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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喜爱的艺术家“塌房”了，还能欣赏其作品吗？
失德艺术家会做更糟糕的艺术吗？
失德艺术家及其作品应该被“封杀”吗？
从博物馆、电影、音乐到文坛，从伍迪·艾伦、J.K.罗琳到R.凯利、凯文·史派西……大量当代艺术界案例，深入探讨艺术家及其作品周围的道德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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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年来，关于流行艺术家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甚至某些犯罪行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曾经喜爱的艺术家隐藏的生活开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吗？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失德艺术家？以及，还能欣赏他们的作品吗？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哲学工具，为这一困扰我们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敏锐的洞察。作者认为，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其作品意义的解读，而且还会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作品提供了强大的情感资源，使我们能够在艺术世界中探索道德的复杂性，进而与不道德行为做斗争。因此，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些失德艺术家的作品，而应该更加深思熟虑地参与其中，并且做出判断：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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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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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Erich Hatala Matthes），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哲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文化遗产、艺术和环境伦理、政治和美学。他在耶鲁大学主修英语和哲学，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18年，被美国哲学协会授予公共哲学专栏奖。著有《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拯救以及为何拯救：身份、真实性和保护伦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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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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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导 言
第一章 对魔鬼的同情：失德艺术家会做更糟糕的艺术吗？
第二章 同谋与团结：欣赏失德艺术家的作品是错误的吗？
第三章 改革艺术世界：失德艺术家应该被“取消”吗？
第四章 爱、信任与背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失德艺术家？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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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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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中，我认为《爱与死》（Love and Death）是我最喜欢的电影。这是1975年的一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讽刺作品，其中穿插着各种幽默——从高雅的致敬喜剧到粗俗滑稽剧，再到只能被称为“老爹笑话”的冷段子。它还充满着明确的哲学讨论，因此，作为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后来成为哲学教授的青少年，我无疑对它有着喜爱的倾向。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知名的电影，因此你可能对它不熟悉。《爱与死》的主演、编剧和导演是伍迪·艾伦。
对 我 来 说，《爱 与 死》就 是 孩 子 们 近 来 所 说 的“问 题 宠 儿”（problematic fave）。伍迪·艾伦被指控猥亵他当时7岁的养女迪伦·法罗，最后还娶了其前任伴侣米娅·法罗的女儿宋宜·普雷文。这段关系虽然在普雷文成年时才正式开始，但显然在她更小的时候，即艾伦还扮演着家长角色的时期，这事就有了端倪。无论你如何看待这些指控的细节，艾伦都以道德品性极差而闻名。我厌恶艾伦，他让我感到不安，但我又很喜欢《爱与死》［更不用说其他经典的艾伦电影了，譬如《汉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与《安妮·霍尔》（Annie Hall）］。这些受人喜爱的艺术作品与其不道德的创作者并置在一起，让我感到困惑、怀旧、愤怒与背叛。要怎么去看待这些情绪，我还无法确定。
