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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对联大学子的抢救式访谈，很可能是蕞后一份以亲历者口述形式，记录联大精英教育模式的珍贵资料。
原子弹研造者赵仲兴
铁血救国会骨干陈志竞
汪曾祺好友吴德鋐
……
2.以课程设计、师资配置、学员家世等具体细节，揭示联大精英教育本质。
通识教育
作坊式教学
去官僚化
去精致利己
3. 20位联大学子的求学实录，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参考。shou度从联大群体学子的视角，讲述联大精英教育模式的细节。给当代大学生很好的求学参考。
选专业是听从自己内心喜好，还是看哪个更好找工作？
大学期间是要参加社团、积累人脉，还是一心一意搞学术？
是考研深造，还是找工作？
是做个精致利己主义者，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
4.补充了关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新鲜资料，比如闻一多之死、杨振宁回国真相、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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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传奇的西南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00多位人文大师，170多位院士。
本书作者、著名记者丁元元从2014年开始，以近乎侦探的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历史档案、联大校友录等，找到20位在世校友，进行抢救式采访。
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联大化工系毕业生赵仲兴；蒋经国铁血救国会骨干、联大政治系毕业生陈志竞……他们亲口讲述的大量课堂细节，让作者触摸到联大精英教育的本质：通识教育、作坊式教学、去官僚化等，为当代高等教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参考。
就在这本书采访、写作的过程中，这批后的联大学子仍在不断逝去。这让本书几乎成为后一份以亲历者集体口述形式，保存联大教育细节的珍贵资料。它同时还补充了很多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新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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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丁元元，著名记者。90年代就开始西南联大研究，2014年开始寻找健在的西南联大学子，通过大量亲历者的口述，挖掘西南联大的教育细节。
历史学者傅国涌评论说，丁元元的采访补充了档案史料中缺乏的教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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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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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自 序——3
就当一个普通人——001
联大世家——032
国之大“义”——050
“救国”的梦——064
活着的“烈士”——081
从联大到黄埔 ——091
冲上云霄——127
浪里白条——140
归去来兮——155
何为纺织？——164
隐姓埋名于 404 ——175
百岁发明家——191
清醒时分——197
师从“男神”——205
参 悟——213
糊涂“大玩家”——223
言必称先生——228
机缘人生——234
过去的人很厚道——256
深 藏——260
后 记——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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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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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找到他们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 1937 年到 1946 年，“南渡北归”之间仅仅存在了不足九年时间，却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大的奇迹。它所达到的高度、所培养的人才，至今还没有一所国内的高校可以超越，也因此被很多人视为“精神圣殿”。
