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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ldner） 的 文化资本（culturecapital） 观念、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 纪律（discipline） 观念、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的 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与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观念等， 其中多位具有新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但笔者绝非其信徒，这也是必须声明的。笔者在论述过程中有时借用他们的理论架构，是因为在深入汉代儒学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探讨儒学为汉帝国建构帝国意识形态时，这些理论架构会使诠释工作进行更顺畅、表达更清晰。此外，亦有助于将文献表面未明显说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却隐藏在字里行间里，存在于理论结构或理论框架（problematics，或译问题设定）中的问题从深处拖出来，清楚地呈现。至于本书所有的论述基础与诠释的推展，完全立基于与讨论对象有关的材料（当然也使用了出土的材料），这也是必须声明的。 从孔、孟开始，儒学就强调个人的道德内在生活，强调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实现，在此一价值取向下，心性之学确实是儒学很重要的构成成分。然而，不管是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儒学也强调其王道或人文化成的理想，因此如何在政治社会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也是儒学重要的面向。尤其到了汉代，儒学逐步成为体制的重要组成要素，儒者逐步取得现实权力，在儒学逐步发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的过程中，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必然是错综复杂，值得深入探讨。而儒家理想如何坚持下去？如何修正？如何与现实结合？本书也尝试提出解释。儒学固然具有崇高的理想性格，也以其道德理想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投入其怀抱，然而，儒学不但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精神境界与文化理想上的吸引力，也必须不断证明它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士人才有机会与帝国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才不会丧失改造世界的舞台。本书各章中，透过不同儒者别出心裁的论述，可以看到儒者如何与时俱新，将儒学论述成合乎现实、主宰历史发展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论述儒学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自身阶级的利益。当然，也可以看到儒者在与现实权力周旋的过程中，如何苦心孤诣留住儒学的些许理想。儒学的不断自我转化、重新论述，也就成为儒学生存发展必然表现的样态。 由于笔者为学贪多务得，教学之暇除了从事汉代思想的研究外，也同时从事《史记》、明清儒学与魏晋玄学的研究，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部书的稿子前后居然花了二十年的时光，但每一章书稿却也留下我在清华中文系的生活印记，清华大学是我读完学位后长期服务的单位，在我的教研生涯中，除了出境研究、讲学外，所有时间都在清华度过，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岁月，修订过程中，许多师友论学的美好回忆常一一浮现出来，今虽斗换星移，但借此修订的机会打开尘封已久的美好记忆，算是意外的收获。 各章的初稿依序曾分别发表于《清华中文学报》、《哲学与文化》、《先秦两汉学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第六届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学报》、《大陆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先秦、秦汉史》双月刊、台湾国科会人文处、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论文集》。其中有关陆贾、《韩诗外传》、《白虎通》的研究曾获得国科会专题计划补助；有关董仲舒的研究曾获得富布莱特基金会（Fulbright Foundation）一年补助，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完成。另外，有关董仲舒的论文曾获得国科会优等研究奖（旧制），有关叔孙通、贾谊、《白虎通》，以及西汉郡国庙兴毁的论文，曾分别获得国科会甲种研究奖（旧制），谨此致谢。 感谢不具名审查委员与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中国思想史研究丛书主编郑吉雄教授与伍安祖教授的宝贵意见，使本书加强了一些原本忽视的论述。 谨以此书献给已过世的父母，纪念这对勤朴的乡下人辛苦养育一群幼小长大成人的艰辛岁月，父母的爱是我奋斗向上时永不匮乏的甘泉。此书顺利完成也要感谢内人美铃，感念我们从学生时代就一起相处的美好日子。内人也在学界服务，虽不是孜孜矻矻的学究，但颖悟善解，不但是我生活上的好伴侣，也在长年谈古论今过程中让我得到心神上很大的快慰，颇得古人所说的辄觉形神超越之乐。本书的顺利完稿，内人提供的触发与激荡，无形中发挥很大的助益。 这部书的研究对象由西汉帝国肇建时期的叔孙通、陆贾，一直到东汉章帝时期的《白虎通》，讨论了很多儒学发展的重要议题，疏漏之处恐难避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2013 年3 月于新竹清华园 第一章　汉代儒学的一个侧面 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 一、汉代儒学的时代课题：论述为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秦帝国（221 B. C.207 B. C.）十余年之间就土崩瓦解，带给汉代统治者与儒者很大的震撼，面对新帝国的建立，隐忍多时、坚持信念以待剥复的儒者更坚定他们对经学义理与儒家理想的坚持。而秦纲解纽后，儒者的活动空间确实也瞬间变得大为宽广，他们怀抱欢欣鼓舞的期待心情，迎接新帝国的降临。《史记 儒林列传》谓：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喟然叹兴于学标明儒学（经艺）开始发挥其吸引力，也标明儒者可以欢欣鼓舞地期待新帝国对儒学态度的转变。然而，汉帝国建立，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儒者必须持续证明儒学对帝国的贡献，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国的过程。在以秦为鉴，寻找替代严刑峻罚的治国方略成为共同的思维模式下，儒学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稳定体制的功能，确实很容易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新建立的汉帝国惧怕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重蹈秦覆灭的覆辙；儒者也积极寻找长治久安之策，并试图提供答案，逆取顺守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为共同的认知。