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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威慑》一书是弗里德曼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介绍威慑的著作。本书分为威慑研究的兴衰、威慑的意义、实践中的威慑、规范与犯罪行为、冷战后的威慑、从威慑到预防性战争、战略强制、威慑的未来八个章节，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的介绍了有关威慑的理论与历史。该书也得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帕特里克·摩根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教授两位威慑理论大家的推荐。
二战结束以来积累的知识包袱之重阻碍了对威慑的研究。关于威慑可能达到什么目的的夸大的概念被发展出来，结果被学术批评推翻了。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描绘了当代威慑概念的演变，并讨论了它是否——以及如何——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相关性。他兼顾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并借鉴犯罪学以及战略研究文献，以发展一个基于规范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利益的威慑。这本书将是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生以及所有对当代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基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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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本重要且具有开拓性的新书中，劳伦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评估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和战略观点的威慑。这种方法被应用于危机管理，这一概念的实用性和相关性在“9·11”之后美国的战略实践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考虑到小布什政府对于作为替代性概念的先发制人的明显偏好。
弗里德曼描绘了当代威慑概念的演化，并讨论了它是否以及如何仍然与今天的世界具有相关性。他兼顾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并利用了犯罪学和战略研究的文献，发展出了一种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威慑观。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生，以及所有对当代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威慑》将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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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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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现为英国伦敦国王大学战争系荣休教授、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教授和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研究领域涉及冲突、安全与历史，他在国际历史、战略理论与核武器相关领域著述颇丰，经常就当代安全问题发表时事评论。卡赞斯坦曾称其为一位“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者”。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国际事务图书类“阿瑟·罗斯奖”、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军事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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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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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Ⅰ
导论／1
第一章威慑的兴衰／7
第二章威慑的含义／32
第三章实践中的威慑／52
第四章规范与犯罪行为／75
第五章冷战之后的威慑／94
第六章从威慑到先发制人／103
第七章战略胁迫／134
第八章威慑的未来／142
译后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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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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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在整个冷战期间，“威慑”这一概念是所有战略话语的中心。西方的每一个战略举动都是参考它的需要作出的，最终苏联集团也是如此。威慑作为政策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转化成了它作为一个概念所受到的礼遇，这反映在了无数的书籍和论文里。如同正统学说经常遭遇到的状况一样，威慑开始吸引到不满意者和敌意者的嘲弄和厌恶。然后，随着冷战的突然结束，威慑学说丧失了正统的地位。由于政界与学界对威慑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以及之后，需要威慑发挥作用以应对的敌人不复存在了，威慑的概念显得泛化且脆弱。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里，威慑作为一项政策似乎是多余的；而由于持续不断的批判，威慑作为一个概念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它从西方战略思维中的主导地位走向了边缘。支持者们弃它而去。最先离开的是鸽派人士，他们对一项依赖威胁而非诱导、强调军事议题比政治经济议题更重要的政策感到不安。后来其中一些鸽派人士对于他们抛弃威慑的行为感到了懊悔，因为最终反对威慑的主题成了提倡采取主动行动的更具鹰派色彩的政策主张的一部分。鹰派人士并非在寻找一种比威慑更为柔和的选项，他们只是想挣脱威慑所要求的政策上的克制和被动倾向。
在2002年期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发起了美国安全政策上看似激进的一个转变，从威慑转向了先发制人。对威慑的依赖假定武力威胁可以遏制其他国家的敌对行为。尽管先发制人也拥有一段很长但不太引人瞩目的历史，从威慑转向先发制人却暴露出了美国自信的丧失。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认为，有些威胁是无法制止的，必须在它们成为威胁之前就加以处理。这一转变是由美国2001年9月11日所遭受的恐怖袭击所引起的，事件的影响极具创伤性，只要提到“9·11”事件本身通常就足以代表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转折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定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是如此的无法无天和残暴，且如此的执着于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除非立即予以处理，否则可能会向美国及其海外部队或盟友发动更为致命的恐怖袭击。