我就是一个“联大粉”。
高中时代，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作家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散文，在我的生活里开启了一扇“天窗”。后来又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更让我对这所名校心生向往。
作为一个“脑残粉”，吴讷孙的《未央歌》、冯钟璞的《野葫芦引》等写联大的小说我都读过。此外我还看了一些理论研究性的著作 —— 因为“联大热”，对于这所学校的研究也一度成为显学。
但是，对于联大的研究是否应该停留在纸面，又或者应当更多地去和当事人接触？我们还能不能找到联大精神延续至今的活的载体？
除了那些知名校友，普通的联大学生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离开学校之后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以及，我是不是可以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完成寻访的过程？
很多年前我“淘”到过一本 1993 年编的《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其中收录的上海校友有二百六十余位，当时留下的个别校友的家庭电话还是六位数的。时隔多年，肯定有很多校友搬家了，很多校友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有健在并且住址没变的校友。只是，逐一寻找实在太没头绪了。
幸而，在西南联大七十七周年纪念前夕，我终于和联大上海校友会接上了头，继而又荣幸地受邀参加了他们在民主党派大厦举办的七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会上我见到了更多的校友，也更坚定了逐一寻访的决心。
为什么要想方设法逐一去寻访健在的校友呢？
其实，在我的心中有一篇文章和一个情结。当我在同济大学化学系读书并且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名叫《南方周末记者报道手册》，其中有一章的内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的报道，讲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为了编纂《英美法词典》，寻访到一批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遗老”的故事。这些“遗老”学问高深，却大多一辈子潦倒，晚境颓唐。编写这本词典，被很多人当作了人生后做一点贡献的机会，但另一些人也因为各种原因，早早放下了专业……作者后来说，自己觉得有一些遗憾，没有在写报道时逐一拜访这些“东吴遗老”。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写一篇几千字的稿子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后，他还是觉得，是因为懒惰而留下了一个已经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
所以，当校友会干事充满信任地把内部通讯录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尽办法、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去拜访这份通讯录上每一位健在的联大老校友。截至目前，我先后见到了近三十位校友，也结识了一些校友的亲属。
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回忆一定会有不准确的地方。一是因为老人的记忆通常是扁平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混淆的，但这可以通过查阅史料尽量去核实，即便一时未解，也可以先记录下存疑的说法。二是因为人都会对于往事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选择、遗忘和美化，任谁都无法避免。
因为老人的记忆久远，更因为我个人的水平所限，这份记录中一定会有许多偏差和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放弃记录。我相信，这是一件应该有人去做的事情，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副会长、东华大学教授张文赓先生健在时曾对我说：“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因为遇到了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人才能发挥出力量。另外，对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毕业生来说，联大学习的东西也只是打了一个基础，到美国之后又进一步学习发展，一直处于学术的竞争之中，才能取得后来的成就。”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杨振宁的采访，他的观点和张文赓几乎完全一致。
