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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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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通过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探索先秦时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舞台的中心意识的多样性及当时的国家关系的多层性，揭示古代中华观念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明确中华观念在中国先秦思想史和政治史中的地位。全书论证严谨、史料丰富、翻译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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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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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将中华这一概念的形成视为始于先秦并在后世不断发展的含义和语言的层累，讨论中华概念构建的过程，分析构建中华概念的基础以及不同中华观念间的差异与联系。揭示先秦时期汉语中的“中华”、“夷狄”、华夷思想雏形的形成经过及其蕴含的层累性差异和动态性联系，进而讨论处于诞生期的中华观念和华夷思想的各个层面，重新定位其在先秦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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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渡边英幸：1974年生，曾任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讲师、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现任日本爱知教育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
译者简介：
吴昊阳 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硕士毕业，青年译者，现供职于广州市增城区某中学，任历史和日语教师。主要译著有《古代中国的宇宙论》《汉字》《陶瓷》《宦官》《历史的基因：英国》《花粉症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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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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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何谓”中华” 1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目的 1
第二节 前近代的”中华”观念 6
第三节 华夷思想的逻辑与位相 13
第四节 黄河流域的环境与文化 20
第五节 课题安排 28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华夷言论 39
序 言 39
第一节 西周史料中的”夷狄”认识和”中华”观念 40
第二节 春秋史料中”夷狄”的层累性 53
第三节 《左传》的”中华”言论 67
第四节 《公羊传》《谷梁传》的”中华”言论 74
第五节 春秋史料中华夷认识的层累性 80
第六节 战国史料的华夷言论 83
结 语 91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戎” 93
序 言 93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戎””狄”问题 93
第二节 山戎与北戎 100
第三节 晋国对”戎””狄”的掌控与《左传》的”戎狄”观念 108
第四节 ”九州之戎”与戎蛮氏———春秋时期”戎”的居住
模式 113
结 语 120
第三章 鲜虞中山国的建立 123
序 言 123
第一节 中山国的历史及其问题点 125
第二节 关于中山国的文献记载 129
第三节 鲜虞中山、战国中山的各种关联学说 136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狄”与鲜虞中山的建立 141
结 语 155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国际会盟与华夷秩序 157
序 言 157
第一节 夷不乱华 158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国际”会盟与蛮夷戎狄 161
第三节 蛮夷戎狄与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及来朝 165
第四节 多国会盟对蛮夷戎狄的排斥 167
第五节 同盟诸侯与兄弟甥舅 175
结 语 187
第五章 晋文公流离各国的故事及其背景 215
序 言 215
第一节 春秋晋国的性质与霸主体制 216
第二节 《左传》《国语》《史记》中的晋文公故事 219
第三节 践土策命 226
第四节 晋文公故事的背景（1）———晋国与戎狄、诸侯的
关系 231
第五节 晋文公故事的背景（2）———齐宋楚秦与蛮夷戎狄 235
结 语 238
第六章 从禹迹到诸夏 240
序 言 240
第一节 夏朝传说 243
第二节 大禹创造的世界 248
第三节 从禹迹到诸夏 257
结 语 266
第七章 秦公诸器铭之探讨 270
序 言 270
第一节 秦公诸器铭文及年代 274
第二节 何谓”蛮夏” 280
结 语 289
第八章 秦律中的夏与臣邦 292
序 言 292
第一节 前人对秦律的”夏””夏子”之解释 293
第二节 睡虎地秦简中的”臣邦” 298
第三节 战国时期秦国统属下的各邦 305
第四节 ”夏””夏子”之所指 318
结 语 320
终 章 先秦时期的”中华”观念与华夷思想 323
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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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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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的”中华”观念
1.西汉时期的”中国”
那么，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中华”到底具体指哪些范围，其架构核心到底为何呢?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的课题是要搞清楚”中华”的原初含义及华夷思想的各方面，但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位讨论的对象，首先还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国家统一之后的传统”中华”架构情况。
西汉时期，”中国”成了一个与统一国家相联系、泛指某个特定地区的称呼。在先秦时期，人们用传说中大禹划定的”九州”或”天下””海内”等词来概括长江、黄河流域地区，散落在该地区里的周室诸国称为”诸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各国，在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诸侯”。《史记》中多次将秦统一后的郡县区域和继承秦制的汉郡国区域称为”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在琅琊台刻石，上刻”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这两道史料中，秦称自己统一后的郡县区域为”天下”或”海内”，但《史记?天官书》中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又载”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改称秦的”天下”为”中国”。
