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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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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冉正万的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唤醒》《一只阔嘴鸟》《诗人与香菇》《高脚女人》《十字弩》《慢生活》六篇作品。从“自我坚守”的主旨出发，结撰了六个不同的个人世界，背景跨越历史和未来，探索个人对于信念的坚守、良知的坚守、美好人性的坚守……以细腻温和兼具空灵想象力的叙述，直面生活现实，着力表现人生百态、世间悲喜的“原生态”，传达在混沌的世界里，每个个体自身既是潜伏者也是掩护者，保持清醒、有所坚守才是根本之道的理念，让大众在他人的故事中反刍自己的生存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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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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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1967年生，贵州遵义人，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文学黔军”的重要力量。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艺奖、花城文学奖新锐作家奖，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多取材于贵州本土民间文化，野性、神秘、传奇、质朴。代表作有《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银鱼来》《洗骨记》《纸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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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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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唤 醒 １
一只阔嘴鸟 57
诗人与香菇 77
高脚女人 131
十字弩 151
慢生活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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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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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马虎（代序）
不敢马虎，是我写作的态度。
我的写作来源于我对故乡的眷念和鄙视。即使梦见皇帝登基，也是在我老家的土地上举行，而不是在皇帝的都城。当然，我从没梦见过皇帝，也没梦见过皇帝登基。
那是一片忧郁的土地，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暗藏在每个故乡人的心头。他们很少高声喧哗，很少嬉闹，很少唱歌，这是过于理性、缺乏活力的乡村。我鄙视故乡的落后与孤独，我眷念她的宁静和与世无争。你留在这里，你的灵魂要去哪里随你的便；你把灵魂留在这里，你的身体要去哪里随你的便。这是我故乡对每个出生在那里的人的忠告。
他们中有文盲，也有多少认识几个字的人，但很少读书，对我的写作从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我是因为感激他们才写作，感激他们的纯朴、低调、聪明、虚伪、自私、傻头傻脑、自以为是，并因此吃亏上当。
这真是我写作的根源吗？不是，我是因为自视过高，因为心虚才写作。他们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清楚，就像有时候我不清楚自己的想法一样。
几十年来，我努力写作，讨好卖乖，努力把自己放进现代社会，接受嘲笑和屈辱，同时去埋怨这样埋怨那样。回头一想，如果加入家乡的文盲队伍，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加严重。于是继续努力。
我是为寻找自己而写作：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
这诡异的命题才是我写作的根源。别样的思维让我倍感沉重，有时忍不住耍耍赖皮，玩下小聪明，以为如此可以从自己的困境中解脱。但得不偿失，自己依然在困境中。
