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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es）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开始以经营地方上的事务为主要思考核心。自南宋以降的精英，在地方主义的框架下，更多地思考地方策略，经营地方化的婚姻关系与人际互动的交流网络。于此前提之下，江南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人文发展基础，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明史》曰：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 当时文化的繁荣与人文教育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南宋后，江南地区经济日趋发达，尤以苏、杭为甚。富庶的江南，生活悠闲，品位优雅，为文人的雅适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孕育环境。成化以后，以文人为主要参与者，且以苏州为活跃范围的吴门画派兴起，更成为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而吴门画派的绘画作品中，以山水园林为内容的画作占据相当比例。因此，吴门画派与园林的关系亦至为密切。如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 1427 1509）、仇英（1509？ 1551）、文徵明（ 1470 1559）、唐寅（ 1470 1524），皆有为己、为人的园林记文，沈周、仇英、文徵明甚至还有许多为园林作记的画作留存下来。因此可知，明代江南地区的画坛与园林之间的互动甚为紧密。除了画家与园林关系密切，明代亦有许多以园林之癖闻名的文人，如王世贞（ 1526 1590）、祁承?（1563 1628）、倪元璐（ 1593 1644）、祁彪佳（ 1602 1645）等。他们所留下来的许多文献记录，丰富了园林研究的参考资料。 就江南的社会条件而言。明代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趋富庶，而生活亦渐趋奢侈，以张岱（ 1597 1679）《陶庵梦忆》所记录的扫墓风俗的变迁为例：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 文中可见奢华风俗于二十年之间的转变，即便是监门小户，生活用度已显奢侈。而张岱早年家业富厚，所回忆的往事中，记其家中的布设装饰更是极显华丽： 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缨络罩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 由以上张岱之言，可见明人富裕、精致的生活，亦可以看出江南工匠的极工尽巧，匠意出样。早期江南地区的工商活动，多以单一的商品贩卖与近距离的市镇商业形态为多。然而随着社会形态与风尚的变迁，商品数量增多，获利渠道多元化，社会对各种行业的接受度也开始增加。外来人口带来大量的过剩劳力，加上繁重的赋役，这些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而逐渐转成独立性的手工业专职，间接为苏州、松江一带能工巧匠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过于看重财利、欲望的风气，与追求华丽的消费形态，造成了社会上相互竞争奢靡的风尚，工匠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提高，进而又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业中心。而江南地区奢侈华丽的竞争风气、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与商品经济，均为明代的园林营建提供了极佳的产生背景。 综合以上自然、人文与社会的有利条件，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极为繁荣富裕的区域，为兴筑园林成为一时风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与文化契机。本文将以江南为主要研究界域，探讨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叠山行业，以及明代江南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兼及探究其中以《园冶》为视角的文人园林生活。 江南，既是明代以文人绘画著称的吴门画派的摇篮，亦为中国首部园林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 1582年生）的所居地。《园冶》为中国古典园林兴造的范式，乃计成集结其毕生的造园经验而成。考证文献所知，在《园冶》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专书系以园林建筑营造为主要论述范畴，并且图文并茂。计成身兼文人、画家与园林建筑师等三重身份，但是他的文人身份，几乎没有被任何前人研究所重视。虽《园冶》的研究已起步多时，但是多集中在其书的翻译与诠释阶段，迄今尚未见到根据其书的版本与传布作全然清楚的考证研究，更遑论以其书为研究起点探讨明代江南文人生活与园林文化的论述。 承于此故，本书想探讨的是：面对园林风尚与诸多园林撰作、园林相关产业的兴起，《园冶》在当世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定位？在园林文化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计成其书的撰作观点，是否曾受到其文人与画家背景所影响？假若答案为肯定，那么计成的文人与画家思维，又反映在其书主体意识的哪些方面？此外，目前学界未见针对叠山师一业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教育普及、园林兴盛、文人身份多重化的明代社会，叠山工作者的背景并不局限于艺园山匠，计成亦以画家的身份参与叠山，并且创作园林专书以满足时人叠山建园的需要。在晚明如此重视园林的风尚下，叠山师一业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深究了解。同时，叠山师一职的起源与称谓递变，也有必要一并思考探究。 明中叶后的园林是人际网络交换的场域，是品位、成功展演的舞台，所以品位的展示不仅是必要的社交条件，也是品鉴他人同时被他人品鉴的辨识基准。为了满足园林主的园林活动与品位展示的需求，也为了构筑一个符合自己心意，同时符合当世园林好事者们共同审美旨趣与价值的园林，园林主营建园林时所看重与追求的理想条件为何？在私人园林大量兴起之后，明代的江南文人在其园林中，是如何以其庭园的物质载体，来建构出有别于他者的文化载体，并进而达成表征其品位、身份地位的符号功能？而此中代表明代园林艺术创造的《园冶》，又是如何满足和成就此一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社会符码的形成？再者，《园冶》一书反映了时人园林的需求取向与筑园的审美取向，然而目前却未曾见到聚焦《园冶》一书，以其书为视角，而深究文人园林文化意义与明人园居生活样态的研究，亦未见针对园林风尚之于明代城市生活、消费经济而深入探讨的研究论述。 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希望借由此文，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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