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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美国"汉学三杰",本书是他关于中国近代的重要代表作,被多所美国大学用作中国近代史教材,价值极高,堪称海外汉学经典作品。
2.,本书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先从社会结构开始讲。脉络清晰,详细剖析了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建立秩序,走向强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过程。
3.魏斐德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一反应"研究模式。
其*重要的着眼点在解释: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找到帝国主义狂潮到来之前,中国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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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华帝国的衰落》作为美国多所大学采用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文字简洁流畅,内容通俗易懂。书稿有别于传统通史的编年体叙述,而从构成传统社会主要结构的农民、士绅、商人三个群体入手,详细剖析了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建立秩序,走向强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方面,魏斐德采纳北美汉学界的观点,叙述的内容不仅包括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还向上追溯到晚明时期,使得作品极具一家之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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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19372006)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除已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外,其著作还包括《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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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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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农民
第二章 士绅
第三章 商人
第四章 朝代循环
第五章 满族的兴起
第六章 清初与盛世
第七章 西方的入侵
第八章 入侵与反抗
第九章 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
第十章 王朝改革与反响
第十一章 天命已尽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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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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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习惯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后的急剧变化和儒家文明的缓慢变化进行比较。所以,我们对抵制欧洲征服的一些更古老文明的看法,因西方全球扩张带来的新视野而扭曲了。在这些古老文明中,最顽强的莫过于中华帝国。因为这个国家对自身文化太过骄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欧洲的挑战。就这条常见的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如此辉煌而厚重的文明,的确无法承受任何会打乱其根基的事件,否则,整座"文明大厦"就会崩塌。既然渐进的改革无法进行,横扫一切的革命就势在必行。因此,中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最终归结到了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由于没能力进行根本性的内部变革,中国将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假设:未受干扰的中国会无限重复它过去的历史,固守传统、一成不变。那么,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直对内部的变化特别敏感,因为按照他们对历史的划分,近现代史始于鸦片战争。
假如我们以一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为分割点,来划分我们的历史,那我们不就变成外因论者了吗?对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发生了内部变革。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
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寻找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我的确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从青铜时代到出现先进炼铁技术为止。在此期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发展出文字、成熟的官僚体系和伟大的儒家经典。第二个时期(或称"早期帝国时期")约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世纪,即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和汉朝统治时期。汉朝征服了中亚部分地区,创制法典、设立太学、扩大并整饬官僚系统、独尊儒术并将其定为国家教义。汉朝灭亡后,中央政府分裂,第三个时期开始,时间是从3世纪到6世纪,这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王国,有些由异族所建,统治着帝国的部分地区。氏族武力横行,哲学家们抛弃儒家思想,选择了形而上学的道家思想。此外,佛寺遍及全国各地。
第四个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的帝国中期,中国再次实现政治统一。在唐宋的辉煌时代,中国传统诗歌和绘画空前繁荣,儒家思想也强力复兴。武人势力受到抑制,文官管理着这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第五个阶段自宋室南渡起,至14世纪止。一系列外族政权控制华北,最后,元朝消灭宋朝,统治整个帝国。14世纪,明朝将蒙古人赶出中原。近代以前的中国最后一段伟大时期,由此展开。在此期间,明清两朝都复兴了儒家思想,并征服整个中亚,成为大多数东亚国家眼中高度文化和文明的象征。
