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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哲学思想为研究进路，较全面地探讨了唐宋之际儒学转型这一历史过程。书中具体分析论述了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思潮命名、任务主题、发展阶段、思想代表、理论建构、演变走向等重要问题。
本书提出唐宋儒学转型是中国古代中期社会大转型在思想层面的反映，它既是中国先秦至汉唐本土思想文化的延续，也是对外来思想文化选择、淘汰、吸收、整合的结果。整个社会思潮的主题是明体用之学，因此在其源头时的气象宏阔，在哲学思辨、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多个层面上展开。这一思想转型的*学术成就是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推进了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哲学在本体论向度思维的成熟。其重大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回应了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从哲学上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它既是传统儒学转型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吸收、整合外来文化为我所用的能力，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及文明对话双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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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徐洪兴，上海市人，1954年生。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副主任，美国Fulbright学者、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会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徐洪兴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等。曾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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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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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若干问题1
第一节关于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的命名之检讨3
第二节关于道学思潮的发展阶段和流派18
第三节关于道学思潮的任务和主题27
第一章道学思潮产生的背景40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儒学的中衰41
第二节佛道二教思想57
第三节思想的整合69
第二章唐宋之际的文化变迁86
第一节经学变古86
第二节孟子升格106
第三节排斥佛道和古文运动143
附论：中晚唐的士大夫与净土宗以柳宗元、
白居易为例161
第三章道学思潮的初兴196
第一节庆历新政与学术变动196
第二节道学初兴209
第三节道学思潮的先驱人物218
第四节道学思潮初兴之际的特点与致思取向238
第四章道学思潮的高涨252
第一节周敦颐的濂学254
第二节邵雍的象数学266
第三节王安石的新学277
第四节张载的关学288
第五节程颢、程颐的洛学302
附论：二程异同329
第六节道学思潮高涨时期的基本特征340
第五章儒学转型的完成367
第一节宋室南渡前后的道学思潮368
第二节朱熹的闽学383
第三节陆九渊的江西学402
简短的结语425
基本文献及主要参考书目428
后记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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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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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的若干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阶段。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个转折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都可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
就政治史而言，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冲突斗争走向结束，中央集权专制不断趋于强化。由此，引出了政治体制方面的种种变化。周知，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种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这一政体包括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层含义，前者指皇帝一个人的专制独裁；后者指中央政府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司法、军事诸权力。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至秦灭六国后正式出现，但它的完善和不断强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隋唐之前，皇权独尊、中央至上的地位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地完全确立，尽管在理论上它们早已被确认了。挑战主要来自统治集团的内部，具体表现是中央皇权与宗室、外戚、权臣以及地方豪族势力间的不断较量，后者常常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所以从总体上说，可以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演变过程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权力由地方逐渐向中央集中；在此之后，其主要特征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皇帝个人集中，明清开始则进入了君主专制独裁的恶性膨胀时期。
