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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王庆成经典著作，历史学家罗尔纲作序推荐，时隔十五年终再版。
2.对太平天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史事作了绵密而信实的考证。洪秀全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拜上帝会”的真实情况如何？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吗？本书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广泛征引，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了答案。此外，本书还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建设、宗教理论建构等均有深入的探索和诠释。
3.对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本书不囿于成说，对太平军的编制，儒家、墨家与太平天国宗教的关系，“太平玉玺”的读法，以及石达开大渡河败亡的事实等问题，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看法。
4.开阔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领域。本书力图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分析来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扩大了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研究的范围，这是本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
5.注重对太平天国文献的搜集与考辨。为搜集散落海内外的太平天国文献，作者足迹遍及英、法、德、荷、俄、美数国，对这些文献作了全面的搜集，并根据太平天国独特的文书制度，对搜集到的文献作出细致的考察。
编辑推荐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初版于1985年，它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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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洪秀全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拜上帝会”的真实情况如何？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吗？
本书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王庆成经典之作，主要围绕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制度建设、理论建构等展开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广泛征引，对太平天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史事作了绵密而信实的考证，开阔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视野。本书论从史出，论述精审，不仅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佳作，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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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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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1928—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著有《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等，并与罗尔纲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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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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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拜上帝会”释论
金田起义记
——关于它的准备、实现和日期诸问题
壬子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
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
《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太平天国的“旗制”
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太平天国的“天”和“上帝”
太平天国对“上帝”的称谓及其来源
太平天国的一神论——一帝论
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和赏善罚恶
太平天国的“魔鬼”
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
“太平玉玺”的读法
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
太平天国后期铨政紊乱的原因
壬戌十二年石达开的招兵告示和行军活动
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
太平军和捻军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的传说和历史
关于洪秀全族谱
访问金田、紫荆
“王四殿下”不是杨秀清
《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
辨石达开“伪造”密诏
