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弗卢塞尔,1920年5月12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现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中,他的父亲是卡尔斯大学的数学、物理学教授古斯塔夫?弗卢塞尔。1939年弗卢塞尔在大学学习哲学,同一年,他与日后成为他妻子的伊迪丝?巴斯,以及妻子的一家一起避难于伦敦,1940年他辗转巴西寻求避身之地。弗卢塞尔的至亲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父亲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母亲死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实际上,全家除了他本人之外全都死于纳粹的屠杀。
弗卢塞尔夫妇定居于巴西圣保罗,共同生活于此32年,养育子女三人。为了生计以及照顾家庭,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他一直在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不过他依旧没有放弃对书写与创作的坚持,因为他需要思考。所以,白天他为工作而奔波,夜晚他为思考而写作。1961年4月他的作品第一次在杂志(《巴西哲学杂志》,Revista Brasileira de Filosofia)上发表,从该年9月开始,他陆续在报纸(《圣保罗州报》,Estado de Sao Paulo)上发表一些小的文章。此后他的履历逐渐丰富起来——当过记者,做过众多大学的讲师。1962年,他成为巴西哲学研究会的研究员,1963年,他成为传播哲学的教授。同年,他的第一本著作《语言与现实》(Lingua e Realidade)出版。
之后,弗卢塞尔成为艺术双年展的顾问,并于1966年和1967年成为巴西外务长官的助理,也因此获得了多次往返欧洲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契机的促发下,弗卢塞尔再次发现了人生新的可能性,最终他没有返回巴西,而是与夫人一起,首先定居于意大利的梅拉诺(1971年),然后移居于法国普罗旺斯罗比恩(1981年)。
在欧洲定居之后,弗卢塞尔在大学讲授传播学课程,进一步挖掘媒介、技术以及生活世界的意义,并且,在巴西、法国、美国以及德语世界陆续出版了他的著作。1983年第一部德语著作《摄影哲学的思考》(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Fotografie)出版,此后迎接他的是不断的讲授、演讲、新闻发布、书籍出版等。
1991年11月27日,他在德国与捷克的交界处附近因交通事故去世。当天,在故乡布拉格的歌德学院,他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德语演讲,其主题为“范式的转换”(Paradigmawechsel)。最终,他被安葬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与卡夫卡比邻。
纵观弗卢塞尔的学术生涯,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便在巴西从事学术研究,并发表了学术著作《语言与现实》,而在英语学术界他被关注,则迟至1980年代《摄影哲学的思考》的出版。1983年该书德语原著出版,1985年弗卢塞尔亲自将其译为英语版,从而引发了英语圈的关注。相对于其他的媒介学者如麦克卢汉或者鲍德里亚,弗卢塞尔思想被关注确实较迟,原因推定大体有三点。
第一,弗卢塞尔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书写——大部分是德语和葡萄牙语,其次是英语和法语,所以他的影响力在德语圈传播较早,但是在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圈层中则传播较迟;并且在语言上的艰难还体现在,弗卢塞尔经常将自己的著作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版本,而版本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不同的语言书写会造成意义的再生产)。
第二,与弗卢塞尔的离散生活有关——游牧式的生命轨迹表现为“颠沛流离的前半生和旅居的后半生”,弗卢塞尔由于战乱逃离布拉格,1940年到达巴西,在巴西一待就是32年,截至1972年,此间他除了供养家庭之外,就是通过写作(思考)、讲学与研究展开他的哲学生活;1972年之后弗卢塞尔开始回归欧洲,此间他的主要活动依然是讲学、演讲与研究,所以他的学术思想难以在一个地方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第三,弗卢塞尔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涉及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如哲学、语言学、物理学、人类学等,因此他的著作中涉及现象哲学、语言哲学、媒介理论、物理定律以及符号学、人类学等,这带来了研究上的驳杂性难度——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
中国大陆学者对弗卢塞尔思想的译介则从《摄影哲学的思考》开始,其出版迟至2017年,从1983年本书首次出版开始计算,已有34年之久。由此可见弗卢塞尔思想传播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在弗卢塞尔的传播思想中,人类传播的目的是通过符号化的世界改变世界本身与其内在的生活意义——为“必死”(无意义)的人生赋予意义。因为,人终有一死,向死而生是人的宿命,但进行传播也是人类生命的应有之义。因此,反抗人生的“必死”是人类进行传播的前提条件,即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死亡”仿佛就有了意义——“死亡赋予了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类在对抗死亡的过程中主动通过传播创造了意义。因此,弗卢塞尔将人类传播视为考察对象,将人类传播的核心视为一种“赋予意义”的实践。
