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部分基于已出版的资料，部分基于约50000页未发表的叶芝手稿——叶芝夫人以无比的慷慨允许我在都柏林查阅它们。这些手稿包括自传笔记、诗歌草稿、信件、日记和其他文件。我亦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战后奖学金，让我得以将13个月的时间花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我也有幸与叶芝的众多亲友故旧交谈。在这些人中，我必须向以下诸位致以特别的谢意：一直为我提供帮助的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给了我许多重要建议的肖恩?奥法莱恩（Sean O’Faolain）；向我讲述回忆的杰克?B. 叶芝（Jack B. Yeats）和莉莉?叶芝（Lily Yeats）。我要感谢的还有克利福德?巴克斯（Clifford Bax）、托马斯?博得金（Thomas Bodkin）教授、C. M. 鲍勒（C. M. Bowra）教授、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西德尼?科克雷尔爵士（Sir Sydney Cockerell）、C. P. 柯伦（C. P. Curran）、埃德蒙?迪拉克（Edmund Dulac）以及迪拉克夫人海伦?博克莱尔（Helen Beauclerk）、T. S. 艾略特（T. S. Eliot）、诺曼?海尔（Norman Haire）、伊迪斯?沙克尔顿?希尔德（Edith Shackleton Heald）、约瑟夫?霍恩（Joseph Hone）、茉德?冈?麦克布赖德夫人（Madame Maud Gonne Macbride）、埃里克?麦克拉根爵士（Sir Eric MacLagan）、H. M. 麦吉（H. M. Magee）、W. K. 麦吉（W. K. Magee，笔名约翰?埃格林顿[John Eglinton]）、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T. 斯特奇?穆尔夫人（Mrs. T. Sturge Moore）、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P. S. 奥赫加蒂（P. S. O’Hegarty）、伊丽莎白?佩勒姆夫人（Lady Elizabeth Pelham）、伊迪丝?西特韦尔博士（Dr. Edith Sitwell）、约翰?斯帕罗（John Sparrow）、詹姆斯?斯塔基博士（Dr. James Starkey，笔名谢默斯?奥沙利文[Seumas O’Sullivan]）、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 Stephens）、L. A. G. 斯特朗（L. A. G. Strong）、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夫人（Mrs. Iseult Stuart）、妮内特?德瓦卢瓦（Ninette de Valois）、艾伦?韦德（Allan Wade）、欧内斯特?沃尔什（Ernest Walsh）以及威灵顿公爵夫人（多萝茜?韦尔斯利[Dorothy Wellesley]）。诺曼?霍姆斯?皮尔逊（Norman Holmes Pearson）当时在伦敦是我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里的长官，是他让我得以于1945年首次拜访都柏林。彼得?奥尔特（Peter Allt）、杰拉德?费伊（Gerard Fay）、埃尔斯沃思?梅森（Ellsworth Mason）和罗杰?曼维尔（Roger Manvell）同样善意地帮助了我。迪亚尔米德?拉塞尔（Diarmuid Russell）则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父亲未发表的一些信件中的内容。
【viii】当我在耶鲁大学以另一种形式（博士论文）提交本书时，耶鲁大学的威廉?C. 德韦恩（William C. De Vane）院长为我提供了指导和鼓励，而这本书也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约翰?艾迪生?波特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当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为获得学位而同样以另一种形式撰写本书前面几章时，我曾得到H. O. 怀特（H. O. White）教授的帮助。我的兄长欧文?B. 埃尔曼（Erwin B. Ellmann）慷慨地为本书草稿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批评。小查尔斯?N. 费德尔逊（Charles N. Feidelson， Jr.）曾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安德鲁斯?万宁（Andews Wanning）、约翰?V. 凯莱赫（John V. Kelleher）和玛丽?多纳休（Mary Donahue）曾阅读本书手稿，让我得以避免许多错谬。爱尔兰国家图书馆馆长R. J. 海斯博士（Dr. R. J. Hayes）和他得力而友善的员工支持了我在爱尔兰的工作。当我居住在都柏林时，联合艺术俱乐部也慷慨地让我成为会员。我希望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R. E.