我老实下来，安静下来，继续追问：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读着《喧哗与骚动》，我特别理解昆汀、凯蒂、杰生和班吉明。但有时也想，去你的《喧哗与骚动》，叫昆汀和凯蒂见鬼去吧，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有这一部。
毛姆说契诃夫的为人好像性情开朗和讲求实际，但作为一个作家却是抑郁和消沉的。我觉得这仿佛也是在说我，一条从冉的泉眼里流出来的、叫正万的河流。
很多人以为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其实不是。如果你读过我所有作品的话，你会发现，我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当成我的故乡，而不是某块邮票那么大的土地。
我在黔西南看到黄金开采的盛况，于是把老家的人放进一片矿区，然后演绎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我写的部长篇小说《纸房》，至今已逾十年。
在遵义毛石乡，我看见小孩装在玻璃瓶里的透明鱼，这鱼是从溶洞里流出来的。溶洞的水量非常大，雾气蒸腾，天气越热，水雾越浓。我老家一个嘴巴似的岩洞，让人充满遐想。我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经过四年马拉松似的胡思乱想，写出了长篇小说《银鱼来》。
十多年前，我在黔东南听说过一个小故事。黔东南是贵州民风纯朴的地方，土改时期，当地人不明白什么是地主，什么是贫下中农。他们一直自给自足，都有土地，贫富差距并不大。但土改工作队不允许，要求他们必须像别处一样，也要有地主，也要有贫农。当地人不知道何为地主，以为是个社会职务，通过推选，村里一个为人好、大家都尊重的人当选。这人谦虚一番，也就答应了。几年后，他才知道地主不好当，但已经没办法了，一当就是三十年。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但我知道，仅仅靠这一个故事，写个短篇都很难。几年后，我在凤冈县采风，到一个叫梯子岩的地方，悬崖峭壁之上有个村庄，村里有块石碑，说这些人是明王朝一位带刀侍卫的后人。他被人追杀，躲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地方。现在修了一条公路上去，邀我采风的人想要我们对悬崖上这条公路发出感叹。我觉得凡是人力能做到的事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公路修通后，有人在半山一个溶洞里养娃娃鱼。婴儿期的娃娃鱼特别怕吵闹，要在水无比干净，没有其他动物（特别是人）气息的地方才能生长发育。长大后对环境要求却又极其简单，比其他任何一种鱼都好养。村民用木盆、水缸都能养，可以养在床前，养在厨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想写一部关于养殖与商战的小说。写了几千字，发现这根本不是我应该触碰的东西，明白后立即删掉。两年后，把选地主和悬崖上的村庄结合在一起，写了长篇小说《天眼》。写完章，我就知道这比写养娃娃鱼容易。
迄今为止，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是没有人提及的一部小长篇。有一次乘车经过正在修建的环城公路，看见有人提着一个人形何首乌叫卖，宣称这是施工员刚刚挖出来的，长成人样，肯定有益寿延年的功效。我不禁大为惊奇。但车上有好事者悄悄告诉我，这是人工培植的，并且是从别处拿来的，和修路的工人没有关系。没想到骗子这么厉害，为了发财，竟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经过五年的构思和一支秃笔的经营，我写了长篇小说《什么是你的》，把人性的贪婪和聪明写得风生水起。这部长篇虽然发表了，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十个人，这么多年，我只听到三个人向我提起过。
原本打算写三部，把已经发表的这部取名《什么是你的·人书》，再写《什么是你的·兽书》和《什么是你的·神书》，这种写法没人看好，写作的勇气大受打击。
写作的意义何在，其实很少有人问我。倒是自己从没停止过追问，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这是我必须思考的基本的问题。不过从没找到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随着思考的深入，似乎越来越接近写作的终目标。但同时也清楚，你只能努力接近这个目标，不可能真正抵达，这也许正是写作的魅力和动力。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这是《圣教序》里面的句子：听说天地有形状，所以显露在外，覆盖并且承载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因为四季没有形状，所以深藏着严寒酷热来化育万物。文学不可与天地四时相提并论，但其运行规律是可以类比的。沃尔夫在他的处女作《天使，望故乡》里说，现世每一分钟都是四万年历史的结晶。