弗卢塞尔肯定人的创造性。他反对区分虚拟与现实,因而提出“表象的礼赞”,从而肯定表面之物,反对柏拉图所谓“理式的真实”,反对柏拉图将人工创造之物定义为真实的反面。弗卢塞尔肯定了生活世界,确认了数字符号替代文字符号成为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符号。因为,文字符号具有鲜明性与差异性,并主导着科学与理性为代表的历史的发展,但是文字符号的专业性与抽象性已经使其自身陷于危机中。由此,数字符号的地位上升,最终,在技术图像的世界中,人类利用新的装置(电脑),在通过0和1所组成的数字化的世界中,不但能够将文字分解为数字,还能够将数字综合为图像,于是数字化的世界得以建构,数字化的人得以形成,数字化的生存就是数字世界生活图景的外化。由此,弗卢塞尔建构了他独特的“数字本体论”与“数字人类学”。基于此,弗卢塞尔获得了“数字思想家”的美誉。
在数字化的世界中,数字虚拟的世界正是人们生活的世界之一,区分虚拟与现实已经没有了意义。因为传统的区分标准已然失效。在文本符号的历史时代,人们以客观认知(真理)为标准,但是数字虚拟时代人们以美学认知(体验)为标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理想行动就是去寻找真理,从而无限地接近真理;相对而言,体验却是主观存在的,人们要做的是去创造,并不断地分享,因为分享得越多,人们才能获得越多的体验,最终意义才变得更为丰富。所以,弗卢塞尔断言,在数字化的世界中,“我与你”的关系替代“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通过“数字邻居”关系的确立,实现“爱你的邻居”的理想。
所以,弗卢塞尔的传播学是人学,传播的目的正是为了在无意义的世界建立意义而进行的符号互动。弗卢塞尔通过“符号”来考察人类传播。在人为创造意义的过程中,弗卢塞尔认为“符号”是人类与象征意义建立连接的方式,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交流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深渊上架设了桥梁。具体而言,符号是将象征统合的系统,象征是(两人以上通过约定)指代(代理)其他现象的所有现象,通过象征的创造,并使其在符号内部秩序化,于是,媒介也就产生了——媒介是符号在其内部发挥作用(功能发挥)的结构。这就是弗卢塞尔梳理的象征—符号—媒介的关系。
如果说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媒介”本身,那么弗卢塞尔强调的则是“人与装置的复合体”,因为,技术的秩序化与人的想象在制衡中走向未来是弗卢塞尔媒介乌托邦的本质。但是,在弗卢塞尔的思想中,“民主的程序化”而非“程序的民主化”是核心。所以媒介(技术)并非弗卢塞尔思想的关键,人才是关键。
对话式的远程信息社会是弗卢塞尔对理想社会模型的愿景。其中,网状的电脑社会(互联网社会)就是他的这一社会模型的外化。在远程信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技术图像进行对话,对话是人们为了进行信息的创造活动,从而完成新信息的合成或交换。所以信息的质量与参与者的能力是关键所在。那么在远程信息社会中,媒介的使用者并不能将自己交托于娱乐,而是沉浸于对话,在对话的参与中,人类从劳动中被解放出来,从而从创造性的游戏中体验到游戏的乐趣,由此,劳动的人就变成了游戏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学说”在弗卢塞尔这里进一步精细化。
弗卢塞尔强调了人类传播的重要意义,同时肯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弗卢塞尔认为传播理论作为所有学科的元理论,是最早将所有其他学科整合在一起的学科。进而,弗卢塞尔指出哲学的死亡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危机,其结果是加速了传播理论的产生。弗卢塞尔直言,传播理论的形成源自对文化发展的理性考察,结论就是,传播学交接了以前哲学的任务。所以,弗卢塞尔重申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弗卢塞尔将传播学视为“对人类活动赋予意义”,敦促人们寻求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时代精神”:这与雅思贝尔斯相应。
弗卢塞尔强调传播学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场所,人们在这里能够意识到正在靠近的危险是什么,以及如何应对它”。因为传播学教育直面以媒介为中心的时代变化,肩负着重振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作为一名媒介哲学思想家,他确认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兼具艺术性与人文性,理应为对抗文化危机提供知识与技术。这也正是传播学与传统哲学不同之所在。
弗卢塞尔的传播哲学思想映射出“人类处境”的镜像,展示了1991年之前他对社会与文化思考的情况。然而,哲学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理论性的日久弥新,在历经全球化发展,而又出现反全球化思维的今天,弗卢塞尔的思想依旧熠熠生辉,并丝毫没有过时的倾向。弗卢塞尔的思想在德语圈中早已声名远播,因为,弗卢塞尔往返欧洲与南美,并拥有众多的语言思维能力,除了母语捷克语之外,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德语等进行书写,而最常使用的则是葡萄牙语(在巴西生活过32年)与德语。
