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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南非富饶的资源如何从馈赠变为诅咒?
揭开金合欢盛放之地上血与泪的历史……
內容簡介:
南非的金合欢草原曾是引人入胜之地,如今却如一潭死水。在这里,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差异决定了人与环境之间不同的关系。殖民者以自然为手段赋予自己高于其他人的权力,于底层民众而言,就是对土地和水源的掠夺。
半沙漠地区的生存挑战更多源于人类社会的不公,而非自然环境的缺陷。恰恰相反,当边缘群体因人类不公而难以为继,是自然界为他们提供最后的退路。这本视角新颖的南非史聚焦水源问题,也记录了沉重历史之下的南非之泪。
關於作者:
1.作者简介
南希·J.雅各布斯(Nancy J.Jacobs)
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非洲历史杂志》《南部非洲研究杂志》《环境与历史》《美国历史评论》等期刊发表数篇作品,曾获美国环境史学会爱丽丝·汉密尔顿奖。
2.译者简介
王富银
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CATTI评阅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成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对比研究,译有《经验主义问题》、Donghai: The Capital of Crystal。
3.审校专家简介
张瑾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世界水协会水文明专家组成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等。从事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尤其关注非洲经济环境史和非洲水问题。著有《南非史话》,译有《津巴布韦史》等。
目錄 :
导 读 001
前 言 001
第一章 走近库鲁曼 001
今日的喀拉哈里金合欢草原:一次旅行 004
自下而上的两部历史:社会—环境路径 017
在库鲁曼做社会—环境史研究 024
关于边疆、殖民主义、种族隔离的概述 034
第二章 生活在农—牧边远之地的牧羊族和捕鱼族,约1750—1830 039
牧羊族和捕鱼族成为塔拉坪人 041
农牧社会的生态循环 050
畜牧:合适的食物来源 056
社会权力与生态循环 059
粗放的轮垦生产 065
耕作——专属女性的活计 069
环境、生产、阶层和性别 075
第三章 开普边疆的集约化和社会革新,19 世纪20 年代至1884 年 076
灌溉作为生产和社会中的创新 077
非洲河谷倡议 088
商业狩猎和伐木:利润与粗放生产 094
灌溉和商业的社会意义 099
一次生态革命? 104
第四章 殖民兼并:土地转让和环境管理,1884—1894 105
改变开普边境地带的土地保有权惯例 109
争夺库鲁曼 112
英属贝专纳兰土地委员会和牧场隔离 115
英属贝专纳兰土地委员会和土地保有权 120
直接统治下的土地纠纷 123
直接统治和环境管理 126
耕种土地,赚取现金 128
殖民地环境管理 132
第五章 环境创伤、殖民统治和粗放粮食生产的失败, 1895—1903 133
长期的环境变化 134
家畜疫情与暴力,1895—1897 141
生产和分配的失败:粮食短缺和饥荒 148
1903 年饥荒期间的雇佣劳动和政府干预 155
殖民统治下应有的权利 161
第六章 环境史上的“劳动力储备”,1903 年至20 世纪70 年代 163
人口与生产 165
粮食生产:大草原上的食叶动物和食草动物 167
粮食生产:保留地的粗放耕作和随意灌溉 179
出售劳动换取薪金和其他报酬 184
“如果人人平等,就不会有合作达成” 197
第七章 分配水源,分隔土地:种族隔离,1910—1977 208
部族的环境权利 209
“库鲁曼之睛”的白人化 211
睛泉地区的种族隔离 215
粗放农业遭遇农业扩展 221
回避信托 226
被迫迁离黑人居住点和白人农场,1943—1963 229
分别发展与种族迫迁,1963—1977 236
环境历史与种族隔离 241
第八章 改良运动和博普塔茨瓦纳驴屠杀:部族人的环境权利, 20世纪40年代至1983年 242
间接统治和环境权利 244
金合欢草原的改良意识 247
重塑地貌 252
压制生存生产,力促商业生产 258
改良运动的影响:来自上面的证据 265
博普塔茨瓦纳驴屠杀 270
胁迫与保护 279
第九章 社会环境史与社会环境正义回顾 281
衰退史和适应史 282
粗放生产的持久性 285
环境正义的本地化理论 286
社会环境史与社会环境正义 296
附录A 南非人口普查 301
附录B 南非家畜普查 305
附录C1 1991 年的个人采访 310
附录C2 1997—1998 年的个人采访 313
附录C3 1991 以及1997—1998 年的集体采访 315
附录D 档案资料来源说明 322
译后记 325
审校后记 328
內容試閱 :
社会环境史与社会环境正义
有人移动边界石,他们偷走牧场羊群。他们赶走了孤儿家的驴、牵走了寡妇家抵押来的牛。他们把穷人从路上推开,强迫所有的穷人躲藏起来。
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约伯24∶ 2-6(NIV)
