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问世的《我和你》（Ich und Du），是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的名篇。在汉语学界，这本书已有三种翻译。其一，（台湾）许碧端翻译的《我与你》， 1974 年在台北出版，1993 年有新印刷。其二，（台湾）张毅生翻译的《吾与汝》，1979 年发表在台湾《鹅湖》月刊，分三期连载（卜伯 1979.5： 1，2839； 1979.5： 2， 3950； 1979.5： 3， 2438）。其三，（北京）陈维纲翻译的《我与你》，北京、台湾均有印行。相对而言，张毅生的翻译发表在许多治西学的人不太熟悉的中学刊物上，所产生的影响不及此前许碧端、之后陈维纲的两种译本。许碧端译本虽然最早，但至今读来仍有趣味。有些容易译错的句子，它都能从用词模糊的地方，准确地读出布伯的原意。译者之功力，可见一斑。陈维纲译本语言别致，深受欢迎。其之为译林经典，断无半点可疑之处。 现有的三种中文翻译，基本上都是自英译本转译，而且也不讳言是转译。现在的学术界，隐约有种风气，好像只要转译就一定不可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片面性。转译的价值，不可如此慢侮。许多经典的汉译哲学名著，其实都是转译。转译同样也可以达到神采奕奕的地步，并惠泽后学。直接面对原文进行的翻译，也不能说可以更好地把握原文的语言和思想。客观地说，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都面临着扬长避短的任务。或可以韦卓民先生为例，草率地进行说明。韦先生翻译康德，原本可以直接从德语译出。但他考虑自己的德语终究不及自己的英语，对康德原文的理解未必能够及得上对康德著作英译本的理解，所以最终还是从英译本转译。仔细思量，怎能不对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肃然起敬！ 《我和你》英译本有两种，译者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首先是1937 年出版的史密斯译本，其次是 1970 年出版的考夫曼译本。两个英译本的书名，都是 I and Thou。但要指出的是，考夫曼译本虽以 I and Thou 为书名，却也不过只是当作书名而已。他的译文处处都将 du 译成 You，而非 Thou。他在推出这个新译本以前，甚至还在文章里明确地说，用 Thou 翻译 Du 是不合适的，带来两个本该避免的严重危险（ernste Gefahren）。第一个危险是， Thou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神圣庄严的声调，误以为布伯所要谋求的就是这种效果。考夫曼大概是暗指英语《圣经》尤其詹姆士钦定本用 Thou 称谓上帝，对西方世界（尤其通过教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这种神圣庄严的声调恰是布伯费去许多气力想从宗教中赶走的。第二个危险是， Thou 作为从前英语所使用的一种人称，如今普通人在生活里基本上不会用到，要是用它来翻译布伯《我和你》的书名，无疑会让这本书显得有些神秘。弗洛伊德的 Das Ich und das Es，也是 1923 年出版，书名与《我和你》并非没有相近之处考夫曼指出，由于书名的翻译问题Das Ich und das Es 被译成 The Ego and the Id，出现了两个老派的词 Ego、 Id，弗洛伊德的书便无奈地予人以神秘兮兮的印象（参看Kaufmann 1963， 585）。考夫曼的讲法是不是有道理，恐怕很难评论。但至少可以概括指出，他的译本虽然顶着 I and Thou 的书名，其实应该被读成 I and You。 第一个英译本的作者史密斯（Ronald Gregor Smith， 19131968）是苏格兰人，出生于爱丁堡。他在爱丁堡念大学， 1934 年毕业于英语系（English Department）。从 1934 年 9 月到 1935 年 7月，他在慕尼黑游学一年，主要学习德国的文学和哲学。后重新回到爱丁堡，适逢白利教授（John Baillie）离开纽约协和神学院，来 到 爱 丁 堡 大 学 任 系 统 神 学 教 授（Professor of SystematicTheology）。正是在白利教授的影响下，史密斯对布伯产生兴趣。1936 年 9 月，他甚至还前往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Heppenheim）拜会布伯（Clements 1986， 616）。史密斯的最后十年，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作神学教授（Professor of Divinity）。自 1937 年出版《我和你》的译本时起，史密斯便和布伯结下不解之缘。