这本书将尝试以哲学的方式，即我最为了解的工具，对这些想法与感受进行梳理。虽然这个故事的细节可能对于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当我们意识到，那个创造出为我们所爱之作品的艺术家做出了可怕的事情，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影响。于此，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想、如何感受？对于这些问题，我无法保证有一个简单或直接的答案。但是，我可以提供论据和思考，希望能让你们对失德艺术家及其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使我得出了一些让我确信无疑的立场，但其他主题仍然令人烦恼。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阐明，我为何认为简单的答案并不存在，这会帮助你们感受到各种力量的拉扯，也就是我所感受到的那些张力。
我想在一开始就说清楚，在这本书中我不会做的事情。我不会调查、报告和评估任何支持或反对特定个人行为的法律案件。正如我并非消防员或宇航员，我也远不是调查记者。虽然会运用一系列真实的例子，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个特定艺术家会做出不道德
的行为。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伦理学的哲学家，虽然这也与我的研究方向相吻合，但它和我在此想要讨论的东西有所不同。相反，我将重点关注因艺术家在道德上的错误行为而产生的问题。因此，就拿艾伦的例子来说，他做出了错误的行为，我们能从中推导出什么呢？如此这般，我就能够避免对知名艺术家行为的图像细节进行过多重复，但就像讨论艾伦一样，对这些细节的提及仍是无法避免的。本书的每一章都以某种方式提到了性侵犯，我希望读者在开始之前就了解这一点。
这本书也并不全面。有许多相关的例子和论点并未被纳入进来，或仅是顺便一提。我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通过一些有用的审议来引导你们的思考：它并不是要对逻辑空间进行详尽的调查。毫无疑问，你们将会想到那些我在此并未做讨论的例子。那挺好的！你们可以用这些例子，对我在接下来几页中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测试。
本书的一些读者会渴望听到这样一个词，即“取消文化”，这个术语像迷雾一般，萦绕在对失德艺术家的讨论周围，从而使那些难题的细节变得愈发模糊。我将在第三章中尝试消除这团迷雾，不过无论这个词最终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非对失德艺术家是否应该“被取消”的直接讨论。超越取消文化的框架将会为我们提供探索许多其他有趣问题的空间：艺术家的道德生活会影响其作品的审美品质吗？我们享受他们的作品，或被他们的作品所吸引，这在道德层面上是否被允许？当喜爱的艺术家做了或说了可怕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理清那些相互矛盾的情绪？解决这些问题的细微之处，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譬如，为何博物馆将一位被指控企图实施伤害的艺术家即将举办的展览取消掉，这一行为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将他的作品从世界上所有的画廊中移除，那就不合理了。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讲授道德哲学的课程，学生们总是带着一些道德用语的问题来到课堂，尤其是关于“道德”（morality）与“伦理”（ethics）之关系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曾经提到《选举》（Election）中的一个场景，但显然没有35岁以下的人看过那部电影［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的粉丝别想太多］。所以，我会为了文体的多样性而交互使用“非伦理”和“不道德”，你只需知晓这一点就好了，而此处的讨论假定二者含义没有区别。“审美”与“艺术”亦是如此。有各种方法可以对这些术语进行区分，但在这里，你们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义词。
比尔·沃特森（Bill Watterson）有一套系列漫画，即《卡尔文与霍布斯》（Calvin & Hobbes）。在作品里，心怀不满的卡尔文闷闷不乐地说：“善意的妥协会让每个人都生气。”在本书中，我并无意调解派系之间的分歧，但由于我仍然对这些问题有些纠结，因此它在某些方面的确感觉像是一种妥协。一方面，我受够了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剥削弱者或宣扬仇恨观点，就像那些知名艺术家的惯常所为。但我也热爱艺术，并且相信，与掠夺者和偏执狂的对抗，并不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艺术牺牲掉。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写道：“艺术，就像道德一样，亦包括在某处划清界限。”我认为，如果在正确的地方划清界限，我们就可以让这二者互为一致，即对道德的承诺与对艺术的热爱，但想要构建起这样的图景，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对于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你们可能并不会完全满意。即使我在此处展示的图景无法完全迎合你们的心意，但我希望它能为你们如何描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提供有用的指导与灵感。你们会在何处划清界限呢？毕竟，我们需要在某处放置这些界限，否则就有全然失去艺术或道德的风险。
第一章
对魔鬼的同情：失德艺术家会做更糟糕的艺术吗？
想象一下，现在是1994年。你甚至可能还没有接入互联网，更不用说手机了，所以你正在听着收音机消磨时间。新锐的流行/R&B艺术家阿莉雅带来了一首歌曲。你以前听过她的音乐，但这是她首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对你来说，它是全新的。你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欣赏她的歌声，这时候你就开始关注歌词了。你听见她用稚嫩的声音，大大方方地将歌词唱得扣人心弦，最终与歌曲的标题呼应而到达高潮，即《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你的眉头皱了一会儿。你想：等一下——她到底多大了？因为从词曲内容来看，她的年龄可能远远超过了一个数字！后来，你在当晚的MTV中了解到，阿莉雅15岁，而你正在聆听的歌曲，则是由一位与她秘密结婚的27岁男子创作并制作的。这个人已经是音乐界的明星了。他的名字是R. 凯利。
