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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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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出了一种系统方法和框架有组织的创新，即通过引导创新者的好奇心、跨界合作和精心策划的商业化，将科学发现和创新成功转化为社会效益。描绘了政府、大学和企业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合作关系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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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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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科技创新及应用的案例，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系统方法和框架有组织的创新，即通过引导创新者的好奇心、跨界合作和精心策划的商业化，将科学发现和创新成功转化为社会效益，开发新的产品、开创新的企业和构建领先的工业。本书描绘了政府、大学和企业在科学研究及团队合作中的伙伴关系，及其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公共部门决策者、研究机构、企业、创新管理学者和广大的创业者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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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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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C．柯拉尔（Steven C. Curral），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院长。他还以副院长、系主任、客座教授等身份任职于其他工程类院校。他将组织心理学应用于创新、新技术、谈判和企业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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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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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丛书序Ⅰ
序言恢复我们的视力Ⅲ
第1部分问题
第1章创新的必要性
第2章无组织的创新
第3章无组织的创新背后的误解
第2部分解决
第4章有组织的创新的架构
第5章引导好奇心
第6章跨界合作
第7章精心策划的商业化
第3部分展望
第8章建设有组织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9章眼见为实
致谢
附录A工程研究中心项目的历史沿革与影响
附录B研究方法论
附录C有组织的创新未来的学术考察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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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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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恢复我们的视力
马克胡马云（Mark Humayun）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明了一个大有说道的小装置。它是一个人工视网膜，其电子器件装在了一个比十美分硬币还要小的罐子里。而它就像字面上描述的那样，可以给盲人带来光明。这个装置反映了一种新的创新途径，能帮助美国走向更光辉、更繁荣的未来。人们从很早就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恢复失去的视力。在1988年，当胡马云祖母的视力开始下降，他便深深地被这个想法吸引了。那时，胡马云正在医科大学读书，准备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但他祖母的视力渐弱让他踏上了寻求一种让人们重获视力的技术旅程。他将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向了眼科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设想了一种可以将数码图像传送到视觉神经的移植物。但是当他去请求生物医学工程师们帮助他开发这样一个装置时，他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曾试图给他们讲述我想通过一个电流去刺激视网膜的想法，我想要去刺激一个盲人眼睛中的神经元。他们看着我，然后说什么？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话，它是感应电流的吗？它是电容性的吗？接地线在哪里？它是偶极子、同轴的还是单极的刺激？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多少？电阻抗是多少？胡马云说： 我听到了像电压、电流和电阻抗这样的术语，但是其他的所有东西并不是你能在医科学校学到的。我没法将我的想法正确地表达出来，也没法理解他们所说的。于是胡马云做了一件至今在美国研究界很罕见的事，他跨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了一个生物医学工程的博士学位。当他搞清楚了感应电流、电容性和同轴是什么意思，他就开始系统性地工作了。1992年，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制造出一个初步的原型。这个原型包括一个电流起电机，它能够将控制脉冲传递到安装在人视网膜上的一个电极上。