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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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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费孝通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想都将指引我们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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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社会调查自白》是费孝通先生１９８４年在中国民盟中央组织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上所做的讲座汇集而成，谈论的专题涉及社会调查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青年学者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的启蒙读本。在书的*后，收录他在《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期上发表的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一文，让读者从费先生的自我思考中感受其坚守一生的学术思想。
认识中国社会，是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要旨。到实地去从实求知，既是费孝通的学术实践方向，又是其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本书介绍了费先生开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如亲密接触的实地调查、社区分析、类型比较法、历史的考察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关系、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者合作、回到实践中去等，。作者在步入学术研究殿堂时断言的有效的社会建设只有建筑在社会学的研究上的命题，既指明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作用，更包含了社会学工作者科学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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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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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务长。1949年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等奖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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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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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一、引子
二、社会调查概述
三、民族调查
四、农村调查
五、家庭调查
六、小城镇调查
七、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
八、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
个人群体社会
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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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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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自白》导读
马 戎
1984年，费孝通先生在中国民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系列中做了十讲，其中两讲是回答问题，其余的八讲汇集而成这本《社会调查自白》，讨论的专题涉及社会调查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青年学者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的一本启蒙读本。
费先生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的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聘请了多位欧美著名社会学家来燕京授课，其中包括罗伯特派克教授（RobertPark）和布朗教授（A.R.Radcliffe-Brown），这为费先生终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3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在著名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指导下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于1936年来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他回国在云南大学任教，1947年转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在院系调整时，他和其他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教授等一同转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工作。1978年，他接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求学时期得到多位名师指教，留学回国后深入田野，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改革开放后成为重建学科的领军者，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著作等身和影响深远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在这本主要由讲座汇编的小书的前八个部分中，费先生系统地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几个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以及自己的心路演变。
第一部分引子。费先生介绍了自己求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一是学问不宜分得太细，他认为1952年后的文理分科和办专科院校不利于培养有宽广知识基础的现代人才，成大器者必须打好宽厚的学术基础，才能融会贯通；二是学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老师指出方向后，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三是学问不是文学，所以才华不是学问，不能用华丽的修辞掩盖学术上的缺失。
第二部分社会调查概述。他把一个课题的研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确定题目、制订计划、实施调查和分析总结。课题可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两大类，基本的调查方法可分为普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三种，资料分析可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并主要围绕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在这部分中，费先生特别指出在定题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同时调查者只有熟悉被调查者的生活，努力取得对方的信任，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调查信息。
第三部分民族调查。费先生特别提到他参加的民族识别工作，指出《毛泽东选集》里提到过的各个民族，都承认了，但是在提到的各民族之后还有等等两字，这等等的内容要我们来填进去。这便是当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大框架。对于为什么有些群体坚持要被识别为独立的少数民族，费先生认为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实际利益和权力分配，识别哪些人是一个民族，哪些人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也就牵涉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各民族代表名额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民族概念，费先生认为应包括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这与他后来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中华民族这一层次的民族上加了引号。
费先生介绍了苏联时期对国内群体的分类：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才叫民族。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一个合于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概念。中国社会的群体称谓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演变轨迹，这些群体在今天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如何定位？费先生的这些讨论，对今天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可以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第四部分农村调查。费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农村调查经历，从江村的个案调查，到云南农村调查的类型比较法。他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别指出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农村调查的新课题也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
第五部分家庭调查。费先生介绍了在田野调查中如何通过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家庭成员的脉络来认识整个社区生活，从社区分工到农业、手工业、流通、金融以及土地关系，从而认识农村社会。中国民间社会有一套生育制度的文化，确定每个人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正是这一套制度的运转保证了社会继替的顺利进行，维持了文化的延续以及社会的完整与稳定。
第六部分小城镇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小城镇发展，是在当时城乡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农村完成了家庭承包，城镇仍然是国有经济占主导，被新体制释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必然要寻找出路，农村集市、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潮因势而生，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
第七部分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费先生在1957年有篇很出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周恩来总理认为，这篇文章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这是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心灵深处想不到这些问题而写不出来，二是为什么即使有些人想到了也不愿写或是不敢写。
文中费先生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问题，也许从年龄梯队的角度和队伍规模上看已经解决了，但是从知识结构（中华文明的传统知识、西方工业文明知识体系、其他文明的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无论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高层次人才，还是大学生的基础训练，今天的情形真的得到改善了吗？在某些方面是否还出现了断档的现象？
第八部分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费先生回顾了1978年后他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的经历，将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为关心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这本文集同时收录了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上发表的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对自己一生学术经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费先生首先提出了理解社会的两个视角：一是把社会看作许多个人集体生活、分工合作的群体，强调个人的生物属性；二是把社会看作有固定规则和行为模式的社会界。费先生自己曾跟随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功能论而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分工，后来又吸收了布朗教授的文化整体论和系统论，功能的意义不必挂在有用无用的鉴别上，更不应当和生物需要挂钩。结合自己在云南的研究经历，费先生认为社会学研究不能只见社会不见人，因为在社会结构出现革命性的变动（如文革）时，有可能极为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结构里各制度中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某种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费先生回到潘光旦先生为《生育制度》写的序言派与汇上，回到了潘先生提倡的新人文思想。全文最后写道：中国历史悠久，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们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我相信青年读者们在阅读这本文集时不仅会得到许多蕴含人类智慧的启示，也能感受到费孝通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嘱托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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