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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及几百首民歌，内容包罗万象，囊括南北等多个地域民歌。结合梳理、分析《时调雅曲》、《北京小曲百种》、“风陵文库”藏民歌等稀见文献，介绍了“满江红”“唱春调”“绣荷包”“梳妆台”等牌调，借由民歌，展现出逸乐、恋爱、农耕、民生疾苦等民俗生活，以及都会、新闻传媒、社会动员、抗战救灾等事物、世相的变迁发展。对近现代民众生活进行了真实写照，是近代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像。例如，乞唱者所唱的《唱春调》字字泣血，展现了饥饿者的苦难；婚嫁喜歌因婚俗而存在，洋溢着庶民的喜悦；抗战民歌铭记了人民战士的勇于担当和壮怀激烈；《时调》民歌呈现了斑斓多样的时尚和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学术价值深厚，本书可以作为民歌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是在收集了千首民歌俗曲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汇集了众多难得一见的珍惜文献，例如“风陵文库”藏民歌、“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小本唱片目等，论及的民歌唱本和牌调近百个，原滋原味抄录的唱本资料贯穿图书始终。拓宽审美视野，助力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本书对民歌唱本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文本细读，保留了民歌的传统艺术形式，凝练了民歌中的优秀文化价值观，揭示出近现代民歌的“百科全书”属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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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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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开阔眼界、引人深思的近现代民歌研究著作。书中收录了大量稀见的近现代民歌文献，重点论及的民歌唱本和牌调近百个，内容包罗万象，充分挖掘中国近现代民歌的丰富内涵。借由民歌，表现逸乐、恋爱、农耕、民生疾苦等民俗生活，以及都会、新闻传媒、社会动员、抗战救灾等事物、世相的变迁发展，勾勒百姓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现了近现代民众情感的表达和社会的变迁。本书为读者打开民歌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去审视民歌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可为民歌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基础知识和谱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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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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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波，文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教育bu重大攻关项目“历代民歌整理与研究”子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传统民歌的整理研究，出版《明代民歌研究》《明代民歌集》《明代民歌札记》《中国喜歌集》《喜歌札记》《清代民歌文献集》等，近年围绕“中国民歌学”的理论建构，发表数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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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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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调雅曲》：近现代民歌的先声
第二章 《北京小曲百种》：“四方辐辏”民歌聚之
第三章 “小本唱片目”：“禁毁书”的样貌
第四章 扬州民歌：“民歌文化圈”的标本
第五章 《新编时调》：商业都会的另类镜像
第六章 抗战民歌：大时代的纪念品
第七章 大运河民歌：宝贵的遗产 流动的文化
第八章 婚嫁喜歌：喜歌恒久远 婚俗永流传
第九章 【唱春调】：民歌中的民生疾苦
第十章 《绣荷包》：民歌中的性别叙事
第十一章 “纱窗外”：文本的流转与互动
第十二章 民歌唱本中的方言
第十三章 民歌唱本中的俗字
第十四章 “风陵文库”藏民歌：域外宝库
第十五章 “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隋侯之珠
第十六章 近现代民歌中的纷繁世相
结 语
附录一? “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
第一节 从“歌谣学”到“民歌学”
第二节 “民歌学”理论体系的大致构想
第三节 “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意义