秦所谓的”天下”，明显是指战国秦加上其余六国———楚、齐、燕、韩、魏、赵原领地的疆域。《史记》的记载表明西汉中期前就有了将七国合一的疆域统称为”中国”的意识。秦统一后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浙江各省，还包括甘肃、宁夏、湖南、江西的一部分，面积大致上相当于华北加华中地区。 后来，秦还试图染指今鄂尔多斯地区和华南地区，但由于秦末动乱而被迫放弃。
汉继承自秦的”中国”地区由汉直辖郡与诸侯王国共同组成，有着长城、边关等具体的边界，域内施行汉律。汉在北方的边界比较明显，例如长城就是划分汉与匈奴的边界，同时也被视为划分”中国”与”夷狄”的边界。汉又在南方设置”边关”，在西南方设”徼”，这些都是用来划分实际统治的边界。边界内的汉郡国领域是”封疆之内，冠带之伦”，是共享界内文明的”中国”，边界外的则是”夷狄殊俗之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国”的文化凭借着长年累月的尊奉儒教礼仪和伦理规范即”礼”、城市聚居、农耕定居等生活形式已被定性下来，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最终统合于黄帝的谱系，使汉帝国获得了作为”三皇五帝”的继承者统治”中国”的合理地位。
在秦汉时期诞生的区域，文明认识论为后世各王朝所继承，尽管在各个时代略有伸缩，但一直是各王朝郡县（州县）领域的标准体系。统合地方的首要因素当数规范化的书面语———汉字、汉文化，其次是在汉字文书行政基础上的郡县制（州县制）及划一的法令统治，再来是王朝域内通行的官僚制及任官制度。
就这样，”中国”一词在西汉时期演变成了一个观念上共享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礼仪习俗、血统渊源、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区域观念，并进一步逐渐演变为”汉族”意识的雏形。汉与诸侯王国在一开始是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国”的，但一旦放到与外部对比的语境下却能统称为”中国”（《史记?陆贾列传》等）。这些住在郡国内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东汉、三国时期之后被称为”汉人”，成为日后汉人（汉族）的雏形。
西汉时期有时还将相对于周边诸国的王朝本身称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所说的话，当中有”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一句。”羁縻”即牛马的头套、缰绳，这句话表明王朝并不视”夷狄”为直接统治的对象，而是对夷狄的统治阶级施加一定的掣肘，使之服从王朝的命令。
另一方面，《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之际，萧望之谈到了该如何应付这些外夷:”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此即著名的”夷狄不臣论”，作为羁縻主体的”天子”在这里改成了”中国”，即视汉朝廷为”中国”。到了这里，”中国”不仅是指特定区域和汉族了，还是统治该地区、该民族的主体王朝自称，乃至天子自称。
综上，在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代指中原地区的人、区域、文化、国家的名词了。东汉至魏晋，正如前人研究所述，在”中国”之外还增加了”诸夏””华夏””中夏””中华”等同义词。按语境的不同，这一连串名称有时候指整个王朝疆域，有时候指王朝本身，有时候仅指中原地区，有时候又指汉族文化，但不变的是均以文明世界内部为对象，视”中国”为周边区域的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古典文献的语句和逻辑为依据，贯穿整个前近代的观念。
2.“中华”认识的基础之层累性
要注意的是，在语言上呈现为一个均质实体的”中华”理念，实际上有着多个基础，有时候还会与”夷狄”发生重合。例如汉代的”中国”境内就有不少非汉族居住。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长城附近就居住着”保塞蛮夷”（《史记?匈奴列传》），长江流域以南的山地里也生活着很多统称为”蛮夷”的人群。在郡国境内，除”汉族”（华）之外，常有少部分”夷”人杂居其中。东汉之后，”内属”的北方民族进一步搬迁到”中国”，长城以南的山西地区住着匈奴，关中平原住着羌族的情况变得常见。西晋时期，关中人口甚至有一半都已经是”戎狄”了（《晋书?江统传》）。这意味着地区意义上的”中华”内部出现了”华人”（汉族）和”戎狄”（胡人）混居的事实。地区意义上的”中华”认识与族裔（ethnic）语境下的”中华”认识之间往往会产生分歧。
作为王朝统治疆域的”中华”和地区认识上的”中华”含义也时有矛盾。在汉武帝对外征伐后，汉帝国的郡国领域扩大至今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广东、朝鲜半岛、贵州等地。《史记?主父偃列传》载汉帝国在鄂尔多斯置朔方郡是”广中国，灭胡之本”，即认为征服行动有着扩张”中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朝内群臣也不断进谏，认为一些会拖累”中国”的土地不要也罢，这表明即使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主流依然是将”中华”限定于中原地区之间。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国时期，也只有魏国疆域的部分能称”中夏”或”中国”。 ”中华”认识的范围尽管随着汉族的南进扩大至长江以南，但是王朝疆域不一定与”中华”认识完全重合。
再到南北朝时期，落难江南的汉人王朝———南朝，与占领中原的胡人政权———北朝之间开始争夺对”中华”的解释权。例如北魏斥刘宋、南齐是”岛夷”，刘宋、南齐反过来蔑称北魏是”索虏”。北魏自认为是”中华”的统治者，不满江南王朝僭称”中华”，但南朝的士大夫们发展出了一套贬中原地区是”夷狄”之地，江南地区才是”中华”的独特的华夷意识。 北朝和南朝都继承了以往的”中华”观念，但是在国家对立和北方民族统治汉族的现实背景下，华夷意识呈现了多极化的解释。
不仅如此，在唐代之后，常常出现统治”中华”的王朝版图要远远超过”中华”地区，甚至形成一个囊括北亚的多民族帝国的现象。唐太宗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羁縻州体制，一时间君临”天下”———包括”中国”（州县地区）和”四夷”的广袤疆土。 后来的元和清王朝，是北方部落进入”中国”之后顺势统而治之的复合帝国，版图远超汉人地区范围。尤其是清朝，其领土不仅包括明朝的旧疆域（中国内地），还有其老本营东北地区、理藩院管辖的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地区（藩部），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清帝国固然是继承了历代”中国”王朝的”最后的中华帝国”，但其本质还是以八旗制为核心、联合蒙古贵族的国家，无论是帝国结构层面，还是皇帝=可汗性质层面，都是无法完全纳入”中华”体制之内的复合结构。
综上所述，古代的”中华”观念是前近代王朝国家的汉语知识分子一直秉持的世界观。但这个认识架构是一个复合架构，至少有着（1）王朝国家的统治疆域、（2）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特定疆域、（3）占人口大部分的汉族和汉文化、（4）统治汉族的王朝本身四层含义，这还不包括域内的非汉族人口、汉族自身的可变性、王朝疆域伸缩或分裂、非汉族统治”中华”的可能性等种种不稳定因素。 因此，历史上被反复提及的”中华”并不一定是以域内共享同一归属意识或本质上的一体性为前提的。”中华”其实是多重观念不断层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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