写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1948年4月2日
● 叶芝似乎觉得自己负有向茉德?冈求婚的道义责任——尽管他很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正如艾索尔特?（冈?）斯图尔特向我讲述的那样，“我母亲说不上有多少判断力，但她至少知道自己不该嫁给叶芝这个不适合她的人。”于是，叶芝有一段时间开始考虑与艾索尔特结婚的可能性。他在艾索尔特小时候就认识她，也十分倾慕她的惊人美貌。（在《灵视》的性格图谱中，艾索尔特处于第十六相——正是美貌女子聚集之处。）艾索尔特与她母亲差异很大。在生命中的这一阶段，她虽然接受了茉德?冈的政治观点，却已开始感到厌倦。多年之后，她将在格伦达洛（Glendaloug）的家中收留一名纳粹间谍。身为年轻女性，她的兴趣在于文学和艺术。她与叶芝一起阅读诸如佩吉（Charles Pierre Péguy）这样的法国作家，并对叶芝正在创作的东西深感兴趣。根据她向我讲述的回忆，1916年，叶芝曾对她说自己重读了济慈和雪莱，正为自己从前认为他们有值得欣赏之处而感到奇怪。他写给她的那首诗题为《致一位年轻的美人》（To a Young Beauty）。在诗中他告诉她不要去追逐这些诗人，而是应该阅读兰德（Walter Landor）和多恩（John Donne）。15岁时，她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爱上了叶芝（她亲口向我说起此事），并向他求婚，但是遭到拒绝。现在他却想起她来，并说自己可以带她逃离她母亲周围的激进政治氛围，而且尽管他已经年老，却仍会让她在容易相处的人群中生活。“你不会说你爱我，对吗？”她问道。叶芝自己并不确定，因此不会宣之于口。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告诉我：她曾想过像母亲一样把叶芝留在身边，但叶芝却变得非常坚决。他们按照约定，在伦敦的莱昂斯角楼（Lyons Corner House）见面讨论此事。她试图支吾过去，但叶芝只问“行还是不行？”面对这样的选择，她只能说不。多年之后，叶芝曾不无怀念地对她说：“要是我和你结了婚该多好。”她的回应则是：“好在哪？我们用不了一年就会分开。”
●除了茉德?冈之外，她有时也会对我提到叶芝带入他们婚姻的另一桩负担，也就是他与他父亲之间一生的紧张关系。在叶芝看来，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大得难以估量。这种影响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了。当时老叶芝突然注意到威廉不会阅读，便亲自教导他，并且经常使用体罚。其他几个孩子——莉莉（Lily）、洛莉（Lollie）和杰克（Jack）——则可以自由发展（尽管老叶芝总是会自己接管那些上门拜访的年轻人，让女儿们得不到结婚的机会）。威利才是他特别关注的对象。他对这个儿子从里到外了解得清清楚楚，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能戳破他自我保护的盔甲。这种压力包括大量身体上的惩罚，至少在叶芝进入少年时代前如此。杰克?叶芝曾在他和哥哥的共同房间里见证父亲的野蛮。当时他哭着对威廉喊道：“记住了，在他道歉之前，不要和他说一句话。”老叶芝经常斥骂儿子直至深夜，原因可以是他的中学成绩，可以是他不愿去圣三一学院，可以是他在神秘主义活动上挥霍自己的天分，甚至包括1903年他将自己的出版商换成菲舍尔?昂温（Fisher Unwin）的决定。直到老叶芝在1908年前往美国并留在那里，直到于1922年去世，父子之间的争吵才得以结束。老叶芝与乔治?叶芝曾于1920年在纽约相见，并相处愉快。他也非常欣赏儿子受这桩婚姻启发而写出的诗——它们符合他关于艺术必须植根于经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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