附录二? 近现代民歌的当代遗存——以沭阳小调为例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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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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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绪言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下文简称《嬗递》）所称的近现代民歌，是指 1840年至 1949年，流行流转于中国城乡各地的民歌俗曲，又称时调、小调、小曲，实际上还包括今日所说曲艺类别中少量篇幅较短的鼓书、弹词与小戏等；近现代民歌文献，则指此一时间段落内，以传播、传承为目的，由各地书坊（书局）、报刊社或个人，以木刻、石印、排印、写抄等方式纂录而成的民歌曲调（曲谱）、曲词等纸本， 以及部分音频视频材料。 作为概念的“近现代民歌”，有三个参照系，一是中国近现代史，二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三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 文化史；其“整体性”表现为，一是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始终依托、依赖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具体场景，二是承接了明清民歌的“言情”传统与较为严格的牌调体制而又有所延展变化，三是开启了以新语文（白话文）为载体、新文化为内核、承担一定人文启蒙功能的民歌传播接受新局面。也就是说，近现代民歌积极主动地参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递进程并与其紧密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近现代通俗文学 / 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民歌发展史的长河中，处于封建末世与新时代交替阶段的近现代民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它根植于旧体制的土壤，又经受着新文化的熏染，在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近现代民歌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在形制、题材、内容、功能与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
体现了与前代民歌大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传统民歌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嬗递》试图在雅俗文学交叉互动的框架内，通过对代表性文献与个案的梳理，全面系统地楬橥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情形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的表现，钩稽其与赖以生存的国家、
民族、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
傅惜华先生这样形容清代民歌：“犹承明季余绪，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 1840年至 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期，此一时期的民歌，在延续明清民歌“私情谱”（冯梦龙《叙山歌》）特色的同时，适度关注社会问题，开始成规模地出现以控诉青楼、鸦片之害为主题的“新声”，北京书坊梓行的《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与扬州聚盛堂、鸿文堂发行的部分“小本唱片”堪作代表。20世纪前 10年，以醒民救世为目的，梁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收集刊载民歌和拟民歌作品；上海报人张丹斧与钱芥尘，创办杂志《灿花集》，专门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宗旨的时调俗曲，标志着近现代民歌进入转型期。1910年以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 / 新文学浪潮的兴起，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应用日趋成熟，新兴书籍、报刊编辑发行业态逐步形成，民歌俗曲进入发展繁盛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团体借助全新的传播手段，向民众传播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新思想新理念的理想载体，上说近现代民歌参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嬗递，即是此意。
与前代民歌相比，近现代民歌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形制更为多样。曲牌及次曲牌一等的腔调数量，较前代民歌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边关调】【鲜花调】【栏杆调】【太平年】等此前少见未见的新腔新调风行城乡各地，与旧有牌调【满江红】【五更调】【剪靛花】等交相辉映；民歌与“俗曲”的界限愈发模糊，鼓书、弹词、琴书、二人转（台）等民间曲艺中的短篇，亦加入“民歌”阵营，共同为生民发声，为时代留痕，刘半农、李家瑞编撰《中国俗曲总目稿》与刘半农审订、常惠编选的《北京小曲百种》、李家瑞撰《北平俗曲略》等，均在“俗曲”“小曲”的旗帜下，汇聚了传统“民歌”之外的众多鼓书、岔曲等民间曲艺体裁内容。二是题材内容空前庞杂，其中体量最大、最为精彩的部分，仍是情歌，因为契合个性解放、人文启蒙的时代思潮，近现代民歌中的情歌，焕发着与前代民歌中的情歌不一样的风姿，感官情欲肆意张扬，包括《十八摸》一类情色民歌的大范围流行，即是例证。乡土作家沈从文等人，从这些个性鲜明的情歌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文学创作。情歌之外，近现代民歌关注现实，青楼、鸦片、战争、灾难等时事、民生题材，近现代民歌多有反映，“观