释“妄为推测有何益”
“嗣君”及其他
洪仁玕绝命诗
李秀成评价和忠王府存废
《镇江见闻录》别本中的新史料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
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点认识
怎样认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
——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
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洪仁玕等亲书自述诗文中的史事
——原题自述诗句随记
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亲书自述诗文
海外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叙录
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并辨证
我和太平天国研究
后记
后记之后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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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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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55年春天，在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时，我接到王庆成同志来信，他问我们编纂的资料目录已经公布了两年，何以至今未见资料出版。从来信中，我知道他是一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工作的青年，爱好太平天国史。我回信告诉他，经中国史学会决定，先出太平天国本身文献，反面资料暂时不宜刊出，所以未印。后来我接到通知，王庆成同志不同意这个决定，并向有关方面反映。中国史学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平天国反面资料得以刊行。那时候，王庆成同志作为一个青年人，对国家科学研究事业就如此关心，这使我从开始认识他就敬重他。
1957年我在北京医病，他来看我，和我讨论太平天国史。从交谈中，我看出他曾对太平天国史下过功夫。我感到一个青年人能够以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坚持不懈，是十分可贵的，向他表示了我的钦敬。1957年，他调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工作。因业务关系，我们常有联系。到1977年，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同在一个单位，更时相切磋。我认识王庆成同志27年了。他是我认识的同志里第一个以业余研究而有卓著成就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做的是理论宣传工作，在《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做的是编辑工作，在1975年至1977年间还由文物出版社借调做文物工作，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初任资料编辑室副主任，旋任政治室副主任，再升经济室主任，做的都是领导工作。这些工作，不曾妨碍他研究太平天国史，反之，给他从纵深方面开展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予以培养。王庆成同志正是因为能够很好地进行理论锻炼、业务锻炼和研究锻炼而成为取得卓越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成就的史学家，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的。尤其是今天提倡“自学成才”，他更是年轻一代的同志们学习的典型。
王庆成同志是个心细思精的人。古人说：“文如其人。”同样也可以说：“研究如其人。”王庆成同志在他的研究中充分发挥了他这个天分。他心细如发，观察入微，又能从微知著。他细微的功夫，不亚于我国古代的经师。但那些人，一般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看不见泰山。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才能做得到。王庆成同志既“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又从“秋毫之末”看见了泰山。这正是他理论锻炼深到的功夫，使他超越了古人。在本书《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一篇，他抓着了“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丝丝入扣地道出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这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
现在，王庆成同志把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编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我学习后，发现了下列几个特点：
(一)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关于金田起义的事实和过程，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关于太平军的编制制度，关于儒家、墨家同太平天国上帝的关系等，本书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看法。据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体会，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过程，只有不断深入，才能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兴旺发达，不断发展。本书提出的许多新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不一定都为大家所同意，但对于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些看法，已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并产生了影响。