你或许已经对歌词起了疑虑，而对于所有事实的了解，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对这首歌的体验。一个有权势的男性，对一个依靠他来实现梦想的女孩进行性剥削，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下次收音机再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切换到另一个电台去。“哎呀！”你会说，“我就是没法听这个！”
了解艺术家的行为会让你质疑或拒绝他们的作品，如果你已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你或许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有时候你就是无法将艺术与艺术家分开。厌恶地远离一件艺术作品，既是一种道德反应，也是一种审美反应：你不仅是在对艺术家进行道德判断，而这种判断也会影响你对其艺术作品的接受。当然，这种反应并不是绝对的。你可能会想：“R. 凯利是个变态，这些歌词有点恶心，但是伙计，我喜欢这首歌！”这是对于艺术家的道德谴责，甚至是对歌曲的道德谴责，但并不是对它的审美批判：排除掉R. 凯利的行为，以及这首歌曲所卷入的关系，你仍认为这是一首好歌。但是，如果你对这首歌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负面反应，发现它不再能够打动你或吸引你，并感到有种想将它关掉的冲动，那么R. 凯利与这首歌曲的道德缺陷，似乎就已然影响到了对作品的审美。不仅R. 凯利因为剥削未成年女孩受到合理的道德批判，而且歌颂这种剥削关系的艺术作品也受到了同样的谴责——艺术家的不道德性让原本得以享受的音乐变质了。
这个案例变成了一场激烈风暴，艺术家的不当行为、歌词的道德信息，以及歌词在这首歌曲于审美层面的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全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是，事情并不总是整齐地凑在一起。R. 凯利的行为让这首歌受到了道德和审美的双重批判，这种判断是合理的。但想要让这种组合判断完全符合成立的标准，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而且，为了证明它们的合理性，就会涉及许多具有争议的解释工作。换句话说，艺术家的道德缺陷并不会使其作品在审美层面上自动地变糟糕。这就让我们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回应变得更加复杂，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失德艺术家的作品？
在R. 凯利的案例中，我们已看到三种不同的可用批判：对个人（艺术家）的道德批判，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批判，以及对艺术作品的道德批判。对于前面两个类别，我们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习惯把某个人判定为混蛋，或者把某本小说判定为陈词滥调。但要说一件艺术作品在道德上是坏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道德批判是为人保留的，而不是为物品。持刀凶手是坏人，而这把刀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因为朋友轻率违背承诺而斥责他，或者对临时起意的杀手进行谴责（第一种批评），但当我们说一幅画或一部电影不好的时候，我们往往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对于艺术作品，我们的价值判断通常有独特的审美偏好：我们批判空洞的表演、拙劣的写作、缺乏想象力的故事以及跑调的唱腔（第二种批评）。在这类列表中，把道德缺陷加进去是否有意义？那将是第三种批判—对艺术作品本身的道德评价。相比而言，即使是那些有可能对人类生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事件，它们似乎也无关于道德批判。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是一场悲剧，我们都同意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地震本身是一件道德层面上的坏事：它并没有像故意杀害数千人的恐怖分子那样做错了事。当一个人负责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作品本身（在绘画或者雕塑的情况下）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在行为表演的情况下）是一个事件。虽然我们或许会判定，艺术作品的创作造成了不好的结果，并追究艺术家的道德责任（譬如故意煽动暴力的电影或小说），但这并不等于说，艺术作品本身在道德上是坏的。归根到底，如果说像地震这样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在道德上是坏的，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那么你可能想知道，判断一件艺术作品在道德上是坏的，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与地震不同，艺术作品可以对这个世界持有特定的视角。地壳板块没有观点，艺术作品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场景，并请求观众以特定方式做出回应。想一想那种展示圣人或圣像的宗教艺术。或者考虑一下悲剧的英雄，可能是《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她注定要轮番受到赞美、怜悯与敬畏。这些作品呼吁观众对其内容做出一定的反应，因此我们就可以质疑，这些回应是否合乎道德或其他方面的要求。有时候，艺术作品鼓励我们对某个角色产生的反应，会与该角色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产生冲突：譬如，他们会被描绘成反派，但实际上显得值得同情。其他时候，我们会发现，艺术作品所采用的观点划清界限？本身在道德上就是令人反感的：一首歌可以支持厌女的态度，一部电影可以美化种族主义暴力。在道德上，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是受到谴责的，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进行批判，即这些作品不仅呈现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世界观，并且还要求观众也接受它。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即这些艺术作品终究是要受到道德批判的。