风俗，知薄厚”（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新的时代场景下得到了延续与发扬。三是近现代民歌突破了文学 / 文化层级的界限。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先驱钟敬文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功能。”先进知识分子重视并且参与了近现代民歌鼓吹、传播、接受的全部过程，如自 1900年至 1949年，由知识分子发动、遍及全国城乡、民众广泛参与的民歌传播接受行为，有着明确的纲领、足称领袖的人物、深厚的群众基础、赖以宣传的媒介和丰硕的成果及深远的影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着“运动”的性质，而人们熟知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近世歌谣收集整理运动，只是这个长时段的“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一个具体事件；近现代民歌的祖祢是《诗经》，《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依赖于都市化进程加快和社会文化急速转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近现代民歌的传播与接受主体，是一般民众——因此四端，近现代民歌客观上具有钟先生所说多种文化混合杂糅的迷幻特征，而非一般意义上单纯的通俗的民间的文学 / 文化样式，近现代民歌及其整理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同样体现于斯。
《嬗递》可以视为传统民歌整理研究的细化，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近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近现代通俗文学 / 文化史研究的拓展。全书据以言说的文献，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风陵文库”等庋藏的中国近现代民歌唱本，三是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著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文献之外，著者还做了一定的田野调查工作，力求做到文献与实践、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并重，在雅俗文学融合互动、传统文化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多重场域中，体认近现代民歌文学与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全书以综论、专题、个案、延展切块，各板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经，区域（场所）为纬，选取代表性文献，从背景、题材、内容、成绩、影响等多个方面，探究近现代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
北方民歌以道光末期刻本《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与民国选本《北京 小曲百种》为代表。《时调雅曲初集》为【马头调】专集，其中第一至第十曲，集中唱述烟花柳巷题材，傅惜华以为从中“颇可窥见当时北京习尚、社会腐化之一斑”，至《细局儿曲儿谱》一曲，后半乃集【马头调】曲名而成，“实为俗曲之重要史料”。《时调雅曲二集》虽标名“马头调雅曲二集”，内中所收，并非只有【马头调】一种，牌子曲《叹老妈》唱述因遇水灾生活无着而进城做佣的乡下妇女的命运遭际，成为近现代北方民歌中《老妈上京》《老妈还家》《老妈开嗙》《老妈有意彪》《老妈后悔》《枪毙老妈》等“老妈”系列民歌的先声。《时调雅曲》的价值，在于其关注时事与底层人物命运、大量使用方言俚语的做法，对后起民歌有着一定的导引作用。北京是近现代民歌传播接受两大中心城市之一，经由刘半农指导、常惠编选而成的《北京小曲百种》，牌调多样、内容丰富，情爱、青楼、鸦片、雇工、刑案等市井题材的加入，充分展示了近现代民歌全方位介入社会文化生活的风采，为研究北京民歌史、清末民初社会史，以及不同区域间的民歌互动情况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是了解刘半
农俗曲思想及近现代文学思潮史的有用文献。
南方民歌以丁日昌、余治所拟“小本淫词唱片目”、扬州民歌唱本、上海《新编时调》等为典型。丁日昌、余治所拟的“小本淫词唱片目”，反映的是封建末世的统治者即官方意识形态对野蛮生长的民间艺术的基本态度，其对民歌唱本“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少年子弟，略识数字，即能唱说”情形的描述，包括对民歌俗曲“移人最捷”“伤风败俗”的负面评价，均是近现代民歌研究的难得史料。晚清时段的北方、南方民歌，在形制、题材、内容等各个方面，均开始尝试摆脱“旧调”的束缚，而露出“新声”的迹象，“小本淫词唱片目”中列举的众多此前未见的民歌牌调，如【十二月花名】【三十六码头】【斜倚栏杆】等，与《时调雅曲》中的青楼题材民歌一样，亦是“新声”的一种。在近现代民歌传播接受版图上，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 / 地区，也有天津、苏州、扬州、沈阳、济南这样的次中心甚至边缘性城市 / 地区，本书专列一章，在时间（明清、民国）与空间（江淮平原板块及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双重场景中，讨论近现代扬州民歌的嬗变轨迹、内容与价值，以及与其他地区如北京、上海乃至东北、湖北等地民歌的互动情形，作出了“民歌文化圈”研究的初步的尝试。
20世纪 20至 40年代，沪上以“时调大观”“时调新曲”等为名，动辄十册数十册的民歌唱本争相面世，其规模与影响，远超北京民歌唱本；与北京民歌唱本的形制与内容都相对封闭、传统不同，上海民歌唱本对社会时事的反应能力更为快速，牌调更为多样，题材更为丰富，样式更为时尚，价格更为低廉，更受各地民众欢迎，因而在近现代通俗文学 / 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五章《〈新编时调〉：商业都会的另类镜像》以 20世纪 30年代上海协成书局编辑出版的《新编时调》为例，着重梳理了近现代上海民歌都市与乡村风格杂糅、文人与艺人共同参与、形制与内容广博丰赡等特色，以及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乃至抗战各个阶段，揭露侵略者暴行、唤醒民心、投身救亡的主动作为、感人表现。近现代上海民歌对现实的无缝对接、快速跟进，为以民歌为代表的大众文学 / 文化样式服务、推进社会变革作出了示范，为近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孤岛”文学史、城市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
