两位著名学者核心的学术思考和公共关怀。本书通过对谈和访谈的形式，既提供了前沿的人文社科治学方法论，也带给我们具有深刻思想冲击力的中国论述；既让我们见识到不同学科碰撞交融产生的思想火花，又令我们有机会感受到两位教授相映成辉的人格魅力。
一本小书浓缩呈现两位著名学者核心的学术思考和公共关怀。本书通过对谈和访谈的形式，既提供了前沿的人文社科治学方法论，也带给我们具有深刻思想冲击力的中国论述；既让我们见识到不同学科碰撞交融产生的思想火花，又令我们有机会感受到两位教授相映成辉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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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我们强调从地方的动力、从地方本身的活力、从地方的过程去理解大的国家体系的转变，也就是把国家置于地方的历史上去理解。
刘志伟
最近几年借助于编辑校译《沟口雄三文集》的契机，我开始自觉地推进关于普遍性论述的再思考等问题，试图追问在特殊性之中而不是个别性之上建立形而下之理的过程。
孙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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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年）、《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年）、《探寻历史的基体：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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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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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小引（孙歌）
一、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二、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三、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
四、中心与边缘
五、局部与整体
六、区域研究中的国家
七、寻找中国原理
尾续语（刘志伟）
附录：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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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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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中的国家
刘志伟：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我们研究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甚至可能有点永恒味道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研究中不断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不同的区域，中国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为什么它还是一个中国？我们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同一些美国学者讨论，他们指出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其实并没有用同一种正统化的标准，很多看起来一样的信仰和礼仪，其实各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这种各地形态各异的事实，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结论，而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不应该只停留在中国的不一样之上，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问这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为什么还是一个中国？这种看上去是一种悖论的说法，好像有点故弄玄虚，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中国不同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千差万别，而且所谓的正统也很不一样，标准也形态各异，但这些差别都在一个中华帝国的框架，一个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范畴之内。正是这些在不同时空的千差万别的正统和标准，构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不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就很难建立起所谓的中国论述。
孙 歌：对，所以换一句话说，大概也可以这样讲，中国既是一，又是无数。问题在于，这个一和无数并不对立，而且一并不是从无数中抽象出来的，相反，它只能借助于无数才能呈现自身。在思路上进行了这样的矫正之后，我们才能发现依靠超越时空的中国论述方式无法发现的那个中国。
刘志伟：对。站在地方的，甚至所谓民间的角度，也是存在这个一的。说到这，我想有必要提到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E. Ward）提出的关于意识模型的理论。
孙 歌：我在你的讲课大纲上看你提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刘志伟：由于华德英的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对我们的华南研究启发很多，这里我想稍微扼要介绍一下。华德英是在结构主义框架下提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模型的理解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vi-Strauss）论社会结构的时候，提出有两种模型，一个是人们关于自身社会的意识建构，一个是来自外部观察者的建构，前者列维斯特劳斯称为自觉意识模型或自制的模型，后者则称之为非自觉意识模型或观察者模型。华德英在对香港渔民的研究中，提出自觉意识模型还应该细分为他们的近身模型、他们的理想观念模型和他们作为观察者的模型，也许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第一种模型是基于自身直接生活经验的意识建构，第二种模型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属性应该如何的意识建构，第三种模型是他们看待其他社群的意识建构。
这套理论没有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多少影响，有些学者提及时也似乎误读了，不是从结构主义的脉络去整体性地把握这个认知模型的结构。这里要详细解释有些困难，我只想强调，这几个模型是不能离开其结构主义的脉络去理解的。虽然我们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我们觉得华德英提出的这几种模型的关系，为解决上面那个问题，即中国千差万别的地方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和如何构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认识论路径。
我们在研究每一个社会单位的时候，都可以从这几种模型及其相互关系去理解该社会的结构。在每个社会单位中，人们都有自己一套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一套感同身受的社会规范，同时，当他们接受了一种自我身份属性的时候，在意识上会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型，并会极力拉近自己对身边社会的自觉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理想模型的距离。这种拉近，不一定是以改变自己近身的模型来实现的，也可以通过他们对意识形态理想模型理解的再建构来实现。于是，无论外部观察者看到的他们的自觉意识模型中的他们的近身模型与他们的理想模型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他们自己的近身模型还是趋于接近他们自己的理想模型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分清楚中国的士大夫意识形态与自觉意识模型中的他们的理想模型的关系问题了。他们的理想模型，既是基于士大夫的观念建构，又是人们自己在实践中的再建构，因此，我们需要用动态的持续不断过程化的思维，才可以理解这个理想模型及其同近身模型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把握文化多元与大一统的关系。
这里没有涉及研究者作为外部观察者的模型，即前面提到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非自觉意识模型，如果把这个模型也纳入进来思考，问题也许更清楚一些。我们的研究者总是不能清楚区分自觉意识模型与非自觉意识模型，以自己观念上的理想模型，强加给研究对象，用非自觉意识模型去取代自觉意识模型，而不是从研究对象中去理解和把握自觉意识模型，结果常常被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所困扰。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上，从以人为历史主体的观念看，每个人的世界中的国家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意义上的整体性，同以国家为历史主体的观念下的整体性不是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的历史解释是从人出发，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时候，就必须假定有一种超越个人认识
范围的能力。但是，我不想把这种研究的取向看成是唯一的，要压制其他取向的。我不能够回答人们关心的中国是什么的普遍性论述，但我不能排除人家要问这个问题。当人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他的论述。问题是，我自己总是宁愿把
建立这种论述的过程和这种论述本身视为研究的对象，当听到有人说中国是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把这种论述对象化。我脑子即时萌出的想法，不是这个说法有多少真理性，或者其正确性在哪里，而是要问一系列的问题：他是在何种前提下，从何种出发点，表达何种观念，回应什么问题；进而有兴趣探究他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政治或文化议程，如此等等。
孙 歌：但是仅仅做这个工作，我认为还不够。比如说我关心的不是中国是什么，我关心的是要如何去阐释中国的原理。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有一种中国原理能把所有地区的经验都放到里面去，然后它能够有效地既解释华南，又解释东北，又解释西藏，解释新疆，我不能从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去设想那样的中国原理，但现在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中国思想史这个领域里面不缺少这样的宏观论述。因为你只要高度抽空它，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同时它不提供任何解释可能性。我为什么特别关注你刚才一开始的表述，你说你研究的这个区域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因为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推下去，我们要推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哪里？中国的原理在哪里？其实中国和中国的原理不在紫禁城，它就在一个一个的所谓的区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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