他还翻译出版两种布伯文选，其一是 Between Man and Man，其二是 The Knowledge of Man： A Philosophy of the Interhuman。 Between Man and Man 出 版 于 1947 年， 含 5 篇 文 章。 第 1 篇Dialogue， 即 Zwiesprache， 原 载 Die Kreatur 杂 志 19291930 年总 第 3 卷， 1932 年 由 柏 林 的 Schocken 推 出 单 行 本。 第 2 篇 TheQuestion to the Single One， 即 Die Frage an den Einzelnen， 原是 1933 年与瑞士学生所作交流心得， 1936 年由柏林的 Schocken推 出 单 行 本。 第 3 篇 Education， 即 Rede ber das Erzieherische，原 是 1925 年 在 海 德 堡 第 3 届 国 际 教 育 大 会（InternationalerPdagogischer Konferenz）所作报告， 1926 年由 Lambert Schneider推 出 单 行 本。 第 4 篇 The Education of Character， 即 berCharaktererziehung，原是 1939 年在特拉维夫会议上用希伯来语所作发言，德语版发表于布伯 1947 年出版的德语文集 DialogischesLeben. Gesammelte philosophische und pdagogische Schriften。第5 篇 What is Man?，即 Das Problem des Menschen，原是 1938 年夏季学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讲稿， 1942 年发行希伯来语版单行本。自 1965 年版以后，又新添一篇后记（Afterword），其副标题是 The History of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这篇后记也是翻译，由弗里德曼（Maurice S. Friedman）翻译，原是布伯 1954 年出版的德语文选 Das dialogische Prinzip 的后记（Nachwort）。 至于 The Knowledge of Man，则是史密斯与弗里德曼合作翻译， 1965 年出版，含 6 篇文章。第 1 篇 Distance and Relation， 1951年发表于 Hibbert Journal，原是 Urdistanz und Beziehung，发表于布伯1957 年出版的德语文选 Die Schriften ber das dialogische Prinzip。第 2 篇 Elements of the Interhuman， 1957 年发表于 Psychiatry，原是Elements des Zwischenmenschlichen，也发表于布伯 1957 年出版的德语文集 Die Schriften ber das dialogische Prinzip。第 3 篇 What IsCommon to All， 1958 年 发 表 于 Review of Metaphysics， 原 是 DemGemeinschaftlichen folgen， 1956 年发表于 Neue Rundschau。第 4 篇The Word That Is Spoken， 原 是 Das Wort, das gesprochen Wird， 最初 发 表 于 1961 年 出 版 的 论 文 集 Wort und Wirklichkeit.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schnen Knste，然后收入布伯 1962 年出版的德语文选Logos. Zwei Reden。第 5 篇 Guilt and Guilt Feelings， 1957 年发表于Psychiatry，原是 Schuld und Schuldgefhle， 1957 年发表于 Merkur，1958 年由 Lambert Schneider 推出单行本。第6 篇Man and His ImageWork，原是 Die Mensch und sein Gebild， 1955 年由Lambert Schneider推出单行本。 第 二 个 英 译 本 的 作 者 考 夫 曼（Walter Arnold Kaufmann，19211980），原本是德国犹太人。他出生于德国弗莱堡一个已改宗至基督教（新教）的犹太家庭，但在 12 岁的时候，他回归犹太教，甚至想过当拉比（Rabbi）。 1939 年移居美国，二战后进入哈佛学习。仅用两年时间便攻下哲学博士学位，禀赋惊人。博士论文写尼采，题目是 Nietzsches Theory of Values。他 1950 年出版的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是英语世界尼采研究的经典之作（参看科恩格尔德［Stanley Corngold］ 给考夫曼的自述撰写的前言： Kaufmann 2015， xixii）。