此时,中国社会由士绅统治。士绅包括在正式官僚系统中任职的士大夫精英,以及非正式地管理乡村事务的地方名流。他们之下是农民阶层。农民阶层不仅人数最多,还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辛勤劳作加上新作物的引进,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进而导致15到19世纪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倍多。帝国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急剧增长引发的,比如: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士绅阶层的扩大和经济的商业化。
上述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范围广泛且颇具活力的内在发展,而这种内在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中国与西方、日本的斗争结果。中国确实对欧洲的挑战做出了应对,但其对这一外界刺激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已经开始独立演变的社会内部力量。随着过去的权贵让位于新兴的阶层,相互适应变成相互冲突,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土崩瓦解。1912年,最后一个王朝覆灭,君主制和传统文化也随之消散。这个国家虽然经受住了文化崩溃,却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尽管最终会出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其试图创建新政体的革命斗争,却持续至今。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义律的指挥下,一直到1841年夏天和平谈判破灭为止;第二阶段从1842年春新任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上任,一直到中国战败为止。在第一阶段,义律北上行军,先占领了宁波附近的舟山,然后直逼离京、津不远的大沽口炮台。北海出现敌舰,让直至当时仍不断收到广州战事捷报的朝廷大为恐慌。林则徐的"误导"让道光大为震怒,后者立刻派出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在大沽口会见义律,并轻易劝服了后者。琦善称英军若返回广州展开谈判,他就能满足义律的要求。义律被琦善的友善触动,于是决定返回南方。1841年1月,二人敲定《穿鼻草约》。然而,他们各自的主子--英国的巴麦尊和北京的道光帝--都拒绝接受草约中的条款。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从中方得到足够赔款,反而拿舟山换了崎岖贫瘠的小岛香港,实在有违他的初衷。而道光不仅无法原谅琦善同意割让中国领土的做法,还轻信从广州传回的谣言,认为他的钦差大臣接受了英方的贿赂。两人都受到了惩罚--义律被剥夺了指挥权,琦善被押解回京后,所有家产尽数充公。
璞鼎查指挥的第二阶段,更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冒险。他的计划是基于伦敦中国游说团的建议,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1841年下半年,英国的海、陆部队在广州集结,然后缓慢北上。一场血战后,他们再次夺回舟山,继而攻下了大城市宁波。然后,璞鼎查决定等援军抵达后,再继续往长江以北推进。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机会,随着英军对宁波的占领悄然到来。他们认为,英军一旦登岸,就肯定不是大清步兵的对手。1842年春,皇帝的表亲--儒雅博学的怡良受命率军反攻。为了夺回舟山群岛,朝廷不仅从远在西边的四川调兵,还让水兵们苦练两栖登陆。结果,清军却在这场战役中一败涂地。怡良用卜卦算出的出兵吉时,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主力部队都深陷泥泞的道路中,被补给马车所阻,无法顺利集结,而且素以善战为傲的水师竟然晕船。于是,指挥官们只得避开舟山,一边沿着海岸线来回转悠,一边假传捷报。少数民族川勇精锐误解军令,仅配备大刀,便在宁波冲入英军的炮火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本应支援的后备军,却因惊恐万状的指挥官躺在轿子里抽鸦片,而未奔赴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倒在炮火之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让几欲作呕的英国官兵想起了最近西班牙战争中的巴达霍斯大屠杀。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奋勇作战。前一年夏天,农民民兵就在广州附近的三元里村,大胆袭击了英国军队。在随后的1842年,不仅八旗驻防军死战到底,他们的妻子也宁可自杀,誓不投降。尽管英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并非完全畅通无阻,但清军不仅军事装备锈迹斑斑,武器和士兵也无法与英国的击发式毛瑟枪、密集队形、重型火炮和明轮炮艇抗衡。1842年夏,长江流域直至南京一线,都已暴露在英国人面前。8月,英国军舰便抵达这座前明都城的郊区,做好了大炮轰城的准备。
道光明白,若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被敌军攻陷,或许他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皇帝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英国的要求,签署议和协定,耆英率领的特使团赶在璞鼎查进攻故都前,表示中国愿意投降。最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中国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让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剥削时代的来临。
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补充的《虎门条约》、与法国和美国分别签署的两份条约,都迫使战败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向外国领事、商人和传教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3.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
4.废除公行垄断制度。
5.协定关税,限制内地厘金税。
6.外国官员可以直接面见中国官员,且地位与后者相等。
7.承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须交由该国领事审理。
8.与西方国家签订外交协议时,采用最惠国原则。
这场战争虽然始于鸦片走私,但事实上,英国的胜利却没有令鸦片贸易合法化。 相反,这场战争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以西方国家主张的方式与其交往。上述所有条款中,最后一条最能体现中国与西方的新关系。根据最惠国条款,中国给予某国的特权,也自动惠及其他条约签署国。如果英国获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那法国、俄国和美国也将同时享受这项权利。原则上,这份西方与大清帝国签署的外交协议允许各国利益均沾。列强们宁愿在此划分独立的殖民地,也不愿让一个国家独霸中国。这些不平等条约共开辟五个新的通商口岸,因此,所有的商业权利也由各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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