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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劳伦斯的多重自我之一。这些作家就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直很珍视自己是独立个体的这种感觉。哥伦比亚大学威胁不到你们。也许有人接球会比贺金斯接得还稳，”—他相当残忍地看着那个加州来的大个子，就是上学期不肯为酒神而舞的那个四肢粗壮、留着平头的橄榄球员—“但贺金斯还是有他独特的个体性。” 我对这里思绪的衔接有点困惑，学生们看起来似乎也一副困惑的样子，因为泰勒退回到丛林里，重整攻势，又把游击队派出来了。他给我们的是新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人的定义，这样的观念在蒙田以前的基督教时期很盛行。“灵魂是身体的形式。形式才是你身上真实的部分。哲学家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说存在着一种物质、一种本质、一个单一的中心自我、一个理性的灵魂，由上帝担保，那是一个核心，”泰勒看着面前这几个形式，“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描述任何在时间之中移动的事物。这是个静止的位置：人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 然后泰勒念了蒙田《论悔罪》一文的开头几段。 其他人形成了人；我叙述着关于人的事情，并描写出特定的一个，他很糟糕，要是我能重新把他塑造一遍的话，我真的会把他做得跟现状截然不同。但现在这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我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画，线条虽会改变、有所不同，但不会画斜、画歪。这世界就是永恒地在运转。世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停地在动—土地、高加索山上的石块、埃及的金字塔—既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动，也自己在动。稳定状态本身只是一种比较和缓无力的动作。 我无法使我的主题保持不动。它跌跌绊绊、歪歪斜斜地前行，像是天生喝醉了一样。我接受如此动态之下的它，在我注意到它的那一刻它是什么样子，我就接受什么样子。我描绘的不是存在，我描绘的是经过。不是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或者如人所说的，从一个七年到另一个七年，而是从今天到明天、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那种经过。我的历史需要适应当下的时刻。我可能很快就会改变，不只是随机改变、意外改变，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这里记录了会改会变的事件，还有并不坚决乃至互相抵触的观念：我可能自己有所不同了，或者是在不同的状况下、不同的层面上处理那些主题。于是，总而言之，我的确可能不时说出自相矛盾的话； 但就如德马德斯（Demades）所言，我不会抵触事实。要是我的头脑能找到一个坚定的立场，我就不会做文章了，我会做决定；但头脑总是个学徒，在做试验。 “这样的描述在时间中移动，”泰勒说，“它不是一种定义，而是一种过程。蒙田所提出的自我感并非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唉，蒙田之前的所有哲学家，像奥古斯丁等，他们关注的都是存在；上帝是那个大的存在。但蒙田要的是描述动态当中的存在。‘我不描写存在，’他说的是，‘我描写的是转变。’把这个和但丁做比较，但丁的作品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天性。看，人不是静态的，人没有固定的天性。所以在《论悔罪》这篇小文章中，蒙田从‘我们’移到了‘我’。” 这下拨云见日了。所以哥伦比亚威胁不了的个体特性就是，从每个学生的多重自我中所涌现的“我”的独特性。那个橄榄球员贺金斯开始在课堂上贡献他的意见。有种东西在他内心波动。他不是跳舞，但他确实在行动。他说话迟疑不决、断断续续，但他在努力了。泰勒对他的兴趣使他感到振奋。种种不同的自我正在展现出来，而从这些自我中，会出现一个为酒神而舞的贺金斯。 多重自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法国学童十一岁开始读蒙田，在那个年纪读来，他的作品可能完全合情合理。但你年纪愈大，蒙田看起来就愈复杂、愈神秘，每一个句子都清晰迷人， 但整体看来却晦涩得不得了。他不会宣布计划，然后付诸实行。他不为他的主题建立骨架。他在联想和比喻之间穿梭，通过物质、世俗的东西发展复杂的哲学观念。读他的作品既令人精神一振，也几乎有些害怕。（思想的）铁路护轨在哪里？你觉得自己可能会跌离轨道、迷失方向。 他不断修订、改写这些文章，并容许不同的层次并肩共存在书中（“我增加，但不更正”）。读后的版本，就好像目光能穿透不同地层。不只如此，那些地层还在移动。他不断变换说法，自相矛盾，转移你注意力。读完他一篇文章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记不清楚他说了什么—文章的意义有许多都在于他的语调，而那语调已经消失。要整理出他那伟大头脑里的常规当然可以，但只有长篇累牍地分析才能奏效。他就像《圣经》一样，充满待挖掘的意义。