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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记录了庚子善后、五大臣出国考察、宣统退位、张勋复辟、溥仪被逐出故宫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涉张之洞、徐世昌、罗振玉、盛宣怀、吴佩孚、段祺瑞、曹锟、孙中山、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重要历史人物。
近代重要历史人物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历史日记丛书新品种。
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整理者张剑曾整理《翁心存日记》、《翁心存诗文集》,有丰富的经验。
全稿整理细致而又严谨,原稿天头地脚之文字,皆移录至相应的位置。
撰有详细导读,附录《人名索引》《年谱简编》,并辑录绍英存世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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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绍英日记》,绍英撰,张剑整理。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光绪末曾以京师大学堂提调身份东渡日本考查学务;又曾任商部右丞,充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擢支部左侍郎,派充崇文门监督。宣统年间擢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八旗护军营及都护使之职。
《绍英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六年,讫于民国十四年(1925),正当清末民初,跨越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一。其日记所记录的近代历史重大事件非常多,如庚子善后、五大臣出国考察、宣统退位、张勋复辟、溥仪被逐出故宫等;所关涉的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也很多,如张之洞、载沣、载涛、徐世昌、陈宝琛、陆润庠、端方、罗振玉、盛宣怀、吴佩孚、段祺瑞、曹锟、孙中山、熊希龄、梁启超、赵尔巽、王国维等等。《绍英日记》对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出版,但由于绍英书法潦草,兼有部分内容混用满蒙文字,读者阅读颇觉困难,因此实有整理排印出版的必要,今纳入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历史日记丛书。此次整理,即以影印本为底本,并据拼音顺序编制人名字号索引。影印本*后一册系绍英之子马世杰、马世良先生所撰《绍太保公年谱》,但基本上摘钞日记而成,且字迹稠密,览之眉目难清。今据《绍英日记》、《绍太保公年谱》等资料,举其纲目,汰其重复,重编为《绍英年谱简编》,附于人名字号索引之后,以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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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其祖升寅,嗣父宝珣,兄绍祺、绍諴俱为显宦。绍英本人仕历亦显赫,光绪末曾以京师大学堂提调身份东渡日本考查学务;又曾任商部右丞,充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擢支部左侍郎,派充崇文门监督。宣统年间擢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八旗护军营及都护使之职,后特授太保。王国维有诗赞云:万石温温父子同,牧丘z小作三公。(《题绍越千太保先德梦迹图》其二)至以汉初大臣石奋幼子石庆(武帝时期丞相,封牧丘侯)比绍英。
张剑,1971年5月,河南遂平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4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现任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编辑之余,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及明清文学文献整理工作。整理有《莫友芝诗文集》(获全国古籍整理二等奖)、《莫友芝全集》(与张燕婴合作)、《翁心存日记》、《翁心存诗文集》(获全国古籍整理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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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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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英日记》中的清末民初(代前言) ◇张 剑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单子论》中说: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达其他事物的联系,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而永久的镜子。物质的每一部分都能够显示整个宇宙。(陈乐民《莱布尼茨读本》,第43页、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他想表达的是:任何一个微观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可以反映乃至表现整个宇宙的能力。日记是具有私人史和微观史性质的史料,但也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史料,尤其是那些长时段记录或身份特殊的人物日记,更是不仅具有个人生命史的意义,而且兼具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方面的价值。《绍英日记》即是这样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
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其祖升寅,嗣父宝珣,兄绍祺、绍諴、绍彝俱为显宦。绍英本人仕历亦显赫,光绪末曾以京师大学堂提调身份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又曾任商部右丞,充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擢度支部左侍郎,派充崇文门监督。宣统年间擢署度支部大臣,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兼任八旗护军营都护使之职,后特授太保。王国维有诗赞云:万石温温父子同,牧丘最小作三公。(《题绍越千太保先德梦迹图》其二)至以汉初大臣石奋幼子石庆(武帝时期丞相,封牧丘侯)比类绍英。
绍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经动乱,其日记经其孙马延霱先生的精心守护,仍保留下来三十三册之多。(参见http:www.71.cn20121216621822.shtml《马延玉:苦心整理家族史献给国家》:《绍英日记》共40本,但是其中的7本已经遗失。文革期间,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材料,马延玉冒着生命危险把《绍英日记》等一部分最珍贵的资料藏到了水缸里,但是一场大雨将资料全部淋湿。不得已,马延玉又把书藏在工厂的工具箱里。按马延玉即马延霱(户籍用名),马先生研读家族史料,有不少文章发表,为读者辨识方便,故将霱改为玉。《绍英日记》后由马先生交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影印出版,刘小萌先生为作前言。此前言后来改名《绍英与〈绍英日记〉》,收入《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记事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起,至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25年4月19日)止。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缩影。
.......