(二)开阔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本书有十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扩大了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研究的范围。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我在30年代就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后来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它的农民革命性质判断，并不是要否认太平天国宗教的存在，而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它的实质和作用。近年来，王庆成同志经常提出要开阔视野，丰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课题，本书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可说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之一。还可以提出的是，他不是单纯地就宗教谈宗教，而是力图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分析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这也是他研究方法的一个特色。
(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指导历史研究。研究历史必须首先搞清事实。本书有一些文章主要是对史事的稽考，还有一些论文也包含了考订史事的内容，这说明了王庆成同志对澄清史事的重视。但通观全书，许多研究课题都贯穿着重视理论分析，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思想，即使在对史事的稽考中，也较多地注意事物间的联系。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研究工作取得卓越成就的基本原因。王庆成同志近年来注意学习和总结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历史经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对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些见解和他在研究工作中发挥理论思维作用的经验，都是值得重视的。
上面这三个特点，是我学习后的感受。庆成同志要我写篇序文。序文我是不敢当的，谨把我对他的一些认识，和我学习他的大著后的观感写了出来，以供同志们读本书时作一点参考。只是我识浅学疏，说得不对，敬请读者教正！
1982年8月10日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关于石达开是如何在大渡河败亡的，历来众说纷纭。而本文以为当时清方记录，大多有掩饰歪曲处或含混之处；而野史传闻，则大多失实。于是，本文围绕几个事实，如石达开因何延误了渡河时机，又因何屡次渡河却均以失败告终，石达开是投降还是诈降，作了详细考辨，澄清了一些谬误。
——编者按
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
石达开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即1863年春率军进入四川，于5月14日即天历四月初一日、夏历三月二十七日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旧属四川越嶲厅，今属四川石棉县)。他的目的本是越过大渡河，进图川中。但他始终未能过河，被迫困守在紫打地二十几天，受到清军和土司部队四面包围，最后竟致全军覆没。
石达开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样失败的？言人人殊。大抵当时清朝方面直接有关的记录，多有掩饰歪曲或在关节处含糊其辞;而绘声绘色的故事又多出自后来人之手，难免传闻失实。下面试就与石达开大渡河失败有关的几个事实问题，进行探索考证。
一
石达开覆败后，清四川总督骆秉章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石达开进川时，他已派兵在东西南北四面层层扼守，重庆镇唐友耕、雅州府蔡步锺等早在5月12日(三月二十五日)驰抵大渡河北岸防守。但实际上，石达开到达紫打地大渡河边时，北岸并无清兵。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这自然也是骆秉章为自己表功。骆秉章奏称三月三十日申刻即5月17日傍晚石达开部至河边“窥渡”，被北岸清军击退，这是他报道的首次两军接触。石达开到达紫打地的时间是5月14日凌晨。薛福成说骆秉章将清兵到达大渡河北岸的时间挪前了“数日”。这样看来，如果确有5月17日傍晚的两军接触，唐友耕等大概也刚在这时到达北岸不久，估计石达开到河边后有三天左右的时间并无清兵阻挡，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石达开为什么不在这几天中渡河以致后来清军云集遭受围困而失败呢？
薛福成对此有所说明：
是时大渡河北岸尚无官兵。达开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还南岸，谓其下曰：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达开谓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越二日，水势稍平，忽见官军已到北岸，用枪炮隔岸击贼，有死者。
薛福成说，此事是唐友耕“亲告余弟季怀者”。似乎根据确凿。后来史家也就沿用了这一说法。
但薛福成所记的这段故事实有可疑之处。石达开的队伍据骆秉章奏有三四万人，目的是要渡河。渡河最需防备的是将渡或半渡时遭受袭击;如能渡过一部分人占领对岸阵地，正可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这不仅不是“危道”，而且十分有利。何况渡过的已有一万多人，不是百十千人的小股。所谓石达开因谨慎而半渡撤师之说，实在不符合常识。
1959年，我读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关于大渡河的一些记述，感到薛福成所记的故事不但可以怀疑，简直可以否定。