土地剥离,畜产损失,穷人采集,在他人的田地上出苦力——《约伯记》的这段话涵盖了金合欢草原的大部分环境史。就像库鲁曼人一样,约伯对人们如何影响他人与环境的关系有道德评估。约伯对自己的痛苦并不陌生,他直言不讳:造成环境不公的凶手正是那些“邪恶的人”。然而,邪恶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来支持学术研究的结论。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家可以在道德上与他们的研究对象脱节。北美的环境历史学家和南非的社会历史学家都有权挞伐那些当权者,因为他们犯下了破坏生物自然世界环境,剥削和镇压人类的种种罪行。根据克罗农的观察,这两个领域的大量例子都堪称优秀的历史:“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叙事通过向我们展示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心世界及其起源,使我们在道德上与世界保持联系。”
正如克罗农所说,历史学家解释变化,而且也对变化进行评估。前面的章节描述了环境和社会变化。故事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权力的行使展开,而评价则围绕着不平等和正义的问题展开。生态变化的评估特别困难。作为他者权力的一个对象主体,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弹性的,但在其他方面它已经转变。在不平衡生态学产生之后,我一直对于将变化描述为生态退化持谨慎态度。金合欢草原变得更加灌木化,但是灌木化倾向一直存在,牧民对这一变化并不应完全负责。无论起因为何,如果它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涉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它将被认定为退化。这个问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确定。这个历史包括生物自然世界的其他变化。泉源还在流淌,然而,人们现在从地上看到的是细流,导致了河谷生物群发生重大人为变化。大概,曾经栖息在金合欢草原上的动物,在这段历史中遭受了最惨重的损失。大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消失了,湿地的消失必然导致鸟类数量的减少。驴虽然已经被驯化,但作为一个物种也受到了人们的伤害。今天,这里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但这并不是说当地人与其他物种共存。位于库鲁曼西北部的喀拉哈里豪华的“私人沙漠狩猎保留地‘茨瓦卢’”占地1 000平方公里,每人每晚4 000兰特,只有少数人能付得起,更不用说可能喜欢观赏当地动物群的公共保护区的黑人居民了。
尽管植物和动物遭遇了巨大的变故,但是在这本书中,我更多地关注了不同类别的人类与环境互动方式的变化。阶级、性别和种族类别是大小不等的权力容器,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不同人与生物自然世界的关系。社会权力与环境相互作用。人们既从生物自然世界获得权力,又将其用作对他人施加权力的工具。这项研究支持刘易斯在第一章中的主张,即“人类对自然的权力结果变成了一些人以自然为工具对其他人行使的权力”。在农业牧区边界地带,酋长们通过罚没畜产、毛皮和野生植物食品,保持其在生态循环中的优势。殖民地国家通过限制非洲人的土地来阻碍非洲人的粮食生产,以获得自己所需劳动力。20世纪的国家,中央政府和博普塔茨瓦纳,攻击黑人与环境的关系,部分原因是要在执行种族隔离计划期间,继续保持其控制力。然而,环境不仅仅是这一历史的工具,它也为控制别人的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它承载了对被主宰者所造成的多舛命运。
我并不是说与环境的直接关系是权力的最终来源。例如,性别划分产生于文化规范,同时在环境关系中得到表达和实现。南非白人对黑人的权力依靠其对基岩、水和表层土的控制,然而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隔离政策也是欧洲与非洲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世界,来自不同大陆和国家的人们根据许多偶然因素进行互动,包括宗教、政治制度、经济和种族偏见以及各方的环境关系。环境视角的解释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解释酋长制、殖民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权力的获取。也就是说,南非历史学家还没有对必要的环境解释进行充分地整合。
一些分配中的环境不公比其他情况更严重吗? 库鲁曼人的生活环境中曾有过更平等的历史时期吗? 权力的不平衡总是以人们与环境相关的方式存在。在农牧区边界地带,富人比妇女和巴拉拉有优势。然而,妇女仍然控制着一种自己的生产方式,而巴拉拉可能在这个历史上是最艰难的物理存在,只要他们远离城镇,就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不大可能上升到强大的水平。在开普边境,引进灌溉和贸易为财富和权力的累积开辟了新的路线。在实施殖民限制之前,男性巴拉拉和从事食品生产的男性普通人有了新的立足之地,但妇女没有。少数人独立于首领,掌握灌溉工具,或者从事商业狩猎,他们付薪水给雇佣工人,但互惠劳动和委托劳动依然是规则。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并没有取代农牧社会的不平等。