还有，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干事夏敦义先生曾说：“研究联大校友的价值，在于他们一生的曲折经历。”对此我同样十分认同。寻访的过程中，我发现联大校友们的命运很多样。
2014 年年末开始寻找他们的时候，上海健在的联大校友只剩下了五十位左右，其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或者很难与人交流。他们大多过着默默无闻的平凡生活。他们中有的曾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有的埋首做了一辈子学术工作，有的因为政治的风云变幻饱经风霜，有的几乎一辈子没有从事所学专业，有的生活清贫、晚境颓唐，甚至没有得到家人的善待。我辗转听说，一位校友的女儿，把持了老人所有的退休工资，每月仅给一两百元生活费。还有一次，一位校友患病，校友会干事帮忙送医，结果竟被其子女指责“多管闲事”。因此，寻访过程中时常会让人感到辛酸。
但必须说，我所见到的每一位校友，都保持着这个时代极为稀缺的高贵和优雅 —— 这一定是他们作为联大人的“底色”。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名校 —— 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如云、如海、如山”的校风刻在了校友们的身上，终生不渝。
寻访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挫折。
有一位曾经十分热心校友会活动的校友，因为双目已近失明，逐渐拒绝和外界接触。我在电话里请求去拜访，他十分坚决地说“不方便”。还有一次，我站在一位校友家的楼下。他家在六楼，我按了底楼防盗门的门铃，但是他不愿打开门。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再去打扰他。
更有几次，我被人认为是骗子或者别有用心。曾经有一位校友的女儿，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斥责我怎么可以贸然跑到她母亲家里去，并且说他们家永远不会欢迎我再去。还有一位校友的女儿打电话对我说：“以后不要再来了。我爸整天把乱七八糟的人带到家里来，我跟你说我的东西很贵的，丢了东西他根本赔不起。”
我顾不得去考虑是否“值得”，只觉得必须抓紧时间去抢救他们的记忆 —— 这是一项同时间赛跑的工作。但是，因为“自然规律”，“成功”对我来说可能是偶然的，失败才是注定难以逃脱的结果。
外语系徐渊校友，在联大七十七周年纪念前的2014年9月22日去世。
机械系张焕振校友，我从张文赓先生处获悉，于2014年12月28日去世。
机械系陈昌洲校友，当我2015年5月打电话去的时候，家人告知，老人已经在前一年年底去世。
有人告诉我，上海还有一对硕果仅存的“联大夫妻”——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沈善炯先生和商学系毕业的卢盛华女士。当我试着去拜访这对“联大夫妻”的时候，沈善炯先生家的保姆告诉我：“卢老师去年（2014 年）11月就不在了……”
2015年5月，张仲仁校友的妻子章燕女士告诉我，老人已于2月2日去世。其实之前我早有不好的预感，所以一直不敢打电话给她。作为后见到他的几个人之一，我匆匆地记录下了一些张仲仁生平的故事，虽然所能做的只是蜻蜓点水，但毕竟聊胜于无吧。
2015年5月15日，承序玉先生去世。
2015年7月31日，陈志竞先生去世。
2015 年8月23日，蔡国谟校友去世。在此之前，我曾和他的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对方也比较热情，但说父亲的健康情况不好，不建议我去探望。可能，这是在我开始寻找联大老人的记忆之后，位“差点”见上一面却已经去世的校友。原本我只知道他是轻工业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在校史中发现这样一段话：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Bronze Palm），指令于 1946年5月14日由驻上海的美军司令下达。名单中共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军事翻译员。
在五十二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十人，其中，就有蔡国谟。
因为“自然规律”，这样的遗憾似乎注定还要继续。如果我的工作开始得更早一些，其实还可以见到更多有故事的联大老人。
翁心钧，1948届机械系校友，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小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上海，编定《翁文灏日记》后不久，于2013年8月22日去世。
缪景湖校友的儿媳妇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她的翻译成就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缪景湖是我的母校复旦附中的老师，在那里教了二十多年历史和外语。我知道这些的时候，老人已经于 2013 年4月23日去世。我跑去问我读高中时的老师，她竟然不认识缪老师。
每一次听到联大校友去世的消息，我都会非常难过，甚至恍惚很久也缓不过来。