然后就迎来了决定性的第一次人体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50年前失去了视力的男性。胡马云轻敲开关，病人毫无反应。研究员们花了20分钟检查装置的各处连接状况。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终于，病人尖叫着说道你们是在讨论侧面那个微小的闪光点吗？是的，的确是。胡马云的团队拨弄着控制键，然后确认它们确实是刺激了一个非常原始的视觉形成。胡马云将那个时刻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以和他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以及他的婚礼相媲美。它改变了我的世界，他说，我知道我一定要造出这个装置，我们能够让一个盲人看见世界，我不能就这样停下来。从一个工程研究中心学到的胡马云和他的主要合作人，眼科专家尤金胡安（Eugene de Juan）、助教主管和工程教授吉姆韦兰（Jim Weiland）在2001年到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后继续他们在人工视网膜方面的工作。韦兰和胡马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能够让人工视网膜工作的电学和机械参数。胡马云和胡安还创建了一个以将此移植方法商业化为目的的公司第二视觉（Second Sight）。2003年，胡马云和他的同事们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的批准，建立一个研究人工视网膜和其他潜在医学移植体的研究中心。其核心仿生微电子系统项目是一个更广阔的被NSF支持的工程研究中心（ERC）项目的一部分。ERC项目由政府资助研究，秉承计划、合作和智能管理的原则为特点，并且低调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85年到2010年间，其研究带给美国的经济价值比其初始投资10亿美元的10倍还要多（路易斯，工程研究中心）。这个以USC为基础的ERC项目促使研究员们将他们的基本研究项目向商业化蓝本推进。它同时构建了学术与私有企业经理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并且它提供10年的资助，远远长于典型的学术研究资助。在胡马云领导期间的ERC，他的团队取得了几次里程碑式的成功，更直观的人工视网膜获得了欧洲监管机构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BBC播送了一个曾经失明的祖母陪孙子玩篮球并且进球的片段，这段视频在民间广泛流传。与此同时，胡马云和他的研究员同事们开发了下一代的人工视网膜。通过市场检验的装置只有60个电极，让病人们能够看到低分辨率的景象，而在胡马云实验室的装置已经具有240个电极，甚至一些处于非常早期的产品具有1000个电极。这些人工视网膜具有照相机级别的数码信号处理和一些与电极运作相关的精妙的软件加工，它们能够让盲人更独立地行走，更好一点甚至能看到较大的印刷品和识别人脸。当胡马云和他的团队向其他诸如人工假肢的应用扩展时，它们的可能性就像科幻小说比如，改善短期记忆丢失、治疗头痛和抑郁等。无论他们完成什么，ERC项目都在其中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胡马云说，他在构思这些设计的时候所花的时间，以及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地与设备的研究者、医生以及业界领袖交流的过程，逐步地拓宽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这些人工植入体所具有的广大的可能性。马克胡马云和他的人工视网膜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充满希望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 美国仍然可以实现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我们说仍然是因为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人们已经开始渐渐地质疑美国的创新领导力。而这种质疑是有充足理由的。尽管美国仍然是创新的领头羊，其他的一些国家，尤其中国，也已经有了巨大进展，因为创新变得对经济繁荣愈加重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被质疑还因为世界在寻找新的科学与工程方案来解决严峻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饥荒和传染病。也就是说，在这个自信心渐失的关键时刻，胡马云和他的人工视网膜装置帮助我们恢复了视力，也让我们重新看到美国可以在创新方面变得更强。另一个启示是大学必须要在美国的创新中扮演中心的角色。尤其是大学可以帮助缩小近几十年来产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鸿沟。这个鸿沟是由美国公司将资源从一些基础研究领域转移到更直接的应用科研和产品研发方向所造成的。随着贝尔实验室、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等企业研究中心的消逝，美国的大学更多地担负起了基础研究的职责。然而，美国大学往往是孤立的，与学科紧密相关的，部分是因为大学的学术文化，大学和公司往往不能够有效地一起工作，从而将新的学术成果商业化。胡马云的团队表明了，拥有一个现实的思维模式和恰当的组织框架，教授们也会有影响巨大的发现，这个发现能够作为一个蓝本，生产出改变生活的产品，并成为一个全新产业的起点。人工视网膜的创新也反驳了一些人们原来笃信的关于创新的谬论。其中一个谬论是： 重大的突破是个人智慧的成果。具体来说，马克胡马云是这个人工视网膜神话的中心人物，但很多其他的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他的主要合伙人尤金胡安、吉姆韦兰和其他诸多的学者、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商业领袖们。另一个谬论是，创新往往是偶然发生的。尽管人工视网膜这个故事由许多机缘巧合刺激发生，但它更多的是一个关于坚持不懈和群策群力的传奇。这是一个由几个人25年的倾力投入和计划所产生的巨大突破。还有一个被人工视网膜创新驳斥的谬论是： 自由市场是获得创新成功的唯一途径。数十年前，有充足资金支持的公司研究部门确实产生了一系列对美国繁荣至关重要的发明。