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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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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政治、思想等领域为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倡导理性、人本思想的启蒙运动似乎与只会带来杀戮的行为毫无联系，甚至互相违背。然而，与一般的认知不同，本书作者指出，该领域的变革也是启蒙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从加拿大到加勒比海和印度，法国军队恰恰是旧时代少数将进步思想融入实践的团体之一。在这里，系统化的军队纪律、军人英雄主义、保护伤员的原则等首次出现，在这里，与制服、武器、战术、训练和医学有关的思想及实践在思想启蒙下不断革新。如何以人道、同情和文明的方式进行战争，不再局限于凡尔赛宫，也不再局限于陆军、海军。哲学家、艺术家、医生、数学家和工程师，这些启蒙思想的传播者也参与其中。本书巧妙地展示了这些富有启蒙色彩的思想是如何继续影响今天的战争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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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皮奇切罗
( Christy Pichichero )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和艺术史专业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法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文学和文化。现任法国历史研究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本书入选奥斯卡?肯舒尔图书奖最终名单。
译者简介
李海峰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与南安普敦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 在《中国翻译 》《外国语文》《翻译教学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编著教材 4 部。 主持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项，参与 2 项。 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世界科学出版社( World Scientific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国内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学术译著 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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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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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序言 何谓军事启蒙？
第一章 法国军事启蒙显赫人物、公众力量与形式
第二章 兄弟会产生之前军人的阳刚、社交与群体
第三章 战争中的人性与同情心和人权有关的军事文化
第四章 勇士之国人人皆可为英雄
第五章 军事启蒙的辩证法革命时期与拿破仑时期
后记 现代遗产
注释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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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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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道德学家！把书通通烧掉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祸害。
?D?D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1764）有关“战争”的词条中如是说
18世纪，没有人需要读伏尔泰的书来了解战争的毁灭性、可怕性和悲剧性。对战争暴行的认识和哀悼早已成为一种期望，甚至连军人也是如此。如果背离了这一观点，就会招致反对。1745年的丰特努瓦战役是法军在18世纪取得的大捷之一，此役中交战双方伤亡人数近2万。法国王储，即法王路易十五年仅16岁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路易?斐迪南（1729?D1765）被指对这场战役的血腥屠戮麻木不仁。主管法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达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1694?D1757），即波尔米的勒内路易?德沃耶（René Louis de Voyer de Paulmy）对此进行了抨击，说王太子“表情非常平和地看着赤裸的尸体、痛苦呻吟的敌人和被弹药击中的伤口”。这位侯爵给伏尔泰［弗朗瓦马利?阿鲁埃（1694?D1778）的笔名］去了一封信，直言不讳、痛心疾首地写道，当他注意到法军中年轻的英雄们还没有学会藐视战争的血腥时，他有多么惊愕，他将这种屠杀称为毫无人性的掠夺。他承认，当他望着战场上恐怖的景象时，他的心都碎了。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恐惧，背过脸去呕吐起来。“胜利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他写道，“士兵们举起刺刀，挥舞帽子，高喊‘国王万岁’；国王赞美勇士们的英武；皇室人员参观战后完好无损的堑壕、村庄和防御工事；还有快乐、荣耀与柔情。但所有这些都以血肉横飞为代价。”
达尔让松对战争的态度反映了“军事启蒙”，这一概念初看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难道战争及其代理人?D?D伏尔泰将之称为国家机器资助的大规模谋杀和有组织的暗杀团伙实施的掠夺行为?D?D不正是与开明的和平主义、世界大同主义、人道主义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计划背道而驰吗？毫无疑问，答案当然是“不”。从17世纪末到整个18世纪，这些看似对立的现象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军事和启蒙一起构成了那个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同时也是那个世纪最激烈的论辩和论战之一。
根据从历史的视角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军事启蒙”这一概念。尽管18世纪的人们似乎把启蒙运动看成是起源于法国的一种现象，但在那时，其定义就颇受争议；如今，该词广泛见于欧洲各个主要语言（英语：Enlightenment；法语：Lumières；德语：Aufklrung；意大利语：Illuminismo；西班牙语：Ilustración）中，但其定义仍然像当时一样饱受争议。由于史学家们已对那一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了详细准确的研究，所以，可以根据历史线索来定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是，丹?埃德尔斯坦认为，启蒙运动一开始以一种叙事方式在发展，17、18世纪之交的人们因此认为，他们比古代及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相比要“开明”。根据这一由法国各大学术机构进行的“古今之争”而派生出的叙事模式，“当今人们开明是因为科学革命的‘哲学精神’已渗透到知识分子、学术机构甚至政府部门之中去了”。军事启蒙的参与者把自己视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军事力量的运作和战争的条件普遍需要改善。以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的名义，军事启蒙的推动者们运用批判的哲学精神，试图深刻理解战争和军事，进而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改革。
更重要的是，军事启蒙的代理人催生并参与了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和威廉?华纳（William Warner）所认为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标志，主要是“新的或新近重要的”沟通、条约和调解形式。18世纪，报纸、杂志、参考书、秘密社团、学术机构、咖啡馆、往来书信等媒介大量出现。这些媒介连同上述主要的叙事模式，促成了波科克（J.G.A.Pocock）和多林达?奥特拉姆（Dorinda Outram）等人基于广泛的、理性的而非直觉的推理所认为的启蒙运动所具有的特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有时会引发口诛笔伐的问题和辩论”，或者是“智力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爆发点”。
这些爆发点中，最重要的一个与战争和军事有关；这在18世纪就认识到的重要性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笔遗产。正如马德琳?多比（Madeleine Dobie）所言，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战争目的和影响的第一个真正的元话语”。这一元话语是哲学的，思考战争的性质及其正当行为、理想的军事特征、兵役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在经济、政治、道德、身体和情感方面所造成的代价。这一元话语也是实用的和技术性的，实际上也是军事性的，其目的是为制服、武器、战术、演习和医学等领域有关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明显的变化。这些对话和辩论不受凡尔赛皇室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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