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安顺场，就是原来的紫打地。紫打地于1902年被大水冲没，以后在原址北一里建立新场，改称安顺场。红军就从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时间也是5月。当年红军有许多同志在这里搜访了石达开的遗事。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根据安顺场的形势对薛福成的半渡撤师说发表了意见。他说：
金沙江的水虽急，在绞车渡船还能过直角，而在大渡河农场处，并安顺场一处，船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渡一次，来回要一点钟，这是最快的速度。……安顺场这个地方，薛福成的《庸庵文续编》里的《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提到它。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这个地方全军覆没的。时同治二年四月间事，阳历便是五月，和我们渡大渡河的时间相同，亦历史巧事。但是对于这些英雄末路的悲剧的史实，有几点是很值得怀疑的。……既然天已晚来不及渡后续部队，那么又哪能把已渡过的一万人渡回安顺场呢？这个时间哪里来的呢？有渡这一万人转来的时间，为什么不继续渡第二个一万人过去？从安顺场渡河点的水势来看，天近晚还能渡一万人，那船非有二百只不可，一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两次。但那个地方，很难摆下两百只船来。同时还得有一千六百个熟练的船夫。我们两只船把沿河两岸的船夫请完了，也只几十个，还夹了几个生手。结果还撞坏船……石达开那时，哪里得来两百只船，一千六百名船夫？既已渡过去一万，又渡转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的事。要是薛福成所记是实事，那才奇怪了。
1981年8月，我到四川石棉县参加太平天国史讨论会，得机会实地参观了大渡河、松林河、安顺场等石达开当年败亡的旧地。在安顺场，河道虽不很宽，涨水时不过三百米，但颇有浩渺之势，尤其是水流急陡，水面好像成了斜坡。河道正对面是壁立数百尺的峭壁，只下游约一二里处有一平坝，斜渡到对岸大概只能在那里登陆。安顺场红军渡河处现在砌有一道堤坝，可以登堤眺览。我在堤上凭吊很久，又拾级而下，伸足入水，水流几乎冲走了我扣得很严实的塑料凉鞋。据当地同志谈，这里流速至少有每秒四米。看了安顺场的地形水势，深感从这里渡河不是易事，完全如一氓所说，薛福成所记绝不可能是事实。
石达开到紫打地以前一个多月，其部下赖裕新率众从大树堡搭浮桥过了大渡河。搭浮桥过河自然方便多了。或问是不是石达开在紫打地也搭了浮桥，一万多人是从浮桥上来回的呢？这是不可能的。薛福成明说渡河工具是船而不是浮桥。而且太平军纵然善于搭浮桥，在紫打地也没有用武之地。1935年红军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曾尝试架桥多次，但十二根、二十四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没有成功。大渡河上游只富林渡水势比较平稳，赖裕新正是在那里搭浮桥过了河。但紫打地没有这种可能。石达开既要避实就虚，不走赖裕新的路而到了紫打地，就只有船渡一种办法。
那么，石达开究竟是怎样失去这几天渡河时机的呢？
许亮儒的《擒石野史》提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说法：
当夜(5月14日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部属均稽首称贺。是以传令犒赏，休养三日，各整队登山采粮，俟行囊充实，方计克小河，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许亮儒参与了对石达开的战斗，所记有很多可供参考，当然也有不少可能属于夸张虚构，不足信据。但石妻生子庆祝三天一事，却在当地有广泛的传说。
文彬写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见闻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记他们在紫打地南边的筲箕坳小村宿营时一位八十多岁老人的话说：
只在长毛时候，石达开的队伍在这里扎了几天。听说生了太子，办酒席，挂灯结彩，打锣打鼓很热闹。
文彬又记在大渡河口时朱德总司令的谈话：
我问了这一带的群众，都说石达开入川是在这里消灭了的。因为生了太子，不能前进，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几天。结果后面追兵一来，“倮倮”又反对他，全部消灭了。
看来，石达开为庆祝儿子诞生而贻误了渡河时机，确有其事。当然，不会只是吃喝，这几天中的另一件主要的事，如《擒石野史》所说，是搜集、补充粮食。
石达开到达大渡河边后，还遇到了河水突然猛涨的意外情况。骆秉章奏说，石达开到大渡河的当晚，松林河、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光绪《越嶲厅全志》和1935年安顺场一位亲自见到石达开失败的老人也都说到河水猛涨的事。大渡河即使在平水或枯水时节，也没有徒涉的可能;但河水陡涨必然给渡河增加了额外的困难。
庆祝儿子诞生和河水突然暴涨，都耽误了渡河，使清军得以在石达开尚未渡河之时赶到北岸。但这两件事，性质是不同的。对于石达开来说，河水陡涨是难以预料的，而清军将要前来堵截围困则应是意料中事。从主观方面说，在大渡河边因庆祝、休整而停留三天，不能不说是石达开的失策。
二
从5月17日傍晚起，石达开开始了大渡河的战斗。据清方报告，大规模的渡河行动至少有三次。一次是5月21日，石达开出动四五千人以木船竹筏数十只抢渡，岸上部队也出来助势，“隔岸呼噪，声震山谷”，清军排列在北岸以枪炮轰击，击中船筏火药，引起炸裂燃烧，“抢渡之贼，无一生还”。第二次在6月3日，也被清军隔岸轰击，“兼之水势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第三次在6月9日，渡河船筏二十余只，每只七八十人。结果被水飘没五只，其余被击沉。这是石达开部最后一次强渡。
石达开屡渡大渡河不成，也曾引起这样的感叹和疑问：为什么不另找出路？“为什么不沿右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向下走，弯到大凉山东的岷江沿岸？机动地区还是很大的。……计不出此，真是奇怪。”
石达开之所以做不到这样，在于他受到了几面包围。
原来大渡河自泸定南流，在越嶲、汉源之间折而向东，突破乔白马山脉入峨边县境。这个急转弯的地方，南岸有两条支流：一为松林河，紫打地就在松林河注入大渡河处;一为察罗河，经洗马姑、老鸦漩注入大渡河。两支流之间及松林河外共有七处小市镇，称为河道七场，主要是汉民居地，此外就是“夷”族、“西番”族的村落。石达开进入的，正是这两支流之间的地方，与“夷”族、“西番”族头人的领地交错。石达开在长驱入险之前，据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记载，曾向土司送礼买路，得到应允;但土司后被骆秉章收买而变卦，以致石达开身陷绝地。石达开曾否在事先买路，虽难以肯定，但骆秉章等曾多方向土千户王应元、土司岭承恩利诱激劝，却是事实，因而当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南岸后，王应元、岭承恩都出死力与石达开对敌。石达开如不渡大渡河，沿右岸直上，必须过松林河，而这里是王应元的地界;如向下走，必须经过察罗河，而这里是岭承恩的地界。
