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传统农业形态的多民族大帝国，其社会矛盾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鸦片战争后，这种特征进一步凸显），当诸多社会矛盾积聚到相当程度时，往往以农民叛乱、民族反抗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林爽文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回民起义、苗民起义等）。多年来，人们往往重视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忽略矛盾积聚的过程，即使涉及，也往往局限于阶级分析一途。如此一来，许多历史现象反而被掩盖起来，被人们遗忘。
我对民间械斗问题发生兴趣，始于博士论文《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的写作阶段。当时我的主要设想是把清代秘密社会身上体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因子对社会叛乱的影响做一次比较全面的分析整理，除了一般的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事象之外，民风民情也是我关注的一个内容，其中一节即“拜把结会、分类械斗与林爽文起义”。在南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阶段，我把“中国的民间械斗—以清代为重点”作为选题。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题目所涉及的面太广，容易写但不容易写好。经与导师蔡少卿教授商量，最终把题目确定为《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我在早年初涉中国近代史领域时，脑子里有个“广东西路土客械斗”、“死亡百万”的印象，但十余年来，几乎没有见到相关研究面世。在确定本选题后，我进行了相当艰难的文献目录查找。迄今为止，我认为以下三种论著与本书主题有关。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现据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
2．郎擎霄：《清代粤东械斗史实》，载《岭南学报》第4卷第2期，1935年6月。
3．J. A. G. Roberts，“The Hakka-Punti War”，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1968.
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谈到客家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时，用了一页篇幅（第62—63页）来谈第五次迁徙（与本书主题有关），在书中其他地方也有零星涉及。罗氏所云成为现代客家研究者的一般依据。
郎擎霄在1933年发表《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织》（《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期），该文复成为其《清代粤东械斗史实》一文的前半部分内容，该文第四部分第3小节题为“咸同间西江土客大械斗”（第122—143页），主要依据为民国《赤溪县志》。
就在我校好本书清样之时，我在互联网上查到一篇J. A. G. Roberts的文章：“Punti-Hakka Clan Wars and Taishan”，译称《土客之战与台山》，篇幅不长，简述台山土客械斗的基本情况，但可惜的是，我未能一睹其博士论文。
其他学者如现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任职的郑德华博士、中山大学博士生温春来等也从不同角度或方式对该问题做过探讨。
上述学者的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毕竟为我勾勒出了一个轮廓。
另外，近20多年来，闽粤、台湾与海外学者对清代福建、广东等地的宗族械斗及乡族械斗（以宗族械斗为主，混杂着一般乡村械斗）的研究卓有成效。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蓝厚理（Harry J. Lamley）教授发表的下列文章：
Harry J. Lamley， Hsieh-tou， “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 Ching-shih wen ti， Vol.3， No.7（Nov.， 1977）， pp.1-39；
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Under the Ch’ing”，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1987年3月）， pp. 43-60；
“Lineage Feud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Kwang-Ching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55-2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以及台湾学者胡炜崟所著《清代闽粤乡族性冲突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7年）等。这些论著虽然针对的是民间械斗的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与观点都给了我有益的启迪。
目前，历史学、客家学研究很是热闹，其中成绩固然可喜，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从本书立场来说，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是随波逐流，围绕热门问题“炒冷饭”，故有“虚假繁荣”之讥；客家学研究，可能与受到客籍华侨华人的资助与客家聚集地区政府的支持有关，往往片面赞扬客家人的光荣历史与开拓精神，实际上还有许多悬案有待解开，对客家人的历史与性格等问题的评价也必须客观公正。
我希望本书的写作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历史研究来说，填补一项空白。19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洪兵起义（与太平天国有关），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三是土客械斗。前两件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影响甚大，学者多有涉及。土客械斗虽然“死亡百万”，并打破当时广东土客分布格局，客民被政府四散“安插”，但由于当时政府与后来学者都不重视，故而尘封已久。
将这一历史事件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不仅有益于史学研究，亦有助于推动客家研究走向纵深。客家民系是汉民族中的重要一支，客家人在今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分布，与所谓“客家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即本书所述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因为今日客家人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仍然与当地“土著”混居，如何长期和平共处，本书所述历史不失为鉴戒。
在一年多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我脑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以通俗文笔写作该书的念头，案头一直放着这样三本书：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等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法文原版于1975年）；
〔美〕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英文原版于1990年）；
林耀华著，庄孔韶等译：《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初版，2000年第二次印刷本（英文原版于1944年）。
或许是由于长期陷于传统的历史研究之中，我总觉得以历史文献为主要骨骼的文章有一种冰冷的感觉，时时想着要摆脱，走另外一条如林耀华先生等人走过的路子—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揭示历史与社会的真谛。却因为时间逼迫，无法静心构思，遂又走回了老路。
但是，正如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经注重的那样，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学科的范围之内，因为历史现象往往受到当时社会、民族、信仰、民风民情等因素的影响，故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于历史研究是有极大的帮助作用的。本书仍然推重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要指出的是，土客械斗中的一个主角是客家，而客家研究目前正在成为一门显学，为此，我在大量阅读客家研究著作、走访客家研究专家的同时，在本书的写作中引入客家学研究方法（对客家的有关田野调查尚未及展开），并对客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粗浅的看法。
本书共分三编，计十章。
上编讲述了这场斗祸的远因与近因。由于客家移民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这场斗祸的主要原因，故本编对客家由来及其与土民的关系进行了仔细分析。第一章针对客家的源流、民俗与性格特征等问题作了阐述。我认为，客家移民在长期的防御与逆境中形成了强烈的能动性因子（朝正面方向发展，便是积极的进取精神；朝负面方向发展，就是容易挑起事端）。第二章具体谈到了清初客家自惠潮嘉等地南下至广东中西部地区以后与当地广府系居民（本书一般称为土民）所发生的摩擦与冲突。第三章讲述了广东洪兵起义时官府依仗客勇“讨贼”、客民借机报复土民并引发斗祸之事。
中编对这场斗祸的基本情形作了勾勒。第四章就斗祸的时间跨度与空间分布作了探讨，澄清了以往记载中的讹误。第五、六、七章对斗祸中的主战场如鹤山、恩平、开平、新宁、高明和阳春等县的情况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将这场斗祸的基本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
下编主要讲述清政府针对这场斗祸所采取的对策与斗祸的基本平息。第八章对清廷在应对这场斗祸时所遭遇到的困难作了分析。第九章首先回顾了清朝处理械斗的法律，接着谈到地方官员与皇帝对斗祸的初步反应以及采取的对策。第十章讲述了官府解决这场斗祸的情形，同时谈到了这场斗祸的后遗症，尤其是光绪初年发生于海南儋州的土客械斗。
该项研究不仅讲述了一件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件，而且由于涉及近现代客家分布的由来，所以对历史学、客家学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就题目与内容来说，咸丰同治年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人们一般称为“西江土客械斗”或“西路土客械斗”，我从清初客家自惠潮嘉等地移民南下、械斗后客家被官府四散安插，尤其是这场械斗并不局限于“西路”或“西江”，还包括中路（广州府），影响则及于南路、北路这些史实出发，故我以“广东”冠于其前。因为“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这个名词太长，我在行文中一般以“斗祸”指代。
本书主要依据的是档案、官书和方志，其中引用方志尤多。方志虽然给我提供了大量材料，但众所周知，各类方志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述有较多讹误，或前后矛盾，或张冠李戴，如何辨别真伪，订正讹误，颇费功夫，甚或仍然遗有错误。由此推及其他，一部好的作品，是需要得到大量批评并不断修改完善的，我将虚怀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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