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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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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陈来先生近十余年关于朱子学的文章结集。正文前五篇分别考察朱熹《仁说》《克斋记》《太极解义》等文本的成文过程与版本差异，以及其中重要思想的前后变化，凸显了精深的文本研究功底。中六篇先后讨论朱熹论“四德”“羞恶”“已发未发”等儒学重要范畴的话语与它们在其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体现了对宋明理学的全景把握。余四篇将韩国朱子学与近代朱子学纳入视野，勾勒了朱子学辐射东亚的广阔范围与在剧变时代为思想学术提供的养料。最后一篇收入陈荣捷先生晚年写给作者的二十余封论学书信。附录十篇是关于当前朱子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与朱子学的现代意义的漫谈，这些文字从丰富的面向展现了一位学人对自身工作的理解与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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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陈来先生是一代哲学史大家，从学之始即治朱子，《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子哲学研究》为之奠立广泛的学术声誉。其后，他的研究转向阳明学、船山哲学及近现代哲学，并上溯先秦时期的宗教与伦理，考辨儒家思想的根源。近年则在古今中外的宏阔视野中尝试构建儒学思想体系，代表作为《仁学本体论》和《儒学美德论》。
本书为作者近十余年关于朱子学的文章结集，是其回归朱子的厚积总成之作。正文十六篇，涵盖对朱熹经典文本与思想，对东亚及近人朱子学成就的讲说与评述，附录十篇是对当前朱子学研究的问题及其现代意义的漫谈。所收除一般论学文章外，还包括书信、致辞、讲座、采访等，这些文字既浸透先生沉潜治学的功力，也映现学人深挚面貌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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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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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yu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著作多种，除三联书店已出版的“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仁学本体论》《儒学美德论》《孔子·孟子·荀子》《冯友兰的伦理思想》《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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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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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对《洪范》皇极的诠释
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
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
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朱子《太极解义》与张栻《太极解义》之比较
朱子的四德论
朱子四德论续论
朱子《仁说》与道学话语
朱子论“义”
朱子论“羞恶”
朱子学“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
朝鲜朱子学关于“气未用事”的讨论
朝鲜朱子学家李栗谷的理气论析论
朱子哲学诠释的比较视野
朱子太极动静论的近代之辩
陈荣捷答陈来论朱子书
附 录
朱子学的时代价值
朱子的学术思想与大学通识教育
朱子的阴阳变化观
朱子其人其学
青年朱子的成长之路
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总序
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
朱熹的历史与价值——戴鹤白教授访问陈来教授
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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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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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哲学世界》后序
朱子哲学的研究，是我的本业。我的朱子哲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20世纪80年代，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朱子哲学为主题，硕士论文题为《朱熹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博士论文题为《朱熹哲学的形成与演变》。这期间还完成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一书。这些系统性的朱子研究成果在80年代都出版了。博士论文完成后的次年，我的研究延伸至明清朱子学，做了陆世仪与陆陇其的思想研究。此后至整个90年代，由于研究转向现代哲学和古代宗教，这段时间我就没有再写过朱子的专题论文了。
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朱子会议，我写了以朱子《仁说》为中心的论文，这是1986年以后首次回到朱子哲学研究。而真正回到朱子研究应该是2010年，这一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了朱子会议，并在会上成立了中华朱子学会，我被推为会长。于是，此后每逢中华朱子学会主办朱子会议，我都会撰写论文参加，这便开始了我朱子研究的后期。这些参加中华朱子学会会议的论文即成为本书的主体。今年在北京、婺源的朱子会议上，我都表示，由于已经上了年纪，此后学会的朱子会议，我就只做致辞，不写论文了，把研究的责任全部转给年轻一代的学者。所以，本书可以说是我后期朱子哲学研究的汇集。