后来儒者逐步进入体制，扮演论述帝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儒学论述的层面也愈来愈多元，并且在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下，积极变秦、改制、更化，试图带来新气象，做出更根本的改变。当然，终汉之世，均难完全摆脱法家精神与制度的制约。 就儒学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的时代需求而言，汉代儒者以儒家伦理与德治教化为核心，推阐运用到很多层面。其中儒家伦理以广义的礼治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节度，儒家伦理从家族中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广义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并运用当时盛行的阳尊阴卑的观念，这样就可对当时帝国统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强干弱枝、大一统等强化皇权的措施提供儒家伦理的基础，并且运用到诸如朝仪与郡国庙制等国家礼制的论述。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领的出现与发展，也具体说明儒家伦理如何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坚守的基本价值，这些诉求也是检验统治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德治教化包含了爱民、养民、安民与反对过度剥削等关怀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诉求；也包含儒者转化俗世世界成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风易俗，对人心隐微处与社会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汉代出现很多循吏，扮演类似师的功能，正反映他们对文化理想或文化秩序的追求，以及对儒家教化理念的支持。循吏不一定是纯乎儒者，其中有些循吏更不是出身儒生，但同样实践并传播了儒家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班固也在《汉书 循吏传》中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并不是与现实的政治秩序脱离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础稳固了，现实的政治秩序也会趋于稳固，也就是最稳定的统治是透过德治教化的统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视为帝国深层的稳定机制。透过这样的论述，汉代儒者将德治教化理想与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做出美好的结合，提升了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深度。 在对待儒士的态度上，新的汉帝国虽远比秦帝国友善，但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渐趋稳定以后，在君臣悬绝的权力结构下，很多儒者难免感受到士的卑微，悲士不遇也就成为汉代士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感叹。当儒士更有机会接近权力核心时，也会面对直道而行与曲学阿世的困难抉择，社会上必然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儒士类型，这虽蕴含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成分，但也不宜以道德判断截然二分，就如以谀著称的叔孙通、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儒学造诣虽不如刚直方正的董仲舒博大精妙，但他们在改造朝廷用人结构、推动儒学成为帝国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汉代儒学除了要面对汉初黄老政治当令的斗争外，也要面对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儒者虽批评法家过度严酷的措施，但法家思想与制度是具体存在的事实，而且传统的儒学并不能完全解决新帝国面对的问题，汉宣帝（ 73 B. C.49 B. C. 在位）一直到儒术取得独尊地位已久时，仍公然宣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霸道是专制立威、重法重刑。面对以霸道为骨干的政治现实，如何以儒家思想来吸纳、改造法家思想与制度，也就是以儒学消化法家，成为有效的统治思想，发挥更大的主导帝国统治的影响力，也是汉代儒学的重要课题。 阴阳家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以及与此有关，于西汉末年以降风行的谶纬思想，其宇宙图式是汉代人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所以汉武帝对贤良文学的策问颇重视天人与灾异的问题。因此儒者建构帝国意识形态时，如何正视阴阳五行的天人理论，以此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以当时人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增强其说服作用，也是汉代儒学论述为帝国统治思想的重要课题。 汉武帝（140 B. C.87 B. C. 在位）于建元五年（136 B. C.）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官学，经学取得统治思想地位后，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产生分歧发展，不同立场的儒者透过对经学的不同诠释，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于是有今古文之争，有师法家法之传，拘泥章句，破碎大道，经学趋于烦琐与经学发展趋于分歧遂不可避免。如此不免削弱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功能，降低维护体制的作用。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召诸儒讲五经同异上亲称制临决焉。东汉章帝（7688 在位）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皇权一再介入儒学解释权，亲临称制，可以看出经学趋于烦琐、杂乱，无法提供帝国思想指导原则，因而必须共正经义的迫切性，也可以看出儒学发展内部的问题。另外，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经以致用成为风气，宣帝以后，儒生以经术论政蔚为风潮，儒生不断秉持经义，介入宗庙、祭祀等礼制的争论，透过经学造诣，发展出一套堂皇正大的论述，一方面追求经学理想与礼制合理化的实现，一方面具体面对帝国当时存在的财政压力与人民生计问题。汉代经学与政治互动的微妙关系，本书第七章西汉郡国庙之兴毁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之关系之一例，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而由有关郡国庙制兴毁的论述，大量援引经义，对照叔孙通追求起朝仪的正当性，只需鲁地的儒生象征性的参与、背书，可以看出经学昌盛前后，儒者对经学义理的不同运用。