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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
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不过去的作品。
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心态、风俗，以及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
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们在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办人
※数学家的逻辑，文学家的想象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因此，我愿意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杨斌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作者
※用考古成果读懂玄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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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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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硕，青年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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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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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
引 子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 ：稻与龙
第三章 二里头 ：青铜铸造王权
第四章 异族占领二里头
第五章 商族来源之谜
第六章 早商 ：仓城奇观
第七章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第八章 武德沦丧南土 ：盘龙城
第九章 3300 年前的军营 ：台西
第十章 殷都王室的人祭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第十三章 大学与王子
第十四章 西土拉锯战 ：老牛坡
第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第十六章 成为商朝爪牙 ：去周原
第十七章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第十八章 《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第十九章 羑里牢狱记忆
第二十章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第二十一章 殷都民间的人祭
第二十二章 纣王的东南战争
第二十三章 姜太公与周方伯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扬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尾声 ：周公到孔子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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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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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陌生的形象/许宏序言
从作品看李硕，以为他的“专业”就是中古史——搞魏晋南北朝的，侧重战争史。显然，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学术圈视角：哪位学者都得有个“专业”嘛。及至看到《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才知道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写孔子的，而《孔子大历史》已是十年后的大幅增订本。
真是要对李硕的贯通刮目相看了。从南北朝一下穿越到了春秋，把几乎写滥了的孔子又娓娓道来地捋了一遍，从生写到死，居然又写出了新意，让人心生敬佩。在《孔子大历史》的后记中，李硕曾提到，“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但附录中已收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为外篇之一：“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显然，《翦商》就是在这一长文基础上的巨幅扩写。追根溯源至此，你不由得感叹并由衷钦佩：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
那么结果呢？先袒露下读李硕这本书前的真实心迹：既然进入了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就得从专业的角度好好审视审视了。不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391—392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这肯定都是限制级的。
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或许，这正缘于李硕与考古学和上古史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使得他可以避免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诸多局限。
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第210页）“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第221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取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的差别也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2页）“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第540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成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2页）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第1页）
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的多，近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推测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错误），就是植物考古学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粒重”（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持之有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
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
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285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诗经》里没有且更古老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第302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5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遗风。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还是用李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力吧。
内文（摘自“引子”）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却是绕不开的。下面，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区。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24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是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三层，共掩埋了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发掘上千座人祭坑，但大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头），且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2.8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被修整夯打过。主祭者先在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颚骨一块、右腿一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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