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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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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之后，俄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文学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旧时代的巨匠先后陨落，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以俄国诗坛为首俄国文学展现了巨大的活力，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这些发源于西欧的诗歌流派，在经过了俄国本土化之后，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再次将俄国文学推至世界文学的*，也在世界范围内铸造了诗歌*美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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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俄国现代派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诗坛独领风骚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三大诗歌流派。其在诗学探索和艺术创造领域取得的成就，影响深刻而广远。现代派诗歌至今仍是一座仍需继续挖掘的文学宝库。产生了勃洛克，阿格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诗歌巨匠。
郑体武编选和翻译的《俄国现代派诗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96年首版后，得到专业人士和诗歌爱好者的好评和喜爱。20余年来，译者一直有重新修订再版的愿望，但因诸事繁忙，延宕日久。
前年底，译者终于得以抽出时间，着手对该诗选进行系统的修订和补充，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这套三卷本。
三卷本分别为《俄国象征派诗选》《俄国阿克梅派诗选》《俄国未来派诗选》，共收入60位现代派诗人的800余首代表性作品，其中象征派吉皮乌斯、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勃洛克、别雷、安年斯基、伊万诺夫等22人320余首，阿克梅派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辻塔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等14人200余首，未来派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兄弟、克鲁乔内赫、古罗、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24人约30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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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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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现代派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诗坛独领风骚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三大诗歌流派。其在诗学探索和艺术创造领域取得的成就，影响深刻而广远。现代派诗歌至今仍是一座仍需继续挖掘的文学宝库。产生了勃洛克，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诗歌巨匠。其中象征派收录：吉皮乌斯、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勃洛克、别雷、安年斯基、伊万诺夫等22人；阿克梅派收录：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等14人；未来派收录：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兄弟、克鲁乔内赫、古罗、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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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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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是1870—1910年间欧洲艺术中的一个流派，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
