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福兰克?兰特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1940— ）是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在研究诗歌、现代主义、批评理论史以及小说创作等领域颇有建树。他的文学评论著作引起批评界的热烈讨论，被许多美国大学列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他本人被认为是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一样带有对抗性的知识分子式批评家（Salusinszky， 1987; Xu，1992），与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一样，都是带着叛逆倾向、追求自我塑造和自我表征的知识分子（Fjellested 863—874），跻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弗列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列（杨仁敬653—661）。他的小说创作深受美国著名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和纽约文学圈著名的编辑和评论家格尔登?利什（Gordon Lish）等人的好评，喜欢他的粉丝更是奉之为美国重要文学潮流里的硬通货，是必读作品（Jackson 13）。
兰特里齐亚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尤蒂卡（Utica）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无论在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文学创作上，都深受其家庭、教育环境及其意大利裔身份的影响。兰特里齐亚的父母都是意大利南部移民二代，为维持家庭生计，八年级后就都离开学校到工厂工作，生活艰辛。他们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重视对兰特里齐亚的教育，他的母亲常以自己为反面例子，鼓励他一定要上大学。1962年，兰特里齐亚从尤蒂卡大学毕业后，怀着对文学的热爱来到杜克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硕士学位，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文学批评之路。他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著作包括《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1980）、《批评与社会变革》（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1983）、《精灵与警察：米歇尔?福柯、威廉?詹姆斯、华莱士?斯蒂文斯》（Ariel and the Police: Michel Foucault， William James， Wallace Stevens，1988）、《艺术的犯罪与恐怖》（Crimes of Art and Terror，2003，合著）等。兰特里齐亚的批评理论受到美国学界的肯定，也引起争议，甚至被新保守派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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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诗性主义：福兰克?兰特里齐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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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兰特里齐亚的学术生涯可以发现，他在很多方面算得上是美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人物，但从中也看到一条反叛和回归的有趣轨迹。可以说，兰特里齐亚以形式主义美学的视角开始文学之旅。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对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在硕士毕业论文里评述美国对诗人拜伦的文学评论，并在博士毕业论文里研究叶芝和斯蒂文斯的诗歌。然而，在批评理论盛行之前，兰特里齐亚就开始涉足批评理论，将文学批评放置在欧洲哲学语境里。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他深受乔治?布莱（George Poulet）、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 或“意识”批评学者（“consciousness” critics）及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早期著作的影响，与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渴望批评界能够重新重视文学中的“人”。他的第一部著作《语言的狂欢：叶芝与斯蒂文斯的激进诗学》（The Gaiety of Language: An Essay on the Radical Poetics of WBYeats and Wallace Stevens，1968）具有强烈形式主义美学特点，他不仅从形式主义美学角度分析叶芝和斯蒂文斯的诗学，而且追溯康德与后康德哲学思想对19世纪文学产生的影响。
这部书体现了贯穿兰特里齐亚学术生涯的两大元素：语言带来的愉悦和艺术家的激进主义倾向。他在书中说：我们理性的头脑知道诗歌是成年人的童话，更知道童话与否并不重要，于是放纵“沉浸在诗歌媒介的狂欢里”（Gaiety 192）。这种思想的形式主义美学特点过于浓厚，他后来对此也渐渐产生怀疑。然而，质疑并不等于完全推翻。即便在他后来反思形式主义美学并且反叛这一传统时，他仍然在心里存留它的重要性。他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里表示，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形式主义美学，也不应该完全抛弃它。尽管文本与历史密不可分，不应将文本和历史割裂开，但形式主义美学仍可以起作用，它为我们“描写语言文字的细微发展变化，密切观察这些发展变化所包含、表达或涉及的历史”（Salusinszky 187）。形式主义美学像平衡杆的另外一头，一直牵制着兰特里齐亚的激进主义批评意识，并且在他后来发现批评理论的发展局限时起到一定作用。这就是兰特里齐亚对“沉浸在诗歌媒介的狂欢里”的发展性解释，与形式主义美学批评有一定差异，包含他后来激进主义文化政治诗学的倾向。