特别是某个晚上，看到承序玉送给我的几本上海校友会通讯录，我难过极了，拿出铅笔，在每一本上写下“承序玉先生生前所赠”几个字，想着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帅老头，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太少太少，但毕竟聊胜于无吧，所以急切地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
本书的内容完成于 2015 年年末，但由于种种原因迟滞至今。其实我特别希望能在每一位受访校友的有生之年付梓，但遗憾的是，很多校友已经不可能再看到它的问世。
2015 年 5 月 25 日初稿
2018 年 1 月 28 日改定
“救国”的梦
在看了我记录下来的陈志竞的故事之后，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故事的核心人物当然是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 片中也有一支以往不为人知却又十分重要的力量—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规模不算大，其成员皆为蒋经国效力，因而他们也被认为是“太子党”。
在《北平无战事》中，一共出现了四位“铁血救国会”成员的形象—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以燕京大学教授身份“卧底”在中共地下党的梁经伦及分别“潜伏”在中统、军统系统内的王蒲忱和孙朝忠。四个人物性格各异，但共同的特点在于，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他们口中的那位“建丰同志”。
当然，在艺术创作中，历史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张了，“铁血救国会”的成员其实数量多时大概也只有百余人，主要工作也不是“潜伏”。那么， 揭开虚构的面纱，历史上真正的“铁血救国会”成员究竟是怎样的？
我十分幸运，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找到了这样一位曾经的“铁血救国会”和“太子党”成员、曾挂国军少将军衔的西南联大政治系 1942 届毕业生陈志竞先生，并且在他生命的后时刻，有了“五面之缘”。
拜访陈志竞，缘起于 1940 届政治系毕业生夏胤中的儿子夏敦义。他曾经对我说，联大校友会是一座“富矿”，并特别提到了陈志竞，说了两个关键信息—蒋经国的“太子党”和曾经被判处死刑。
后来，我在 2012 年的联大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会的留影中，次看到了陈志竞的形象。当时将近九十五岁的陈志竞，安静地坐在中间一排的角落里，一件夹克衫，一头银发，很是精神，看起来只有七十多岁。
我试图在网络上搜寻一些关于陈志竞的线索，终找到两篇采访他的报道，其中之一的作者还是我的朋友、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杂志编辑周晓瑛。
周晓瑛告诉我，印象中的陈志竞和善，“很有联大气质”，但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即便是接受采访，也已经有些程式化。她还告诉我：“关于过去的许多事情，老人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幸而我写稿子的时候查到了一些关于陈志竞的档案，把其中的内容作为补充。”不过现在这些档案也已经不对外公开了。
在这两篇关于陈志竞的报道中，我大致了解了他九十多年人生经历的主要脉络。
陈志竞，浙江舟山定海人，1919 年出生，1942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央日报社工作。1943 年进入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重庆中央干部学校，很快进入了蒋经国的视线。1944 年，抗日战势胶着，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代。陈志竞和一批干校毕业生，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以政工干部身份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1945 年，陈志竞来到上海，先后担任杨浦区副区长、新泾区区长，再后来又成功竞选上海市议员。
此后，蒋经国要求步入政坛的陈志竞“归队”，担任上海青年军联谊会总干事，仅二十八岁就挂上了少将军衔。
1948 年，蒋经国在南京励志社成立“铁血救国会”，陈志竞成为“铁血救国会”及其核心组织“中正学社”成员，之后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上海解放前夕，陈志竞携未婚妻洪小姐经广州抵达香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次他再未“归队”，而是于 1950 年下半年回到了大陆。