象征主义源于法国。1886年9月18日，原籍希腊的法国诗人和批评家莫里亚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建议用“象征主义”一词来指称当时活跃在诗坛的一些前卫诗人和诗歌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倾向，由此成为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的命名者。其实，早在前一年，也就是1885年，莫里亚斯在阅读了魏尔伦、马拉美和自己旗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后，就断言，“所谓的颓废派在自己的创作中探寻的首先是存在的理念和永恒之物的象征”。莫里亚斯将波德莱尔推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先驱，将魏尔伦、兰波、马拉美视为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莫里亚斯在宣言中写道：“象征主义诗歌作为‘教诲、阅读技巧、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的描述’的敌人，它所探索的是： 赋予思想一种敏感的形式，但这形式又并非是探索的目的，它既有助于表达思想，又从属于思想。同时，就思想而言，绝不能将它和与其外表雷同华丽长袍剥离开来。因为象征艺术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从来不深入到思想观念的本质。因此，在这种艺术中，自然景色、人类的行为、所有具体的表象都不表现它们自身，这些富于感受力的表象要体现它们与初发的思想之间的秘密的亲缘关系。”
尽管仅仅五年后，也就是在1891年9月14日，同样是在《费加罗报》上，莫里亚斯又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告象征主义的结束，但估计他自己也始料未及，象征主义非但没有完结（即便在法国也是如此），而且迅速成为一种席卷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学运动，其中表现为突出的除了法国，大概就数比利时、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了。
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时常被混为一谈。在法国，由于象征主义理论是颓废派推出的，因此颓废派与象征派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分野和美学对立，但在俄国情况却不是这样，在19世纪90年代，颓废派开始发表作品后，人们开始将这两个术语对立起来： 认为象征主义表达了崇高理想和精神追求，并且宣言也是这样声称的；而颓废主义则表现了意志消沉、道德低下和对外在形式的痴迷。例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这样看待颓废派：
内在性的向阳花
在苇丛中沙沙作响，
而颓废派粗糙的
劣诗——不堪入耳。
象征主义主张主要通过“象征”手段，来表达用直觉认识到的本质和理念、那些模糊的、经常是疏离的感觉和幻象。
“象征”一词在传统诗学中意思是“具有多重含义的讽喻”，亦即能表达某种现象实质的诗歌形象，而在象征主义诗歌中它传达的是诗人个体的、经常是即时的观念。
象征主义的哲学美学原则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著作。追求领悟存在和意识的秘密，透过可见的现实洞察世界超时间的理想本质和“不朽之美”，象征主义诗人表达了对资产阶级习性和实证主义的反感，对理想自由的向往，对世界性社会历史震荡的悲剧性预感，与此同时，又把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价值视作将人们和各民族统一起来的因素。
…………
虽说俄国象征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象，但整体介绍到我国，还是近三十年的事。近三十年间，除了勃洛克、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的几个单行本，还出过多种俄国象征派诗人的合集。其中包括本人的《俄国现代派诗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由于受当时资料条件和学识水平的限制，无论其选题范围、规模，还是译文的准确性都还存在不理想之处。
作为今版《俄国现代派诗选》的卷，《俄国象征派诗选》一方面收入了经过较大幅度修订的旧译，另一方面大量增加了新译，使得入选的诗人达到了23位，入选作品达到了350余首，从而对俄国象征派诗歌的展示更趋全面、系统和深入。
阿克梅主义是1910年代俄国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因反对象征主义的偏激而形成。
1911年秋，在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诗歌沙龙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塔”①上，诗人们济济一堂，切磋诗艺，朗诵新作，突然爆发了争执。几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公然宣布，退出此次例行活动，原因是象征派一些大师对他们的批评令他们难以接受，深受其辱。曼德尔施塔姆妻子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此事：“古米廖夫在‘诗歌学园’朗诵了《浪子》。学园的主人是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周围是一群对他毕恭毕敬的学生。他对《浪子》的否定简直是灭顶之灾。他的讲话那么粗暴和苛刻，以致古米廖夫的朋友们离席而去，另外组织了一个‘诗人车间’——与之分庭抗礼。”
