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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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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花城年选由何建明、向继东、谢有顺、洪治纲、杨晓敏、卢翎、陈世旭、王幅明、陈惠琼、朱航满、周所同、吕达等诸多名家编选，为您的海量阅读择优助力。丛书囊括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等10种年度精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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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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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短篇小说年选》主编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万计作品中挑选出23部作品。从整体上看，每部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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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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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近300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心灵的见证》、《邀约与重构》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十余部。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浙江省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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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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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序张惠雯十年艾伟小满焦冲无花果苏童万用表须一瓜灰鲸盛可以喜盈门田耳给灵魂穿白衣徐则臣狗叫了一天双雪涛跷跷板钟求是星期二咖啡馆高君来一瓶啤酒陈河寒冬停电夜晓苏除癣记王手阿玛尼朱辉要你好看弋舟出警旧海棠天黑以后周李立爱情的头发杨怡芬有凤来仪刘玉栋南山一夜安庆手指黄梵枪支也有愿望龙仁青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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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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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就不太注重它的轻骑兵功能了，而是越来越迷恋于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尽管也有极少数作家偶尔触及战争硝烟或底层苦难，在宏大叙事面前虚晃几枪，但从整体上看，杂乱琐碎而又意趣横生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作家们最为主要的叙事目标。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从奈保尔、雷蒙德卡佛到爱丽丝门罗，他们的短篇也都是书写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标准的平民叙事，但他们同样将各种复杂的人生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日常生活看起来一层不变，似乎处处布满了经验和常识的鹅卵石，大同小异，无需细察，便了然于心。实则不然。从油盐柴米到吃喝拉撒，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了人类所有的信仰、观念、禁忌、情感和思维方式。按学者们的阐释，要理解日常生活，我们就要明白，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文化性的力量不仅控制，而且塑造人类身体。一个人童年时成长于其中，成年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们运用其身体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说话、跑步、投掷、举物和其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塑造和影响。这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其实都折射了人类自身文化的牵制与规约。人类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常是借助心理认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规训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应当就是伦理文化。所谓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表征。小到家庭内部、两性婚姻，大到行业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中，都拥有一系列自身独特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通常是以观念性的形态，让人们在心理上自觉地认同或接受，否则，人的个体行为就很难受到群体的认可。因此，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关系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每个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都会在潜移默化接受着各种伦理的潜在制约。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尤显突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德型文化。