他先到北京投奔联大的老师张奚若、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想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但由于他没有户口，无法工作，于是，陈志竞随香港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李葆和前往河南办机械厂，担任其私人秘书。
原以为到了那里没人认识自己，没想到在当地遇到了一个复原的青年军， 问他：“总干事，你怎么在这里？”于是，厂里人都知道了陈志竞曾经是国民党的“大官”。
“镇反运动”开始了，厂里让他“投案自首”。陈志竞于 1951 年 2 月离开河南，先去杭州见了就读于浙大医学院的未婚妻，她也让陈志竞相信政府， 还安慰他说：“万一你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先去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从杭州到上海，陈志竞去了杨浦区公安局登记“交代问题”，然后他就被送进拘留所、看守所，后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4 年，陈志竞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1972 年，已超过法定刑期一年多的他又被送往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5 年，陈志竞重获自由，专车把他送到了上海外滩的浦江饭店。上海市领导在那里举行了招待会，宴请他和同一批被释放的二十多名前“国军” 人员。
但很快政治风向又有了变化，他被送到南汇的上海第三十七棉纺厂，在那里扫地、煮开水、喂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到厂里的学校教英文和数学。
1980 年，对陈志竞的判决改为“无罪”，他开始在上海市政协担任办公厅专员。
1982 年，64 岁的陈志竞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校医结婚，妻子给他带来了几位继子继女，但他本人没有亲生子女。
当年的未婚妻洪小姐，在获知陈志竞被判死缓之后，果然走上了朝鲜战场，从此杳无音讯。
周晓瑛和我说过，自己很挂念陈志竞：“但是老先生年纪大了，我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后来，随着走访的联大老校友越来越多，我对这句话越来越有了共鸣。
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见到这位经历丰富的老人。
2015 年 1 月 28日、2 月 4 日，我接连两次去了陈志竞位于南丹路、番禺路路口的家中。次家里没人，隔壁邻居说，不太清楚情况，可能老先生和老太太身体不太好，都去了医院。第二次，我听到里面有声音，有点意外， 开门的是个二三十岁的女生，是他太太的孙女，说自己也是碰巧回家来给奶奶拿点东西，然后告诉我陈志竞住在附近的第六人民医院，病情主要是“器官老化”了。
2 月 7 日下午，我终于在第六人民医院十五楼老年科病房 29 床见到了陈志竞先生。
病房里有两张床，躺着两位病人。虽然我见过陈志竞两年前的照片，可一下子还是没有认出他来。此刻的陈志竞，毕竟没有当初那么精神了，戴着一顶绒线帽，遮住了头发，脸上的皮肤也不像照片中那么好，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紧紧地裹着被子，像是一个新生儿的“蜡烛包”。
里面那一张病床上的老人，床边围着三四个家属，一直有说有笑，这更显得陈志竞床头的落寞。但这也并不让人意外，毕竟陈志竞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何况，他的人生，已经落寞了六十多年。
我坐下后不久，照顾他的护工阿姨来和我打了个招呼，大概以为我是亲属。
初次见面，自报家门，然后询问陈老身体情况。他说：“身体还可以， 就是每天要吃点东西（药），所以才住到医院里。”
这时，护士小姐来给他推静脉针。因为六院的老年科都是干部病房，所以护士十分恭敬，问了一声：“是不是陈志竞陈老师？”护士刚推针时，陈老喊了一声疼。护士尽量推得很慢，看得出老人很克制，但问他还是会说疼。护士有些无奈，表示自己已经推得够慢了，但病人血管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后还剩下一些，干脆就不打了。
护士走了，我坐在病床边，看着连接导尿管的袋子里装着满满的黄色的尿液，心里很是难过。
因为之前已经看过关于陈志竞的两篇报道，加之预感到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很糟糕，所以我只是想陪他稍微聊几句，简单问了几个我想听他亲口说出的问题。
我问他关于联大还有什么记忆，他就说：“联大，联大就是西南联大……” 后来我们说起过他的老师张奚若，我提到张奚若的三个子女，分别是新华社记者、驻加拿大大使和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陈志竞两眼放光，频频惊异地说“噢”，还说：“张奚若是不错的，对我也很好。”
我问他：“当时您已经到了香港，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因为之前关于他的报道中，有的说是陈志竞自己不愿去，也有说因为没有得到蒋经国的征召，于是“心灰意懒”。老人想了半天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 这个问题，也许是围绕陈志竞一生为核心的关键选择，但如今似乎成为历史之谜了。
