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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大陆，“没完没了的童年” 10一、母亲和堤坝的故事 23二、中国的小脚 26三、情人 46四、疯女人和印度系列 61第二章 巴黎，不平静的生活 69一、沸腾的拉丁区 74二、爱在战火纷飞时 79三、走向抵抗 82四、“杜班街邮局”和《痛苦》 94第三章 圣伯努瓦街5号 99一、犹太人和共产主义 106二、爱情变奏曲 113三、一起去看塔尔奎尼亚的小马 117四、午夜的游戏 127第四章 用电影杀死电影 135一、《广岛之恋》和《长别离》 148二、《夏夜十点半钟》 157三、毁灭吧，她说 164四、驶过黑夜的《卡车》 170第五章 重回写作 176一、80年夏 182二、扬·安德烈亚 197三、“萨瓦纳湾，就是你” 204四、前所未有的轰动 215第六章 这就是一切 225一、“外面的世界”和《物质生活》 235二、“次的职业” 246三、死后，我仍可以写作 253四、杜拉斯在中国 266杜拉斯生平大事记 279杜拉斯作品列表 286以杜拉斯之名 288后记 內容試閱： 喝完威士忌，杜拉斯写下一行字：杜拉斯，我烦透你了。 这也是我想对杜拉斯说的。这个没完没了的矮个子女人，我整个青春期不断地遭遇她，她在我的书架上有漫长的序列，她写小说写专栏写剧本，玩先锋拍电影搞戏剧，把一个文艺青年能梦想到的事情，全部干了一遍，然而还不止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继日地恋爱恋爱恋爱，又高调高能地政治政治政治。从1914年活到1996年，真正“享”年82，她把我们十辈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辈子终结。 1992年，电影《情人》公映，被导演从千万个亚洲男人中挑选出来的梁家辉的屁股也风靡全球。尽管杜拉斯本人不认可这部电影，但毫无疑问《情人》让她成为超级明星、小资偶像。她的脸出现在各种时尚刊物上，我们在电影院看到她，在商场看到她，在飞机上看到她，临睡前一个电话，还听闺蜜感叹一句：哎呀，真希望等我老了，也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如此，杜拉斯挤走叶芝的《当你老了》，挤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之轻”，成为又积极又颓废的世纪末月亮。 抵抗杜拉斯的路上，我爱上加缪。再后来，我重返巴尔扎克和雨果，觉得他们俩，一人一句，就能把杜拉斯缴械。比如，雨果会说，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海绵吸够了水，即使大海从它上面流过，也不能再给它增添一滴水。巴尔扎克接着总结，痛苦也有它的庄严，能够使人脱胎换骨。依傍着19世纪的两个男人，简直可以嘲笑杜拉斯：生活的痛苦，你还给写作，但写了一辈子，为什么一直没有脱胎换骨？ 一辈子，她始终是个情人。一辈子，她始终用叛逆少女的语法和这个世界撕扯、拥抱、分手、和解、决裂再握手。她的人生主人公和小说主人公拥有共同的名字：情人。这个情人出生在加尔各答，出生在维也纳，出生在巴黎，出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小镇，杜拉斯说她可以同时拥有五十个情人当然是一种激进表达，但她锲而不舍的爱情生涯，的确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她反复地爱，反复地受伤，反复地书写《战争笔记》中雷奥的故事，她把它写成《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再把它写成《伊甸影院》《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它是《琴声如诉》的题辞，也是《广岛之恋》的旋律。她写啊写，决意把全世界收入她的情爱宇宙，从她的个句子，到她生命终点的后一句，她一直用酗酒的方式交出自己也灌醉别人，所以，当她说着，“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我们相信她。 至死不休，死了还要爱。在这个意义上，她当然拒绝脱胎换骨。她一生固执，从来没有赞美过别人对她作品的翻拍。当法共理念和她个人理念出现矛盾时，她就退出了法国共产党。一生，除了不断升级她的情人故事的版本，她没有修改过自己的身心。所以，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大概，这就是杜拉斯的终极革命性。在现代主义风靡的时代，她在读者身上召唤出了涌动的情感潜流，人人都能和她的人称认同，她的湄公河往事也就成了全球的青春故事。她肆无忌惮地收割人心，睡了很多男人，政治生活也丰富多彩，还是个好母亲好园丁好厨师，去了时间的对岸后还有一波情人出来追忆她，她肯定很嘚瑟，觉得这个世界没人能拿下她。 然后，黄荭出来。 黄荭的专业身份不用我介绍了，反正她就是全世界法语系都渴望拥有的那种教授。有一段时间，我们华师大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朝思暮想地想把她挖到上海来。权钱，黄荭都看不上，但大家知道黄荭是很牛的杜拉斯专家，将心比心，我们就准备策动一个特别好看特别有才也特别具有情人潜力的男人去南京大学拿黄荭。然而没等计划实施就有消息传来，黄荭已经有自己的王子，而且是不可能插足的那种。这样就和黄荭熟起来，知道她露台上的玛格丽特快开了，她去机场路上的柳树绽了新绿，她在厨房又炖了一锅腌笃鲜。