石达开攻大渡河不利，又四面被围，曾几次猛攻松林河，其意图正是沿右岸直上，由泸定桥而趋天全、邛崃、成都。据许亮儒《擒石野史》记载，王应元撤去了松林河的铁索桥，石达开在5月29日、30日两次大规模进攻松林河，并于5月29日晚、6月3日晚又两次设计偷袭、偷渡，但都失败了。6月5日，石达开隔河射书给王应元，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要求他罢兵让路，接着要求他允许通商以便采购粮食，也都被拒绝。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既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又沿右岸(即南岸)直上，攻克了泸定桥。松林河对于红军之所以不成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同当地少数民族及其头人建立的良好关系，自为重要的因素。石达开做不到这样，当地的少数民族头人反对他。他不但没有过大渡河，而且也过不去松林河。
大渡河之为天险是人们耳熟的，遭天险而失败，也情事相应。石达开多次进攻松林河不克，使人感到似乎松林河也是艰险莫测的地方。但1981年夏我到松林河参观凭吊，却真是闻名胜于见面，大大出乎意料。这里原来是一条小河，水流的确很急，但河面宽不过二三十米。现在在河口以南二三里处建有石桥一座，可说“天堑”已成通途。我们在河边西眺远处土岗上王应元衙门的遗迹，北望滚滚河水闪着骄阳的金光默默注入大渡河，简直难以想象这条河在一百多年前竟困死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从这里，我猜想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军兵人数可能被清方大大夸大了;如果真有数万之众，那简直是可以“投鞭断流”的。
石达开渡不过大渡河、松林河，粮食日益枯竭，以至于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6月9日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后，王应元乘势过松林河，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紫打地因而失守。石达开率残部沿山东奔至老鸦漩。这就到了石达开的最后时刻。
6月9日紫打地失守和石达开残部东奔老鸦漩的情况，据骆秉章的报告是这样的：
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毙贼数千名。山径险仄，逃窜之贼，自相拥挤，汉夷兵练两面夹击，枪炮如雨，夷兵复登山巅用木石滚击，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被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其曾受伪职老贼自溺者亦复不少。
骆秉章渲染的是清方得胜的情况。随同王应元过松林河追袭石达开的许亮儒则记石达开的情况稍详。他说：
是日(6月9日)午刻，达开果率众东走，取道岩。应元见其车乱旗靡，即分兵上下两路，迈过铁桥追击。应元及许亮儒督兵从山顶下木石，黄君荣、汪复申等率军尾追。同时大河北岸周千总复派兵对岩用枪射击之。达开部面面受敌，坠岩陨水者无数。……(岩一径)道极险狭，仰视则峭壁参天，俯临则河水急涌，以是屈行二十里乃渡小河村庄，点验队伍则已损失十之五六。是夜宿此。应元复整队围之，未及旦，达开统残部溃围而去，应元跟追。……至利济堡……达开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料不能涉，亦收队盘踞其地。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并闻残部聚泣，乃顾而叹曰：……今误蹈险地，一蹶不振，此天绝孤，非孤不能为诸卿解危也。言讫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达开知丧败在即……乃含酸仗剑，督叱部卒将胡、潘、吴三王娘以次抱投江中。
这些记述表明，6月9日渡河失败、紫打地失守，石达开陷于极大的困境。困境当然不是这一天才形成的。石达开原来据有河道七场中的紫打地、新场、洗马姑等村镇，但在5月下旬，新场、洗马姑已被岭承恩占领，特别是5月29日，岭承恩占领紫打地背后的马鞍山，使石达开局促于紫打地，成了釜中之鱼。6月9日的战斗是死中求生的“困兽之斗”。这次战斗失败，石达开虽率残部冲突至老鸦漩，但显然已经丧失了“血战出险”的信心和力量了，所以才有他的妻子沉河的事情。
处于绝境的石达开于6月11日在老鸦漩以南十余里的洗马姑地方落入清方手中。
石达开究竟是怎样落入清营的呢？在6月9日、10日、11日的短暂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为贪生而投降了;
为突围而诈降不成被浮;
为救残部而被骗入清营。
由于记载残缺而又有分歧、矛盾，要真正确立一种说法是不容易的，要澄清各种细节尤不可能——恐怕也不必要。我们要避免各执一词，在其中的细节上大加发挥、大做文章。我们需要的是把握住基本的事实，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以认清石达开最后几天历史的轮廓。
三
有两个基本事实可以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这就是：石达开想救全残部，清方得到石达开是“设计诱擒”的结果。这两件事的存在是有确实证明的。任何一种说法都应当同它们没有矛盾——除非能否定它们的存在。
关于石达开想救全残部，他在被俘后的供词中谈到了这一点，更具体的根据自然是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关于这封信的真实性，我认为迄今并没有重要的争论。撇开收信人是骆秉章还是唐友耕的问题，它的多方面的来源表明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从它公之于世的先后来说，它首先见于1908年印行的《唐公(友耕)年谱》。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高姓在紫打地发现此信抄本。1941年朱偰在大渡河等地考察时，又有当地戴姓默写出这封信。1945年都履和整理发表的许亮儒《擒石野史》也录有这封信。有的抄本署有太平天国五月初九日的日期，与史实矛盾，这完全可能是抄写中发生的错误。至于骆秉章、唐友耕等的官私文件中没有提到它，那是由于别有隐情，下文将予讨论。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清方统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
