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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制度、人事、案件交织，绘刑部260余年沧桑变化
☆国法、人情、利益错综，窥清王朝统治的底层逻辑
☆传神写照技术型刑部官员，刻画法律精英们的精神侧影
☆细致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部门、地方官员的往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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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综合编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名制度的发展做出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的考察，刻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
全书通过分析清代皇权在刑名体系中的环节性作用，揭开了有清一代如何提升刑名体系的运作效率，以维持全面制度化治下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由此缓解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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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小悠，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已出版《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合
著）、《英和日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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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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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对象、方法与思路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史料来源分析
第一章 部权特重
第一节 合法性焦虑下的清代刑政
一 为什么要追求“刑狱平”
二 成本与秩序之间
第二节 明清易代与三法司权力倾斜
一 明代的三法司分工
二 从分权到集权
第三节 雍乾时期的刑部机构改革
一 清初刑部的糟糕表现
二 雍正皇帝的问题意识与改革策略
三 乾隆年间的新局面
第二章 政务运作流水线
第一节 地方刑案覆核流程
一 文书到部
二 刑部主稿与法司合议
三 死刑案件的上奏与批答
四 地方错案的驳回与惩戒
第二节 刑部现审案件流程
一 人犯移送与主审官选派
二 审讯与定案
三 人犯发落
四 刑部狱政
第三节 秋审决囚流程
一 刑部核拟
二 九卿翰詹科道会议
三 勾到与减等
四 秋审的价值
第三章 技术官僚的理想国与乌托邦（上）
第一节 天下人命系于刑部之一官
一 司官的来源与任期
二 司官的“缺”
三 司官的“差”
第二节 回翔封圻，入掌邦宪
一 “六堂”人选的变化
二 “当家堂官”的权力与责任
三 管部大学士的地位
第三节 因其人而生权力
一 官吏关系
二 堂司关系
三 满汉关系
第四章 技术官僚的理想国与乌托邦（下）
第一节 日治案牍夜读律
一 刑部官员任职前的律学基础
二 刑部官员在部的法律专业学习
三 刑部官员的律学著作及其影响
第二节 敢学申韩号法家
一 刑部官员的自我期许
二 刑部官员的外部评价
第三节 刑部法律精英的末世变奏
一 刚毅、赵舒翘的通显与败亡
二 沈家本的旧迹与新声
第五章 天下刑名之总汇
第一节 重内轻外，势所必然
一 “部驳议处”制度中的刑部与督抚
二 刑部与地方法司的博弈效果
三 嘉道年间地方刑名系统的异化
四 部驳议处制度的崩溃
第二节 问案必用刑曹
一 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
二 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
三 刑部与九卿翰詹科道会议
四 刑部与钦案派审王大臣
第三节 法司依律，天子衡情
一 皇权主导下刑罚的“世轻世重”
二 政治与非政治案件中的皇权
三 皇权在刑名体系中的作用
结 语
附 录
附 文
一 死刑案督抚题本一件
二 死刑案督抚奏折一件
三 死刑案三法司议覆题本一件
四 督抚回应部驳揭帖一件
五 刑部现审钦案奏稿二件
六 钦差谳狱奏折一件
附 表
一 康熙《会典》所载刑部各机构设置
二 嘉庆《会典》所载刑部各机构设置
三 雍正二年春夏刑部上折司官情况表
四 雍正二年冬《缙绅全书》所载刑部司官情况表
五 乾隆五十三年春《缙绅全书》所载刑部司官情况表
六 光绪十一年冬《缙绅全书》所载刑部司官情况表
七 清代刑部堂官任职情况表
附 图
一 刑部呈行簿
二 司看秋审册
三 秋审不符册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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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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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部权特重