我又问他：“您后来有没有后悔没有去台湾？”他先是以为我说的是出狱之后，说：“那时候经国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又说是 1949 年，他说： “时间太久不记得了……”
“解放之后，您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受了很多苦吧？”“这些事情，过去了就不觉得苦……”年近百岁的陈志竞看待一切的苦难，都已经如此从容。
我问他洪小姐的消息：“是牺牲了吗？”他回答：“不知道，反正再没有音信了……”
我问他其他的“太子党”成员，如负责台湾情报工作的王升，后来有没有来大陆看过他。陈志竞说：“王升和我通过信。台湾没什么人来看我，当年去台湾的同学倒是蛮多的。”
护工阿姨在边上插话说，自己老家有些从台湾回来的人，回到大陆就不走了。我笑着说：“当年和他一起的人，在台湾当了‘总理’（行政院院长李焕）。”
陈老看起来已经很虚弱了，实在不能打扰他太久，能够得到他亲口给出的这些答复，我已经心满意足。
其中还有个插曲，我提到了他太太是不是也在医院，这时坐在病床另一边的护工阿姨连忙朝我摆摆手，我立刻就此打住。
我起身告辞时，陈志竞很有绅士风度地说：“谢谢你来看我，还有事的话就请便。”然后从盖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中，两次伸出相对灵便的左手，与我握手。
我又一次被打动。试问，若不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我有什么资格与一位
28 岁就成为国军少将的“大人物”握手？
离开的时候，我把护工阿姨拉到病房外。阿姨姓李，河南人，一直在六院照顾病人。但对于这位病人的经历，她知道的很少，只以为陈志竞是一个教书先生，她告诉我：“陈老师很喜欢看打仗的电视节目。”
于是，我大概告诉阿姨，她照顾的是一位怎样的病人—他是中国近代牛的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一表人才，又是浙江老乡，所以才被蒋经国看重， 做过青年军的教官，挂国军少将军衔。
阿姨补充说：“他真的很好，很和气，从来不发脾气，对太太也很好， 也不像隔壁床的老头整天要说外语。他之前还能走路，穿着一身红颜色的衣服，别人都跟我说，你照顾的老先生好精神，好漂亮！”
因为没有完全听懂我说的意思，还问我：“你说的那个牛的大学，长得不好看也不能被录取吗？”
此外，护工阿姨告诉了我许多事情：“他太太也在这个医院里，就在上面十六楼，家里人都瞒着他这个事情，怕他受刺激，刚才真怕你说漏嘴……”
后来听说老太太出院了，但是腿脚不好，能来看他的次数也很有限，来得较多的是他的侄子和侄媳。
“之前他在十四楼急救，1 月 10 号转到这里来，我开始照顾他的。医生说怀疑是胃癌晚期了，可能他平时一直就吃得少，长期营养不良。前一段用了药，一直吐血，后来把药停了，这才好一点。之前床头挂的牌子是‘禁止饮食’，这两天已经可以吃半流质了，今天还吃了半个馒头和鸡蛋。”
虽然病情有些好转，但面对他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直盘桓着一个词— 风中之烛。年近百岁的陈志竞先生，曾经何等少年得志，曾经受到何等折磨， 如今真的成为一支风中的蜡烛，虽然他的意识还很清醒，但生命之火已经到了随时可能熄灭的关头。
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善良，告诉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探视者，说自己的情况还好，还要避免我担心。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命运坎坷的“太子党”，可是见了他之后，我的心中反而更加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于是悄悄塞了一点钱给护工阿姨，希望她能够好好照顾陈老。也许我这样做是徒劳的，其实阿姨看起来也还不错。我只是觉得，他的一生被很多人亏欠了。任何人，或者至少是我，应该做一些弥补的事情，虽然远远弥补不了这“有志者事未成”的遗憾。
3月 3 日，放心不下陈老，我又去看他。原本担心他熬不过新年，没想到老人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那时已经过了羊年春节，我问陈老：“您九十八岁了吧？”他笑着点点头。
我这次去除了带着陈老可以喝的饮料，还给他买了尿布。阿姨先是和我客气了一番，后来说：“要不再给他买块毛巾吧，毛巾已经有点硬了。”
因为羊年春节陈志竞没能回家，据说情绪不太好，一直吐血，直到我去了， 才有了笑容，所以我特意挑了一块红色的毛巾，想让他觉得喜气一点。我看到他嘴角有一丝白的印子，我小心地拿出一张湿巾纸帮他擦去，就好像给我们家的新生儿擦口水那样。
走的时候，我对陈老说：“我不知道能帮您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您……”陈老却说：“国家对我很好，为我做了很多。”
那一刻，我紧紧地握着他清瘦却依然挺拔的手。可是，我到底能为他做什么呢？
我曾问陈志竞，洪小姐的全名是什么，他和我说不记得了。但后来，周晓瑛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些洪小姐的信息—她没有在朝鲜战场牺牲，生活得还很不错，成了部队系统一位级别较高的医疗专家，在网络上还能找到一点点关于她的信息。