第二，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以专题形式，讨论抗战民歌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大运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与路径。如上所说，近现代民歌的兴起，是多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时代的风云“激成”了民歌；另一方面，民歌又积极介入社会事件，以自身的努力参与这个时代嬗递的进程。诸多社会事件中，以抗日战争最具典型性，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教育民众认清侵略者的野心，鼓舞全民奋起抗战，近现代民歌发挥了自己的特别作用。第六章《抗战民歌：大时代的纪念品》以具体民歌为例，介绍了民歌为争取抗战全面胜利所作的积极贡献。大运河民歌指流行流转于大运河船民、渔民和沿线城乡民众中的一切民歌俗曲，这些民歌俗曲的传播接受，以大运河为依托，具有因河而生、依河繁衍、沿河流转的特征。大运河民歌蕴含着大运河沿线区域的风土人情与民众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等内容，是宝贵的文学 / 文化遗产，重视、加强大运河民歌的整理研究，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助力大运河沿线城市 / 地区打造最富文化内涵、最具地方特色、最具观赏价值的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实现近现代民歌与现实生活的联通，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作用。婚嫁喜歌兼具婚俗与民歌的双重身份，近现代集中或零散地保存婚嫁喜歌的文献，一是《歌谣》《民俗》等专业报刊及少量的文学、文化甚至 公共报刊，二是《新刻女儿哭嫁》等专门的喜歌印本抄本，三是小说、戏曲、笔记及各地方志，四是北京、上海等地书坊编印的时调俗曲选集，亦会杂收部分喜歌。第八章《婚嫁喜歌：婚俗恒久远喜歌永流传》回顾了近现代喜歌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对婚嫁喜歌“婚俗”与“民歌”合一的特征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
第三，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以“唱春调”“绣荷包”“纱窗外”为个案，较为细致地讨论近现代民歌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及民众生产生活的亲密关系，以及民歌与戏曲、小说文本的互动情形。如近现代民歌中的“唱春调”实即乞讨歌，是民间艺人在春荒时节走村串巷沿门讨要钱物时所唱的民歌，“唱春调”的产生与流行，一方面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多艰有关，另一方面亦是传统民歌自古即有的“乞食”功能的体现。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有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为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有人解为“饥饿的人因得到食物而歌唱”，其实从“民歌发生学”角度而言，不若释为“饥饿的人为了得到食物而歌唱”，也即“因食而歌”。典籍中“因食而歌”的例证多有载录，《列子·汤问》云：“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韩娥因匮粮乃“鬻（卖）歌假（换）食”，可作“饥者歌其食”即“因食而歌”的确切释义。民歌即民声，民歌更是民生，以“因食而歌”的观点，审视近现代民歌中几成流派的“唱春调”，既可以更真实全面地认识了解近现代民歌与民同在、为民而呼的本质特征，亦有助于在中国文学 / 文化史的长河中，定位中国近现代民歌的价值与贡献。以《绣荷包》为代表的名物、“女红”
题材民歌，赋予物以特定的意象，进而以物寄情，因其对女性生活的生动描绘、女性情感的真切抒发、女性风格的肆意张扬与女性审美观的顽强展示，而成为民歌大家庭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殊类别，成为名物民歌、性别叙事民歌研究的样本。民歌与戏曲，本是近亲，民歌与戏曲同源共生，徐渭《南词叙录》曰：“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村坊小曲而为之”，是对民歌与戏曲同源共生说的最好表述。近现代民歌中，民歌与戏曲互动的情形随处可见，常见者如民歌改编唱述戏曲的内容，其中可以数量庞大、流传范围亦广的《十二月古人名》等为代表，《山歌抄本》中的近百首“纱窗外”组曲，则是民歌与戏曲、小说互动的罕见材料。从这些民歌中，可以了解民歌、戏曲、小说在某时某地民众中的传播接受情形，此类掺杂戏曲与小说内容的民歌，客观上也成为民歌史、戏曲史、小说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第四，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文化发展演进的综合语境中，立足具体文献，兼及民歌传播接受的实际，讨论近现代民歌与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民歌与方言是近亲。民歌中的方言分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两种基本形态，地域方言为民歌溯源和流转演变情形的梳理提供了便利，社会方言则赋予了民歌以强烈的“社会相”色彩。民歌中的方言，彰显了民歌语言与其他文学样式语言的不同风貌，放大了民歌本身的民间文化、底层文化、通俗文化色彩，丰富了现代语言学、民歌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与细节研究。民歌与方言的结合，强化了民歌的叙事能力，打造了文学同构叙事的范本，使得民歌更好地扮演了社会文化嬗递进程的忠实观察者、记录者、参与者等角色。俗字即俗体字，为异体字的一种。近一百年来，学界对汉语俗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遗书、小说、戏曲、书契等文献，实
