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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层面发布的政策文件来看，改革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本书为我国经济学家贾康，针对中国改革问题，本着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原则，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从制度、要素、战略和底线四个部分，阐述中国改革的真问题，尤其是改革中的难点和卡脖子问题，如何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落实“双循环”、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面对老龄化、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契合改革热点，直击改革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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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本书阐述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的难点和“卡脖子”问题。
本书从四个方面探讨思考中国改革的真命题：
一是制度。当今各国将减税措施作为国家投资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利器，中国财税新政不能照搬西方，减法中要有加法。作者以丰富的实践，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财政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探析制度改革中的短板和瓶颈问题，为使财政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二是要素。充分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战略。如何集中我国体制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要选择好战略路径，在践行中国道路中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构问题，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双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运用好战略性工具，制定有效的财政政策和措施。
四是底线。重点阐释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问题，这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分配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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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贾康，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撰写并出版多部著作，如《财政学通论》、《新供给经济学》、《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2016年“中国好书”奖），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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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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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009
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021
第 1 章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1
1. 1 财政作为改革突破口———屡屡选择财政领域的必然性 1
1. 2 合理分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 6
1. 3 财政分配的 “不可能三角” 与 “三元悖论” 20
第 2 章 财税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37
2. 1 预算改革———从 “预算外的预算外资金” 谈起 37
2. 2 分税制改革———波澜壮阔的财税配套改革 45
2. 3 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与税改方向 70
第 3 章 财税改革实践与 “十四五” 展望 83
3. 1 税制国际竞争力分析 83
3. 2 我国主要税种改革历程鸟瞰 86
3. 3 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展望 94
3. 4 完善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107
第 4 章 土地及住房改革 117
4. 1 公有制下土地制度改革难题———打破二元格局 117
4. 2 新时代房地产经济制度构建———以包容性为核心 142
第 5 章 金融与资本改革 161
5. 1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161
5. 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八个 “势在必行” 172
5. 3 信用与普惠金融问题 178
5. 4 完善国债发行与管理体系 186
第 6 章 劳动力、 技术与数据相关问题 199
6.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99
6. 2 企业家精神———激活实体企业需重视 “关键少数” 204
6. 3 技术进步———科研创新基本规律和科研生态的构建 211
6. 4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转型 220
第 7 章 中国的现代化与赶超战略 227
7. 1 赶超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诉求和特征 227
7.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232
7. 3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考验 237
7. 4 以新经济引领和支持发展动力的转换 247
第 8 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双循环” 253
8.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框架 253
8.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优化重构 269
8.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 273
8.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278
8. 5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认识框架 284
第 9 章 政策性金融与国企改革 291
9. 1 政策性金融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 291
9. 2 国有企业的历史站位 295
9. 3 对 “国—民” 进退关系的认识 301
9. 4 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突出问题与对策 309
第 10 章 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317
10. 1 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要点 317
10. 2 立足现实认识中国收入分配格局 322
10. 3 认识收入领域的三次分配框架 332
10. 4 三次分配制度建设的原则与建议 344