认为艺术作品可能因其所采用的观点而在道德上是坏的，这是一个在如今很常见的想法，但它并不是一直就有的。虽然在欧洲传统中，对艺术道德的哲学反思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并通过休谟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得到了延续，但实际上，从并不是很久远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已经不在讨论范围内了。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并不会超出作品的形式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绘画就是与线条、形状、色彩、布局相关，并且与这些形式特征在观众中引起独特审美反应的方式相关，即一种“无利害”的审美反应。这并不意味着，观众不应该对艺术作品感兴趣（形式主义者肯定认为艺术很有趣！），而是说他们应该只关心作品的形式属性，而任何及所有的背景特征（一个人自身的欲望、作品的历史、它的道德与政治背景，以及关于艺术家自身的任何事实）都应该被排除在框架之外。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认为艺术作品不会受到道德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唯一适当的艺术关注对象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那么任何可能在作品中被发现的道德信息，都将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被排除在外。此种观点的抬头恰逢诸如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风格的兴起，这也并非巧合。当你在谈论一件罗思科的大色域绘画，或者波洛克的滴画作品时，就能很轻易地说作品的道德特征无关紧要，因为它们乍一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内容。
当涉及那些明确试图吸引观众进行道德反思的艺术作品时，再维持这种观点就很难了。要是坚持认为《奥瑟罗》、《格尔尼卡》或《贱女孩》（Mean Girls）与伦理无关的话，那就似乎完全没有抓住这些作品的重点。形式主义的影响是短暂的，这是可预见的。近几十年来，哲学家和其他专家又兴致勃勃地对有关艺术伦理批判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
然而，一旦我们同意，艺术作品至少有可能在道德上是坏的，那就会面临一个不同的问题：艺术作品可以受到道德批判的这个事实，是否会使这些作品在作为艺术作品的层面上变得更糟，或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在审美层面上变得更糟？《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的歌词是否让这首歌不仅在道德上更糟，并且在审美上也更糟？形式主义者认为，批判艺术作品的伦理内容根本没有意义，更不用说思考该内容与作品审美品质之间的关系了。针对这个问题，哲学家与其他评论家不得不发展出新的思考方式，以审视艺术作品的道德缺陷与这些缺陷潜在的审美后果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释，为何一首支持性剥削的歌曲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让它在审美层面上变得更糟？这个问题本身就呈现了一个哲学挑战，但是关于艺术家的道德缺陷与其作品在审美层面上的成功，要弄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更进一步的任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特别是在革命性的“Me Too”运动a将许多艺术家的不当行为曝光之后，我们更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即艺术家的道德与其作品的道德及审美维度有何联系。对艺术家的伦理批判，会如何影响到其艺术作品在审美层面上的成功？艺术家的道德败坏会使他们的作品更糟吗？伍迪·艾伦的电影不再那么有趣了吗？迈克尔·杰克逊的热门歌曲不再那么值得起舞了吗？厌恶地远离《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这有意义吗？艺术家的道德揭露似乎会引起我们审美行为的变化，那么我们要如何开始思考这些变化呢？
当试图解释艺术作品的道德与审美特征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让这两种批判保持分开的状态，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我们都会觉得像《模糊的线》这样的歌曲认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观点，可我们并不认为这会使它成为一首糟糕的歌曲。即使我们用脚踩着节拍，也还是会对歌词感到难堪。尽管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是对希特勒的赞歌，但它通常还被认为是一部艺术的杰作。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伦理批判和艺术批评占据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二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道德批判和审美批评的相异力量将会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我们都倾向于同意，为享乐而谋杀是错误的，但关于《白鲸》（Moby Dick）之艺术成就的争论则涉及更大的解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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