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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由《八十忆双亲》和《师友杂忆》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可见钱穆先生幼年所受之教育，后一部分广泛记录了钱穆先生一生之师友交谊。
2.书中描述了钱穆先生遇到的很多趣事，不同凡响。
3.书中记述了《国史大纲》《古史地理论丛》等著作之成书经过，读者可略知钱穆先生所著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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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先生自言：余之一生， 老而无成。常念自幼在家， 经父母之培养；出门在外， 得师友之扶翼；迄今已八十八年。余之为余，
则胥父母、师友之赐。孟子曰： 知人论世， 余之为人不足知， 然此八十八年来， 正值吾国家民族多难多乱之世。家庭变， 学校变， 社会一切无不相与变。学术思想，
人物风气， 无不变。 读者庶亦由此一角度， 有以窥此八十八年来国家、社会、家庭、风气、人物、思想、学术一切之变， 而岂余之一身一家琐屑之所萃而已乎！ 善论世者，
其终将有获于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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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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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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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双亲
一 前言
二 七房桥
三 五世同堂
四 先祖父鞠如公
五 先父之幼年苦学及科名
六 怀海义庄
七 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
八 先父之病及卒
九 先母来归
一○ 先母寡居
一一 先兄之卒及先母之晚年
一二 先母之卒
师友杂忆
序
一 果育学校
二 常州府中学堂
附 私立南京锺英中学
三 三兼小学
四 私立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
五 后宅初级小学
六 厦门集美学校 附 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
七 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
八 苏州省立中学
九 北平燕京大学
一○ 北京大学 附 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
一一 西南联大
一二 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一三 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一四 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一五 新亚书院 （一）
一六 新亚书院 （二）
一七 新亚书院 （三）
一八 新亚书院 （四）
一九 新亚书院 （五）
二○ 在台定居
附录
一 怀念我的母亲
二 怀念我的父亲
三 胡公秀松墓碑记
四 纪念张晓峰吾友
五 故友刘百闵兄悼辞
六 回忆黄季陆先生
七 悼念苏明璇兄
八 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
九 悼亡友张莼沤先生
一○ 王贯之哀辞
一一 我和新亚书院
一二 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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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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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双亲 前言
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无知。越三十五年，先母又弃养，余时年四十七，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亲视殓葬。国难方殷，亦未讣告交游，缺吊祭礼，仅闭门嗓泣深夜嚎啕而止。年七十一，值双亲百龄冥寿，余是年已辞新亚校务，患目疾，住院施手术。不久，即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思撰文，略述梗概，竟未果。今岁余年八十，明年，又值双亲一百十龄之冥寿。因乘余之诞辰，觅机赴梨山，沿横贯公路，自花莲返台北，途中滞留八日，住宿四处，草写此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回念前尘，感怆万端。自念我之生命，身体发肤皆传自父母，而今忽已耄老，精神衰退，志业无成。愧对当年双亲顾复教诲之恩，亦何以赎不肖之罪于万一。往事种种，迄今犹留脑际。拉杂书之，庶我兄弟四人之子孙，沦陷大陆者，他年当能读及，亦使稍知祖德之一二。亦以告并世之知余其人而不知余之生平来历者。
师友杂忆 序
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飨并世。余念自幼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惟余所欲追忆者乃远从七十年前开始。逃避赤祸来港台，亦已有三十年之久。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况忧患迭经，体况日衰，记忆锐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谓常在心中，但一临下笔，即渺不可寻。有时忽现脑际，未即写下，随又忘之，苦搜冥索，终不复来。而又无人可问。如写第一篇果育学校事，当前相识已无一人同历其事者。第二篇写常州府中学堂事，在台有一人，在港复有一人，年皆长于余，皆垂垂九十矣。余所思，未必即彼所知。此皆前清时代
之事。下逮民初，亦复如是。故凡余所述，皆属一鳞片爪，而已费九
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则可确证其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务
求叙述真实，亦属余对生命之自惜。纵属一鳞片爪，在余则弥自珍重。
而余之生命，在此时代，亦属可有可无。增余一人不为多，减余一人
不为少。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又余双目已不能见字，信笔所至，写成一字即不自睹，工拙更不可计。亦有心中极明白极清楚之事，不敢放笔。若以白话文写出，则更恐浪费纸张，浪费读者之光阴。故下笔力求其简，庶亦可告罪于万一耳。知我罪我，是在读者。
一九七八年春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四。此序先成，全稿起笔于一九七七年冬，于一九八二年之双十节停笔，前后历五年。
一、文行忠信
先父以文、行、忠、信，受社会普遍尊崇。然先父与亲族交游间，语不及私。往来酬酢，皆守礼节，绝不奢纵，亦不示人以贫窘穷迫相。他人亦绝少知余家之经济实况。一日，先伯父家从兄途中与一不相识人语，此人盛道先父为人不去口。从兄曰：外人都知家叔父为人，却不问家叔父阖家生活。语闻于先父，特召先兄与从兄诫之曰：生活各家不同，非年轻人所当过问，更不宜与外人道之。先母日常，戚族来往，亦绝不谈及家庭经济。
二、穆楼适楼与未名湖之得名
一夕，燕大监督司徒雷登在其宅招宴，席上皆新同事。余终不能忘以往十八年半在中小学校中故态，视校事如家事，有问辄直吐胸臆，不稍隐避。燕大校务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校长乃应中国教育部规定，必任用中国人，但徒拥虚名而已。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分占一楼，此诚君之大荣矣。
三、《国史大纲》之出版风波
余之《国史大纲》稿，既交商务印书馆，仍由上海旧印刷厂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中央某处审查，始可出版。审查凡分三例。一、审查通过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后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上海商务旧厂将余之《史纲》稿送重庆审查，批回属第三类。批云：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商务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联大告余，久不得覆。不知余在何处，付印事遂搁置。
余在苏州，久不闻此书出版，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乃得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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