10. 5 乡村振兴的投融资支持与机制创新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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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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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之后的一百多年中， 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落后挨打、 内外忧患的悲惨境地， 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停止对民族独立与伟大复兴的探索。 近代以后， 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就成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奋斗，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与不懈的探索，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 中国人民奋起反抗，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 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 但都以失败告终。 1911 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 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1921 年， 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革命的历史呼唤、 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诞生，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 党带领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短短几年时间又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 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领导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其间经历了 “ 三反” “ 五反” 运动、 抗美援朝等政治、 经济、 军事方面的一系列严峻考验， 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1953 年， 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一五” 计划 (1953—1957 年) 的制定与实施， 标志着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 并将工业化作为重心纳入国家发展体系。 1956 年， 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 确立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 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64 年底， 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 “ 四个现代化” 的历史任务， 即 “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5 年 1 月， 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发出 “ 在本世纪内， 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的号召。从此， “ 四个现代化” 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成为其后得以对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粉碎 “ 四人帮”， 结束十年内乱，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中央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崛起， 中国人民在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诉求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 不是简单移植西方模式的问题， 也不是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 而是要把各种各样提升人类文明的要素， 根据中国国情， 真正融合在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中， 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同时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 相对而言， 容易的、 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2013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首次提出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次大会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 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 全面深化的转变，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
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阶段， 呈现出制约特征上的差异， 将其内在逻辑与制约特征相结合， 有助于做好该经济发展和收入阶段的合理调控路径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 “ 十三五” 以来我国已步入 “ 中等收入阶段”， 具体而言是位于下中等收入至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从人均 GNI ( 国民总收入) 的增长趋势看， 将较快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至高收入阶段的转轨期， 且关于 “ 中等收入陷阱” 的讨论已引起广泛关注。 拉美地区由于盲目实行福利赶超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给许多国家以前车之鉴， 我国应当高度注重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 从本书讨论的视角看， 很有必要剖析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 并结合其内在逻辑做出正确的调控与路径选择。
( 一) 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 “ 中等收入陷阱”
居民福利本是一国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 但其应是随着该国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升级而逐步提高的。 然而， 在 20 世纪一些拉美国家因多种因素造成的福利赶超却因其不可持续性而半途夭折， 并相继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福利赶超的主要表现是劳工保护和社会性支出的盲目扩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拉美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农民工不断由乡村涌向城市，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工资不断降低， 进而导致收入差距问题日趋严重。 在失业率高风险与发达国家福利体制 “ 榜样效应” 的双重作用下， 拉美国家曾简单照搬美国式 “ 选举” 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情愫愈发凸显， 多方因素促成拉美国家盲目设立了高就业保护与高福利保障制度， 但这些又与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 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第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将财政支出主
要用于扩大社会性支出， 1990 年至 2000 年拉美国家的社会性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个别国家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高达 60% ~ 70% ， 甚至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盲目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 从而彻底拖垮了宏观经济。
不考虑实际国情的福利赶超策略导致经济赶超失败从而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逻辑规律可以被纳入 “ 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 其逻辑路径大致为: 宏观政策初战告捷→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政府破产。