和杜拉斯一样，她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格外敏感；但她又和杜拉斯不同，黄荭从容，游刃有余，她和世界的关系是春花秋水，她享受她的孤独，并且把这种孤独变成灿灿莲花。像我们，进入法国文学，基本都沦为普鲁斯特、杜拉斯的手下败将，我们被他们弄昏了头清醒后，对他们又爱又恨，但身心惨淡。黄荭不是。黄荭爱杜拉斯，翻译杜拉斯，在她身上豪掷四分之一个世纪，硕士论文写她，博士论文依然和她缠斗，然后，她拿下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因此不仅是一本杜拉斯传，黄荭在书中展示的是一次征服杜拉斯的过程。即便杜拉斯在世，也做不到对自己一生的脉络如此了然于胸。阅读此书，让我觉得，一个传记作者，就应该是传主的对手，而不是粉丝。 我们看杜拉斯，满纸情人，黄荭却说：其实不管是“印度支那”系列还是“印度”系列，爱情故事并非杜拉斯网络的结点和主题，爱情常常是表象和素材，主题一直都是写作，孜孜不倦对写作方式的探索。写作，怀着绝望写作，把一个故事重新写一遍，再写一遍。我们在杜拉斯的无数情人故事中看到的是情人的不同版本，黄荭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她也因此能在杜拉斯杂花生树的一生中，钩沉出后者小说、电影和戏剧暗房里的理念：青春和专政、革命和阶级、殖民地和孤独。而黄荭令人击节的地方是，所有这些理念，她不灌输，全部用杜拉斯自己的人生和文本来举证。比如，关于杜拉斯和电影，我一直不太能理解杜拉斯为什么要把电影推到那么反电影的地步，看了《暗房》，明白了。 黄荭用了一整章来写杜拉斯和电影，她特别征引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一个细节：苏珊茫然地走进一家电影院，“下午黑暗的电影厅好比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孤独的人的黑夜，是人为的、民主的黑夜”，而当观众沉浸于银幕上刻骨铭心的爱情时，杜拉斯间离出来，说了一句，“银幕这时被照亮了，变成如裹尸布那般的白布一块”。这是杜拉斯的辩证法。她总是在相爱中看到离别，在拥吻里看到抛弃，“棺材里将有爱情和尸体”，电影在裹尸布上存在。不过，杜拉斯的“杀”，杜拉斯的“尸体”，光用常识理解是不够的。写到杜拉斯爱上美男子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时，黄荭用了一段引文，杜拉斯给迪奥尼斯留言，说：“清晨六点。我是一具尸体。没有你我成了一具尸体。” 这是杜拉斯的“尸体”，她重新命名了她的世界和周边。黄荭的高超在于，每次，她都能以生擒的手法，让活生生的杜拉斯就范。杜拉斯如果能读到这本传记，一定也会为黄荭点赞，尤其黄荭的写作技艺，星辰般照亮了《暗房》，在形式层面，印证了杜拉斯，“的主题，是写作”。 杜拉斯自己说，其实作家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他们杀人，自杀，无恶不作。而一个好的传记作家，就是把这些流浪在人类意识危险地带的人物带回家，把他们洗刷整理得可以和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因此本质上，每一本传记都应该是一本“驯悍记”。遇到黄荭这样的对手，杜拉斯终于可以安息。 而《暗房》也让我理解了，杜拉斯可以一代代“烦死”我们的主要原因。穷尽一生，她把“情人”变成了一个概念，一门理论，一种世界观。情人出没的地方，就有杜拉斯。 毛尖 2021年4初于上海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有一只老虎在浴室》《夜短梦长》《一寸灰》《凛冬将至》等二十种。 十五岁半。西贡。在湄公河的渡轮上。 这是杜拉斯所有故事的源头，也是她创作的起点。但初《情人》并不是一个写作计划，而是杜拉斯的儿子乌塔想出一本关于母亲的相册，或许是为了追求卖点，他希望母亲可以给相册配点文字。老母亲欣然应允，很乐意为自己的一生再增添一点神话的色彩，她命令扬给她打字。《情人》的遍打字稿名叫《的照片》(La Photo absolue)。一张原本可以被拍下来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照片，一张缺失的渡轮甲板上一个白人女孩的照片。或许所有写作都是从缺失开始的，抱着一种幻想，文字可以追寻逝去的时光，还有韶华。 这个形象本来也许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清晰地留下来的，也许应该就在河口的沙滩上拍摄下来。这个形象本来可能是存在的，这样一张照片本来也可能拍摄下来，就像别的照片在其他场合被摄下一样。但是这一形象并没有留下。 不到三个月就洋洋洒洒积累了很多页稿纸。相册的想法被抛开，她要为自己写一本书，用人称。这一次，杜拉斯要如何讲述这个已经被她自己重复了很多次、读者也已经很熟悉的故事，这个“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的故事？一本高度自传性的小说，还是一本高度虚构性的自传？她一再强调这个故事是她人生真实的故事，但她又说：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住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 如何去写另一个版本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或《伊甸园影院》，或过去所有作品的另一个版本？