而正如第二光明公司对人工视网膜的发展和商业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私营企业也始终在科技创新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着眼于公司试图转变缺乏基础研究的现状，以及考虑到人工视网膜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胡马云之前，并没有哪家公司从事这样的设备制造工作。尽管有像人工视网膜这样的证据，那些人们迷信的关于创新的谬论还都鲜活地存在。它们一直在蒙蔽我们，让我们看不清国家创新系统的现状。这是一个组织混乱的创新系统。事实上，这种无序的科研范式威胁到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复制胡马云成功的故事，为了美国和世界，我们应该正视那些关于创新突破的错误假设。我们需要讲述一个关于创新和如何实现创新的更真实的故事。这本书综合了马克胡马云的人工视网膜、ERC项目整体和近期创新方向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叫作有组织的创新。有组织的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工具，它能够将科学发现通过商业化转为社会福利，它的核心是我们可以以超乎普遍意义的更大程度来构建技术突破的环境，进而创造新的产品、公司和领先世界的产业。有组织的创新包括三大支柱，我们叫作3C： 引导好奇心（channeled curiosity） 跨界合作（boundarybreaking collaboration） 精心策划的商业化（orchestrated commercialization）引导好奇心指的是将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引导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战略规划。它促进基础研究项目并且引导其朝着产生有形产品的方向发展。引导好奇心以研究人员们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探究和有商业潜力的概念落实为导向。跨界合作是指一种对传统研究和学术结构的基本拆解，激励集体的创造力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大学、私营部门和政府领导们联合起来去追求创新。跨界合作能够激励对科技创新有巨大影响的合作与交流。精心策划的商业化是指结合不同的参与者，包括研究人员、企业家、投资者和公司，让他们能够做出为全球所用的创新。这将基本的科学发现放大到概念证明甚至更广阔的领域。精心策划的商业化能够协调多方努力来让早期的技术平台成为初创公司的基础或已成立公司的上市产品。有组织的创新为改变世界的创新提供平台和基础。大学、政府和公司可以用这个框架去获取全新的创意，开发这些概念，将它们转变为有形产品，并将这些产品推向市场给整个社会带来福祉。创新的组织结构有组织的创新与其他看待创新的视角区别在哪里呢？有组织的创新优点在于通过组织的视角看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方法强调了学校、产业和政府的领导者如何能有意识地创造和控制组织过程，使创新方面的成功最优化。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很多过去关于创新的思考或者是把创造力极大程度上当作个人的努力，或者将创新主要视为一个社会进程。我们认同个人的创造力对于巨大突破的重要性，也认同创新是社会性的，但这两个观点都局限于解释如何有效地去改善技术创新。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孤独的天才，这种理念是一种谬论； 创新通常是许多具有不同技能的个体付出的结果。而如果把创新单纯地视为社会事务的话，这又暗示了合作的过程是随机发生的，是难以被组织领袖们所领导的。这除了建议领导者们在休息室搭建桌上足球、采用互联网公司模式和劝告人们沟通交流并变得有创造性以外，提不出什么有实际意义的建议。因此，我们认为领导者们不应局限于雇佣优秀的员工或者通过社交网络推动他们的交流，而是超越这些方式，为创新勾勒出合宜的组织环境，并给出一系列现实的建议去帮助领导者们创造这样的环境。3C代表着几个重要的条件，并且对于每一个条件我们都提供了实施方案。我们认为大学里的领导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理们都有能力在一起工作，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创新的种类和数量。我们确信领导者们可以成为引导创新的组织建筑师，有组织的创新的框架就是要为这些建筑师们提供一个设计蓝图。有组织的创新也尝试着在国家政策的高度上发挥作用。我们相信有组织的创新的框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创新政策的起源。我们特别建议美国联邦和州立基金管理者们投入经费给应用有组织的创新原则的研究项目，并根据这些原则来估计这类项目的产出。这些原则最关键的优点是，它们可以使公众对研发投资的回报最大化。作为组织学者，我们推荐有组织的创新框架，旨在提供一个新的蓝图，加强和促进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组织活力。我们的目的不是展现详尽的经济学分析，我们把这些分析留给我们的经济学同僚们。尽管如此，我们非常乐观地认为，一旦能够被大学、商业和政府应用，有组织的创新会刺激美国就业率的增长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提高全球竞争力。有组织的创新与人们对大学、商界和政府是否有能力合作解决问题的质疑和日渐增长的公共赤字相逆而行。但是我们相信，美国人未来将有信心见到理智投资给应用有组织的创新原则的项目所带来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确信有组织的创新是美国科技和经济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我们4个作者通过多年的经历和学习得到了这些结论。例如史蒂夫C.柯拉尔（Steven C.Currall），就在这个基于有组织的创新的研究中心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柯拉尔所在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拥有创业工程领域的威廉和斯蒂芬妮西克夫妇教授（William and Stephanie Sick Professorship）称号，2000年他与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斯莫里（Richard Smalley）及另一个莱斯大学的同事组队建立了一个研究纳米科技工程的研究中心。