它主要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时，几乎无法绕开由中国传统文化所浇铸起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过程中，无论作家具备怎样卓越的洞察能力和叙事技能，都必须学会处理各种伦理与情感、人性乃至命运的纠缠。这种纠缠，就小说创作而言，不仅仅是故事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内在价值立场和审美意味。很多时候，读者正是将那些渗透在作品的文化伦理作为主要依据，才能对作品进行更为有效的价值分析和审美评判。事实也是如此。在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存细节时，特别是在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景观时，总是让其置身于各种文化伦理的观照之下。譬如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麦克尤恩的《蝴蝶》、《立体几何》，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可以说，没有伦理的渗透或观照，这些短篇的意味就会丧失很多，甚至会严重影响读者对作品在审美价值上的辨析。换言之，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其实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作者所铺设好的文化伦理之中，在某种伦理氛围中审察人物的精神面貌，并确立自身评判的价值立场。譬如《项链》，如果没有诚信、责任之类的伦理作为支撑，我们看到玛蒂尔德的行为，或许只是觉得她为了一场虚荣的晚会而输了整个青春美貌。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守承诺、欠债必还的社会伦理上辨析，这位女人的内心中显然还有一些令人敬畏的品质，包括勇气、担当和诚实。她输掉了青春，但赢得了敬畏，无论那条项链真假与否。我之所以绕上这么一圈，从日常生活说到文化，又从文化谈到伦理，并论及伦理与小说的关系，是因为我在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时，对此感受尤为突出。在我所粼选的一些自认为较有意味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形态，它们虽然故事情境各不相同，人物性格也各有特点，但是，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上，与各种伦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并且让作品的内蕴迅速超越了单纯的人性指向或命运变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伦理关系就像石头上的一层包浆，其着色与厚薄，往往决定了这块石头的把玩价值。很多作家，都是通过对社会伦理或家庭伦理（包括婚姻伦理）的巧妙铺设，使作品的内涵变得颇为丰实。它使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伦理关系的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是一种叙事的智慧和技能。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不少作家都是从社会伦理入手，借助各种饶有意味的冲突方式，呈现了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之困或命运之变。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每个人的具体言行，既映现了社会伦理和风俗人情的基本形态，也折射出个体欲求与社会伦理的经常性冲突。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说，完全膺服于各种社会伦理的言行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人际交往到职业需要，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冲突，凸现了人性的不同面貌，也规定了人物的不同命运。像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苏童的《万用表》、王手的《阿玛尼》、杨怡芬的《有凤来仪》、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等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书写的是一群都市底层人群无奈而又无望的生活。他们贴小广告，卖水果，养着土狗，既直面平庸和无奈，又向往天空与诗意。遗憾的是，生活的艰辛，还是让他们陷入了某种伤害的怪圈，并导致张大川夫妇的傻儿子意外身亡，而米萝等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这篇小说中，冲突来自于一条看家的土狗，它影响了米萝等人昼伏夜出的生活，但最终却造成了小川的身亡。它让我们看到，和狗一样歪歪扭扭的的行健和米萝，将永远无法摆脱社会伦理的精神折磨。弋舟的《出警》同样也在一种社会化的伦理语境中，通过片儿警的独特视角，呈现了两位空巢老人对抗孤单的凄凉与无奈。两位老人一实一虚，一位是底层的老奎，一位是退休校长，他们身份、修养截然不同，但遭受的人生困境却毫无二致：孤单。这是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单，无人说话的凄清。所幸的是，底层的老奎碰上了片儿警老郭，尽管老郭得了绝症之后，老奎还没少折腾派出所，但他最终还是在老郭的相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人活着就是在苦熬，小说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它直指现代社会在伦理关怀上的缺位，也在思索人生面对孤单的艰难和酸楚。苏童的《万用表》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讲述了一位质朴、木讷的乡村青年小康进城之后的人生变异。表面上看，小康的变化与大鬼的教唆脱不了干系，各种欲望言辞的熏陶和引诱，都在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小康脆弱的道德伦理，尤其是大鬼下海经商后的成功，更是让小康从内心里认同了大鬼的价值取向。但从本质上说，小康的人生变异，已暗含了城乡差距所引发的人性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人性，毁灭了他的家庭和人生。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始终将小康内心的挣扎和扭曲隐藏在叙事的背后，让大鬼以城市小混混的角色，不断地捶打小康，并最终将对方击得一败涂地。王手的《阿玛尼》则将社会伦理与国家法律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饶有意味地讲述了一位底层母亲在特殊年代里艰难挣扎的生活经历。寡妇金龙妈为了养活病残的儿子金龙，照顾刚出狱的儿子银龙，不得不在破小的家中设了一个小小的赌桌，靠抽头薪维持生活。