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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梁元生做序，黄兴涛、潘光哲、张仲民等学术名家一致推荐；研究“社会”概念兴起和广泛运用的shou部系统专著。“社会”概念在晚清的形成，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将“社会”概念的产生及知识分子对它的使用、理解作为窗口，来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是shou部针对“社会”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专著；从词汇史和翻译史切入，比较“群”“人群”“社会”等，反映近代思想流变。作者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同时探讨了同时代“群”“人群”等词语的内涵、历史意义及其与“社会”传入的关系，以此透视清末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革和社会政治发展；视角独特，研究方法创新。作者以“社会”这一微细的单一概念为基础，对使用“社会”一词的清末报刊和著作做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并对严复、梁启超等相应作者进行追踪式的探讨，展现此段时期的新旧思想交缠及其相互的影响；材料丰富，论证周详，附有详细图表，直观展示“社会”这一概念在晚清民初的生成。作者以《申报》和梁启超论著等资料为基础，将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次进行量化统计，并以时间为线将其绘制成图表，方便读者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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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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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研究“社会”概念兴起和广泛运用的shou部系统专著。作者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全书研究视角独特，方法创新，以“社会”这一微细的单一概念为基础，将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次进行量化分析，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揭示了“社会”逐渐取代“群”“人群”等词的原因。同时，作者并不只聚焦于词语的考证和论述，而是以“社会”一词为切入，再现了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社会”概念的讨论，呈现晚清民初各种思想和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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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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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红磊，男，河南商水人，复旦大学本科、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初政治史、思想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史林》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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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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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部分 晚清“社会”概念的产生
第一章 Society的诞生及其在华早期翻译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群”“群学”与“社会”一词的再使用
第三章 从“群”到“社会”：以梁启超为例看庚子前后“社会”概念的形成
第二部分 清末“社会”概念的集中使用及其影响
第四章 严复对中国“社会”所做分期及性质判定
第五章 “社会”与早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第六章 “社会”概念与清末伦理变革
第三部分 民初“社会”话语的流行与“社会”内涵的转变
第七章 民国初年“社会”话语的流行与内涵转变
结论
附录一：《申报》“社会”使用情况整理(1873—1894)
附录二：梁启超论著目录及“群”“人群”“社会”使用情况(1899—1904)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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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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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承红磊博士的新书《“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行将出版，邀我写序，我感到非常荣幸，欣然应允。
承红磊博士现在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多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在章开沅教授、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等的带领下，成为内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亦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年轻学者精英。红磊受到这种良好氛围的滋养，近年来有很大成长。
承红磊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取得学士和硕士之后，于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以近代史为专业，而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的发现——晚清“社会”话语考论》，2014年完成。其论文在资料、文字、方法、思想和创新各方面皆见功力，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其后红磊应华中师范大学之聘，担任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深得学院的器重，而他本人也在教学和研究上力争上游，不断努力，先后发表多篇论文，相信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承红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对张灏教授所说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时期”尤为措心。所谓转型时期，亦即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到民国初期二十年代的那段时候。那是一个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由旧到新的转换时期。当中派系可见各种思想和各种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有保守的势力，有激进的势力，也有温和的言论。这些不同的思潮也都有各自表达的途径和出版的地盘。承红磊所要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社会”这个词语与概念为重心，把这段时期发表的文章做深入详细的分析，尤有进者，对一群作者做追踪式探讨，察看其网络，分析其思想，研究其行径，然后对此段时期的新旧思想交缠、人物晋接及其相互的影响，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论文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甚为创新，相信本书出版之后，必会引起同人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前院长暨历史学讲座教授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些思想的传播，不仅塑造了“社会”话语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还逐渐改变了“社会”的内涵。受唯物史观影响，思想界越来越倾向于从生产和经济方面来理解“社会”。
——编者按
从精神到物质——“社会”内涵的转变
“社会”与“社会主义”包罗万象。随着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了解的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增大，其所主张的唯物史观也随之越来越受到认可。到了1920年11月，杨端六在其《马克思学说评》一文中承认“近来我国人多鼓吹社会主义，就中尤以马克思学说为最流行”。
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较早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文说：“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上经济上的构造，这就是社会真正的基础了。在这基础之上，再构造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筑物，适应社会的意识形态。”该文还提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可以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的过程。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其存在，人类的社会的存在倒可以决定其意识”。这就把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表述了出来。