科学家斯莫里和商学教授柯拉尔的合作，为有组织的创新的跨学科推动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的框架利用了柯拉尔在莱斯中心的经历、衍生企业的成功建立和他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领导创业活动的经历，以及柯拉尔对工程研究中心将近十年的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本书《有组织的创新美国繁荣复兴之蓝图》（以下简称《有组织的创新》）有着简单的结构。它由3个主要组成部分： 问题、解决和展望。前3章基于以下角度提出了问题： 创新对美国的重要性； 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当下无组织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第2部分，即第4章至第7章，提供了解决方案。这部分构建了有组织的创新的框架，并且基于定性、定量的数据和ERC案例研究的实验研究发现，详细地说明了3个核心。最后一部分，第8、第9章，是我们对美国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大学、政府和商界的展望，作为我们关于全球竞争的国家讨论的一个补充。最主要的，我们坚决主张有组织的创新的框架应该作为政府研究与开发资助决定的标准。即使我们现在没有对联邦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再多投一分钱，有组织的创新仍旧会让美国见证它在科学与工程研究投资上的最佳回报。谁应该看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时，头脑中有几个主要的受众。如果你是一个学术领袖、政府政策制定者或者技术转移专家，有组织的创新的观点就是为了帮助你对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思考而设计的。我们尤其提供新思路给创新的缔造者大学校长、顾问、教务长、研究中心的副总裁和科学、工程、医药、商学院等院系主任以此来提高研究的生产力及其机构的技术转化，并且强化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的主动性。我们推动技术商业化的模型也旨在用来帮助全国各个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政府领导和专家。加速创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更是一个区域的领导者们应该作为重点关心的事。同时，国家或是州级选举出的代表们、立法委员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也会发现这本书是一个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很有价值的指南。本书致力于推动基于大学的研究中心的创新。但是公司研究和发展机构的领导会发现，被引导的好奇心、跨界合作和精心策划的商业化是一种能加速研发成果向市场化商品转变的组织能力。对于一些经营良好的公司，这些组织能力可以作为它们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可持续竞争力的来源。本书同时也对校企合作的复杂动力有所启示，并且提供了较为深入的见解，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利用它们和大学及政府机构的合作。在大学中，《有组织的创新》也可以作为一本引人入胜的教材，提供给工程学院和商学院关于创新、技术商业化和科研政策等领域的课程。这本书对于工程管理、技术管理、工程设计和商业战略的本科或MBA学生都极有价值。最后，我们力争使《有组织的创新》的写作风格平易近人，并且能够吸引对商业和公共政策走向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我们真心希望在当下这个方兴未艾的关于国家竞争和商业战略的辩论中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域，我们希望有更广泛的读者对此话题感兴趣。有组织的创新和下一个巨大的突破如今，美国的问题就在于不能看到其问题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能摒弃我们的眼罩，这里还有一条充满希望的、清晰的路径通往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这不仅仅是从人工视网膜，更是从9家由马克胡马云的ERC中衍生出的公司中可预见的。与此同时，在ERC包括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维克森林大学等合作机构中工作过的研究人员正在从中走出，带着更加有组织的、跨学科的研究走向学术界和产业界。这些ERC的老兵正在一个新的生物电子学领域播下种子，心中怀揣着他们对人类健康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胡马云自信于那几十个被他的ERC精神所打动的人将会延续其精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司，都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实验室或是开始他们自己的尝试，他说： 虽然这60个人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数以千百计地复制。我们分享了胡马云的乐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有组织的创新的重要性，我们有信心，美国可以重现它作为一个科技领袖的前景，实现经济复苏，并且帮助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有信心，美国能产生更多的像胡马云和他的同事们研发的小装置那样的巨大突破。
第1部分问题