就经济史而言，是贵族庄园经济向平民地主经济的转折，引出了租佃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即均田制的被破坏，土地国有制进一步被削弱。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政策的推行，使得土地私有制普遍地发展起来，土地买卖频繁，土地转移过程加速，土地商品化程度提高，及由此产生的官田私田化。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改变的条件下，租佃制逐渐取代了荫户制，地租的形式也从分成制改变为按产量来固定租额的定额制。地租形式的变化客观上又造成农民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这就为他们成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国家对轻商、抑商政策的某些修正，使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改善，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就社会史而言，是随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统治阶层中，同样也出现在被统治阶层中。南北朝以来，统治阶层内部，士庶之间地位悬殊，界限森严，彼此隔绝，隋唐时期遗风犹存。但经五代到两宋，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士庶的界限被打破了，这表现在：一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士阶层从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二是统治阶层内部升降沉浮的现象频繁。这导致士阶层与皇权的关系加强，不再如南北朝时门阀大族可以不关心王朝的更替，其命运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进而对国家政治关心的程度相应大大提高了。三是农民阶层的结构变化，即自耕农的不断减少而佃农大量增加，使得农民用自己的工具租种地主土地，向地主交纳地租这一典型的经济形态得以定型。
就思想文化史而言，其内容更加广泛了，上到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下到礼仪风俗、衣食住行，于唐宋之际无不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唐以后的思想文化转型，与前述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是相表里的。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向世俗化、平民化、理性化的方向靠拢，当然这是相对先秦、汉魏文化而言的。如儒学由汉唐经学向两宋道学的变迁、佛教的中国化及新禅宗的出现、道教的内丹化和新道教的出现，此外还有如文学的散文化、知识的普及化、礼仪的通俗化等等。晚清的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过：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1］这里，严复主要是针对思想文化而讲的，而其所说实可视为不刊之论。
正因为从中唐到北宋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所以海外学者有所谓唐宋变革说或宋以后近世说［2］，即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近世化近代化或亚近代。此说虽然未必准确，因为按通常的理解，近代社会的基础是工业资本主义及近代科学文明，而这个基础在唐宋之际事实上还不存在。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对于唐宋之际的历史演变也不可谓无所见，因为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在不少方面却与欧洲近代开始时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有某些类似的特点。［3］近世一词晚近以来在中文世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如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陈来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4］
第一节关于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的命名之检讨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自唐宋之际开始出现一大变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这个哲学形态从宋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理解来讲的话，中国本土哲学是在宋代这一时期才真正成熟起来的。［5］关于唐宋儒学转型的历史过程，学界有多种说法，如近世化（内藤湖南）、大事因缘（陈寅恪）、转向内在（刘子健）、回向三代（余英时）等。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思想之演变实情，一般而言，不像以前那么繁杂，因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关涉面颇广，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冲突融汇引发出了诸子之学，其中头绪很多，内容差异亦多，故掌握不易。秦汉以降，有所谓先秦思想之变质问题，这种变质无论在儒家还是道家那里都有发生。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遭到了外来异质思想文化的严重挑战，即印度佛教的东来而引出的中印思想文化之间的激荡变化，其间也可谓曲折多端。而宋元明清（清相对次要，因为有考据学的崛起和西学的东渐）时代的中国哲学思想，大致说来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回归于先秦的儒学，至于是否就是先秦意义上的儒学则另当别论，至少我们可以说是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因此，也有不少人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为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一新儒学的涵盖面应该大于我们传统所说的宋明理学，即它包含了理学，但不全是理学，却又可统称为儒学。如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叶适和陈亮、明代的王廷相和吕坤等思想家，他们也都属于这一时期范围的儒家人物。
宋元明清的哲学思想以宋明为最具代表性。如前所说，宋明哲学是一个回归于先秦的新儒学运动，它要解决或摆脱的，一是儒学内部的问题，即要否定和超越汉唐时期的儒学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唐经学形态；二是要对抗外来的思想文化，即要否定和超越印度佛教所主张和宣扬的价值观。这两个任务基本上是由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思潮完成的。但有关这一思潮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学术界对宋明间持续了近七百年的思想学术主流，历来有多种称法，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从时间先后顺序言，道学之名出现最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不少学者运用（道教所谓道学不论）；理学之名稍晚，南宋时期才开始使用（佛教所谓理学不论）；宋学之名首出于明代，但普遍使用却在清代；至于新儒学之名，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为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的概念，后来主要在海外和港台学界运用较多，只是近二三十年来才在大陆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以上这些概念交叉重叠，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或习惯使用它们，有时不免也会引起一些混乱。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概念出现的时间顺序，对它们略作考释，并对本书之所以采用道学之名也顺作一说明。