三《绍英日记》中的人物群像
阅读《绍英日记》,还能感受到其对人物研究的突出价值。绍英长期身居高位,除其家庭成员外,他所接触到人物往往是各界名流,因此其日记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人物信息。绍英对这些人物的言行常有较详细的记录,如果结合或对比其他史料,可以大大增进对这些人物的理解;有时即使是一爪半麟的记录,也能使人物相关的生命片断更加清晰。
(一)满洲权贵
晚清民初的满族权贵群体,虽不乏日记传世,但记人记事多较简略,像《那桐日记》、《荣庆日记》、《醇亲王载沣日记》等,难以从中看出人物的面目性情。《绍英日记》则较为细心地记录了溥仪、奕劻、世续、宝熙、毓朗、载泽、载沣、载振、载涛等大批满族亲贵的言行,可补史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庆亲王奕劻聘用日人川岛浪速为监督,开办京师警务学堂,但却不允他直接插手中国警务,而是另外咨调绍英、瑞澄等三人襄办一切警务事件,且对他们指示: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并郑重地让铁良告知日本人:现在中国自行办理警务,不必诸位偏劳矣。(1901年8月24日)历史上对奕劻评价极低,以为其贪鄙昏庸,几乎可取之处,但从《绍英日记》中却能看出奕劻亦具有精明和识大体之处。
溥仪《我的前半生》曾记载他与端康皇贵妃的一次大的冲突,起因是端康辞退太医范一梅,溥仪因长期对端康严厉管教的不满,在陈宝琛和太监张谦和的支持下,与端康吵闹。端康叫来王公大臣哭诉,溥仪随后也召见他们评理,后来虽然勉强向端康认了错,但也换来了不再被管束。(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9-42页。)《绍英日记》对此事也有记载:
进内,至养心殿带匠。端康皇贵妃召见醇王爷等十人,为革医士范一梅事与皇上意见不和,哭诉一切,王爷率众人叩头,请主位不必生气等语。上云你们下去罢,遂退出。至毓庆宫,皇上又召见,云我因永和宫近来遇事自专,我本不应给伊请安。洵贝勒对曰,皇上所说固然甚是,但是由来已久,自可照常。上亦无说,即云嗣后折奏亦应给我看看等语。退出后,即请王爷传谕奏事处,自明日起将奏折请皇上先看,一面开具事由单,请王爷批回,再请上阅后传旨,如有拟谕旨之事,先将谕旨请皇上看后再为用宝,王爷尚以为然,即传知奏事处照办也。(1921年9月27日)
据此不但可印证溥仪的回忆,还可补充溥仪从此争取来了先看奏折的权利这一重要史实,从而使少年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呈现。
(二)郑孝胥
《绍英日记》不仅展现了满洲权贵的群像,而且记录了更多汉族人士的信息,是研究这些人物的珍贵的资料。以前举郑孝胥为例,他任总理内务府大臣的时间是1924年3月3日至6月25日,与绍英共事机会很多,但此期的《郑孝胥日记》仅有7天明确提到绍英的名字,且多一带而过,对于其他内务府官员的名字也较少提及,多以堂官、笔帖式笼统称之,其交游圈仍是樊增祥、陈宝琛、林纾、王式通、曹秉章、罗振玉、高凤谦、傅增湘、王国维、王梅笙、周信芳等汉族名流,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种其与内务府满族官员的违和感,或许他内心深处压根就瞧不上这个群体吧。而此期的《绍英日记》明确提到郑孝胥的却多达51天,一些记述颇能见出郑、绍二人的不同性情:
晚,郑苏堪来,谈甚畅,此公兴致勃勃,可谓勇于任事也。(3月3日)
郑、金大人到任,略谈公事。王将军与涛贝勒云,郑苏\[堪\]曾与晤谈,大致拟变卖皇产,恐又似裁太监,用外随侍,并无好处也。又云予已将钥匙交出,恐有灰心之意,其都护使一差于守卫甚有关系,不可任用汉人也。予云承教,自应在皇室效力,只要上不驱逐,必当效力也。菜尚好,尽欢而散。宝大人云闻上拟裁十分之七,未免太过,贡王有话,如銮舆卫、御前大臣处若裁减太过,恐有解体之虞也,予云姑听郑之方针如何,自应先请王爷核准也。窃思此事应听总理大臣作主,未便多事,以招怨尤也,以敬慎为要。(3月9日)
进内,郑总理请见,蒙召见,谕以每年岁用不得过五十万元,能减更好等谕。午后郑大人至筹备处宣布,并云昨晚晤邓君翔所谈之语。据郑大人云,拟觅一银行,将所有房产及陈设等件托其代为整理拍卖,由本府派人监督其事,暂令银行垫款,俟售出物品归还,有馀存行生息,如能所入之息可敷应用,便有成效矣。但君翔不敢担任。此项办法亦不易有成,且减至五十万亦非易事,只得随同筹办,不可参以己见,致滋咎戾也。邓君翔来,谈与郑大人晤谈之事,以为所谈之事一时恐难就绪,不易办到也。(3月19日)