日复一日，人们苍蝇般地飞向死亡，寻找归宿，其间的每一片刻都是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学者孔飞力则指出：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都存在于我们周围。每次读到这些句子，我都会放下书本沉思。如何看清此在，又如何向后人标记出管线走向，似乎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小说不是统计学，不讲任何科学依据，它只能靠隐喻和暗示把一个观察者的思想储存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是未来的祖先，未来的读者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一死了之。那么，谨慎写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此时写下的句子，有可能成为善知识，也有可能成为恶知识。麻烦的是，善恶不能靠此时此地来判断，而是要通过从此以后永远的检阅。
我懂卡夫卡为什么要在临终时叮嘱布罗德烧掉他所有手稿。他不愿自己的文字在世间生根发芽，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些文字的善恶。以前，有自以为是的评论者说：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失意的人，烧掉手稿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多么简单和粗暴的结论。希望死后烧掉手稿的作家远远不止卡夫卡一人。有谁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文字必须传世并且是可供后人借鉴的善道？
真正的写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个体的体验虽然丰富，但不敢说这就是直义和见解。写作不是大彻大悟者所为，破除迷妄者不需要留文字，因为文字的局限已经不能准确传达其真味。所以写作是小思小悟，并且是容易兴奋容易激动藏不住知见的人，恨不得立即把自己的知见公之于世。如萨拉马戈所说，我们都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对我而言，恰似我小说中所写的山魈。
我一直在写，不过是希望广种薄收，让后人有所认同，有所欣悦。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生根，能够给人一点点希望，不要因为世事的无常就茫然无计。事实上，这也是托词，还活着，就得有所作为。不可马虎，也不敢马虎。
唤醒
（节选）
点水雀在飞，蚱蜢在跳，燕子在穿梭，一切都生机勃勃，但一切都将过去。秋天已经到下半场，远山越来越远，溪水越来越清凉。
明月把野棉球铺在晒席上，让太阳暴晒。这张晒席与其他晒席不同，从没晒过粮食。晒粮食的晒席用慈竹编织，八尺宽一丈长，卷起来像炮筒，粗糙的篾片常分裂出细篾丝，折断后极其锋利，扎进肉里又痛又痒却又看不见，让人恨不得把手剁掉。明月的晒席小得多软得多，用芦苇的青篾蒸煮后编织，可以折叠。这是大户人家给幼儿当席子用的，光洁玉滑，不但清爽，还能兜住尿，不会弄脏席子下面的被褥。明月的东西不多，但都很精致。野棉球暴晒三天后炸裂翻转，像一个个小棉帽。摘掉干缩的黑色种子，把储藏着太阳光的小棉帽装进枕套，枕在头下一年四季都会充满阳光。
野棉花在偏刀水常见也滥贱，人们除了觉得它没用和滥贱，不再有别的看法，任它在田坎上堡坎上小路旁水沟边坟堂里自生自灭。粉红色的花瓣有肉质感，丰满而圆润，女子们把花朵的模样绣在背带上、衣服上、鞋面上，喜庆而朴实。金色的花蕊被绣成鱼眼似的圆球，一百个圆球就是一百个金色的太阳。偏刀水只有明月用野棉花做枕芯，一到秋天就去采摘。棉球比蜘蛛肚子大，比麻雀蛋小，球上布满了斜向交叉的麻点。棉球炸裂后麻点变小，小得几乎看不见，棉花团看上去有点黑，正是因为这些小麻点的存在。仿佛这是它小小的自尊，提醒人们我不是别的，我是你们看不起的野棉花。
明月来偏刀水已有几十年，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世，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来偏刀水，也没人见她去过别处。她不和当地人来往，她不讨厌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她就像一棵栽错位置的树，周边没有一棵树和她相像。她更像飘浮在山顶上的白云，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
有人说她来自云南边陲深处的红河，一个当地人没去过的地方。说她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地主有十几亩水田，地主死后，她不愿改嫁又不敢在原来的地方生活，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偏刀水。偏刀水人自豪地感叹，幸好偏刀水人心地慈善，一点都没有为难她。他们推断她是地主小老婆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她长得漂亮，二是她不会干农活，三是她特别爱干净。