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达闻阁下仁德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
此外，信中还有一些表示他系被谮出朝和“逐鹿空劳，天弗从愿”“天命如此，人将奈何”之类的话。
人们对这封信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这是正确的。
石达开在大渡河近一个月，进行了多次战斗，还多次表明过血战出险和宁死不降的决心。但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血战出险已没有可能，战斗到底的决心也已经放弃——希望“舍命以全三军”，要求赦免他的残部，不言而喻是以停止抵抗为条件的。人们批判他悲观、动摇，这是确实的、有道理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出这封信是在同敌人进行“黑交易”，是暗中把部下出卖给敌人。石达开的确想同敌人“交易”：“舍命以全三军”。他的资本这时已只有自己的头颅。但残酷的事实是，敌人既要他的头颅，也要“三军”的头颅。我们完全能批判这是错误的幻想，但不可以说他想从这一“交易”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不然，怎样解释他的“王娘”事先就投河而死呢？
这里不准备着重讨论对这封信的评价，而只是从这封信来确定一个事实，即石达开在覆亡之前，曾要求清方保全残部，以此作为停止抵抗的条件。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石达开落入清营是清方“设计诱擒”的结果。这一点，首先是骆秉章派赴大渡河处理善后事宜的四川布政使刘蓉透露的。刘蓉在事毕以后的一份详细禀报中说，他接奉骆秉章的命令，“当即驰抵富林营，接见文武员弁及各该土司，询悉前后战守及诱擒石逆情形”;又说，石达开率残部东奔至老鸦漩后，“适管带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防，情愿亲赴贼巢，诱降石逆”。
这个诱擒诱降的主意据说出于唐友耕。“石逆粮尽势穷，唐提督商令汉土各营设计诱降，遂生擒石逆。”《唐公年谱》附录，《伍肇龄等上护川督赵尔丰呈》。地方志书则称出于越嶲厅同知周岐源，说周岐源向王松林“授以密计，王松林亲践其垒，晓谕再三”。
根据这几种官私记载，我们可以确知，石达开之落入清营(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被擒”“来降”)，是清朝方面“设计”的结果。
四
确定了以上两个基本事实以后，接着也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石达开的信，骆秉章、唐友耕或清方其他人见到或知道了吗？他们作何反应？
唐友耕、周岐源等究竟设了什么计，究竟怎样“诱擒”“诱降”石达开？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官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封信，它怎会在唐友耕儿子编的《唐公(友耕)年谱》中出现？
根据近年我读到的跟随刘蓉去大渡河前线的黄彭年所写的《黎雅纪行》一文，可以推测骆秉章也收到了这封信，或者得到了关于这封信的报告。
《黎雅纪行》开头叙述了清兵四面包围石达开的形势，接着有这样一段话：
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往。
黄彭年与父黄辅辰都有文名，当时在四川依骆秉章，刘公即刘蓉。据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骆秉章是同治二年(1863)四月二十八日即公历6月14日以公文通知刘蓉去大渡河的，刘蓉、黄彭年于次日即动身。从黄彭年这段话来看，骆秉章在6月14日还不知道石达开已于11日落入清军之手，但知道了“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据刘蓉事后的报告，石达开自紫打地奔突至老鸦漩后，部属中出现了一些投降活动，但并未有“将缚石达开来降”的报道。所谓“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与石达开信的内容是若合符节的。石达开提出愿“舍命以全三军”，意即愿自缚听候处置以换取赦免、安置他的余众。骆秉章获知这一情况，但担心是伪降，又担心前线将领不能处理这样一件复杂的大事，才派仅次于他的大员刘蓉亲去前线。石达开信中要求迅予答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我们甚至可以推想，骆秉章派去刘蓉这样的大人物，是对于这一要求的事实上的回答。
骆秉章派出刘蓉，对石达开被俘并未发生作用，因为早在刘蓉启程以前，石达开已被“设计诱擒”了。在这里，只是试图从黄彭年的笔记中进一步确定清方得到了石达开的信，包括骆秉章在内，至少，他们获知了石达开“舍命全军”的要求。这是有助于我们探索唐友耕、周岐源等的“密计”内容的一个背景。
唐友耕或周岐源等究竟如何“设计诱擒”石达开，分析方志记载等材料，有可能理出一个头绪。《越嶲厅全志》的《武功志》描述说：
贼四面受敌，又困于雨……又粮尽无所掠，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岐源密探其意，乃为画策，邀参将杨应刚商南字营王松林，先令达意，授以密计。王松林亲践其垒，晓谕再三，贼首肯者六七。应刚锐然自任，率丁数十至贼营，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贼未之信也。而贼之伪李宰辅、伪曾宰辅等俱欲伤应刚。应刚大呼叱之……与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翌日并马出紫打地，至乔白马……已而石达开至洗马姑，应刚指曰，此越嶲同知周公。达开长揖而坐。遂拥至海棠城内。
这段记述中的时间、地点和其他细节有不准确之处这段记述说，王松林去石达开营中“晓谕”的次日，同石达开并马出紫打地，当天到洗马姑清营。按石达开从紫打地出奔是6月9日，王松林去石达开营中“诱降”是在石达开离开紫打地奔至老鸦漩后，刘蓉、许亮儒都对此有具体记载，所以这段记述中的日期、地点必有差误。又，它还记有“贼之卫队刀枪围绕者万众”，“贼众……露千刃相向”等情节，也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其用意在突出杨应刚、王松林的“胆识”和“立功”之不易。，这里可以不多讨论，重要的是，这段记述告诉人们，石达开是相信了杨应刚、王松林的话而到洗马姑清营的。
石达开相信了什么呢？这段记载似乎说，石达开相信了“待以不死”，所以就跟杨应刚等走了。
但事情不可能这样简单。如果只是派人去告诉战败者：归降可以不死，这不过要下说辞的人费点口舌，不需要划什么策，更谈不上什么“密计”。