不，他是一群游鱼，讽刺之处银光一闪就消失在远方。比方说，他看起来像是在批评自己，事实上却是在驳斥轻视他的人。这是《论悔罪》的另一段： 在此容我对我常说的话提出抱歉，即我很少悔罪，我的良心很安—不是天使也不是马的良心，而是人的良心；还一定要加上这句话，不是为了虚应故事，而是全心全意完全顺从： 我以一个无知的探问者的身份发言，把决定权彻底交给共同的、有权威的信念。我不教化，只是陈述。 可以想见，所谓天使或马的良心是简单而清楚的。人的良心则不能如此，所以拒绝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悔罪，也就是否认或唾弃自己，用现代的话来说，那会是一种虚伪的行为（蒙田本能地掌握住了我们称之为“真实性”的东西）。比起背诵传统的道德教训，“陈述”这种行动的力量大得多。蒙田的表现一方面像接受普遍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又像破坏它。任何人都不可能太快理解他的文字，因为都会大感困惑。 现在我看出泰勒一开始为什么故作惊人之语了。蒙田讨厌死记强背；他抱怨自己记性不好，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泰勒而言，文学人文课就是要你学习阅读、学习判断。在文学人文课中，学生们要费力地去读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每一本书都会把他们带往不同的方向。这门课不是某一门特定的知识，像什么真理血清一样注射到学生身上，也不是要给人披挂上什么“西方价值观”的甲胄。它是要人努力去了解一些困难遥远的文本，强迫你“试穿”不同的自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到后，独特个性便会从每个学生的众多自我当中脱颖而出。所以读蒙田会是一件攸关学生人生的大事，因为蒙田正是爱德华·泰勒教授所相信的那种转变的绝佳代表。 凡·佐伦教授不再担心流于虚荣 “我的虚荣危机。”玛莉娜·凡·佐伦微笑着对她班上的学生说，语调轻快，“昨天我遭遇了虚荣危机。前天我做了一场公开演讲，听众出席非常踊跃，大家都来了，然后昨天我活力四射， 自鸣得意得像只孔雀。结果我产生了严重的罪恶感。情况糟透了！我简直想鞭打自己！不过后我说，‘放松。我们都是自大的，我们都虚荣。’蒙田救了我。蒙田认为，执迷于避免虚荣，本身就是一种虚荣。” 她讲着自己的左思右想、七上八下，听起来很滑稽，班上的学生听着她的情绪起伏，也跟她一起笑。她身上兼具圣女贞德和法国女学生的气质，既有勇气又有书卷气，但也对自己很严苛，很易动怒。她讲到蒙田的时候喜不自胜，因为蒙田承认每一件事，不管是高尚还是低下，包括虚荣心，也包括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凡·佐伦班上有两个信仰宗教的学生，一个是仿佛再世的女基督徒，很聪明；另一个则是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被蒙田弄得很紧张。他们无法表达某种他们无法命名的概念，也许是找不到权威，是那种阶级分明的价值观，使人置身于那个阶层的概念里。但凡·佐伦和她班上很多学生的心情都很好，学生读蒙田比读薄伽丘来得放松，我也觉得很快乐，因为在凡·佐伦说话的时候，我了解到蒙田说出了某种我一直能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感觉。 精神即肉体，肉体即精神 人的天性没有高低之分，而是一体的：每一个精神上的行动都和身体有关，每一个身体上的行动都是由精神形成的。二元论是荒谬的。在我帮儿子擦屁股的时候，我和上帝无比接近，独坐阅读薄伽丘或卢梭是一个身体上的行动。我是在读新闻性读物之外的东西，这让我觉得比较高兴，所以我的脉搏放慢了；我既感到放松，同时又感到紧张，但这种紧张是不同的，是努力要了解、要全部吸收。我的身体做出了反应。生理和心理的活动永远不是分开的。没有什么“太花脑筋”或“太费体力”的东西，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勇气、优雅、聪明和机智。 从伟大的蒙田向外推，我要说他的“转变”的概念不只是我的理想，更是全美国的理想。我们永远是流动的。美国人说：我的人生还没到来，都还摆在我的前方。美国人永不会“成熟”， 永不会长大。他说，我在爬坡，我还不完整，我还没完成，我会扩展，我会改变。虽然没有蒙田的天才，他也和蒙田一样总是在修改，给自己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新版本。 我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产物，在成长的过程中，人家教我相信我哪里都去得了、什么都做得成、什么都可以读。世界充满了机会，任我一显身手。美元可以带我到欧洲去。现在机会只对有钱人开放；而且无论如何，中年的我知道我不会什么地方都去、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得到。然而，我仍然保持那股要涅槃重生的美国式本能。我回到学校，因为这是我蜕变成长的方式，部分意味着我要寻找自己迷失的那部分灵魂，因为身为媒体人的生活模糊了我自己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分野，令我惊慌。我知道，只有通过艰苦辛劳的努力才能找回我自己，慢慢地，一次读一句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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