第1章创新的必要性为了认识创新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让我们先看看大卫鲍尔斯利David Balsley。鲍尔斯利是一个52岁的工程师，他所在的公司n度光nLight坐落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是一家激光领域的前沿公司。在所有由美国向低薪国家转移的工作中，鲍尔斯利和n度光堪称美国工人和公司中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案例。自2000年n度光建立以来，它的技术使许多领域的突破成为可能，其范围包括军事探测器、关节镜的外科手术仪器和用来加工硅芯片以及平板显示器的工具。这家在欧洲和亚洲亦有业务的公司，在德勤公司（Deloitte）列出的北美近5年运营中技术发展最快的前500家公司的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经济环境不稳定，2011年投资者还是向这家公司注入了1750万美元，使它的资助总额高达11000万美元。这些钱，以及从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客户那里得到的收益，使得鲍尔斯利的收入比美国平均年薪（约4万美元）的两倍还要多。1鲍尔斯利的工作使他、他的妻子斯蒂芬妮和两个儿子能够过上一个现代版的美国梦的生活。这个工作也让鲍尔斯利发现了工作的意义。激光利用光的力量去做一些切割、焊接和传递信息的工作一直是一个未开发的技术。据估计，只有50%的激光应用已经被实现了。2n度光专注于更小、更高效、更多功能的半导体激光。这个公司同时也制造纤维激光，用光学纤维去创造体积小、易于降温并且易于加工的体系。从2005年来到n度光开始，鲍尔斯利为医学和工业界的顾客做半导体激光，为美国政府做测距仪，而激光的研究由美国宇航局NASA支持。最近，他转向了纤维激光团队。具有圣何塞州立大学物理硕士学位的他，在硅谷直接从事他梦想的那种工作： 与自然法则相搏斗，去发明一种用途更加广泛而威力更加强大的激光。今天他所设计的雏形也许在未来某天会为灼烧血管或者切掉癌症肿瘤的微小手术工具增强威力，并且能够利用太阳能来进行生产。像许多美国人一样，鲍尔斯利见证了自己这几年工作强度的增加。他每周45~55小时的工作量常常包括了分别在早上、晚上给欧洲和中国打电话、发邮件。总的来说，n度光给鲍尔斯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是美国的幸福与富裕所需要的好工作。大卫鲍尔斯利的故事是美好的到目前为止，然而这种美好却没有保障。n度光仍旧深陷于与竞争对手激烈的竞争中，包括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公司。尽管n度光有潜力将一些制造业从中国带回美国，3但随着中国激光水平的提升，n度光的领导者们会被迫将其工厂从伯特兰德转移到上海。理论上来说，这样一种转移可能使鲍尔斯利失去他的工作。就这样，一个激光工程师为高科技研究工作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简言之，美国甚至是全球创新都是势在必行的。创新是21世纪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战场。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作创新。创新是一种设想、发展和成功地部署接受或者传播新奇且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4我们并不赞同那些将创新作为一种包含一切新奇事物的术语的观点。无论是像一个公司标识一样简单的； 像软件应用升级一样功能略有改进的； 还是像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视网膜一样突破性的，人们都称为创新。我们并不是否认前两个例子的重要性。一个新的公司标识可以对顾客的心理和体验有很大影响，这对于公司很重要。一些对产品和服务适度且迫切的改进可以极大促进公司的业务收入。但当我们提到美国乃至世界的创新紧迫性时，我们首先谈论的是通过在一个简单的产业里从本质上重塑竞争市场，或者是开发新的产业，进而来发现具有巨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品、服务和政策。与此级别相似的创新平台的例子包括电力、蒸汽机以及晶体管、现代计算技术的构件和数字通信技术。这并不是说，创新一定要依赖于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的巨大科学发现。事实上，就像作家安德鲁哈加登Andrew Hargadon所说的，影响深远的颠覆式创新往往与现存技术和知识的全新组合有关。5我们和乔恩加特纳Jon Gertner以及杰拉尔德哈格Jerald Hage都认为较小的进步和重大的创新突破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6较小规模的进步，比如Facebook上一个新的游戏应用，也许会有所影响，但是它们并不会形成一个能够带来新工作机会和社会可持续繁荣的基础。想要做到这个，通常所需要的是一个对产品和加工过程重大改进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新的技术平台。类似这种新平台的例子包括从骑马、驾驶马车到驾驶汽车的转变； 从用煤气照明的街道和房屋到电气化城市的转变； 从黑胶唱片上播放的模拟音乐到数码音乐在整个互联网上传播的转变。《贝尔实验室历史》一书的作者乔恩加特纳指出： 我们如今在谈论创新时没能够区分影响深远的技术革新和一些微小的进步。贝尔实验室的长期领导者默文凯里Mervin Kelly追求的是前一种创新，加特纳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里写道：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用创新这个词去形容几乎所有事物。它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或者一个社交媒体工具； 抑或是用来形容晶体管或者一个手机操作系统的设计图。但二者的区别是极大的，前一种创新创造了少量的工作和利润； 另一种则是凯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贝尔实验室里不停寻找的创新，这类创新创造了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以及有益于社会持久的福利和幸福感提升的平台。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这种颠覆性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但是旧的秩序已经死亡，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强了他们的研发投入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美国能否在管理研究发现并且将它们转化为产品雏形、商业化的产品、公司和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程度。美国的生活标准将会由我们如何使用有组织的创新来决定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从全球环境来看，更聪明的创新方法将会与人类如何处理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和潜在的全球性食物短缺这些可怖的困境一样重要。作为21世纪经济战场的创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技术创新显著地改善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条件。