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思潮的变迁一直进行着，但对体制的合理性不断做出论述，却是各个时代主流思想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汉代，儒者主要是透过对经学的重新诠释，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使全民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董仲舒以前，儒者努力证明儒学能为帝国提供长治久安之策，争取儒学的发言权与地位；董仲舒以后，儒学虽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但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儒者仍须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合理性，才能响应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本书借着对几个重要思想家与重要事件的讨论，探讨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间的关系，希望能勾勒出汉代儒者将儒学论述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重要论述。 二、汉代儒学研究回顾与本书对汉代儒学采取的立场 就先秦儒学的标准而言，两汉儒学明显有了重大的改变，学者很容易看到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特别是孔孟）的差异，诸如：（一）论成德问题时，先秦儒学重视内在心灵的自觉，重视道德主体性，汉儒重视外在的规范秩序；（二）先秦儒由内在心性体证天道，汉儒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多杂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的论述架构；（三）由于诸侯争霸与大帝国的政治结构不同，先秦儒多独立的知识分子，多游士，可以说大人则藐之，汉儒与当权者的关系更密切，逐步发展成士大夫，但对政治权力依附性更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也更密切；（四）先秦儒较具原创性，例如孔子以仁赋予礼乐内在根据，礼乐的含义焕然一新，有人称之为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汉儒（特别是董仲舒）则透过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如阴阳五行系统论与儒家伦理的结合，如三纲五常的规范与阳尊阴卑的论述。 由于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有很大的差异，学者以先秦儒学的尺度衡量汉代儒学时，总觉得格格不入；加上中国思想的发展，由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到宋明理学，逐渐转入隐微的心性之际，熟悉心性学的学者，回过头来看汉代儒学，也同样觉得格格不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也就经常会认为两汉儒学是遭受歪曲的儒学，陈启云曾总结近代学者对汉代思想的二种偏见，其说颇具概括性。他说： 近代学者对汉代思想的看法主要受到二种偏见左右。第一种偏见，认为在秦汉大一统帝国统治之下，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由受到限制，其发展的空间大为缩减而至枯萎；这具体表现在秦始皇焚书禁学的措施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的政策上；准此，汉儒思想只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第二种偏见，源出于传统学术上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当代治中国哲学者受到宋学传统成见的影响，忽视和蔑视了汉代文明和汉代思想文化，是难以避免的。 陈启云的说法，涵盖了不少学者对汉儒思想的评价，第一种意见中，有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的活泼气象没有了，那些解释章句的经师所写的烦琐讲义已遭历史淘汰，流传下来的董仲舒与刘向的著作，也只是庸中的佼佼者。另有学者甚至把汉儒争取来的养士、选士措施，视为网罗异动者与麻痹被治者阶级觉悟的一种恶毒手段。从武帝，经过宣帝章帝，以至灵帝，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内容，则有过之无不及。实则很多学者背后预设了这一类的见解，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此一类见解的普及性：在汉代思想的论述中，王充以反省汉代思想的批判者姿态，得到超过他应有的评价与讨论。 第二种意见中，当代台港学者探讨汉代儒学时，即经常以心性论中心的标准加以检视，贬低汉代儒学的地位，例如极有成就的哲学史家劳思光认为：两汉期间，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义，而为混合各种玄虚荒诞因素之宇宙论。等而下之，更有谶纬妖言，流行一时。汉代儒者，以言儒学为名，而以倡混杂之思想为实故心性成德之学大衰。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著作等身，见识卓绝，论述却几乎未触及汉代儒学，他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也完全忽视汉代儒学的存在。这也反映他重视儒家的心性学，特别是要求正确理解心性的态度。但以这样的态度来解读汉代儒学，是系统外的批评，自然会忽视汉代儒学某些重要的面向以及在历史中发挥过的功能。当然，本书也不认为这二类学者对汉儒思想的研究没有贡献，即使如陈启云所说的偏见，因为会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对话，仍有助于汉代儒学研究的推进。 第一位对汉代儒学研究做出较全面研究，且有重大贡献的是徐复观，他很早就计划写两汉思想史，并先处理汉代政治结构的大纲维，弄清楚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于一九七二年三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了《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后来又陆续出版《两汉思想史》卷二、卷三，共三巨册，加上《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成果斐然。 徐复观由于有特殊的军政经历，对现实政治具有特殊的敏感度，很适合研究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汉代思想；而且他早年受学黄侃，古学底子良好，兼具考证能力，又是近代大儒熊十力的入室弟子，此一与新儒家有特殊渊源的背景，使他能深入、欣赏儒学传统，发掘汉代儒学在历史进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给予两汉思想（主要是儒学）很重要的评价： 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局格，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一般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的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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