谁知警方的一次突袭，不仅击碎了她的生活梦，还将银龙再次送进了监狱。她是中国第一苦难大妈，承受着各种隐忍的苦、坚韧的苦、百折不挠的苦，让人刻骨铭心，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仿佛《奇袭》里的阿玛尼，但她终究无法获得阿玛尼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法律的惩戒性后果中，金龙妈无法获得社会伦理的认同。杨怡芬的《有凤来仪》和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都是在演绎人性对社会伦理的挤兑，这种挤兑的方式和力度，取决于人物欲求的大小。《来凤来仪》是一篇有关野心小说。它以轻松舒缓的笔触，叙述了青年女子董小如从容地游走于情场与职场之间，将男友与汪局都照顾得妥妥贴贴，还让我从千年老二的位置上得到了提升。尽管这位人中之凤精明能干，可以轻松地践踏情感伦理与职业伦理，让我暗自惊心，但整个叙事却在不动声色中鞭笞了这种有违伦理的灵魂。《来一瓶啤酒》以城市夜摊上聚会的小场景，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算计的心理较量。所谓算计，说白了，就是相办法沾点别人的便宜。可是，那个叫倪康的男人，沾了王春来的便宜，还想从道理上让王春来心服口服，这就有些滑边了。作者正是从这种滑边的地方开始，以生动的叙述，在饶舌式的说理过程中，展示了人物算计的心理，怪诞之中有着几分无奈，鄙夷之中又有几分怜悯。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是一篇寓言小说，它直指职业伦理与人道关怀之间的错位。陆家酷爱枪支并成为弹道专家，随着专业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一个声音总是在提醒他，枪支研究越精深，意味着杀人越容易。陆家不断与枪支进行神秘的对话，渐渐醒悟了专业技术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巨大错位，最后让枪支自杀拯救了陆家心中的伦理。同样，晓苏的《除癣记》也涉及到职业伦理的问题。谢去病既是一位医术不错的乡村医生，也是一位调情高手。少妇谷珍因为患癣找到了谢去病，由最初的高度戒备，却发展到最后主动去引诱对方，谷珍的这种心理变化，与其说是被谢去病的医术所征服，还不如说是被他的坦诚和率真所吸引。它有违社会伦理，也有损于谢去病的职业伦理，却又袒露了美好的人性和自然生命的情与欲。陈河的《寒冬停电夜》所涉及的伦理冲突要复杂一些。作者凭借自己在海外生活的优势，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从日常生活内部揭示了不同族群面对社会伦理的冲突。华人邻居阿强在自家门口或花园里挖路砍树，为所欲为，这看起来似乎是他的自由，与别人无关，但是却激怒了白人邻居泰勒夫人，并由此导致了各种磕碰，直到最后阿强入狱。在小说中，阿强因何种原因入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管闲事的泰勒夫人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并对社会伦理表现出自觉维护的坚定姿态，而阿强的行为恰恰有违于社会伦理，过于放纵自我，由此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对抗。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见证人，同样是华人的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华人与其他族群相处时，如何从公共性的社会伦理层面上，赢得自己的生活尊严？与社会伦理相对应的，自然是家庭伦理，尤其是家庭中的婚姻伦理。它贯穿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时刻考验着每个人的内心品质和人性面貌。艾伟的《小满》和焦冲的《无花果》都是围绕着一个小生命的出生与归属，展示了家族文化伦理与母性意识的对抗。《小满》中的少女小满，在远亲喜妹的劝说下，为城里的富贵人家代孕生子。事情看起来很圆满，小满家因此摆脱了贫困，城里的先生家也喜得贵子，弥补了人到中年的丧子之痛。然而，小满内心的母性本能，却无法在这种世俗伦理中获得安慰，以至于天真纯朴的少女为此而致疯。《无花果》里的果书仙在丈夫突然离世时，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年纪轻轻的她当然不想让孩子生下来，但是，在家族伦理和金钱的反复纠缠中，她无力反抗，只能让腹中的生命承续丈夫家的血脉。可是，当婆家通过医院检测发现果书仙的腹中是女孩时，他们又开始放弃这个血脉，不料却激活了果书仙强大的母性意识。小说正是在这种家族伦理与母性意识之间不断纠缠，并凸现了母性本能对家族伦理的蔑视。但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母性本能又变得十分脆弱。当果书仙最后含着泪光将孩子交给公公婆婆时，她赢得了人生的自由，但她的母性本能却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在强大的人性面前，血缘伦理是如此的冷漠和虚伪，甚至不时地闪耀着刀锋般的寒光。与生命的诞生相比，死亡同样也是一种巨大的伦理问题。盛可以的《喜盈门》和田耳的《给灵魂穿白衣》都以轻松的语调，讲述了给祖辈送终的故事。在这两部小说中，死亡总是慢长的，因为作者不是为了展示死者的痛苦，而是为了演绎生者的生活逻辑及其伦理关系。《喜盈门》中姥几的死亡，仿佛一场戏剧表演，让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等人来来去去，他们各怀心思，相聚似乎是为了欢乐，只有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断照顾着临终的姥几。《给灵魂穿白衣》里爷爷的死亡也是如此。孙子小丁、二伯、小叔、三姑等，终于在老人临终前，其乐融融地聚在了一起。他们看似在为老人送终尽孝，其实也是各怀它想。在这两篇小说中，孝道仪式远比亲人的死亡更重要，愉悦的相聚也远比亲人的逝世更真实，它隐含了传统伦理的时代变化，也让实利化的人性不时地露出狰狞的面目。双雪涛的《跷跷板》也是在一种略带欢快的语调中，叙述了长辈刘叔濒临死亡的故事。面对刘叔的绝症，女友一家心照不宣，且能坦然处之。但这并不是小说的重点。重点在于，临终的刘叔不断要求我来照顾他，并向我道出了一桩被埋藏了多年的凶杀案。它像一块巨石，压在刘叔的心头，使他无法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正是社会伦理的巨大威力。卸下它，又会危及家庭伦理；扛着它，又让刘叔死不瞑目。所以，我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钟求是的《星期二咖啡馆》和龙仁青的《转湖》都是讲述家庭伦理中的亲情故事，但构思各有异趣。《星期二咖啡馆》通过咖啡馆这个特殊的交流场景，既呈现了一对老年夫妻的丧子之痛，又折射了现代青年人的情感现状。生活总是无法把握，失去儿子的他，虽然找到了儿子眼角膜的受捐者徐娟，并慢慢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不料一场婚变又毁掉了徐娟的人生，从而使这对夫妻仅有的心灵慰藉，从此化为虚妄。龙仁青的《转湖》叙述了一个亲情与信仰相互交融的故事。多杰和措果退休之后，便碰上了多杰的本命年，在妻子措果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开始为转湖祈福做准备。