一年后，1912年秋，“车间”的六位主要成员决定不仅要在形式上，还要在理念上脱离象征派。他们组建了新的团体，自称“阿克梅派”，与此同时，“诗人车间”作为有组织的机构仍予保留——阿克梅派作为其内设诗歌团体。
阿克梅主义的主要思想在古米廖夫的《象征主义遗产与阿克梅主义》（1913）和戈罗杰茨基的《当代俄国诗歌中的若干流派》（1913）两篇纲领性文献中得到阐述。古米廖夫文中写道：“一个新的流派正在取代象征主义，无论它怎么称呼，阿克梅主义（来源于‘阿克梅’一词，意为，繁荣期）也好，或者亚当主义（男性式的刚毅和清晰的看取生活的目光）也罢，它都要求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对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更准确了解，相较于象征主义。然而，为了让这一流派获得完全的确立并成为前此流派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应该让它继承象征主义的遗产并回答后者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对前辈的荣耀心存感激，何况象征主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父亲。”戈罗杰茨基认为，“象征主义……用各种‘对应’充斥世界，把世界变成幽灵幻象……在阿克梅派诗人笔下，玫瑰自身重新变得美好，以其花瓣、芬芳和色泽，而非与神秘的爱或其他什么东西的那些臆想的相似。”彼得堡道利达街35号，顶楼为塔状，伊万诺夫曾在此居住，并每周三举办家庭诗歌沙龙，该顶楼因而被称为“伊万诺夫塔”。
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也作于1913年，但发表是在六年之后。这不是偶然的，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观点与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的宣言有很大分歧，因此未能及时在阿克梅派机关刊物《阿波罗》上发表。
除了上面提到的阿克梅主义、亚当主义，古米廖夫等人的新流派也使用过“清晰主义”这个名称。早在1910年，库兹明就在《阿波罗》上发表了《论优美的清晰》一文，这应该是阿克梅主义宣言的先声。写作这篇文章时，库兹明已是一位成熟诗人，而且有与象征派期刊合作的经验。库兹明提出“优美的清晰”，与象征派的彼岸世界和朦胧天启、与艺术中的不可理解和含混不清相对抗。在库兹明看来，艺术家应该给世界带来清晰，不是要模糊，而是要廓清事物的内涵，探寻与周围一切的和谐。库兹明对象征派的宗教哲学探索不感兴趣： 艺术家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创作的审美方面，艺术技巧层面。“在后深处的模糊象征正让位于清晰的结构和对‘优美的琐屑’的欣赏。”库兹明的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阿克梅派，优美的清晰是大多数“诗人车间”成员的需求。
…………
与阿克梅主义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诗人，创作命运各异。克留耶夫后来宣称自己与该团体没有关系；侨居国外的伊万诺夫和阿达莫维奇继续发扬阿克梅主义的许多原则；对赫列勃尼科夫，阿克梅主义未产生多大影响。在苏联时期，阿克梅派诗人（主要是古米廖夫）的创作风格得到吉洪诺夫、巴格利茨基、谢尔文斯基、斯维特洛夫的延续。
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歌流派相比，阿克梅主义就很多特征而言都是处于边缘状态。在其他欧洲各国文学中没有类似流派，这一点与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同。但这并不是说阿克梅主义的渊源不具有世界性，事实上，除了批判性继承了俄国象征主义衣钵，阿克梅主义与法国巴那斯派（高蹈派）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两者的诗学美学主张，就一目了然了。古米廖夫生前极力推崇巴那斯派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戈蒂耶诗歌至今仍在俄罗斯刊印。细想一下这不是偶然的。马拉美当年谈及象征主义与巴那斯派的关系时，就曾说，新一代诗人否弃了前辈巴那斯派的诉诸视觉和造型性，转而诉诸听觉和音乐性，遂有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对俄国象征派的扬弃，似乎是否定之否定的又一个环节。也难怪古米廖夫的文学论敌勃洛克早就断言： 阿克梅主义不过是一种“域外舶来品”。费洛索弗夫更是语出惊人： 根本不存在什么阿克梅派，这只是当代的巴那斯派。然而有意思的是，阿克梅主义对俄罗斯文学的贡献极大。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之作。古米廖夫以其诗作成为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鲜明个性之一。今天，历经百年，人们对阿克梅主义的兴趣有增无减，因为毕竟有一批对20世纪俄罗斯诗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诗人，其创作都与这个流派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
由于译界和出版界的努力，我国当今读者对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非常熟悉，爱好者和崇拜者众多，但对于他们曾是阿克梅主义代表，以及阿克梅主义流派本身，则所知甚少。迄今还没有见过一本从整体上介绍阿克梅派诗歌的选集。本人三十年前编译的《俄国现代派诗选》中，当时只收入了6位阿克梅派诗人的不足70首诗作，这个规模，显然无法满足今天的需要。作为今版《俄国现代派诗选》的第二卷，《俄国阿克梅派诗选》大幅度充实了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增加了多位国内鲜为人知的该派诗人，使入选诗人达到了14位，入选作品超过了200首，可以说，基本能够全面展示阿克梅主义的整体创作风采。