用什么样的光芒去照亮那口记忆的深井？再次照亮那些已经被埋葬、被尘封的往事？首先，转换视角： 我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采用了我母亲和哥哥们的视角。他们把我的情人看成怪异的、憎厌的对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殖民者，打心底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让这个黄种人混入我们白种人，他们“办不到”。 而在《情人》里，她用了她自己的视角，作为白人女孩的“她”和作为作家的“我”重新描写了那段发生在十五岁半、持续了不到一年半、曾经羞于承认的爱情故事。这一次，杜拉斯弱化了史诗般的背景、殖民地波澜壮阔的时代，强化了情感的维度，还有她的身体和“不道德”的欢愉。书写得很快，杜拉斯感觉自己回来了：“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我不再迷失，而是回到原点。我感到自己在写作。对于其他书，我想我一直在努力进入写作的状态。可这本书，我真的在写。我不再刻意寻找写作的感觉，而是自然地写出来。”同上，第279页。于她而言，这是一种“流动的写作”。 写作回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杜拉斯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实被写作消解了，笔下的故事成了亲身经历，替代了所谓的“个人历史”。 我们总以为人生像一条路，从起点延伸到终点。就像一本书。以为人生是一本编年史。这是不对的。亲身经历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并不自知。然后，经由记忆，我们自以为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眼中所见的是余光，是表象。事情的其余部分被死死地、不由自主地掩盖了，无法触及。当死亡临近，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看着吧，我期待那一刻。有些散落的点，闪烁的点，或者发光的线，通向阴暗难辨的区域。我们看着自己向前，却不知前方是什么。或许生命中的每个瞬间要真的经历过才能留下点什么去回味和思考。你们的历史，我的历史，都是不存在的，顶多是词汇的集合。 再想去考证情人的故事究竟是传奇还是事实，玛格丽特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富有的中国人做爱变得毫无意义。记忆本身就不是恒常不变的，不断反复更新的记忆给真实蒙上了一层“雾”，建构记忆的同时回忆也在土崩瓦解，写作就是让故事有一种“雾的厚度”。一种雾里看花的虚幻的真实，模糊了文学和生活的界限，拉近了现实和想象的距离。在《卡车》中，杜拉斯就在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中聊到了记忆和遗忘的矛盾统一关系： 我们一直在写，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一个住所，一片阴影，在那里，一切都在进行，全部的经历都聚集、堆积起来。它是写作的原材料、一切作品的宝藏。这种“遗忘”，是没有写出来的作品，是作品本身。 记忆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筛子，只有把碎片一一捡回来，用想象的丝线去补缀，才能重新编织生活。对杜拉斯而言，“记忆类似一种企图，一种试图逃脱对遗忘的恐惧的尝试。……无论如何，记忆是一种失败。您知道，我所写的，一直是对遗忘的记忆。人们知道自己已经忘却了，这就是记忆，仅此而已。”不管是根植于战后的历史背景像《广岛之恋》《长别离》中因为战争创伤导致的应激障碍，还是像《劳儿之劫》《萨瓦纳湾》中受到了不能承受、不能想象的爱情的灼烧，这种“对遗忘的记忆”对杜拉斯而言都是写作的泉眼，有一种诗意的维度： 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朵花——一朵玫瑰——然后我们遗忘了它，它经历了死亡——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它，认出了它，并称它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玫瑰的路程，从被发现直至这个名字，就是痛苦，就是写作。 印入—遗忘—重现，这就是杜拉斯的记忆诗学，一种残损的、变形的、创造性的记忆，因写作而重现的记忆。 1984年夏末，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情人》没有标注“小说”的字样，杜拉斯说她喜欢这种荒芜的空白。因为真实还是虚构，或者说信或不信，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她不愿意《情人》沦为一本通俗的车站小说，中国人不是书的中心，不是她的主题，虽然成千上万的读者都这样以为，以为这一次，他们终于将走进女作家杜拉斯隐秘内心花园，满足自己的好奇。事实上，“的主题，是写作”，就像1984年9月4日发表在《解放报》上，玛利亚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对杜拉斯访谈的标题。 