这也使我想起，前辈学者钱穆、余英时都是在七十岁后以朱子研究的著作作为个人学术晚期的收山之作；而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我是在走上学术道路的开始便以朱子为主题，下过七八年的功夫，所以这部后期研究的汇集自然不是以体系研究或专题研究为总体特征。但是其中关注的问题对朱子哲学研究仍有重要性，其中大多是前人未曾加以研究的，所使用的资料和方法对朱子哲学研究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本书在整体上可以说代表了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色。以下，我把本书各篇发表的情况，列举如下：
《朱子对〈洪范〉皇极的诠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原题《“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原载《复旦学报》第2016年第2期。《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原载《哲学研究》第2018年第2期。《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原载《文史哲》2018年第4期。《朱子〈太极解义〉与张栻〈太极解义〉之比较》，原载《周易研究》2019年第1期（原题《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朱子的四德论》，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原题《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朱子四德论续论》，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朱子〈仁说〉与道学话语》，收入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原题《朱子〈仁说〉新论》）。《朱子论“义”》，原载《文史哲》2020年第6期（原题《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朱子论羞恶》，原载《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朱子学“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原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朝鲜朱子学关于“气未用事”的讨论》，原载《世界哲学》2022年第3期。《朝鲜朱子学家李栗谷的理气论析论》，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原题《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朱子哲学诠释的比较视野》，原载《船山学刊》2022年第2期（原题《朱子理气论研究的比较哲学视野》）。《朱子太极动静论的近代之辩》，原载《现代哲学》2022年第1期（原题《张荫麟、贺麟朱子太极动静说论辩简析》）。《陈荣捷答陈来论朱子书》，原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1期（原题《陈荣捷先生答陈来书二十八通》）。
上面所列举的论文可以说是我以朱子研究专家身份进行的研究。此外，在我研究朱子的后期，也写了一些有关朱子的文章，大部分曾发表于我的新浪博客。这些文章大都不是专题学术论文，但也各有意义。如《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是与友人论学书，但其中所论者，确实值得重视。又如《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本是一次会议发言，而其中所论者对中韩朱子学研究也有提示意义。其他有关朱子及其文化思想价值的普及性文章，也曾在各种场合讲述过，有些认识可能也值得参考。我把这些文章汇集为本书的附录，供读者参考。以下是这部分文章的写作年份：
《朱子学的时代价值》，2011年。《朱子的学术思想与大学通识教育》，2010年。《朱子的阴阳变化观》，2013年。《朱子其人其学》，2018年。《青年朱子的成长之路》，2020年。《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及其意义》，2019年。《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04年。《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2014年。《“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总序》，2007年。《朱熹的历史与价值——戴鹤白教授访问陈来教授》，2010年。
最后，感谢三联书店对我的学术出版的一贯支持。
陈 来
2023年12月6日
朱子学“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节选）
因早期受李侗的影响，及李侗死后受湖湘学的影响，朱子在乾道年间，集中思考“未发已发”的问题，而在乾道五年最终确定了以伊川思想为基础的已发未发说。朱子在这一时期有关已发未发的思考中，并没有讨论“气”对这些思考的影响。
但其晚年，由于“气质之性”观念的确立，在有关“未发”的讨论中，“气”的观念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论气质之性条，先列“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后附载了龟山杨氏曰、朱子曰数条，最后附朱子的高第弟子黄榦论性的一段问答式文字，其中引述了朱子晚年的一个看法。这段文字是：
黄勉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恶，扬雄言善恶混，韩文公言三品。及至横渠，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然后诸子之说始定。盖自其理而言之，不杂乎气质而为宗，则是天地赋与万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气质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盖谓天地之性未尝离乎气质之中也。其以天地为言，特指其纯粹至善，乃天地赋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其所以有善恶之不同者，何也？”曰：气有偏正，则所受之理随而偏正；气有昏明，则所受之理随而昏明。木之气盛，则金之气衰，故仁常多而义常少。金之气盛，则木之气衰，故义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气质之性有善恶也。曰：“既言气质之性有善恶，则不复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发之中，何也？”曰：性固为气质所杂矣，然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则无胜负。及其感物而动，则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由是至善之理听命于气，善恶由之而判矣。此未发之前，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谓中也。《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则理固有寂感，而静则其本也，动则有万变之不同焉。尝以是质之先师，答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至哉此言也！