兰特里齐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担任助理教授期间，出版著作《罗伯特?弗罗斯特：现代诗学与自我的景观》（Robert Frost: Modern Poetics and the Landscapes of Self，1975）。兰特里齐亚的研究比其他人提早几十年回归到美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及其历史渊源上，他在书中将弗罗斯特与艾略特、斯蒂文斯和叶芝相提并论，特别关注自我与主体性、创造性、“意识的特殊艺术行为”（16）或塑造行为，以及个人内在与外在的互动关系。这部书与《语言的狂欢》一样，渗透着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然而，这部著作体现了兰特里齐亚此后一直反复思考的主题：一方面，诗人受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教育影响，上述种种因素不断塑造诗人，并对诗人产生压迫；另一方面，诗人以其创造性想象力对外界实施改变和影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兰特里齐亚从原来关注诗人的“激进诗学”，发展为关注诗人激进的自我：他特别聚焦诗人在实施变革和暴力冲击等方面的能动性。但最终，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诗人诞生于塑造诗人自我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等因素，置身这个框架体系里面，该如何突破种种限制和影响因素，反过来去改变它们。在书中，兰特里齐亚使用一些含义相近的词，反复强调驱动诗人的是创造力和想象力，若要更深入追问，则驱动诗人超越限制的，是某种根本的力量或创造性的能量、原始冲动和能量、创造性的意识等。兰特里齐亚受斯蒂文斯的影响颇大，在这部著作里首次提到斯蒂文斯的观点，即诗人内心存在一种与“外在的暴力”相称的“内在的暴力”（149）。
兰特里齐亚常常反思并质疑自己的思想，发现自己作品中的不足之处。他会从相反的角度思考问题，有时甚至推翻以前的思考。他在一次访谈中承认，“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主题; 我一发现自己总在重复某个相同的写作方式，就一定要去找别的事情做，才能保持浓厚的兴趣”（Depietro 16）。其实，与其说他是为了让头脑持续保持高度敏锐，不如说是他那富于批评性思维的头脑在工作。
在欧洲理论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时，兰特里齐亚开始深入反思形式主义美学的强大影响，对新批评之后的批评理论展开批判。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氛围为兰特里齐亚的思想提供了背景。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路易斯?坎普（Louis Kampf）曾在1971年年会讲话中声称：文学如果没有直接与政治行动联系起来，就只是一种“消遣”，“小把戏”或“游戏”，他号召大家起来参与到“激进的社会变动”中 （Strandberg 1）。似乎是响应坎普的呼吁，70年代中叶，文学理论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穆瑞?克利格（Murray Kreiger）与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创立了批评与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吸引大批批评界人士前来任教。批评界一片繁荣，关于结构主义和德里达（Derrida）的书不断出版。兰特里齐亚开始预见未来十年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敏锐地看到，对于批评理论学科的现状和发展，批评界似乎缺乏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整体把握。因此，有必要将时兴的批评理论，放置在一个历时性框架里予以审视，1980年出版的批评论著《新批评之后》就诞生于这一思考。
《新批评之后》是在欧洲哲学语境下研究当代美国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不仅为后来的理论研究者提供新思路，也标志着兰特里齐亚在理论学科取得成功。兰特里齐亚将批评理论放置在思想发展史的框架里，与过去建立联系，批评美国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割裂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倾向，对美国学界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美学提出批判。可以说，这是第一部综述和评价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对二战后批评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评论的著作，为未来的批评理论策略指出方向，极大地促进了批评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体系化。它的思想高度在美国批评界遥遥领先，该书出版之后很久，解构主义和其他包括新批评在内的许多理论流派才开始将其核心观点与政治性和历史性联系起来（Salusinszky 185），纷纷撰文表明它们并非不关注政治和历史。
将文学与政治行动联系起来的做法，跟兰特里齐亚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有关。兰特里齐亚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来自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南部最大特点是赤贫和剥削，跟北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移民美国后，都在工厂里做工，属于典型的劳动者阶层。一方面，兰特里齐亚的祖父会写诗，外祖父擅长讲故事，兰特里齐亚很可能继承他们的基因，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乃至后来的文学创作之路。另一方面，出身劳动者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关注点和思维方向。他身处大学机构，研究西方经典作品，却也深切地感到自己与学院那些出身比较好的人之间存在差异。他不仅看到自己跟别人的阶层差异性，也看到作家们的阶层差异性，看到作家们的种族、族裔和性别差异。他敏锐地认识到，有些文学理论是在“规避不可回避的差异性”，因此他不仅“对这类文学理论保持警惕”（182），而且刻意要将这种阶层、族群差异性呈现出来。这也促使他在《新批评之后》里挑战主流文学理论流派的霸权地位，号召文学和文学批评要积极投入改变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的活动当中。可以说，在美国各族裔或群体纷纷起来为平权发声的20世纪80年代，他以自己敏锐的思考和观察加入这场社会文化变革大潮，成为最早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结合的批评者之一，也促使学术界将他列为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文学批评家。