殖民时期,权力的中心位置从以往的性别和阶级定义转向出身、文化和种族,欧洲人获得了对非洲人的特权。对非洲人的征服表现在使其无法继续他们的生产实践,他们变得更加依赖现金经济而不是环境。这种对白人控制的经济的依赖导致了对另一个种族的集体从属。然而欧洲的统治不仅降低而且拉平了非洲社会,帝国吞并还破坏了原住民的治理方式、积累财富和权力的方式,其结果是阶级扁平化和性别模糊。自给自足的生产崩溃之后,共属土地性质的金合欢草原和河谷地带,变得不再是一类或一种性别的权力基础。相反,与当地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减轻了边缘化人口在国家、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平等。
隔离与一个种族的经济和政治从属地位不同,种族隔离加剧和强化分化。种族隔离集中力量,使弱势的人受制于新的虐待。和以前的阶级和性别不平衡一样,种族类别中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人们与环境的关系上。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曾经的男、女分工,完全以被称为塔拉坪人、塔拉洛人或巴拉拉、基督徒、商业猎人或樵夫、殖民主义者、移民工人、石棉生产者牧民的区分所取代,农场主成为南非黑人中的第一类。如此分类后,他们根据任何其他身份行事的能力,以及根据任何其他分类行使权力的能力都是受限的。种族分类正在累积效应,并对黑人与非人类世界的互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限制作用。许多实际上失去居住在自己原有家中的权利,并被重新安置在恶劣的环境中。然而,强迫搬迁并不是种族不
平衡的唯一环境表现。通过改良运动,隔离政策还限制黑人如何利用他们生活环境的权利。这种种族驱动的政策,其讽刺性在于,如驴只大屠杀中显示的那样,它重新使得阶级作为权力的容器。因此,即使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种族也不是人们与环境相联系的唯一显性特征。但隔离主义时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无疑是最为极端的,财富过度集中,对公民权利的分散机制最强。库鲁曼黑人所付出的身体和情感成本都很高,包括本德尔地区孩子们的生命。然而,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粮食安全得到改善。19至20世纪初期一直存在饥荒,但最近一次是在1941年。从季节性饥饿向慢性营养不良的过渡在南部非洲的弱势群体中很常见,但我们1997年采访的年长巴塔拉洛斯护士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营养不良也有所减少。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享有粮食安全,但有人当时正与库鲁曼的家人分享工资或退休金。尽管失业导致生活困难,但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生活正在改善,也许比他们之前的很多人还要好。艾滋病流行会使这种情况变得雪上加霜。
1994 年的政治解放值得高兴,情况有所改善。随之而来的是,改善基础设施的项目,遭受强制搬迁的人们提出了土地索赔。然而,多数人的统治并不一定能够使库鲁曼人摆脱环境不平等的历史。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减轻殖民地不良影响的机会。马姆达尼指出,在独立的大部分非洲地区,农村间接统治殖民地制度尚未民主化,“惯习性”部落结构尚未开放给社区参与。除非民主和社区参与发生在南非,库鲁曼和其他地方的共有土地仍然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国家干预,不论国家宪法如何改进。发展民主、投资贫困农村的政治意愿还有待证明。而且,由于南非是一个经济落后、传统守旧的贫穷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奇缺。库鲁曼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涉及以下具体情况的改进:恢复或补偿人们在隔离统治期间失去的土地;鼓励多数人拥有小规模畜产而不是只有少数人养牛;清理致命的石棉垃圾;公平分配“库鲁曼之睛”的水源;并在干旱地区鼓励承载得起的小规模种植(可能是高粱)。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有必要认识到环境与社会正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性别、贫富、种族关系为何,权力不平衡都将决定着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世界相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