李大钊在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介绍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总结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并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
1919年12月，《建设》杂志刊登了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该文梳理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并介绍了士探拉(Rudolf Stammler，1856—1938)、巴拉奴威士奇(TuganBaranovsky，1865—1917)、卞斯天(Eduard Bernstein，1850—1932，今译伯恩斯坦)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但是最后，胡得出结论说，“唯物史观经济一元论的论据，并不因此动摇”。
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应该是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发行。毛泽东回忆称，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让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重要作品的其中之一。
在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下，经济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心。戴季陶谈道：“人类的一切进行，都从经济的进步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受那一个时代经济组织的影响很大。”胡汉民也开始谈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什〕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以至于林云陔在1919年10月宣称，社会主义，“近已成为‘经济的命运之机械的理论’”。
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知识界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按：书名中“惟物”现为“唯物”，下同)，以及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戴季陶在文章中指出，欧美所发生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其本国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中国所发生的社会问题，原因并非本国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而是“外国输入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与此相应，欧美出现“农民的工人化”“直接生产的工人奴隶化”等社会现象，而中国则出现的是从前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受外来机器制造品的压迫，多数变了失业者”。戴文同时指出，此前革命事业的失败、革命党的破裂，根本原因都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政治上的破落户”或者“思想上的破产者”。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一文，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两千年的中国哲学，所做的综合性、概观性研究。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综合作者之意，社会的生活状态，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是特定哲学产生的原因。比如先秦哲学，该文即认为乃“共产制度(主要指井田制——引者)崩坏之后，最大多数人生活不安的问题，是有强权的人掠夺多数人的衣食，无强权的人衣食被夺不能生活的问题”，社会思潮因而激起“非常的反动”，“由是产生老子以次的哲学”；其二，哲学演变的倾向，及其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心情的要求”，而这种“心情的要求”，是社会生活状态所决定的。比如该文在谈到由老子、墨子往慎到、尹文法治主义的过渡，以及由孔子儒学到孟、荀儒学过渡的时候即作此解释。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在开篇就提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在具体分析中国的状况时，李认为，中国受到欧洲各国资本制度和日本的二重压迫，“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农业经济受到了巨大压迫而发生动摇，与此相应，大家族制度便难以持续，反孔思想便应运而生。
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集中的表现。自杀问题不是这一时期才有的，不过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由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多人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于社会方面。如同李大钊所表示的，“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陈独秀也表示，“个人的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的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的支配，决没有自由的余地”。为此，陈提出自杀的救济方法，除了改造人生观，更重要的是“解除社会的压迫”，也就是“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青年毛泽东也表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并且认为，为了“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唯物史观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对当下问题的政策。陈溥贤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早就表示，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补救社会组织的缺点必定是无效的，“要想改革社会，必定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做坏事必要的社会出来，为最快的路径，最好的方法”。施存统宣称，“要解决社会各种问题，惟有找他〔它〕的根本所在”，“根本问题一解决了，枝叶问题当然是迎刃而解”。而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济问题。“社会的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由此，施存统开始批判单纯对教育普及甚至自由恋爱的宣传，认为“不把私有财产制度根本推翻，教育那〔哪〕里会普及”，“私有财产制度打破，儿童可以公育”，“自然可以实现自由恋爱了”。结论是：“经济问题不根本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
1920年6月，《申报》开始出版“社会经济丛书”。为丛书所作的出版预告表示，“经济组织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基础”。该预告还表示：“自去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应着全世界改造的潮流，激动起来。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这大致可以表示此一时期的基本趋向。
甚至“革命”本身的定义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戴季陶表示，革命的最大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的缺陷，不单是压迫着许多人，使他丧失生活地位，并且使多数人，不能获得生活必须的技能”。因此现阶段革命的目的就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对比梁启超在1904年对“革命”所下之定义，可知“革命”含义之变化。
1915年，商务印书馆所出《辞源》解释“社会”称：“多人结合为一体而互有关系者，即个人之精神结合体也。”这种“社会”观无疑是对此前“社会”认识的总结。到了邢墨卿1934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则这么解释“社会”：“人们在历史的条件所赋予之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观念的关系之下所结合成功的组织。这随着生产关系的变迁而变迁，有原始共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的区别。”辞典的编撰有一定滞后性，但是也大致可以看出“社会”概念的内涵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转变。
王汎森在研究“五四”前后的思想界时发现，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的两三年间，主张“整体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者渐多，出现了一种“唯社会”观。这种“唯社会”观是一个连环：“‘社会’是极重要的，但‘社会’是令人痛恨的，‘社会’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之后的‘社会’可以是极光明的。”正如本节所言，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些思想的传播，不仅塑造了“社会”话语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还逐渐改变了“社会”的内涵。受唯物史观影响，思想界越来越倾向于从生产和经济方面来理解“社会”。“社会”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及其内涵的转变，是王汎森所称“唯社会”观的基础。
节选自承红磊《“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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