然而，一次意外的体验，却查出了措果患上了绝症。面对灾难，小说缓缓地呈现了这个三口之家彼此相爱、相互体恤的伦理情怀，以及他们在心灵上的默契。同时，整篇小说又在宗教伦理的感召下，散发着温馨而又从容的光泽。须一瓜的《灰鲸》和刘玉栋的《南山一夜》都涉及家庭伦理问题，但它们更多地指向婚姻内部的困顿与疲乏。其中，《灰鲸》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将一对中年夫妻的平庸生活与珍稀的大灰鲸命运交织在一起，在一种隐喻式的叙事策略中，展示了当下普通人无序而又无奈的生存境况。这是一对极为平常的夫妻，在毫无波澜的日常生活里，过着最为平常的生活。没有期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生活总是在最庸常的轨道上滑行。但是平淡也是一种重负，所有的乏味、慵懒、烦躁和疲惫，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让人随时感到窒息。丈夫偶尔还能在灰鲸研究中获得乐趣，包括与少年的交流，而妻子只能在这种乏味的网里苦苦挣扎。灰鲸的生活是波澜壮阔的，充满无数的悬念和悲壮，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只有平庸的生命温床，才能滋生巨大的生存群体，像这对庸常的夫妻。只是悲壮也罢，平庸也罢，都有看不见的网在把守着自己的命运，或许这就是生活。刘玉栋的《南山一夜》讲述了一个无用男人的内心之困。物欲时代对艺术的拒绝，掏空了邱东来的生存价值。妻子离婚，儿子随前妻成长，邱东来好不容易带着儿子来乡村度假，向渐渐长大的儿子展示父亲的价值，儿子却又被夜蛇吓得住院。一切都看似平常，然而在平常的遭遇背后，邱东来的灰色人生尽显无遗。张惠雯的《十年》是一篇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它通过一种忏悔式的心理叙事，探讨了婚姻伦理中的两性问题，并展示了主人公痛失我爱的心路历程，有反思，有自责，有惶恐，有赎罪，当然也有祝福。所有这些心理意愿都不太明朗，但在他的长途跋涉和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都若隐若现地流淌出来。或许，作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儿，他在年轻时并不懂得真爱；或许，受传统伦理观念约束的他，无法排遣内心的耻辱感；或许，全球化生活的历练，终于让他醒悟了生命的真谛。张惠雯的魅力在于，她让一个男人通过十年刻骨铭心的思念，揭示了贞洁伦理对男人自尊的伤害，也呈现了人间之爱的微妙、复杂与宽广。旧海棠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且风格独异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将那些沉重而尖锐的生存镜像推到叙事的背后，让故事主体呈现出某些诗意、温馨甚至欢快的主调。《天黑以后》便是如此。它将一个个破碎不堪的婚姻隐藏在叙事的深处，而故事却围绕着一场孩子的生日派对，让家长们尽情地表演着恩爱、优雅、幸福和欢乐。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将家庭伦理置于破败的婚姻之中，让那些男人们看似在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营构一种温情的表象，却不知道这些表演性的行为，是真正的爱，还是更大的伤害？朱辉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都是讲述有违家庭伦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快捷酒店，快捷情欲，他和她，彼此并不了解，只有欲望本能的相互满足。然而，当他试图进入她的生活时，他才发现，成功的男人总是很忙，只有他很空闲，闲得可以随叫随到。因此，他最后的复仇式行动，与其说是为自己挽回做男人的尊严，还不如说是被她那位不在场的丈夫彻底击败内心的自尊。这是一个男人的隐痛，也是一个失败者的又一个人生败笔。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视角，借助一些微妙的、甚至是略带下意识的情节，撕开了许小言难以言说的内心痛楚。表面上看，身为年轻的护士，拥有现代观念的她，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结局，在与已婚的方卓的情感纠葛中，体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执着和从容。然而，这些外在的强悍和执着，终究抗不过内心的虚妄和迷惘，以至于她最后走向崩溃。是对爱情的失望，还是对承诺的期许？是受伦理的折磨，还是对情感的淡漠？似乎都有。爱情让她饱满，也让她羞耻，她不说，说不出口，而她正好善于让身体承担后果，她现在对自己下手了。安庆的《手指》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与人性交织在一起，让一位纯朴的乡村老父亲在社会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冲突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胆小怯懦的父亲，先是被侄儿利用，帮侄儿骗取工厂的工资和福利，随后又被当了支书的侄儿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取消了低保，由此陷入隐恐与愤懑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直到最后自残了那根按了手印的手指。父辈们视社会伦理和家族伦理如同生命，但侄儿的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却没有伦理的约束。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有两大精神，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人生向上。所谓人生向上，是指中国人以是非观念取代利害观念，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而伦理情谊则是指伦理关系，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义也。所以伦理关系，亦即是相互间之义务关系。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非个人本位，非社会本位，乃是伦理本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形态非常不同，西洋国家以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铸就了团队精神，强调的是权利和契约的边界，也更容易关注社会伦理；而我们的国家是以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圈子文化，注重的是家庭伦理和人们之间的情谊。唯因如此，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2015年11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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