际上，存世量更大、覆盖范围更广、与民众文化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民歌唱本中，保存的俗字数量更多，形式更多样，民间与民俗色彩更为浓厚。此类俗字之于民间文献整理、民俗研究乃至文字改革、民众教育、文化启蒙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十四、第十五两章，介绍、讨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中国近现代民歌、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的大致内容，以期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现近现代民歌文献的存世情形与近现代民歌生成发展的面貌。
本篇非常详尽地说明了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价值所在，没有空洞的喊口号，而是从理论和现实两大层面说明民歌是中国的、民歌更是中国人的，点明全书标题“庶民之声”。
——编者按
“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意义
理论从现实中来，又为现实服务。著者建构“中国民歌学”理论的一些想法，得益于多年来从事传统民歌整理研究的实践，同时深感旧有的一些观念、学说，如由前辈学者倡立的“歌谣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与形势的要求，因而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根本目的仍是更好地推动文学繁荣与传统文化复兴场景下的传统民歌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场景下的当代民歌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民歌学”概念的提出及其框架设计的探讨，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如理论意义。
其一，近年来，传统民歌的整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学科分设、各自为政，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对民歌历史、内容、功能、传播接受规律及文化价值等的认识、理解，受其专业壁垒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民歌音乐史类著述，在视野、结构、细节等各个方面，极少能够超越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水准。由文学角度切入的《诗经》、汉魏乐府、敦煌俗曲等的研究，多着重研析经典作品的内容与审美特质，对其在形制上给予后世民歌的滋养阐发不足，如李调元《雨村诗话》云：“《毛诗》三百篇，为万世诗原，然不出比、兴、赋三字。首章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试问后之诗人，有能出其范围乎？”其所着眼的后之诗人对《诗经》的继承，只是“比、兴、赋”的手法，实际上，《诗经》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止此，近现代民歌中极为流行的“十二月体”，即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脉相承，此种形制上的沿袭，依例不在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学科分工导致的各说各话、各有盲区短板，与民歌整理研究缺少民歌主体意识与“民歌学”理论统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民歌学”理论彰显“民歌”中“民”的主导地位，重视人与民歌的关系，特别在意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民歌与民众生产生活及民族生存发展的极端贴近性，此乃从顶层设计上将民歌视作完整的人类文化、民族文化样式，在此基础上，提倡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民歌的历史、形制、内容、审美等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此种高站位、整体性的认知与研究，对于当下渐成热潮的“传统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的融合贯通，同样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二，实现了从早期基于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理论的“歌谣学”到具有中国文化与学科特色的“民歌学”的转变。如上所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近世歌谣征集整理运动，在材料取用上偏于口唱实即口说的歌谣，在方法与目的上偏于民俗学。此种偏向，有一时学术风气的原因，亦是歌谣运动骨干的引领使然。
如前所说，民歌的根本属性，是文学而非其他，传统文化复兴与新时期非遗传承保护场景下的“中国民歌”，更是《诗大序》及《古谣谚·凡例》等所定义的徒歌与合乐之歌的总和，因此歌谣运动所界定的“歌谣”概念、施行的“歌谣学”研究实践，均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著者所说的“民歌”与“中国民歌学”，凸显的是中华文化主体色彩，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成就与学术研究的进步。
另如现实意义。