郑大人与予及耆大人商办本府中央集权,用少人办多事之法,拟由堂上分设四科,曰总务、曰文牍、曰会计、曰采办,当派定每科司员四人。(5月4日)
郑大人云,曾恳上允其仍回懋勤殿行走,上云过节再说,暂可照常办理核减之事。予云俟赵次珊回京,民国查办之事解决,再为开单筹备运物,至分科派人之事亦宜稍缓。郑大人意间尚欲急进,只得虚与委蛇,总以暂缓为妥。(5月11日)
王爷到,郑大人回王爷改组事,奉谕似可节后再办。(5月21日)
溥仪于3月3日任命郑孝胥为总理大臣,3月5日又命绍英将印钥交郑保管,对郑可谓满怀希望。郑孝胥也雄心勃勃,想要对内务府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上任伊始就受到民国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王将军)和逊清皇室满族王公的共同怀疑,王怀庆认为裁撤太监改用外人并无好处,而大约接受了郑孝胥建议的溥仪欲将内务府机构裁撤十分之七,也遭到宝熙、贡王等人的质疑。后来郑孝胥虽然与绍英、耆龄于5月4日达成了一致意见,拟将庞大的内务府机构裁并为总务、文牍、会计、采办四科,但他马上就要发表执行,显然与载沣、绍英等人的缓图之策相牴牾,因此被一再拖延推迟。(郑孝胥将内务府裁为四科的计划,直至其卸任后的7月17日方由溥仪完成,见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168页。)
至于财务改革,按照郑孝胥的设想,欲分三期:第一期,筹款。一面裁减,一面变价。第二期,存款。豫算既定,悉付现款。第三期,余款。出少入多,用息存本。若办理顺手,一年之内可由第一期入第二期,使存款日见充裕,则入第三期亦不难矣。(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1924年3月5日),第1988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于是他欲觅一家银行,将逊清所有房产及陈设等件托其代为整理拍卖,令银行先行垫款,将来除还款外,以余款之利息做为皇室日常费用。此举甚有气魄,奈何汇丰银行的邓君翔认为其不易办到,不愿承担。于是郑孝胥又向大陆、实业两家银行借款,使员外郎恩泰向汇丰还借款,收回抵押诸器(《郑孝胥日记》(1924年4月5日),第1992页。),以便再与其他银行接洽。但事实证明邓君翔的看法是正确的,抵押皇产之事很快受到民国方面的干涉,甚至郑孝胥欲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至上海出版以筹得现款一事也被迫中止。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到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11页,群众出版社2013年第2版。)诸事受到掣肘和阻碍的郑孝胥至该年5月就不得不再三求退,并于6月告病假陈请开缺,延至6月25日,溥仪只好俞允了他的辞职(该年《郑孝胥日记》载:上召见,谕云:洵、涛言,程克密呈曹锟,请查皇室财产且言:惟罢郑孝胥而使赵尔巽为内务府大臣,庶可少安。孝胥乞退,上不许,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5月5日)召见,陈不能整顿之状,求去,上不许。(5月10日)奏请病假十日。(6月7日)假满,奏请续假十日。(6月18日)奏请开缺,即日奉上谕:郑孝胥奏,旧疾复作,难胜繁剧,恳恩准予开缺一折。该大臣学识优裕,倚任方深,兹据奏称旧疾复发,应早医治,自系实在情形。着开去总理内务府大臣之缺,仍在懋勤殿行走。(6月25日)有意思的是,6月9日其日记载:与小七同至首善医院,方石三为余诊视,遍察心、肺、肠、胃,又验便溺,告云:无病。唯数日可适野一游以散抑郁耳。)。
而绍英即使对郑孝胥的做法有意见,也总是窃思此事应听总理大臣作主,未便多事,以招怨尤也,以敬慎为要、只得随同筹办,不可参以己见,致滋咎戾也,最多是虚与委蛇,或是点到为止,并不公开激烈地反对。该年5月3日《绍英日记》云:此后如何办法,应听新总理主持,我辈自应帮同办理,惟于大局有窒碍之处,亦不能不略为陈述,以免后患,是为至要。自应以勤慎镇静为要,不可任意妄动,纷更自扰,必须立定脚跟,谨言慎行,以期有济也。绍英的恪守本分、敬慎立身的性格与郑孝胥勇于任事、急进求成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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