大家确切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明月有一支手枪。枪被派出所没收后她去要过几次，没有还给她。
她连钉锤都没有，居然有一支手枪。有一次她换枕芯，换完后坐在屋门口，旁若无人地把玩一支精致小巧的手枪，看她拿枪的样子就不像会打枪。她颠来倒去地看，像小女孩拿到一个从没玩过的复杂玩具，爱不释手又不知道怎么玩。这枪平时十有八九放在枕头下面，要不然怎么会在换枕芯的时候翻出来？她喜欢握住枪管，而不是枪柄，就像拿着一把锤子。她抚摸着每个部件，有时还把枪口朝向自己，想看看枪膛到底有多深，深处是否有什么机关。谁都看得出来，这支枪是她的心爱之物。
这个禁物在偏刀水镇并没引起轩然大波，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大家的印象。一定是地主留给她的，让她用来防身，地主还没来得及教她怎么用就死了，她拿着它不中用又舍不得丢。
有个自以为是的小青年，想法与众不同，说这个女人有可能是特务，新政权稳住江山后，她和她的上级不是失去联系，就是不敢再联系。这话立即招来众人的鄙视：特务？偏刀水有什么呀，难道握锄头把修地球，追着牛屁股犁田打耙的全是大人物？难道打田栽秧需要派一个特务来破坏？嚼你的舌根，嚼烂了都没有人信。
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不明白大家对明月的感情，虽然她和他们没有亲密的交往，但他们全都信赖她，就像信赖山坡上那棵孤零零的白杨，他们于她无求，只要她在那里就好，正是这样才不允许有衅隙，有裂痕。她与世无争，像白杨树一样端庄慈祥，他们享受着这份宁静、这份吉祥如意就心满意足。
没有人报告派出所，是派出所的民警无意中听说，听说后又不得不行使职责。当时枪支管理还没那么严，没有人觉得她保存这支枪有什么不妥。生产队队长柴启物带着民警来拿走时，她只弱弱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连老实巴交的农民都看得出来，明月的枪不是用来朝某个地方射击的，是一个秘密纪念品。当民警问她，子弹呢，没有子弹吗？她弱弱地回答：这是我的。看热闹的人忍不住想提醒民警：不要再逼她喽，用不着嘛。他们的每个愿望都向着明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看着民警像取走她的魂一样，把手枪装进公文包，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他们知道总有很多事情让人无可奈何，想到自己身为农民，更觉得万般无奈。
他们记得的第二件事情，是明月来到偏刀水时到处打听剿匪指挥部在哪里，似在寻找一个他们都不认识的人。
剿匪是在一九六一年春天进行的。土匪大鼻子老烟，新政权成立之前就是威震一方的悍匪。大鼻子老烟的人马不多，喜欢单打独斗，以寒婆岭为中心，活动在方圆百余公里的大山丛中。很少有人见到他的真身，只知道他是个大鼻子。他抢劫从不留活口，把被劫者全部杀光。实施抢劫后从不逗留，连夜奔逃几百里，在深山老林里一躲就是几个月。没有固定住处，对密林里几百个山洞就像对自己的耳朵嘴巴一样熟悉，不用照亮也能摸进去。大鼻子老烟是个神枪手，看见他的人和动物都得死，全都一枪爆头，不浪费一颗子弹。打死的动物皮剥下来，是他山洞行宫里的被褥。被他打死的人往往不明就里，到了阎王那里也结结巴巴交代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来到了这里。大家对悍匪大鼻子老烟无不谈虎色变，为了不看见他，走路时尽量低头看路，不东张西望，以免引火烧身，以免长了眼睛的子弹朝自己飞来。大鼻子老烟被剿灭后，他的枪法被人津津乐道，讲述者情不自禁地竖起拇指食指，“叭”的一声，仿佛自己就是大鼻子老烟。除了枪法，大鼻子老烟还会一种特别的奔跑步法，叫鬼步，一步滑出去足有四五米远，相当于腿长的人走七八步。这或许仅仅是传说，但他确实做到了来无影去无踪。有人天真地向往：用这种步法去参加体育比赛，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一九五三年，大鼻子老烟抢过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救灾物资有棉絮和粮食，押运的民兵只有三个人，这对神出鬼没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不简单的是他竟然把那么多物资和粮食搬走。这次抢劫激恼了政府，派驻军中队百余人，加上三千民兵，对全县进行地毯式搜索。没找到粮食，也没抓到大鼻子老烟，他像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再次露面。
再次露面是因为饿。这几年，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寻找食物。粮食和蔬菜远远填不饱肚子。令人们意外的是大鼻子老烟也在挨饿，这天他在都溪林场边的玉米地里抠红薯，边抠边吃。一个九岁的小孩看见他，小孩不知道他是大鼻子老烟，开始以为那是一头野猪，继而觉得那是野鬼。小孩逃跑时被大鼻子老烟一枪打在屁股上，临死前说他看见鬼，一丈二高红毛的野鬼。或许是因为饥饿，大鼻子老烟次失准，没能一枪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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