未来主义是1910—1920年代初欧洲艺术中先锋主义运动的总称。产生于意大利，流行于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国（纽约）、日本（东京）、阿根廷和智利也有过表现，但繁荣和发达主要在意大利和俄罗斯。
有别于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作为俄国诗歌流派不是诞生在俄罗斯。这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现象。意大利是这个现代主义新流派的故乡，马里内蒂是意大利和世界未来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和理论家。
1909年马里内蒂在巴黎《费加罗报》周末版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宣称“反文化、反审美和反哲学”是未来主义的取向。马里内蒂从十一个要点阐述了未来主义的思想纲领。
从原则上来讲，艺术中的任何一个现代主义流派都是通过否定旧的规范和传统得到确立的。然而未来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该流派亮出否定一切先前艺术经验的虚无主义旗帜，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艺术——“未来艺术”。马里内蒂宣称，“未来主义的世界性历史任务”即在于，“每天都要朝艺术的祭坛吐口水”。
未来主义者鼓吹摧毁艺术的形式和假定性，以便跟上大大加快了的20世纪生活进程。他们崇拜行动、运动、速度、力量和侵略；他们吹捧自我，鄙视弱者；他们肯定武力，陶醉于战争和破坏。在这方面，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左右两翼激进主义者都很接近。
在《未来主义技术宣言》中，马里内蒂又从十一个要点阐述了未来主义的技巧，创作手段。
未来主义作品的语言完全摆脱了严格的句法框架和逻辑联系。它们随心所欲地编排于页面空间，打破了规范的文字排列方式，组成造型图案，或在字母形状与现实样貌之间的相似上大做文章，随意使用或摒弃标点符号。于是词语变成了视觉符号。宣言的第十一条，也是后一条，提出了新诗歌观念至关重要的一个观点：“在文学中消灭‘我’，也就是消灭人的一切心理活动。”
…………
俄国未来派，作为整体，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整、系统介绍过；作为单独的诗人，除了马雅可夫斯基，我国读者对其他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所知甚少。本人三十年前编译的《俄国现代派诗选》当时只收入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4位未来派诗人，诗作60首。
作为今版《俄国现代派诗选》的第三卷，《俄国未来派诗选》是俄国未来派在中文世界的次大规模集体亮相。书中收入俄国未来派四大支派——立体未来派、自我未来派、诗歌阁楼派、离心机派共23位代表性诗人约270首代表性诗作，基本上可以反映俄国未来派诗歌的整体风貌。
关于未来派诗歌的翻译。
诗歌可译否？我个人的信念是： 诗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译的。不过，论及具体对象，尤其是未来派的诗歌，持诗歌不可译论者，恐怕要心中暗喜。因为，认为诗歌可译者，肯定会在此遭遇的困难和挑战。的确，论可译度，同其他流派特别是传统诗歌相比，未来派诗歌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局部，恐怕是的，而且越是能够代表该流派诗学主张的实验性篇章，越是棘手，越是不可译。原因是，未来主义的语言实验是基于本国民族语言，一旦脱离母语，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尽窥其妙，更无法在译入语中对等再造。未来派诗人的“词语创作”，也就是造词，如赫列勃尼科夫运用词根衍生新词、卡缅斯基基于某个字母展开联想并创造新词、克鲁乔内赫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语音和词语碎片发明“超智语言”……这些东西即便是对母语读者，也不是容易理解的，遑论翻译。克鲁乔内赫在《词本身宣言》第三条中，甚至还专门想到了翻译问题：“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只能写并给出字面意思。过去的翻译只是字面翻译，作为艺术作品，简直粗野不堪。”
好在未来派的诗歌远非清一色的实验之作，大部分作品，即便是不同程度地散发着未来主义气息，仍属于可译之列，虽然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或多或少会失去些什么。
对于俄国未来派的一些著名的实验之作，如赫列勃尼科夫的《“博白奥比。”嘴唇唱道》和《笑的咒语》、克鲁乔内赫的《五行诗》、卡缅斯基的《夜莺》、古罗的《芬兰》等，译者明知其不可译，但还是不惜多耗几倍的精力、勉为其难地译出并斗胆示人，何也？个中原因，我想，一是可能受到未来派实验激情的感染和激发，不甘心知难而退，从而有了跃跃欲试、接受挑战的欲望，而一旦“走火入魔”，便不能自拔同时也乐在其中了；再者，毕竟绝大多数读者由于语言障碍，不能欣赏原文，译文虽然会顾此失彼，但或可聊胜于无。
郑体武2019年2月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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