兰特里齐亚到莱斯大学任职之后，于1982年出版《批评与社会变革》。这部著作深受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的影响。兰特里齐亚在著作里强调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推进社会变革。他反对文学批评脱离社会政治语境的做法，高唱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政治作用，以阶级、性别、族裔、文化研究颠覆传统的经典叙事，也预见了美国文化同化进程与多元文化历史渊源之间的矛盾。
兰特里齐亚在探讨文化、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时，他的族裔和阶级背景仍然起很大作用。他首先承认自己曾逃避和压抑自己的社会和族裔背景，但他表示，作为一个出身于劳动者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社会、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偏见的主流文化，他要重拾自己的局外人经历，对主流文化提出批判；他要把人文主义学术理念作为一个平台，从事“激进主义研究，引起争议的研究，从事有目的、有隐秘政治目标的研究，承认美国文化多元性的研究，代表受贬低者、被践踏者的研究”（Depietro 17）。显然，兰特里齐亚决意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引入美国学术界，坚信文学工作者在推动变革方面能够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该书因再次打破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表现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受到里根时代文化右派的强烈批判，使他饱受争议，被评论界称为“引起文化纷争的人”（18）。美国记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莫林?克里根（Maureen Corrigan）在1984年初《村声》（Village）
《村声》是美国第一个新闻周刊。作为一类着眼于文化和艺术的报纸，它是纽约市众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平台。
中为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当代文学理论界的流氓哈利”。杂志还配上他的照片，他穿着紧身高尔夫球衫，两只胳臂交叉在胸口，露出强壮的肱二头肌，被美国意大利裔评论家认为是典型的意大利街头硬汉形象，生动地诠释了《批评与社会变革》的作者挑战主流文化霸权的反叛精神。
1984年，兰特里齐亚回到母校杜克大学任教，后来出版《精灵与警察》，与之前的两部著作构成“批评三部曲”。在这部著作里，兰特里齐亚关注艺术的主体在福柯和詹姆斯思想中的位置，不仅讨论斯蒂文斯诗歌中体现的性别意识和经济差异意识，而且推出诗性主义思想。正如评论者所说，“《精灵与警察》的亮点，是覆盖和超越《新批评之后》所阐释的哲学意义，也超越《批评与社会变革》所捍卫的批评的政治价值。这部书与其说代表批评家兰特里齐亚的终结，不如说代表作家兰特里齐亚的开始”（DePietro 20）。兰特里齐亚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强调从事艺术创作的主体能够在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艺术主体的诗性主义具备活泼、自由的气质，总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及机构的压迫，在创造历史中起到积极的建设作用。兰特里齐亚回答了前两部著作留下的问题：文学工作者究竟如何推动社会变革，为他将来的写作转向埋下伏笔。
此后短短几年内，兰特里齐亚相继出版《唐?德里罗述评》（Introducing Don DeLillo， 1991）、《〈白噪音〉新论》（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 1991）和非常畅销的《文学研究中的批评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1990），继续探索文学批评甚至是文学创作之路。
与此同时，兰特里齐亚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危机不断，让他从中发现改变自己道路的契机。一方面，自1982年以来，兰特里齐亚一直在撰写弗罗斯特、斯蒂文斯、庞德和艾略特批评著作《现代主义四重奏》（Modernist Quartet，1994），但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瓶颈，一直找不到理论突破，时隔12年才得以成书出版。兰特里齐亚在著作中仍然发挥优秀的批评素养和文学悟性，对四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进行精彩的文本解读；在理论观点上，他强调四位艺术家抵制权力压迫的反叛激情：诗人抵制文化霸权和父权文化，抵制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诗性自我及其艺术表达在推动社会变革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至于如何将他所提倡的付诸实践，要等到兰特里齐亚自己从事艺术创作，才算是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婚姻破裂令他深受中年焦虑的困扰，渴望内心的平静。受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著作的影响，1991年夏，兰特里齐亚往南卡罗来纳州熙笃会修道院麦普金修道院（Mepkin Abbey）小住，寻求挣脱自我困扰的方法。