20世纪上半叶，美国超过一半的每小时产出增长可以归功于知识，尤其是技术的革新。8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和全球各地的很多人们住在有电力、自来水、下水道和一系列节省劳动力的器械及娱乐方式的房子里。我们享受着通过汽车、火车和飞机等工具出行，以及通过宽带电信、手机电脑和网络设备以及如推特Twitter、领英LinkedIn和脸书Facebook等不断进化的社交网络来彼此联系。技术创新不仅使这样的安逸舒适程度成为可能，同时也创造了让我们能够负担中产阶级生活的许多工作岗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作足够体面像大卫鲍尔斯利那样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并且能够满足我们对创造和有意义的合作的需求。但是这些创新的精华也有些蹊跷，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品质越来越决定于技术革新。我们今天所珍视的一些创新先进的电信设备和像iPhone一样相对便宜却又功能强大的装置已然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这样的经济，反过来又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参与到国际化的竞争中。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开始威胁到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并且由于许多公司倾向于雇佣印度的放射线专家、韩国的艺术家和菲律宾的呼叫中心人员，美国白领的工作岗位也遭受了重大打击。美国政治家们偶尔会用保护主义用来保护美国的产业和工人远离国际化竞争的政策来回应全球经济压力。但是更多的时候，美国的领导人相信国家的经济会沿着价值链上升。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美国的工人和公司会通过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始终领先全球竞争者一步。通过创新，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像iPad、新的抗癌药物一样的产品和像推特Twitter一样的必需且新颖的服务。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和2010年的美国竞争力报告强调了国家对创新的依赖程度，并建议国家领导人加强科学、工程和医药创新。2010年的报告指出，全国只有4%的劳动力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但是这些人却不成比例地为其余96%的人提供了工作。9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在未来的岁月里只增不减。近期，通用电气公司开展的一个针对12个国家1000位企业高管的研究发现，95%的回答者相信创新是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国家经济的主要杠杆。并且，88%的人说创新是在他们的国家产生工作岗位的最好途径。10国家科学院报告的题目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达到更高水平创新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第一个报告的名字叫作迎击风暴： 充分挖掘美国潜力，为未来经济繁荣富强而奋斗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它呼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回应科学和技术领域逐渐增强的全球竞争。随后的2010年报告甚至在它的标题中用了一个更加急迫的口吻迎击迅速接近的5级风暴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Rapidly Approaching Category 5。一个重要的观察者来自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领导人小组，其中包括英特尔前任CEO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和军队前副部长诺曼奥古斯汀Norman Augustine，完成了2010年的报告《迎击迅速接近的5级风暴》，其委员会总结道： 未来经济和创造就业的首要驱动力是创新，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科学和工程的进步。12其他重要的观察者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约翰霍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在他们2011年的书《昨日辉煌》That Used to Be Us里，他们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是国家所面临的四个重大挑战中的两项另外两个是地球的化石燃料威胁和上升的国债和年度赤字。弗里德曼和曼德尔鲍姆将创新视为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在创新扮演更加重要角色的信息时代，为了让美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前沿的研究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13一句话，创新将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主战场。昨日辉煌： 美国的世纪20世纪，美国在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在美国赢得了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之后，这个国家在许多领域延续着其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的航天事业迅猛发展； 第一个将人类送上月球； 发现了DNA； 发明了塑料包装； 生产了个人电脑； 创造了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 等等。