或者说，所谓“密计”就是指圈套，就是指先去骗他们“待以不死”，抓到手就予以诛杀。这当然也是计，是毒计。但必须明白，这样的圈套、毒计是不可能由周岐源或唐友耕来设计、安排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石达开和他的残部后来被屠杀，完全出于骆秉章的指示，刘蓉就曾声明屠杀石部系“遵照檄饬”行事。所以，周岐源所划的策、所设的计，不可能是指这样的圈套。
关于杨应刚与石达开的接触，光绪《越嶲厅全志》记载了紫打地赖进学所述的另外一些情况：
二十三日(6月9日)……(石达开)率妻子而逃，有七贼妇至小水溺于河。石逆前与杨参府约降，自由小水过乔白马，适杨参府早下山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宿马颈子王通把宅中。明日杨参府带石逆由纳耳坝至富林，意欲径至省城报首功也。而唐军门、蔡知府邀之于路不得前，遂将石逆交二公而回越嶲云。
赖进学述杨应刚与石达开接触的时间，大概也有错误，但他证实了杨应刚有“诱降”之事。“约降”有些什么内容？后来的安顺场“士绅”赖执中对此有重要的补充：
(当石达开被围时)，四川总督骆秉章遣越嶲营参将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谓：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轻骑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
这段话必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骆秉章不可能直接向前线一名参将布置任务。它的意义在于报道了杨应刚“劝”石达开的一番话。它也可能不很准确，但它的大意就足以使人联想起石达开给骆秉章(或唐友耕)的信。石达开要求“舍命全军”，赦免残部或为民或为军，并要求给予答复：或飞缄先复，或贲驾遥临。杨应刚告诉石达开什么“解甲归田”“来共商善后”云云，不正与石达开的要求很有关联吗？
前已分析，石达开的信应已被清方收到。这封信即使没有被传看，这个消息也必然会在一些头目中传播。所谓周岐源知道了石达开“颇有降心”，乃为划策、授以密计云云，表明周岐源等正是利用了石达开的要求和愿望来定计诱擒。
这样，我们可以推想，周岐源的“密计”就是编造出对石达开要求的某种答复，就是派杨应刚等前去表示同意石达开的要求，甚至可能诡称清方大员将要或已经到来，要他前去面商善后。这是一件“大事”。杨应刚、王松林没有什么信凭，又不是重要人物，石达开和他的部属自然不能轻信，这才有石达开的部属“俱欲伤应刚”和杨应刚赌誓发咒的事。石达开在穷败之时，为了救全残部，终于相信了这些话，停止抵抗，犯险来到清营。杨应刚等立即把他作为俘虏前去报功。
这样的“密计”太不光彩。它是蓄意的编造，在石达开到手以后，设计者特别是骆秉章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有的记载虽然透露出“密计”和“设计诱擒”之类的话，但对其内容却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
五
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是清朝方面关于石达开大渡河之役的官方报告。但恰恰就是这份正式文书，充满了掩饰和伪造。
特别是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他说：
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这里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而对于这一番深入“贼垒”的功劳，刘蓉的禀报是几次提到的，并且说：“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对清朝统治者可说立了大功。但骆秉章的奏报却无一字提到王松林，无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贼巢”活动，把这番“功劳”全部抹杀。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劳归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设法生擒”，这才有杨应刚在洗马姑竖立“免死”大旗;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盖石达开落入清营的真正情由，因为这种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报告也要多费口舌。骆秉章奏报中完全略去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的事迹，可以反证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必有文章。
掩盖了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之后，石达开是怎样到清军之手的呢？于是相应地必须诬罔石达开：舍命全军、保全残部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说他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
由于把石达开“乞降”说成是这样一件单纯的事，因此他也需要掩饰6月14日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述，骆秉章是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不能善其后”才派出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了或知道了石达开信件的消息。但后来他在奏报中却说：
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贻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
同黄彭年的《黎雅纪行》对照，就可以看出这段话完全掩盖了事实和原意。
骆秉章为掩盖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不但在奏报中描写石达开为免死而自动乞降，而且也对石达开供词作了手脚。近年发现的毛祥麟《三略汇编》稿本中有石达开供词的抄本，其中关于大渡河被俘一段说：“达开原想投河，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石达开供词原是清吏笔录，并不准确可信，但这句话大体符合事实，至少符合逻辑。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骆秉章抄呈清廷的石达开供词中，这句话却写作：“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显然，骆秉章在这里加了半句，致使文辞意思都显得不通。
骆秉章的这份奏报是石达开贪生乞降说的根据，但是，看来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
六