周晓瑛觉得：“她可能也因为和陈志竞的关系受到一些牵连，但当初离开陈志竞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风烛残年的老人，对于自己的初恋一定是惦记着的。4 月 1 日晚上，想到此事，我怕陈老来日无多，给护工阿姨发了条消息，请她转告陈志竞“洪小姐后来过得很好”。由于一直没收到回音，加之又是清明，有点放心不下， 于是 5 日我又抽空去了趟六院。
一见到陈老我就在他耳边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阿姨笑着说：“前两天已经告诉陈老师了。我把你的短信放在他眼前，他看了以后点点头。”我再次告诉他的时候，陈志竞还是笑着点点头，而且告诉我说自己之前确实不知道洪小姐的事情，所以知道她还好，也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护工阿姨说：“我问他洪小姐是什么人，是不是以前的妻子或者女朋友， 他跟我点点头。”还说之前想打电话给我，说好让我当面告诉陈志竞。
此刻的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出我的样子，是否记得我，除了洪小姐的事情之外，也实在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只是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样子，心里很难过。
阿姨撩开陈老的被子，给我看陈老的一双脚。因为有些脚气，脚趾缝中间都塞着棉花。
这一天是 2015 年的清明。阿姨说：“其实我很怕他今天走，今天这里已经走了两个老人了，20 床和 28 床。”
临走前我又塞了点钱给阿姨，她执意不肯收，我说：“就请你为陈老送终吧。”她没有再执拗。
我突然想到，如果陈老时日无多，能帮他找到初恋情人，或许是后可以给他的安慰。
几天后，周晓瑛找到了洪小姐的全名，根据网上找到的线索，洪小姐应该八十八岁了，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还健在，但一定得试着找找看。
4月 13 日，我在家打了一天长途电话，先联系了她原来工作的单位，被告知洪小姐的关系已经转出，虽然电话已经更改，但还是提供给了我一个北京海淀区的住址。依照这个住址，我打了楼下小店的电话，但没人愿意代为寻找，于是又一路联系了这个地址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小组。居民小组的人说，老太太很好，但见面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儿，对方还算爽快地给了我洪小姐家的电话。
我忐忑地打过去，电话竟然通了。曾经的洪小姐发出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而且作为一个南方人，她的口音也变成了一口北京味儿。想必，当她从我的口中听到如此茫远的“陈志竞”的名字时，一定也很惊讶。迟疑片刻后， 她说：“陈志竞，我认识。”
我告诉洪小姐，陈志竞先生胃不好，恐怕时日不多。她问是不是胃癌， 我说应该是，所以希望和您联系一下。老太太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呗。”
之后我给陈志竞的护工打了电话，交代了其中的情况。第二天，我打电话去问，护工说对方并未来过电话。这让我有些不甘，于是又打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是洪小姐的儿媳妇，她说：“老太太也快九十岁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平时我们都当她是小孩对待。”儿媳妇坚信，婆婆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我知道，这分明是洪小姐根本不愿意讲。
儿媳妇说，老太太年事已高，要她打这个电话已经不大可能，于是我提议干脆我们这边打过来，对此她倒并不反对。
和李阿姨沟通了几次，她说陈老近身体又好了很多，精神起来了， 于是我决定 15 日周三下午干脆再去一次第六人民医院，帮老人完成这个心愿—于我自己来说，也有一点私心，希望能够见证这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意义特殊的通话。
到医院后，我先给陈老看了赵仲兴校友提供的几张现在云南师大的照片， 之后便借口上厕所，往北京打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起来竟然是洪小姐本人。也许有些唐突了，我也没有询问对方究竟态度如何，但是为了完成陈志竞的心愿，我还是立即把电话递给了他。
我原以为那一刻那一幕应该很神圣，其实它来得很普通。陈志竞拿起电话，用上海话（我想一定是他们年轻时交流用的语言）问：“××（洪小姐的名字）……侬是×× 是伐？侬现在在撒地方？……侬听不太清楚啊？手机的关系还是啥关系？侬几时休息伐啦？侬休息？……”
我原本说我和阿姨退出去，随便他们两个说些什么，可眼见陈老无法自己拿住手机，只能在他边上扶着话筒。我正为他问的那句“侬休息伐啦？” 这个没话找话的说法感到搞笑，可没想到，通话竟然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陈志竞示意听不清楚，我便接起电话来。这一头，老先生含着笑，轻声地自言自语：“嘿嘿嘿，洪 ××，寻着了。”而那一头，老太太冷淡地说：“他说的话我听不清楚，我现在耳朵不好。”我问有什么可以代为转达，她却说： “没什么好谈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虽然我心里有点不悦，但为了让陈志竞不要感到异样，只能带着笑脸客气地和她说完挂断。