自 1947 年起，考夫曼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哲学， 1962 年升至正教授（fullprofessor）。作为布伯的译者，考夫曼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是敢于坚持批评。哪怕是《我和你》的一些核心观念，他都能够一直抱有不愿完全苟同的立场。他在给自己的译本写的前言（prologue）里，就有这种表述。他参加布伯研究界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样也还是这样地提出批评（Cissna and Anderson 2002， 4445）。不作一丝一毫的乡愿，他的这份勇气不管怎么说，都是值得钦佩的。 《我和你》的德文原著，有1923年初版和1957年新版之别。不过，1957 年版只是微有调整。所谓微调，是指基本上只对一些不太关键的个别词句进行改动、增删，绝少出现重写整段话甚至整节内容的情况。比如初版第 1 部分第 2 节有一句话 Grundwortebedeuten nicht Dinge, sondern Verhltnisse，新版时删去，又或者初版第 2 部分第 6 节有一句话 was uns in diesem leben tun，新版将tun 改成 gert，等等。类似的微调，也见诸布伯的其他文本，这大概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史密斯译本、考夫曼译本，底本分别是初版、新版。当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史密斯的译本又有新、旧之别。 1958 年的新史密斯译本，是在 1937 年旧史密斯译本的基础上略有调整，但它并没有参考布伯 1957 年新版。 此新无关乎彼新。其所调整者，仅是旧史密斯译本当中的两个译法。其一，改用spiritual beings译geistige Wesenheiten。其二，放弃 reversal，改以 turning 译 Umkehr（Buber 1958，xixii）。或许，史密斯并不认为布伯的微调，有引起进一步调整的价值。 史密斯是布伯翻译的行家，考夫曼教授是德国文学和思想的行家，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不难想见，他们给出的英译本都具有相当的功底和可见度。然而，翻译终究是一种手艺，任谁都难言完美。史密斯、考夫曼，都在其中。考夫曼从布伯档案（Martin Buber Archive，简称 MBA）里，找到布伯 1937 年 3月写给史密斯的一些信。从中发现布伯对史密斯寄来的英文译稿，提过不少修改意见，加起来达两百处之多！对照最终出版的英译本，考夫曼却发现布伯有些意见，史密斯并没有及时吸收。考夫曼还发现他自己的翻译，尤其在一些疑难字句上，同布伯透过对史密斯翻译所作的批评而流露的想法有不少相通之处感觉真有点奇怪，竟然看到许多疑难的字句，我的读法居然从布伯那里得到了验证，而且是在他过世多年以后（Kaufmann 1970，5）。这至少意味着，史密斯的译本虽然现在还是很受欢迎，但翻译方面并非无可挑剔。另一方面，即便是考夫曼的新译本，也还是有批评的声音传出。弗里德曼就认为，布伯的有些用词，比如 Umkehr，考夫曼可以翻译得更好。考夫曼把 Umkehr 翻译成return，弗里德曼批评说还是 turning 更加合适（Friedman 2002，xxii）。 翻译《我和你》里的 Umkehr，焦点在于它有没有回的意思究竟只是转，抑或是指转回（或者回转）。史密斯译本 1958 年新版，在 Umkehr 的翻译上从 reversal 改成 turning，想必就是对回有所顾忌。弗里德曼赞成 turning，批评考夫曼的 return，恐怕也是如此。《我和你》曾很清楚地谈到 Umkehr，其所特别强调的也只是转，并无转回之意： 文化的历史并非王朝更替，并非匆匆走过一个接着又走来下一个，气氛活泼，决不多想什么，匆匆穿行在不变的死亡圆圈里。［其实，一种又一种文化］来了又去，便走出了一条无名的道路。不是什么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道路；可以称之为向下去，穿过属灵层面的地下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陀螺，也可以称之为向上去，走进那最往里最精妙也缠绕得最复杂的漩涡，很显然无所谓什么往前与向后，不过是总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 Umkehr：［总在进行］ 突破。（第 2 部分，第 6 节） 沿着螺旋往下，又或者随着漩涡向上，固然是转，却不是转回来，而是转得更往下，或者转得更往上。就此而言，考夫曼翻译成转回（return）或返回，恐怕不太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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