在2003年3月，美国在英国以及小部分澳大利亚军队的支持下组织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几周之内这个国家就处在联军的有效占领之下了。然而，联军的占领很快就证实，来自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并不像战前所说的那样迫在眉睫。这表明，正如反对发动战争的人们所坚称的那样，美国本可以通过威慑来阻止萨达姆政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此同时，一个特别具有压迫性政权的垮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居然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事实也证明，发动战争将在诸多方面带来显而易见的问题，包括恢复安全秩序和基础服务，以及在伊拉克经历了几十年的暴政、战争和制裁后开展重建工作。
战争还引发了对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拷问。美国的军事力量看上去势不可挡。小布什政府对联合国内的异议置之不理，安理会里除了英国以外其他所有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都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但这种反对并没能阻止美国的行动。伊拉克军队能够发起的抵抗很轻松地就被扫除掉了。人们本来预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国际恐怖主义会给联军带来巨大的伤亡，从而使其停滞不前，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军事规划者开始谈论军事行动中的“全方位主导”（full spectrum dominance），现在这似乎已经实现了。由于美国把军费开支设定在了相当于世界其他部分总和的水平，因此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这些经费花掉以强化军事行动中的优势。剩余唯一明显的阻力是核力量的存在。除此之外，如果美国被威慑住，那与其说是因为一些制衡性军事能力的存在，还不如说是因为占领领土而产生的成本和挫败，就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那样，美国因为自己的入侵行为承担了一些责任。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美国，人们讨论的是该如何使用这种军事力量，以应对仍然潜伏在国际环境中的威胁；而与此同时，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人们讨论的则是要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一直处在每一场重大危机的背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否注定要维护其主导地位，坚持其自身利益必须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并在国际组织未能保障其利益时将其他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或者，美国能否在尊重他国利益、兼顾他国关切的前提下，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加以控制与引导，以实现国际公益？关于伊拉克战争引发的争论将这一辩论推向了前一个方向，因为美国人表现得过于活跃，他们被批评者指责为在国际舞台上横冲直撞、被主宰世界的梦想所刺激、被先发制人的学说所指引。然而，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时期，这场辩论却向着后一个方向发展，美国似乎无意于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索马里的灾祸之后，美国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美国极不情愿干预他国事务。因此，当代人不仅在意美国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注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美国对外政策会发生转变和转向与关注其具体内容同样重要。然而，若要指导美国安全政策未来应当采取与可能采取的形式，先发制人学说作用有限。“迫在眉睫”的情况是决定先发制人是否必要的关键因素，
把对“迫在眉睫”情况的界定放宽到极致，
先发制人看起来是明智且管用的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此外，美国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先发制人可能成为合理情况界定的模糊性意味着，将先发制人学说提升为美国的安全学说而不仅仅是偶然采取的策略，会为某些国家创造机会，而这些国家可能会使用先发制人这一新奇的概念为自身毫无新意的旧式侵略行为寻找借口。
这是否意味着，在美国制定对伊拉克的政策中被如此明确地舍弃了的威慑，仍然发挥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解析威慑的概念。我不打算全面论述有关威慑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在帕特里克·摩根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1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了自己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思考威慑的特殊框架。其出发点在于，威慑并非一种自我维系的战略关系，而是更广泛关系的一部分。在冷战期间，威慑关系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度化，但这种情况实则是反常的，也是具有误导性的。有条件的威慑是一种常规的沟通方式，但通常要与其他沟通形式相协调，人们必须对多种沟通形式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加以评估。在此基础上，在使用一种基于利益的方法的同时，我也主张使用一种基于规范的方法来理解威慑。基于利益的方法仍然很简单明了。某些利益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那些企图损害这种利益的人应该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基于规范的方法则需要强化某些价值观，以使人们充分地理解这些价值观不得被违反。这涉及威慑，在强化某些价值观的这一部分行动中，可能会惩罚或威胁惩罚违规行为，不过制定规范的过程包含了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
基于规范的方法的吸引力在于，通过让行为体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威慑在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威慑的最初概念源于功利主义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情感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因此，这种功利主义方法也获得了认可。毫不奇怪，当目标能够按照理性的逻辑采取行动时，威慑的效果最佳。当威慑者和被威慑者处于一个充分共享的规范框架内时，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在特定情况下何为恰当的行为，结合社会压力与公平有效的惩罚意识，这种行为意识将得到强化。因此，规范的发展和存在也依赖于权力和利益的主张。事实上，一开始，规范很可能是权力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一方利益的贴切反映，但一旦规范确立起来了，它们可能并不总是完全跟随政治局势和政治风向的变化和转变，甚至可能具有一种颠覆性的特质。概念也是如此。我们用来界定我们利益、赋予我们权力以意义和解释我们行为的语言，充满了传统智慧和令人不安的理性化、道德假定和内嵌的公理。尽管决策者采用的概念框架是系统严格的，但也可能是折中、不成熟和自相矛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被轻易地弃而不用。在政策领域工作的学者的一项任务就是与这些框架打交道，并以此为帮助探索这些概念框架如何影响外交政策被处理以及可能方案被评估的方式。威慑概念的发展史本身就是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它展示了一个看似抽象的概念话语与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军事战略和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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