2017年，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省称《意见》），《意见》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民歌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优秀文化样式一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意见》说及中华传统美德，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此处所说“担当意识”“爱国情怀”“社会风尚”“荣辱观念”等，在传统民歌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如爱国情怀。近现代民歌中，爱国情怀是一个极为鲜明的主题。上海大美书局编辑、沈鹤记书局发行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时调大观》中，有《提倡国货五更调》云：
一更一点月出初，提倡本国货，呀呀得哙，努为就去做，始终如一不懈情，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哙，何愁国不富。二更二点月光亮，国货制造厂，呀呀得哙，各处多开张，制作应当仿外洋，多改良，舶来品呀，就此不通行，呀呀得哙，国家自然强。三更三点月正圆，筹集英洋款，呀呀得哙，创办陈列院，各种国货多齐全，备客观，使人民呀，多知国货坚，呀呀得哙，取价必低廉。四更四点月斜照，国货顶顶好心，呀呀得哙，大众才知道，价廉物美货色牢，真相巧，快来买呀，全国好同胞，呀呀得哙，自然国好货。五更五点正沉西，救国大事体，呀呀得哙，大家心要齐，外货虽贱勿要俚，有志气，劝同胞呀，国耻纪心里，呀呀得哙，永矢弗忘记。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云“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五更调本来是民众喜听的传统民歌，此处用旧调填入新词，宣扬爱国情怀，彰显了民歌“与世推移”的特征与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此外，著者所说“中国民歌学”，其中国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民歌学”的研究主体——民歌，是中国的；二是“民歌学”所遵循的理论、采用的方法，是中国的；三是“民歌学”的目标，是总结讨论中国民歌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传统文化复兴探寻更多路径，挖掘更多资源，为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提供具体的理论参考与文献支撑，也即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服务中国文化建设。其中任何一条，既凸显创新意识，更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
如“民歌是中国的”。
首先，“民歌”这个概念是中国的。向来的论者，喜欢引用朱自清《中国歌谣》中的话， 说明“民歌”一词的来源。朱先生云，“民歌”一词，“似乎是英文 folksong 或 People‘ssong 的译名”，且据 FrankKidson 在《英国民歌概论》中的说法，以为“民”（folk）系指“不大受着文雅教育的社会层而言”。朱先生“民歌”为外来“译名”说不确。如《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云：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或曰“民歌之曰”译成白话，为“民众歌颂 /歌唱道”，与通常意义上的名词性“民歌”，尚有距离，则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之一》等多有引用的《十二月尧民歌》，可作“民歌”为名词的代表。歌云：
今云海峤作涂田，外拒潮来古无有。霖潦渗漉斥卤尽，秔秫已丰三载后。又有河淤水退余，禾麦一收仓廪阜。昔闻汉世有民歌，泾水一石泥数斗。且溉且粪长禾黍，衣食京师亿万口。
无论标题还是内容中的“民歌”， 均可作名词看待， 与英文“folk-song 或People’ssong”等同。李梦阳《空同集》卷六辑有《郭公谣》一首，谣后有附记云：
李子曰：世尝谓删后无诗，无者谓雅耳。风自谣口出，孰得而无之哉。今录其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于乎，非子期，孰知洋洋峨峨哉。
此处“民谣”的词义与词性，更与“民歌”无异。要而言之，“民歌学”概念中的“民歌”，是中国本土词语，而且久已有之，并非外来译名。
其次，“民歌”是中国的，更是中国人的，民歌内容，与国人生产活动、情感生活密切相关。上说早期典籍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与“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均是民歌与国人生产活动关系密切的显例。
情感生活，显例尤多，源头仍如前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云云，可作中国民歌表达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开山的纲领”。《礼记·乐记》第十九又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音生人心，而形于外，但是人心又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制约，因而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等的不同，也即民歌反映的国人的情感生活，并不仅指歌者一己的私情，私情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世情（社会情绪），私情与世情的互补互动，构成民歌所反映的国人情感生活内容的全部。如近现代中国社会，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上海文益书局印行《时调大观》三集中，有若干战事题材民歌，表达的即是深受战乱之苦的一般民众的哀怨心声。其中一首《战事四季唱春调》这样唱道：