一、 道学
据目前所知，道学一词首见于《礼记大学》：如切如磋者，道学也。这个道训为言，道学即论学、研讨学问。东汉王充的《论衡量知篇》中有：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也。此论儒生与文吏之优劣，其中的道学指儒学，即儒生传习先王之道的学问。《隋书经籍志》的子部中说：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6］这里的道学指的是诸子中的道家一派。道教兴起后，道教徒也用道学之名。清儒毛奇龄在《辨圣学非道学文》中考证，道学概念是道教徒先用的，后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把它改作儒家的概念。［7］毛奇龄的说法虽不无根据，但其结论认为宋儒把道教之学变为儒家之学则未必正确。
南宋末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引吴兴老儒沈仲固言曰：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8］元祐（10861094年）是北宋哲宗的年号，淳熙（11741189年）是南宋孝宗的年号。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说法只能算大致言之，并不精确。因为早在元祐之前，已有一些学者使用道学之名了，如张载曾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9］张载卒于熙宁十年（1077年），早于元祐。此外，二程兄弟在元祐前亦说过道学一词。［10］
今人姜广辉考证，宋儒使用道学概念是从中唐韩愈倡儒家道统论引出的，而首先使用道学一词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开祖［11］，资料来源是南宋中期永嘉学者陈谦在追述永嘉学派先驱、北宋王开祖的学业时说的一段话：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不幸有则亡之叹。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从游诸公还乡相授受，理学益行，而滥觞亦有自焉。［12］陈谦明确提出道学二字由王开祖倡鸣，证据是他引王氏《儒志编》末章中的话：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吾何敢已哉！［13］陈谦的话及其引语值得注意的有二点，其一，他说的（或曰王开祖说的）道学，是指儒家尧、舜、文、武到孟子的道统之学，非指学派而言；其二，陈谦的话中理学一词有二见，似乎它才是指宋代学术系统，因为它由王开祖开山，再由伊洛儒宗即二程洛学传播的。
但如仅从时间上看，宋初的柳开应该比王开祖更早一点。柳开使用的道学一词，是相对禄学而言的，其言：学而为心，与古异也。古之学者，从师以专其道；今之学者，自习以苟其禄。乌得其与古不异也？古之以道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仁义礼乐欤！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师，吾不达矣。去而是以皆从师焉。今之以禄学为心也，曰：吾学，其在求王公卿士欤！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贵其身，曰：何师之有焉？［14］在北宋诸儒之中，使用道学一词较多的应该说是程颐。程颐称其兄程颢之学为道学，这在《二程集》中屡见，如：家兄道学行义，足以泽世垂后［15］；家兄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其功业不得行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16］等。程颐还一直自认为他与其兄的学问是一致的，吾之道盖与明道同［17］，所以言其兄就是言自己，如其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18］程颐所说的道学，也还没有明确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意思，其主要含义是传圣人之道的学问，如他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9］这里值得重视的是程颐把道与行和学与传的分开解说，前者以周公为下限，后者以孟子为下限。对此，南宋的李心传在其所编有关早期道学文献《道命录》中有一解释：道即学，学即道，而程子异言之，何也？盖行义以达其道者，圣贤在上者之事也；学以致其道者，圣贤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未尝歧为二焉。［20］这就是说，前者重在圣贤之在位者，后者重在圣贤之不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道，不在位者只能传其学而以致其道。所以，行道偏重于政治，传学偏重于学术，而实质上两者是相通的。这个意思在程颐那里确实也可以找到证明，如他在《上太皇太后书》中就曾说过：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21］余英时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熹的道统和道学概念提出了新解，并指出其渊源即出自程颐表其兄墓的那段话，其说甚是。［22］至于程颐所谓的传圣人之道的学问，也就是儒者之学，其特征就在于趋道，如其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3］二程以后，在程门弟子的作用下，道学之名渐渐具有了专指以二程为代表所倡导的学问之义，这使得道学一词又成了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名称。这当中，朱熹的作用最为重要。
如仅就名称而言，朱熹所说的道学还是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学，泛指古代圣贤相传的儒家精神传统，如其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说：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24］而狭义的道学，则专指继承儒家精神传统、以二程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如其在《程氏遗书后序》中所说：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25］但总的说来，朱熹还是偏重于在狭义范围内使用道学之名的。朱熹一向以道学传人自任，他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编《伊洛渊源录》，专记北宋以来道学传承的源流，把二程洛学推为正宗，不仅记二程为最详，且列入程门的历代弟子，即使言行无甚大影响者，亦具录其姓名。晚年时，朱熹还常用吾党一词来表述他们的这一学术传承系统。［26］正因如此，在孝宗淳熙年间，因朝廷政治斗争而引发了一股反道学的浪潮［27］，道学之名成为反对派攻击朱熹一派的口实，至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年间还一度被定为伪学。狭义的道学之名遂流行开来。南宋后期，道学开始为官方所接受，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到元代的脱脱修《宋史》，在列传类中特意新辟了《道学传》，于是道学之名正式有了学术流派的意义。《宋史道学传》基本上就是以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界定来收列人物的，即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主线。这样一来，道学所指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它成为专指学界习称的程朱派的理学而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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