21世纪以后,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弗卢塞尔传播思想的兴趣渐浓,弗卢塞尔传播思想的引入也随之加快。目前可查的学术论文中首先研究弗卢塞尔思想的当属程立涛的文章《论弗鲁塞尔的责任人道主义》,他从人道主义的视角解析弗卢塞尔的哲学思想。然后则是2018年一篇《弗鲁塞尔的“媒介符号理论”对传播危机的反思》以弗卢塞尔的著作《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为研究对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弗卢塞尔的“符号理论”以及从符号的视角对人类传播史的一个梳理,从而指出媒介同时具有遮蔽(深渊)与解蔽(桥梁)的双重功能;同年另一篇《数字功夫:格斗游戏的姿态现象学》,是大陆传播学界较早将弗卢塞尔的姿态现象学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具体对象的文章。紧接着,2019年一篇《弗鲁塞尔:数字时代的蒙田》,综合介绍了弗卢塞尔其人以及他的几篇著作的思想;同时,2019年还有研究弗卢塞尔思想的两篇译文出现,即《对数字技术的间性论思考》,以及《弗卢瑟与间性论》,重点考察弗卢塞尔研究的又一核心关键词“主体间性”。
2020年之后,弗卢塞尔研究进入另一维度: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弗卢塞尔第一本中文简体版的著作《摄影哲学的思考》(2017年)面世。然后,其他著作中文版相继面世——《技术图像的宇宙》(2021年)、《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2022年)、《后历史:二十篇短文与一种使用方法》(2023年)、《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2023年)。研究论文也激增——《作为装置的摄影——以威廉?弗卢塞尔的摄影哲学为中心的考察》(2020年);《技术图像世界的可能性——试析维兰?弗鲁塞尔的传播艺术与世界构想》(2020年);《运动图像的操作化:对触屏视频流装置及其姿势现象的考古》(2020年);《网页隐喻与处理超文本的姿态》(2020年);《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2020年);《弗卢瑟的对话哲学》(2022年)《“姿势”的意义:技术图像时代的“无根基之恶”——从阿甘本到弗卢塞尔》(2022年);《从技术性图像到媒体知觉——弗鲁塞尔的媒介哲学》(2022年);《织纹:技术图像的另一个宇宙》(2022年);《德语国家媒介哲学翦论:学科进路、理论星丛与前景展望》(2023年);《屈机、攻略、外挂:游戏与作弊的本体论》(2023年);《弗卢塞尔的摄影哲学与装置社会批判》(2023年);《历史终结于无维之境及其后——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论与后历史哲学》(2023年);《弗卢塞尔论技术图像及其宇宙》(2023年);《技术图像宇宙中的自动与自由——威廉?弗卢塞尔的图像理论及其当代启示》(2023年);《器官投射与技术想象:作为生成媒介的眼镜与助听器》(2023年)。
由此可见,在2020年以前对弗卢塞尔的研究大多体现在描述、解释、传播的维度,而进入2020年之后,使用弗卢塞尔的媒介现象学研究方法观照具体研究对象的文章逐渐增多,并且综合弗卢塞尔理论进行深度研究,如与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章也增加了。也就是说,中国学者不仅局限于研究弗卢塞尔及其著作本身,还要研究弗卢塞尔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由此可见,从媒介现象学入手来研究中国媒介现实,是传播学领域研究对中国媒介现实进行观照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本书的结构,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讲义”的形式介绍弗卢塞尔传播思想,分别是弗卢塞尔的传播哲学观、传播结构论、媒介观、远程信息社会论、生命观与劳动观、符号论、意识论、游戏论、技术想象论;下篇以“评价”的形式分析弗卢塞尔本人及其学术成就,包括以弗卢塞尔的传记为中心考察弗卢塞尔的生平;以一次访谈为中心阐述研究弗卢塞尔的动机与意义;以指向数字启蒙的人类传播史考察弗卢塞尔的“再启蒙”思想;以人生意义的再发现考察弗卢塞尔的传播思想核心;以媒介现象学研究方法为中心考察弗卢塞尔的研究方法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中,涉及弗卢塞尔的主要著作为中国大陆出版的弗卢塞尔著作,分别是《摄影哲学的思考》(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Fotografie)、《技术图像的宇宙》(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Kommunikologie)、《后历史:二十篇短文与一种使用方法》(Pós-História:Vinte Instantaneos e um Modo de Usar)、《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Lob der Oberfl?chlichkeit:Für eine Ph?nomenologie der Medien)。此外,还有《书写还有未来吗?》(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以及《图像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Bilder)两本著作也在研究范围内,并且这两本书的中译版本也将陆续出版。
在序言的结尾,我向一生不遗余力地“寻找意义之路”的弗卢塞尔致敬!感恩导师金成在教授对我的学术指导与以身垂范。感恩亲朋在心身上的鼎力支持。感恩我的学生许凌波、贾雨薇、高方方、张玲燕的学术探讨与校对工作。同时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责任编辑倪文君的肯定与辛苦付出。最后感恩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与山东师范大学的鼎力支持。“行百里者半九十,致远者须立志”“路漫漫其修远兮”,感恩一路相伴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