石达开因诈降不成而被俘说，虽然不是毫无踪影，但实际上也很难确立。
黄彭年的《黎雅纪行》记述了骆秉章和黄彭年自己对石达开假投降的怀疑。前已引述，骆秉章就是因为这种担心而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刘蓉、黄彭年于6月15日离成都到新津，黄彭年记事说：
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乃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
南诏事，据《新唐书》列传一四七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南诏犯成都失败，退至双流县，阻于新穿水，其首领“计穷将赴水死，或止之，乃伪请和以纾其急”，三日造桥成而遁。黄彭年从雅州府得到了“贼穷乞降”的确息，但仍然认为与南诏之往事相类，担心是伪降。第二天，6月16日，刘蓉、黄彭年到邛州，得到骆秉章从成都来文，知道“石逆果就擒耳”。石达开是怎样“就擒”的？是否“弄假成真”？《黎雅纪行》无所记，但我们从后来黄彭年所写《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可以得知，刘蓉到了大渡河边的富林营，询悉了“诱擒”石达开的情形。这个“诱擒”是怎么回事，已在上文作了探讨。
这样看来，骆秉章等只是担心、怀疑石达开伪降，我们并没有见到确是伪降的依据。
许亮儒《擒石野史》有一段关于石达开末路的生动记载，其中提到石达开部有过诈降的计划。它在描写6月10日晚石达开败奔到老鸦漩的情况后说：
曹卧虎曰：“事急矣，明旦请收合余众，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惟王留意焉”。达开曰诺。曾仕和又进言曰：“王请勿虑。适牒报南去溯谷流而上十里即梁桥，逾桥则为洗马谷(姑)场，越嶲营参将杨应刚、土司岭承恩各率数百人阻去路。明日我军诣梁桥，宜表诈降，俟济河劫粮，斩木猝攻，声威则无不复盛者，何待毙为？”达开壮其言，即令曹卧虎引炬据石为席，援笔成表，达开怀之。
但是，这个“诈降”计划并没有来得及实行：
天将曙，达开甫枕石而卧，忽见西南山头炬光，分道突出……达开腹背受敌，所部仅二千余，仍被拥护，奋力夺路，望梁桥而去。……达开当此欲进不得，退则无所……将自刎。会一将自梁桥驰涉高阜，急呼王应元各军停攻，吾已奉令俯准石达开降免矣。应元视之，乃参将杨应刚也。达开闻讯，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释兵表降。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杨应刚等乃招待达开部属于洗马场，共相劝慰，以安其心。
照这一报道，石达开、曾仕和拟定的诈降计划并未实行就遭突袭，达开不得已而“释兵表降”。这似乎是说，石达开已经真的投降。但它又接着报道石达开因诈降失败，十分悔恨：
二十六日(6月12日)，应刚复令应元等戒备，以防诈降。二十七日，唐友耕兵自北来，应刚即协释达开父子及部属到大树堡，但友耕疑达开中变，竟传令将达开父子及官佐护送渡河，部属二千余仍留堡地安置……达开见所部阻渡，诈降计绌，阴甚悔恨。
这似乎又是说，当石达开“将自刎”之时的“释兵表降”也是诈降，后来他同他的部众被隔离了，因而诈降失败。
许亮儒《擒石野史》有不少虚构夸张如小说家言的地方，但以当地人记身历目睹之事，不可能都是向壁虚构，所以诈降之说也应当重视。但许亮儒并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诈降真降之不同，首先在于意图，但诈降者的意图往往是秘密的，不能广为人知，所以其意图往往只有从降后的活动和结果中才能看出。石达开等密议诈降，按理不可能被许亮儒了解。许亮儒也没有报道出石达开有什么活动，足以表明他实行的是诈降。因此，对于这个诈降说，我们难以根据这几段话就轻易相信。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这个诈降说同上文已反复指出的两件基本事实作对照。诈降说者也很重视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这封信承认自己已经失败，愿意一人自刎以换取残部安全。按照这封信的思想，石达开没有想到要东山再起，如果清方真的接受了这封信的要求，石达开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或者认为，石达开写这封信是缓兵计(如同骆秉章所曾顾虑的那样)。那就是说，石达开写这封信只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延缓清军进攻，并不打算按这封信的内容去做。这样理解石达开写这封信的意图，似乎脱离了当时石达开孤穷末路的实际。章太炎曾将大渡河边的石达开比拟为垓下别姬的项羽。项羽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然不会让虞姬自刎。石达开如果是缓兵计，心中还有卷土重来的雄心和希望，也不会让妻妾投河先死。无论如何，说石达开写这封信是缓兵计，这只是一种推测，它需要另外的事实来作证明。而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说石达开写这封信是真心实意的，比之说是为了延缓清军进攻的缓兵计，可能更为符合实际。
许亮儒《擒石野史》报道石达开诈降说的另一问题是他没有提到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营”的活动，而这一活动，如上文所说，是无可怀疑地存在的，且与石达开之被俘有极大关系。以许亮儒所处的地位，他没有必要掩盖这一点。他之完全没有谈到这件事，说明他并不了解内情，只是看到了表面。这也告诉我们，他的报道不会都符合实际。
据刘蓉、骆秉章报告，石达开奔逃至老鸦漩时，残部有七八千人。石达开被诱擒以后，骆秉章说，给票遣散的有四千余人，其余两千余人系“悍贼”，被安置在大树堡，于6月19日晚被清军包围剿杀。这是反动统治者所干的一次血腥屠杀，也是石达开“舍命全军”的错误幻想所造成的血的后果。
但石达开这些残部的人数，如同石达开全军人数一样，可能已被清方大大夸大。如刘蓉报告说，石达开“率众投诚”后，王松林挑选精壮收编了三千人。后来刘蓉处理此事，查明“所称留三千人，亦非确数”。清方夸大人数，于此可见一斑。
石达开于6月18日被押解去成都，20日到荣经。据《黎雅纪行》报道，刘蓉6月15日出成都，此时也到了荣经。“刘公传讯，枭杰之气，见于词色。”6月25日石达开被押解到成都，审讯后被杀害。后来刘蓉谈到审讯和杀害石达开的情况说：“比提石逆研讯，据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曾沅浦中丞书》。这是当时当事人根据直接见闻写下的记载。近世有记载称，石达开在被押解途中曾说，倘至北京，当奖拔招待他吃饭的清方某知州云云，似乎石达开做着到北京当大官的美梦。这种根据道听途说或出于臆测的记载，当然是极不可信的。
——选自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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