第一节 合法性焦虑下的清代刑政
与前代相比，清王朝的统治者主要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它并非传统的华夏政权，君主是东来的满洲人，核心统治集团是多民族共同体—八旗，在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下，政权合法性天然不足。第二，清王朝政权稳固后，人口激增，19世纪初总数已达四亿之多，人与资源的关系空前紧张，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第三，清代中前期，通过武装征服、改土归流等手段，政权的直接控制区大大扩张，边疆地区土地广袤、民族成分复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各民族人民之间既相互融合又摩擦不断，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欲维持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保政权长治久安，清王朝需要在国家的治理能力，即政府行政层面做出更多努力，使其统治更加高效有序。
一 为什么要追求“刑狱平”
行政学的创立者威尔逊在他的著作《行政学之研究》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那些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专制政府，由于不需要依赖国民的同意而存在，就不需要争论国家主权由谁掌握这类政治层面的问题。但为了使政府长期保持垄断地位，垄断者对发现尽可能不激怒民众的垄断方式最感兴趣，且能及时采取快捷高效的手段。简而言之，拥有开明君主的专制政权，最注重社会秩序的建设，是以在行政层面，可以取得卓越的成就。威尔逊赞美专制的法国、普鲁士掌握了“改善行政方法的艺术”，已经走向自由的英国、美国虽然成功实践了“抑制权力的艺术”，但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却逊于前者。[1]用威尔逊的理论看待中国历史，历代皆行“秦政”的中国专制王朝，在国体上一脉相承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行政体制改革。时至清代，一个合法性天然不足的统治集团，面对一个领土极其广袤、人口与资源关系空前紧张的统治对象，想既维持旧体制，又确保统治的长期稳定，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延续了200多年的清王朝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这当中涉及的因素极多，有一点要特别提到的是：切实追求“改善行政方法的艺术”，是它在严峻考验下得以维持长期统治秩序的重要保障。
清代政府行政以钱粮、刑名两项为最重，贯穿于从州县到中央之间的所有环节。前者让国家从民众手里获得运作政治的资源，后者维护政权的存在与社会秩序。二者构成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也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密不可分。
因为合法性焦虑是困扰清代所有统治者的头号问题，所以其政权的统治策略，特别是对各阶层、群体所展示出的统治态度，自始至终与此问题息息相关。对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对前朝政权和华夷之辨眷念执着的、有可能对本朝政权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汉人士大夫、地方绅士，清朝统治者习惯于摆出更强势的姿态，对其讲学、结社、发表言论、扩张财富、参与政治等行为，多采取强力干预，甚至严厉封禁的手段。但对更关注个体生存状态而非政权属性的广大中下层民众，清朝统治者则倾向于使用关照安抚的策略，譬如将税赋均平、社会公正等普通人最关切的事情，拔到很高的位置，不仅仅视之为技术性的政府行政职能，而是直接与政权合法性挂钩，通过宣扬君主在这些领域的“仁政”，弥补自己的天然缺陷。是有所谓“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1]
雍正年间，朝鲜使臣曾记录清朝君臣就满洲统治正统性问题的谈话。其间，雍正帝回忆到乃父康熙帝兢兢业业，勤政唯恐有失的原因时说：“想先帝欲图久远，见推背图云‘胡人二八秋’，即行批仙，求大仙明示何所谓胡人二八秋，朕当重修庙宇。仙批云：‘不用修来不用修，谁识胡人二八秋。红花落尽黄花发，五月干戈八月修’。先帝欲明此语，终不能明，一惟从宽省刑薄税，听从天命而已。所以刑部每停秋决，广善库设法借俸。”[2]所谓推背图之语，所示无外乎胡无百年运之类，康熙帝为求心安，能做的就是颁布省刑薄税的惠政，其中重要一项，即是刑名领域的停止秋决，从绝对数量上少杀人。
不仅仅是康熙皇帝，有清一代，“慎重刑章”都是其基本国策，统治者将“人命至重”的理念摆在了国家治乱的高度加以理解。嘉庆帝曾亲撰《慎刑论》，并颁赐大学士、三法司堂官和各省督抚、按察使共60人。[1]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国家慎重刑狱的四点必要性：保全良善、翦除邪慝；辅助教化、端正风俗；惩治纵欲枉法、顽视人命之酷吏；避免上干天和，引起水旱灾荒。[2]可见在清帝的认知中，慎重处理刑名事务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统治基础、整肃官僚队伍，乃至展现天人合一形视角下帝国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重视，自然也是一件事情获得权力与资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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