中华民国十多春，人贫世富到如今，世间不论贫和富，缭乱时世受灾星。春季里来百草青，江浙两省动刀兵，炮声隆隆头上过，唬坏了一班小百姓。夏季里来伏中心，多少百姓逃性命，扶老携小战地出，碰着土匪更伤心。秋季里来丹桂香，抛撇家乡到上洋，有钱逃难递写意，穷民饥饿最凄凉。冬季里来大寒天，多少百姓遭兵燹，战事结束把干戈息，国民同享太平年。
“乱世之音怨以怒”，“有钱逃难递写意，穷民饥饿最凄凉”，即是“怨以怒”的真实写照。
流传时间既久、覆盖范围亦广、内容大同小异的各类孟姜女小调，反映的则是超越地域与时代、几成国人心魔的悲剧情结。《时调大观》初集开篇，即是《孟姜女过关》，第三集中另有《孟姜女叹四季》，意趣相近，《孟姜女叹四季》云：
春季里来是清明，家家户户上新坟，人家坟上飘白纸，孟姜坟上冷清清。夏季里来热难当，蚊虫飞来闹洋洋，情愿叮奴千口血，莫叮奴夫万喜良。秋季里来雁门关，孤雁足浪带信来，闲人只说闲人话，那有闲人送衣来。冬季里来雪花飞，孟姜女雪里送寒衣，前面乌鸦来领路，喜良长城冷凄凄。
“孟姜坟上冷清清”“喜良长城冷凄凄”，此种凄冷氛围与哀婉情愫，相伴中国民歌的始终。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以孟姜女小调为代表的传统民歌的悲剧色彩，证明静安先生国人精神“乐天”说并不全面—不佞宁愿相信，乐天只是表象，戏曲作品中的“欢”“合”“亨”，只是对现世中“悲”“离”“困”的虚拟性反拨，其功用，是为了麻醉与疗伤，麻醉与疗伤的目的，则是为新一轮谋生积蓄能量。
甚至可以说，较之相对程式化、文人化的戏曲小说，更为粗野、更具民间性的民歌，其中蕴含的哀怨、悲观色彩，与乐天色彩相互纠缠，更能代表国人之精神，在更多时候、更多情况下，哀怨、悲观色彩的势头，甚至要压过乐天色彩，原因无他，在于一部中国史，类似于华夏民族的图存史、受难史与挣扎史，在近现代，则具体化为已成通识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物质决定意识，国人之精神，自然要受制于此种历史真相。有人不以为然，曰长时段的中国史，是一部璀璨动人的文明发展史、民族振兴史。此种描述，近于诗化，不全是事实，事实是，即使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之治”，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所有的“盛世”，仍以靠战乱推动的改朝换代终结，相应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成为中国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传统民歌，于此体现尤为透彻、充分。
张道一先生说及“中国艺术学”，曰“‘中国艺术学’在字面上可作以下的解释：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以此推之，我之“中国民歌学”，亦可作“中国的民歌学”“中国人所研究的民歌学”“中国民歌之学”，“中国民歌学”最为根本的“民歌”，是指中国民歌，是与国人生产活动、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歌，是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生、民情、民心之歌。
2009年拙撰《明代民歌札记》出版，收结部分说及“民歌学”构想；2011年《喜歌札记》出版，开篇仍说“民歌学”，云我所做民歌整理研究工作，远景目标是构建有特色的本土民歌学体系，并将若干著述，以“民歌与民歌学丛稿”命名。近年来，我心心念念，希望以具体而微的民歌整理与研究工作，为“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积累经验，以上所说，即是有关“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大致想法。
“民歌学”的理论基础是民歌本位论，民歌本位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中华文化本位论。但是“中华文化本位论”，并不排斥“民歌学”理论对外来文化理论的借鉴利用。前说“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中的“民歌民俗学”“民歌社会学”等，即是借鉴利用外来文化理论探究中国民歌发生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案例。
另方维规有文，曰《“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介绍文学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及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章云：“如果说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人的行为的产物，那我们一开始就必须承认，每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是社会的一员，无法摆脱不同层面上的社会化影响，其作品亦无法摆脱‘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件艺术品的诞生史永远是由个体和社会共同决定的，其中包含作品的内容、形式、技巧、指向等。我们或许可以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方法看作阐释现代写作的方法，是对现代历史困境中的文学创作的反映形式。然而，即便是兰波的象征主义诗作《元音》（“Voyelles”），也远远超出了它的语言组织，元音成了生存的低声部长音，是重新组合的事物及其秩序的中心。”此乃西方文学社会学家的看法，“作品亦无法摆脱‘社会性’”云云，却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学包括民歌，因此我之所谓“民歌社会学”，鼓励以西方“文学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剖析中国民歌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而揭示民歌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中国民歌学”理论，强调“本位”意识，亦具“包容”胸襟，努力做到与时代同步，和世界同频。
选自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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