专家们在这一成功的主要因素上达成了一致，包括： 人口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移民、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宽容的破产制度，以及资金充足的私人实验室、充满生机的风险投资领域。作者杰拉尔德哈格Jerald Hage指出了美国20世纪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私营企业对产品和工艺流程创新的持续关注。很多成功的企业在很长的时间里坚持着产品创新，例如，GE、Westinghouse、DuPont、RCA，甚至GM通用。尽管现在看来很难相信，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公司遵循着一项产品创新的政策，强调对工艺流程进行各种创新从而降低制造成本。14历史上的两股力量对美国的创新也很重要： 一场实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场潜在的战争冷战，以及美国领导者们对私营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政府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协调。弗里德曼和曼德尔鲍姆这样总结了二战后的做法：
战争后，由于科学研究对于技术的领先至关重要，而私人公司已经不足以独自维持研究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美国占领了主导地位。低垂的果实已经被车库里的修理工采光了，而科学的进步现在需要国家实验室的支持以及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合作。15
其结果是非常可观的。汽车总产量、超音速飞机、人工心脏、工业机器人、激光、晶体管和DNA重组方法生物工程的基础都在美国的土地上被发明，还有口服避孕药、发光二极管、集成电路、移动电话、全球定位系统和磁共振成像等。从1963年到2012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给生活在美国的发明家颁发了296万个专利，超过了美国给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发明家的专利数的29%。16美国在科研文章的发表上也领先全球。17它被商业主管们认为是最好的创新国家。18并且在近期的商业周刊最具创新力的名单上，前10家公司中的6家都是美国的： 苹果、谷歌、微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亚马逊和通用电气； 两家是日本的： 丰田和索尼； 韩国有一家： LG数码产品； 中国有一家： 汽车制造商比亚迪。19从历史上看，美国曾经是一个又一个产业的翘楚： 汽车、航空航天、国防、医疗器械、医药、电通信、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些产业曾经为成百万美国工人提供了体面的工作，同时又改善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生活的质量。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确实可以被称为美国的世纪。新世纪，新时代然而21世纪是否将延续辉煌却远未清晰。诚然，美国的公司和研究人员仍旧维持着他们在很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且从中一跃而出成为其他领域的早期引领者，如社交媒体、基因治疗和大数据分析。但是种种迹象指向了美国创新力量的衰败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涌入，如2000年时美国在催化创新的最好国家中排名第一，而如今却只能排名第四。20正如我们将揭露的，这并不是美国不在创新方面投资了。美国仍然在投资，从某些度量上来看，美国在近几年来以一种更快的节奏投资着。问题是，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投资，美国落后了。美国已经忽视了许多创新的关键要素，然而其他国家却在培育这些要素。拿研发的资金来说，在过去30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私人企业资助了大部分研发支出，21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讨论的，美国的公司从许多基础性研究中退出。近期，美国私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停止或缩减了他们一度精心设计的研究设备，转向申请短期的、营利性的项目。与此同时，作为GDP一部分的联邦对研究与开发资助在最近几十年里下降了从1964年到2004年下降了60%。22如果联邦的研发经费从19世纪80年代早期就能跟上GDP增长的话，联邦研发预算今天就会超过2000亿美元，然而其在2012年的预算却仅有1405亿美元。23从2000年开始，华盛顿的领导人们开始增加研究的公共投资。举例来说，美国联邦科研花销从2008年到2012年上涨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约636亿美元。24然而总的来说，在除去了通货膨胀因素后，联邦研发资金在2004年到2010年期间却几乎不变，并且在2011年和2012年有所下滑。25与此同时，州政府赤字又导致了公共大学预算的大幅缩减削弱了美国创新系统的又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说，美国做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研究与开发2009年占全球总量的31%。但是这个比例在之前的十年里有大幅下降。这个数据在1999年是38%，26与此下降对应的是亚洲国家在全球研发比例的增加，亚洲国家所占的研发比例在2009年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份额如图1.1所示。
图1.1研发方面，亚洲使美国黯然失色
来源： 国家科学董事会，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阿灵顿，VA： 国家科学基金会，2012），第四章，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2c4c4h.htm.
美国占比的相对变动反映了其他国家想要增进它们创新力的决心。在2002年，欧盟设立了一个目标，将在2010年前投入GDP的3%到研发中，欧洲没有实现那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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