阶段的主要表现是: 拉美国家政府在经济赶超中实施福利赶超策略， 经济产出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在一开始得到普遍提高， 同时由于出台了劳工法， 能够保持基本就业率， 并迎合民众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但由于阶段属于纯消耗阶段， 没有什么积累， 所以进一步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 到第二阶段， 阶段存在的隐形问题逐渐显性化: 一方面， 以扩大财政赤字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民众对国内商品的巨大需求， 而这种巨大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严重对立， 因此更多的商品要依赖外汇进口。 与此同时， 已经背上沉重负担的财政还要维持 “ 高福利”， 简单机械照搬欧美福利制度实施赶超策略， 更使财政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由于大笔外汇用于进口， 导致外汇越来越短缺， 致使没有更多的外汇支持进口更多商品来满足民众需求。 这种典型的供给矛盾在第三阶段导致政府控制物价的行为难以为继， 只能施行价格调整、 本币贬值、 外汇管制、 产业保护。 这一阶段， 民众的工资增长很快， 但是通货膨胀增长更快， 导致实际购买力开始下降。 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后， 前一任政府在种种矛盾激化局面下必然破产倒台， 新一任政府出面主持大局， 不得不实施正统宏观政策下的稳定计划， 或借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等国际机构的援助， 以求继续维持本国经济发展。 此时， 国内民众实际工资已出现大幅下降， 甚至低于实施福利赶超策略之前的水平， 并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低水平， 经济增长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 使拉美国家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难以自拔。 可见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 但是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支撑， 则无法终达到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 二) 中等收入阶段 “ 三元悖论” 的制约特征与路径选择
“ 拉美化” 问题作为前车之鉴表明， 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应当着力避免盲目效仿西方国家的福利赶超策略， 否则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按照前文提出的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财政分配进程中显然选择了 “ 减少税收” 和 “ 增加公共福利” 这一目标组合，按照 “ 三元悖论” 的逻辑， 该目标组合需要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实现。 从拉美地区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实践来看， 该地区确实是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试图实现其对减税和 增加公共福利的追求， 却终拖垮了国民经济而落入陷阱。
对同样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 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中如何既保持可持续发展又缓解制约， 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言， 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的 “ 三元悖论” 制约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个方面， “ 三元悖论” 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 一国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通常会带来民众关于收入提高、 福利改善的更高预期， 这种预期极易超前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可达速度和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公众福利水 平的供给能力， 于是便易出现 “ 老百姓端起碗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 的不满， 以及与之相互激发的种种矛盾。 以 “ 民众永远有理” 为内在逻辑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此阶段极易抬头乃至大行其道成为潮流， 尤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福利体制的横向比较下， 这种民粹主义情愫更易迅速升温， 更倾向于对福利的追逐与渴求。 如果对应于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中的逻辑路径， 倾向上显然就是拉美地区已做出的选择: 对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的强烈追求。 然而， 这种诉求需要以扩大债务、 提高财政赤字水平来实现， 并且绝不是无边界的。 在民粹主义情愫催化下， 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超前于经济赶超， 债务规模过度扩大。
当有人强调 “ 三元悖论” 所内含的制约关系而发出理性声音时， 便会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而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压力， 与西方力量的悬殊又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继续高歌猛进， 债务和赤字规模走向失控， 终可能将拖垮国民经济。 福利赶超被迫从高空跌落尘埃， 一起跌下来的， 还有经济赶超的可能性与整个国家发展的后劲。
在中等收入阶段， 正是经济赶超发力的时期， 应当坚定与合理地贯彻经济赶超战略。 与此同时， 再稳步推行福利赶超政策， 而不能让其与民粹主义情愫相互激发、 升温， 出现只侧重眼前利益却伤害长远利益的失衡， 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在中等收入阶段， 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下， 选择适当 “ 减少税收” 和 “ 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 的目标组合是更为科学的， 但这一目标组合需要以控制公共福利增加为代价来实现， 因而在民意层面是不讨好的。 为了在中等收入阶段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终实现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赶超战略， 决策层需要有远见、 有定力、 有策略地在与民意的互动中引导理性思维发挥积极的影响， 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根本利益的权衡。
第二个方面， 经济的政治化压力上升与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收窄。
鉴于 “ 三元悖论” 反映的制约关系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 所以在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下， 坚持统筹兼顾， 既顺应民意又引导民意科学发展是根本选择。 无可否认， 民粹主义情愫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往往能处理好相关复杂问题。 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一系列敏感的经济问题如物价、 税收、 公用事业供给等很容易与收入分配、 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矛盾交织， 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降低， 社会问题的维稳压力上升， 为了缓解压力、 平息不满做出妥协和调停的可用缓冲弹性空间缩小。
按照财政分配 “ 三元悖论” 制约关系， 减少税收、 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与增进公共福利的目标三者不能同时兼得。 缓冲弹性空间实质上是
指， 在顺应社会心态而集中又便捷地尽可能减税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的同时， 那种通过逐渐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方式提升这些即期利益总水平所对应的安全操作空间。 从财政分配 “ 不可能三角” 的逻辑来看， 所提升的公共福利程度加上所减少的税收水平和控制债务及赤字的水平成反比， 决策层必须特别关注为缓解社会矛盾而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安全区问题， 一系列局部的为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操作恰恰会归结为放松公共债务控制， 而连年赤字、 债务不断积累， 一旦越过了已收窄的缓冲弹性空间的边界， 便可能导致隐性问题显性化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局面， 甚至造成全局发展态势不乐观、 黄金发展过程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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