书一上架很快就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强烈反响，《解放报》《晨报》《新观察家》《世界报》《观点》，还有法国文化台等都在时间做了大量报道和访谈。尤其是9月28日，她上了《猛浪谭》，贝尔纳·毕沃在法国电视二台主持的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直播访谈节目，镜头前的杜拉斯威严、机智、真诚。《情人》首印两万五千册，在节目播出后第二天就销售一空，据说书店里还出现了抢购风潮。午夜出版社的发行部一天就收到了一万册的订单！出版社赶紧分两次加印，一次是一万五千册，一次是一万八千册，一时间甚至找不到那么多原来设计采用的纸张。在国外也是一样的情形，各国版代都一窝蜂地联系代理。 《情人》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杜拉斯成了偶像，一个“文学现象”，无数读者写信给她，午夜出版社每天都要收到一摞一摞的信件，大家模仿她说话的方式，甚至是穿搭的风格：高领毛衣、坎肩、短裙、小靴子。《情人》上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出版三十四年后，这一次她能否“复仇”？她会赌一时之气拒绝曾经拒绝了她的龚古尔奖吗？1950年，她认为合适的年龄，合适的书，《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却在后一轮投票中和龚古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从此，对她而言，这个奖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水果，散发着一股发酵发酸的味道。 一连几周，《情人》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印数超过了二十万册。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上，大家都在谈论她，只谈论她和她的新书。11月12日，她收获了整整迟到了三十四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次她认为龚古尔文学奖没有找到拒绝颁奖给她的理由是因为政治风向标变了，密特朗当选，左派上台，“人们都有了新的行为，新的姿态。以前，他们不敢把奖颁给她。现在敢了”！ 销量一路飙升，11月底，书已经卖出四十五万册。很多国家购买了翻译权，先后有五十多个国家翻译了它，电影改编权也卖出了。1986年，美国人把里兹巴黎海明威国际小说奖颁给了《情人》，杜拉斯很开心，因为她曾经(被认为)是“海明威的女弟子”，继承了“迷惘的一代”的惶惑、感性、叛逆和不满。不仅仅是普通读者，美国的大学教授们也开始关注她、研究她、邀请她去交流，很快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教授们也纷纷加入了杜拉斯研究专家(durassiens)的行列，杜拉斯成了世界上知名、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短短两年，《情人》已经卖出了一百五十万册，这还只是在法国本土。 《情人》的巨大成功让杜拉斯赚了很多钱，但因为一直不擅长理财，又总觉得别人对她有所亏欠，所以杜拉斯并不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富有。她依然保持着从小在殖民地养成的习惯，一种来自母亲对她深入骨髓的熏陶，把钱看得很重，攥得很紧，舍不得铺张浪费。她抱怨黑岩旅馆的维修费太高，抱怨扬太花钱，穿的衣服太高级，除了给自己添置了两件羊绒衫，她继续穿廉价的衣服，像个节约的越南女人一样，连碎布头也舍不得扔，偶尔还自己缝缝补补。不过她投资了房地产，并且买了一辆标致405，“房子＋汽车”，非常符合多纳迪厄家族对金钱一贯的想象。她成了明星，走在路上会被热心读者认出来，巴黎圣伯努瓦街5号也成了新的文学朝圣地。一开始，她有点担心自己会被声名所累，“害怕每天都要花时间拒绝别人，不论是打电话还是回信；后这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有些焦虑”。但很快她就习惯了明星的光环，开始享受成为“大人物”的那种膨胀感。 1994年冬，在拉斯巴耶大街的海鲜馆。杜拉斯和扬一起，她一门心思吃着牡蛎，扬吃着蟹肉拌沙拉。忽然一阵寂静，共和国总统进来，他走过去和朋友们坐在一起。杜拉斯没有看见他，继续津津有味地吮吸着她的牡蛎。过了一会儿，她喝了口白葡萄酒，抬起头，看见在她的对面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脸。“扬，弗朗索瓦在那边，马上去把他找来。” 我没动。 您也没坚持。您继续吃。 一段时间过去。 后来，弗朗索瓦·密特朗站起身，朝我们这桌走过来。他拥抱了您。我向他问了好。他坐在您对面。 您立刻握住总统的手，对他说： “弗朗索瓦，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您。” “您说，玛格丽特。” “我想说的是，已经有阵子了，我的名气比你大多了，而且在全世界都如此。这真让人惊讶，不是吗？” “不，这并不让我惊讶，我早就知道了。” 这是他们后一次偶遇，杜拉斯神话和密特朗传奇交汇时后的光芒，曾经的野心和后世的名声也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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