照这个材料，朱子的女婿黄榦（勉斋）从张载提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说起，对后者论性的各种说法用朱子思想做了诠释。针对有人认为“气质之性”的概念提出后“天地之性”和“未发之中”应该不存在了，黄榦提出，未发之前，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这就是未发之中，并引用了《礼记·乐记》和二程的说法作为证明。这是以未发之前有天地之性，来确认未发之前有未发之中。为了这个讨论，他特地请教朱子，朱子的回答是未发之前“有善而无恶”，这一回答否定了那种以气质之性否定未发之中的看法。特别是，朱子对未发时何以有善无恶的解释是未发时“气未用事”，即气尚未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未发”一定是气未用事的状态，而“已发”则是气已用事的状态。这样一来，气的用事与否就可以成为界说未发已发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整段论述应是朱、黄二人对话的原生脉络。
这个对话，特别是朱子的答语，在后来的朱子学史上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为了研究的方便，这段文字我名之为《勉斋论性说》。
朱子回答黄榦论性的这段话，不见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也不见于黄榦的文集，但在宋元明清时，广泛见于朱子学的文献，如《性理群书》《近思录集解》等。今人常见的《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在张载的“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下也附载了黄榦的这一整段文字：
黄勉斋曰：自孟子言性善……［中略］曰：“既言气质之性有善恶，则不复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发之中，何也？”曰：性固为气质所杂矣，然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则无胜负。及其感物而动，则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由是至善之理听命于气，善恶由之而判矣。此未发之前，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谓中也。《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则理固有寂感，而静则其本也，动则有万变之不同焉。尝以是质之先师，答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至哉此言也！
可见《宋元学案》所述与真德秀记述的朱黄答问是一致的。张载的原话是关于气质之性的讨论，黄榦的文字也是与气质之性有关的讨论，所以《宋元学案》的编者亦将之附列在张载的论述之下，他有可能是从真德秀的书中抄录了黄榦的这段文字。当然，自从明代《性理大全》卷五载录了这段问答后，其流行更加广泛，《学案》也可能取自《性理大全》。
元代刘因《四书集义精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四载：
黄榦问：性既为气质所杂矣，而未发之中若何？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论语二十》）
刘因《精要》所载朱子答黄榦语，与真德秀书所记一致，但略去了黄榦论未发的一大段，而把提问直接连接至朱子的答语。照刘因所录，黄榦的问题是：如果性受到气质的影响，那么未发之中还会是善吗？朱子回答说，未发是善，因为气此时不发生作用。这样一来，气（及气质之性）对“未发之中”有无影响，便成了这一对话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这里的问题在真德秀《读书记》中并非黄榦提出的，而是黄榦学生所提的。很明显，刘因所录，是一个简化的版本，但也确实把问题突出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确认人性有气质之性后，人还有未发之中吗？或者，应在何种意义上承认未发之中？未发是纯善无恶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气未用事时虽不影响心，但此时气对性有无影响？气质之性在未发时对心有无影响？
根据我们以往对朱子哲学的研究，朱子有关已发未发的讨论，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性情的已发未发，一个是未发时心和已发之心。因而在朱子思想中，“未发之中”可有二义：一是指性（即天命之性），二是未发之心。在朱黄答问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朱子在此处所说的未发之前（以及未发之中），是指心还是指性？朱子所针对的问题，是气对性的影响，还是气对心的影响？照真德秀所录，黄榦论性说是因气质之性之说而起，故其所说未发之前应是指性而言；但黄榦开始所说的“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又应是指未发时心。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朱子哲学的处理必然不可能是单一的。黄榦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既承认气质对性有影响，从而确认气质之性的概念，同时又认为未发时心不受气的影响，是未发之中，因为未发时气尚未对心发生作用。如果从体用的角度看，“气未用事”应是一个作用层面的问题。气质之性是一个属于“体”的层面的问题，心属于用的层面（不考虑心统性情的模式），所以“气未用事”应该是就心而言的，指气未对心发生影响的内心状态。因为，气质之性的概念本身就确认了气对性的先天影响，不可能是“气未用事”的。而且，从性善论的立场看，性之本善与气的用事与否无关。所以，“气不用事”应是针对未发之心而言的。
历史上多数学者还是把朱子与黄榦的讨论视为关乎性善论的，把朱子“气未用事”的说法仅当成对性善的辩护，如明代丘浚认为：
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必称尧舜所以验性善之实。［《朱子学的》（明正德刻本）卷下］
《朱子学的》所载，虽然未指为朱子答黄榦语，但其来自之无疑。“有善而无恶”一句后面所接的一段，应非朱子答黄榦问未发语，而是编者将朱子另外一句论性善者与之并列，此句原见于《朱子语类》卷五十五。并列的缘由，应是认为朱黄答问是论性所以善而无恶，与孟子性善论的思想一致。于是就出现了两种解读：持这种把朱子答语看作是对天地之性的肯定的看法者，我们称之为天地之性派；不同意朱子这种看法，强调未发是气质之性、不全为善者，我们称之为气质之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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