另一位之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提起洪小姐，陈志竞依然充满着爱意甚至甜蜜。
挂了电话之后，李阿姨告诉我，之前我打电话给她时，虽然她已经走到了远离病床的床边，跟我确认是叫“洪什么”，结果陈老竟然灵敏地听到了这个名字，追问“洪 ×× 怎么了”。
陈志竞甚至一度以为洪小姐要去医院看他，激动得很，后来才晓得只是我去医院帮他通话。阿姨说：“他昨天一直在等电话，等了一天都没怎么休息，所以今天睡到很晚才醒，我也没有叫他。”
她还对陈志竞的两个侄子和侄媳妇说：“你们的‘大妈’找到了。”小侄子甚至很激动地说：“既然有号码，那我们现在就打过去。”侄媳妇还问他， 是洪小姐漂亮还是现在的妻子漂亮。陈志竞竟然打趣地回答她：“都没有你漂亮。”
我告诉阿姨，你看他二十八岁就做了杨浦区区长，还是少将，长得又帅， 身边怎么会少美女，女朋友怎么可能不漂亮。
当然，六十多年过去了，漂亮不漂亮的都只是浮云。对于走到生命尽头的陈志竞来说，此时此刻的洪小姐也许会是他的某种精神支柱。
于是，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九十八岁的陈志竞听说洪小姐在北京之后，竟然问我：“现在去北京方便吗？”
我说：“难道您想去北京看她？那也得等身体恢复到可以把身上的管子都拔掉才能去啊。”
他点点头，笑了。
因为这件事，我明显感觉到了陈老对我的信任。虽然他没有特别对我说谢谢，但我看到了他的眼里噙着的泪花。他看我的眼神也变得更温柔。我问陈老打过电话高兴吗，他说：“高兴啊！”
之前我问他洪小姐的全名是什么，他说不记得了，这一次，他主动告诉我， 洪小姐是宁波人，是自己的个女朋友。当时她在浙大医学院读书，相识是因为她的姐夫是他联大经济系的同学。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陈老对我道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我问：“如果没有当时那些事情，你们是不是已经完婚了？”他说：“是的。”只是，时间改变了太多，宁波人洪小姐，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北
京老太太。曾经差点成为夫妻的两个人，一个仍对对方念念不忘，一个已经不愿面对往事……
不要再说什么结果。平心而论，我知道这个故事已经在此达到高潮，它不可能再往下发展，但那一刻，毕竟让人想起旧日的时光，让人感觉触摸到了生活的一点点温情。
也是那一天，陈老终于向我解答了他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而没有去台湾的原因。
之前，关于他的报道中曾经写道：
第二年（1950）春节，陈志竞给已经到了台湾的蒋经国寄去一张贺年卡，很快就收到回音，信上短短两行字：“你的贺年卡我收到，也祝你新年好。”看过后，陈志竞有些失望。从台湾过来的江国栋旁敲侧击地关照他：“教育长希望你留在香港，不要去台湾。这里会成立一个复员青年军组织，由你来负责。”蒋经国在苏联时的同学王新衡，也找到陈志竞，反复强调台湾乱糟糟的，还是留在香港好。
香港当时有一批西南联大毕业生，在李济深动员下，乘船返回大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一位和共产党多有接触的校友，常常跑来探望陈志竞，他说：“回北京的人都过得很好，工作也十分理想。”劝陈“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况且年纪还轻，在国民党里职位也不高，回去后都可以重新开始”。几次推心置腹下来，陈志竞有点心动，再加上未婚妻也一再催促，“她和我的父母兄弟还在上海，她在浙大医学院有学业没完成。说到底，我们的家都在那里”。
和洪小姐通了电话的陈志竞对我说，没去台湾是因为当时对那边很失望。我说是不是也有人聒噪他回大陆，他说也有这个成分，还有思念家人。我问他当时也和经国先生通过信吧，他说是。我说他可能自己对未来的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也没法十分积极地回应你，他也点点头。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看完《北平无战事》后，我似乎更能理解陈志竞说的“对国民党很失望”是什么意思。在战场上，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铁血救国会”正在失势的节骨眼上。
所以，这样的失望其实是双重的。
我甚至觉得，《北平无战事》的剧情和陈志竞的经历，像是两件相互佐证的材料，互相印证了彼此结局的合理性—剧中那四位“铁血救国会”成员， 撇开政治斗争的胜败不说，他们毕竟首先是爱国的。除了冷峻的王蒲忱和愚忠的孙朝忠，梁经纶出国未归，曾可达饮弹自尽，这样的结局都是合情合理的。
同样，陈志竞当初的选择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尽管他为此付出了几乎被囚禁一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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