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佩恩·克雷森（William Payne Cresson，1873—1932），美国历史学家，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会员，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波斯：正在苏醒的东方》（Persia，The Awakening East）、《哥萨克人和他们的历史》（The Cossacks，Their History and Country）、《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The Holy Alliance，The European Backgrou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等作品。
再过几个月，门罗主义将迎来它的一百周年纪念，这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又从这场重大灾难中全身而退的美国为数不多的外交政策之一。虽然学习外交史的学生对门罗主义时期的美国和英国并不陌生，但迄今为止，尚无翔实的资料能让我们充分了解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国务卿，与门罗主义主要针对的神圣同盟的缔造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之间的关系。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威廉·佩恩·克雷森（William Penn Cresson）先生对俄罗斯帝国外交部的档案即展开研究，这将使学习历史的学生，特别是研究国际组织的学生，长期受益。在美国教授、俄罗斯档案专家弗兰克·阿尔弗雷德·戈尔德（Frank Alfred Golder）整理俄罗斯帝国档案中有关美国的珍贵文件清单时，克雷森恰好担任美国驻彼得格勒使馆的秘书。俄国临时政府知晓克雷森对俄美关系史感兴趣，于是特邀他参与档案的整理工作。克雷森主要负责整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信函以及私人备忘录中的外交资料，这些资料之前从未向学生开放过。
在此期间，克雷森把“书写历史”这一较为悠闲的工作抛在一边，转而从事更加艰巨的工作—观察正在形成中的历史。之后，他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参加了美国远征军，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斯担任美国军事代表团驻比利时总部的团长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退伍后，他重拾被迫中断的事业，最近，他又通过研究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雷森为同领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因为他的研究侧重于圣彼得堡和华盛顿之间的谈判，即催生门罗主义的欧洲背景。
本书虽然体量小，但意义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顾盟国意愿，竭力缔造神圣同盟的目的和用意，同时阐释了门罗主义和神圣同盟之间的关系。不带偏见的读者定能通过本书更好地理解新旧两个世界。
在肆虐人间的战争宣告结束时，人们总会试图寻找一些办法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这样的努力虽然不能完全奏效，却是降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的有益尝试。
三十年战争造就了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 Cruce）的《新悉涅尼》（Nouveau Cynee）、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以及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讷（Maximilien de Béthune）强加给自己的君主——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宏伟计划。
欧洲无休止的战争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达到高潮，靠《乌得勒支和约》（Treaties of Utrecht， 1713—1714）和《拉什塔特条约》（Treaties of Rastatt，1714）才得以终结，从而产生了圣皮埃尔（Saint-Pierre）神父查理-伊赖内·卡斯岱尔（Charles-Irenee Castel）的《永久和平方案》（Project of Perpetual Peace，1713）。紧随其后的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催生出了神圣同盟，一百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本着同样良好的反战意愿孕育了国际联盟。
历史会重演吗？只有历史自己才知道。
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后不久，拿破仑下令抓走正在巴登大公国的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 Louis Joseph）的孙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万（Louis Antoine）。昂吉安公爵被拖到了法国边境，经过闹剧式的军事法庭审判后，在万塞讷城堡的护城河附近被枪决。在中立国领土上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以及伴随而来的司法谋杀，激起了全欧洲的愤怒抗议。这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令全欧洲悲痛不已。仅仅过了两个月，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各国，就接到了拿破仑正式称帝的通告。拿破仑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欧洲君主的行列，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虽然他从第一执政变成皇帝不过是头衔的变化，但俄罗斯帝国坚决不承认他的皇位。只有奥地利帝国和卑躬屈节的霍亨索伦王朝害怕得罪拿破仑，默认了这位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将军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这正是欧洲强国再度联合的好时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承担起恰尔托雷斯基热切期望他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通过《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Novosiltzov），他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各种设想和谋划终于初步形成。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的一段话，涉及英、俄同盟应对法兰西第一帝国采取何种态度，如今看来这也很重要：
既然已经和平了，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能阻挡我们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和平条约，使之成为欧洲各国交往的基础。我相信，如果没有个别国家之间签订的、将其他国家排斥在外的和平条约的干扰，一个广泛的和平条约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产生，并且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将为之全力以赴。
早在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时，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当时，由于政治危机紧迫和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不允许这种设想的推进，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外交基础。欧洲各国签订共同和平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但如果和平条约能够明确地体现并清晰地阐述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那么和平的进程将被大大推进。为什么我们不能制定一部国际法，来保障中立国的权利，保证在第三方全力斡旋前绝不发动战争呢？在通过恰当的方式审视了双方的不当之处后，调停者难道会故意让战火重燃吗？只有贯彻共同遵守的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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