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需要指认一个起点，起点本身即包含着叙述者的意图与方法。所谓“另起”，并非用一个起点去置换另一个起点，用新的历史叙事去推翻已有的历史叙事；恰是要并置不同的起点，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
并置不同的起点，通过文本对勘重构历史（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是为了对抗“起源”的神话。按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区分，“起源”（origin）掩盖差异，是的；“开端”（beginnings）凸显差异，是复数的。“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有特权的；而“开端”是卑微的、人造的、不断被检验的。从单一的起源中可以“离析”出多重的开端。在历史开端处发现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人事的不一致、不协调。“开端”中隐伏着复数的起点、复数的历史时间、复数的个体经验，它有意挑战“起源”的权威，不断制造出另一个起点。
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于2008年。硕士论文《“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即处理新文化的“起点”及运动过程。现在回过头去看，有点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能力重构五四新文化的总体图景。当时的勇气，可能源于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仿佛能窥见一点微光，由此辟出新的论述空间。
这个选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中心”（五四运动），“两个基本点”（周氏兄弟）。选题时不知道去哪儿找题目，索性从《鲁迅全集》读起。没想到运气不错，《全集》卷还没有翻过半，就瞥见《热风·题记》中的一段话。鲁迅说“五四”以后，之前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叫“新文化运动”，后来又把这个名目“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按鲁迅的说法，《新青年》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这有点违背文学史的常识，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不就是《新青年》同人提倡的，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文化运动？
由鲁迅《热风·题记》里的这段话，我生出几个疑问：
《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鲁迅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人怎么看“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底是谁的“发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头上？
硕士论文中隐含的方法论意识：一是对于语词的时态的敏感，用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追问“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三是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关注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以语词、过程、个体为支点，撬动固有的起点。
通过考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表态，我发现，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新青年》同人普遍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业。“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在“五四”以后，即1919年下半年。这个词的发明权，主要归功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逐页翻检“五四”前后研究系掌控的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及上海《时事新报》，我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新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反题出现的，但骨子里是一种泛政治运动，承担着为政党政治造血、换血的功能。“五四”前后文化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扭转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新文化运动”的裂变，即隐藏在文化与政治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带拧劲”当中。
重新翻看200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站得住脚的或许就是这篇论点的“起点”，即从鲁迅《热风·题记》里无意间发现的历史缝隙。但写论文光靠灵光一闪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服别人。我当时没有能力从这条缝隙深入进去，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
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特别强调“起点”（a point of departure/Ansatzpunkt）之于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起点”的发现多凭个人的直觉，因而基于内在视点的综合历史（a synthetic history from within）也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起点”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手柄”。一个别致的起点，足以撼动整个历史图景。光有总体史的抱负与轮廓是不够的，必须沿着起点指示的路径，寻求可以深描的现象。理想的起点应该既是具体而精准的，又具有向外辐射的潜力。对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考辨，对经典文献的拆解与重构，对个人前史的打捞与修复，都可以成为通向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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