离开修道院时，他受一位修道士的启发，将自传和一些思考记录下来，他的自传体小说《夜晚之畔：告白书》（The Edge of Night: A Confession，1994）也因此诞生。他撇开过去20年所做的，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并从中看到希望，因为他感到他既是在写“真实发生的”，又“不必拘泥于事实”，这样就“可以探索自己的各种情感反应，可以在这一阶段反思自己，探索这对我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这很诱人，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21—22）。这种自传性质的写作促使兰特里齐亚开始转变写作思路，也让他获得写作的自由、自我的自由。对于他来说，写作不仅仅是很治愈的一件事，而且让他从智识上获得新生，他个人也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新生活以他和杜克大学戏剧学教授乔迪?麦考利夫（Jody McAuliffe）结婚为起点。
此时的兰特里齐亚也开始反思文学批评界过分政治化的倾向，加快了他转向小说创作的进程。时值20世纪90年代中叶，整个批评理论界的政治活动仍如火如荼地开展，与新保守派的辩论也在继续。仅仅20多年，文学批评就越来越集中在批判文学中的“霸权话语”与“权力关系”上，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研究文学时，无论什么样的文本，无须细读，一律提出标准化问题，然后得出可以预测的答案（Edmundson 163）。
兰特里齐亚深感忧虑，在1996年9、10月合刊的《通言》（Lingua Franca）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个前文学评论者的遗愿和遗训》（“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反对文学研究中无视美学研究、过分政治化、过分夸大文学批评政治作用的势头，批评这场几乎可以说是由他倡导、引领并振兴的文学政治活动，在中外文学评论家界引起轰动。他在文章中提到一个给他极大触动的事件。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个研究生的陈述使他认识到当时文学批评的严重问题。那个白人男学生声称“我们首先要明白，福克纳是种族主义者”（23），由此引发热议，也激怒兰特里齐亚。他认为发言者对福克纳作出狭隘解读，还自以为是，表明文学研究已经被某类评论家主导，学生模仿教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文学作品，将“政治正确”奉为圭臬（DePietro 154）。
兰特里齐亚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文本解读程序化普遍存在，其弊端在于“文本不是被阅读，而是被预先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X，文学研究就是揭示那个X，X即帝国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厌恶同性恋等等”。究其原因，许多文学批评者格外努力刻意地证明文学在世界各种权力关系的组织上扮演战略角色（“Last Will” 59—67）。他们舍弃审美，专注于政治与文化研究，掩盖了对文学作品品格高下的甄别，对文学与文学批评都是不利的。
此后，兰特里齐亚有意回避锋芒毕露的文学批评理论活动。他不再给研究生上课，开始教本科生；不谈批评理论，却以文本细读法为起点，与学生一起体验文字解读并从中获得思想的愉悦。1996年后，兰特里齐亚一边致力于小说创作，将自己多年的理论思想融入创作中，一边进一步思考批评理论。2003年，他与斯坦利?豪尔沃斯（Stanley Hauerwas）共同编辑出版《来自家乡的异见：“9?11”之后的散文》(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 Essays after 911)，与乔迪?麦考利夫合著出版《艺术的犯罪与恐怖》。他还和安德鲁?杜布瓦（Andrew DuBois）共同编辑出版《文本细读：读者》（Close Reading: The Reader）。这三本书成为他在文学评论领域的收山之作。这位曾经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文学批评家，最终对脱离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感到非常不满，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推行他的艺术理论。
20多年里，兰特里齐亚在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体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创作激情。除了《夜晚之畔：告白书》，他的小说还包括两部小说合集的《约翰?克利泰里/刀手》（John Critelli/The Knifemen， 1996），《炼狱之声》 (The Music of the Inferno，1999)、《卢凯西与白鲸》（Lucchesi and The Whale，2001）、《路得记》（The Book of Ruth， 2005）、《意大利女演员》（The Italian Actress，2010）、《安东尼奥尼的忧伤》（The Sadness of Antonioni，2011）。此后，兰特里齐亚创作了具有强烈大众小说风格的作品，包括艾略特?孔德侦探小说三部曲《临时抬棺人：艾略特?孔德侦探故事》（The Accidental Pallbearer: An Eliot Conte Mystery，2012）、《尤蒂卡杀狗人》（The Dog Killer of Utica，2014）和《莫雷利往事》（The Morelli Thing，2015)，以及《黑暗中的位置/恶之迷惑》（A Place in the Dark/ The Glamour of Evil，2020），《曼哈顿崩盘》（Manhattan Meltdown，2021）。评论界对于兰特里齐亚的小说创作依然是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兰特里齐亚的思想和创作实践转向是出于一种经济学考量（唐小兵，1997）。更多人则认为他饱含强烈的艺术激情，带着新颖而尖锐的创作声音，在探讨族裔性、自我、地方与现代性、艺术的本质等主题上具有深度和广度（DePietro， 2010; Gardaphé， 200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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