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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明清史研究专家陈宝良关于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创新之作。陈支平、常建华、冯贤亮一致推荐，常建华盛赞其为“一部多有创见且很有可读性的明清社会史新论”。
2.从社会史、文化史而非政治史视野，重新论证“清承明制”这一经典命题。深入剖析繁难的地方治理、好讼的社会氛围、世俗化的社会群体、变动的社会秩序等世间百态，极大地丰富了明清历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一种“清承明制”传统论述框架之外的历史叙事。
3.立足于社会组织、群体的流变，呈现明清世风世情的继承关系和世俗化特征。更多地关注社会层面，关注多种组织、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对访察体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僧人的侠客化、尼姑的恋世情结等进行专题梳理，既明确了这些个案在明清两代的具体演变情况，又直观揭示了两代世风的世俗化转向。
4.微观与宏观视野兼备，勾勒“大历史”的同时关注“小人物”。不仅关注官制、地方治理、央地关系等宏观议题，还生动讲述幕僚、塾师、侠客化僧人等“小人物”的故事，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的“大历史”画卷。
5.以文证史，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世情。充分挖掘《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等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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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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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从社会史、文化史视角重新解读“清承明制”传统命题的创新之作，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社会的全貌，深入考察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继承性。作者着眼于地方治理的繁难、人事制度的琐碎、社会群体的复杂、生活秩序的变动，通过对幕府、镖局、会馆、塾师、侠客化僧人、恋世尼姑等社会组织和群体的细致梳理，多维呈现了明清世风世情的世俗化特征与继承关系。本书结合宏观与微观多重视角，充分挖掘以文证史的潜力，生动的文笔与深刻的认识交相辉映，不仅是一部极具创见的明清社会史新论，更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性的历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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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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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流氓史》《明代社会生活史》《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风俗》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协会“2017年度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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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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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新说（代自序）
上编 国家治理
第一章 博访利病：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
第二章 兴讹造言：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第三章 “无讼”抑或“好讼”：好讼社会的形成
第四章 阴曹地府：文学中的阴司诉讼
中编 制度溯源
第五章 佐治检吏：幕府人事制度
第六章 护卫重赀：标兵与镖局的起源
第七章 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第八章 结万为姓：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
下编 社会群体
第九章 富不教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第十章 清客帮闲：无赖知识人的形象重构
第十一章 禅武僧侠：佛教僧人的侠客化
第十二章 花禅娼尼：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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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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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明代官场风气起笔，略述“苟延”之病、“软熟”之病和“奔竞”之病，抑乖觉之人而扬“愚愚”精神，并将“愚愚”与诚、大无畏相关联，认为其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进而指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值得称道。
——编者按
“认真”新说（代自序）
何谓“认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应指认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释其词义，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不苟且。
说者易，行者难。此话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证明“知易行难”的合理性。一个“真”字，并非人人认得清楚，若是认得明白，到头来未必有好果子吃。谓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则名叫《认真》的寓言加以印证。这则寓言收录在陆灼所著的《艾子后语》中，故事记载：艾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名通，另一个名执。艾子带着两人去郊游，口渴想讨点酒喝。主人正在读书，指着“真”字说，认得这个字便给三人酒喝。叫执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说是“真”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个叫通的弟子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说是“直八”两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无疑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盛行一时的弊端风气，认真执着不如圆通随和能捡便宜。社会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恶不辨，自然只有圆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处，而执着方正的人反而会吃亏。
“凡事何必认真”。这句民间俗语确乎可说耳熟能详，人人晓得，其风行乃至渗透于人心的程度，实在堪与中国人见面必称“吃了没有”相提并论。“凡事何必认真”的俗语，可以从元代找到证据，《元史·王克敬传》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认真”的记载，大抵可以作为此句民间俗语的出典。到了清代，该语更是演变成“天下事无非是戏”“何必认真”一类的话头。这是一句乡言，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出典。当时有一个乡村在演戏，老学究前来看戏，见到庙门上有对句云：“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就问僧人道：“只是有门而无山，怎么能称之为山门？”僧人随手一指戏台上说：“台上唱的是《醉打山门》，不但无山，而且无门，他也自管去打。”学究听后大怒：“你敢以我言为戏？”僧人急忙辩解道：“天下事无非是戏，老施主何必认真。”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必会吃亏。时日一久，上至官场，下及民间，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细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
一曰“苟延”之病，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说到图虚名，不由让人想起一则名为《猫号》的寓言，收于刘元卿的《贤奕编》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齐的宦官，家中养有一猫，自以为奇，向众人宣称是“虎猫”。其中一位门客道：“虎诚然威猛，不如龙之神灵莫测，请更名为‘龙猫’。”另一位门客则说：“龙固然神于虎，龙升天必须凭借浮云，云岂不是比龙更高尚？不如改名为‘云猫’。”又有一位门客说：“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显然不如风，还是更名‘风猫’为好。”又有门客说：“大风飙起之时，唯有土墙作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风，不如更名为‘墙猫’。”最后一位门客说：“土墙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墙就会坍圮，还是更名‘鼠猫’最好。”门客帮闲的献媚、凑趣伎俩，显然已是极尽能事。其丑态固可置而不论。说到底，猫的职责不过是捕鼠而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猫。进而言之，猫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无论是取名“虎猫”“龙猫”，还是取名“云猫”“风猫”，即使名头何等响亮，也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这则寓言以猫之起名为核心，犹如剥笋，层层向里，又如同逻辑学中的归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图虚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进而告诫人们，要务求实际，力戒虚名。
至于行事苟且，实则做事缺乏担当精神。寓言譬喻，最为确当，也最能针砭时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罢。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有一篇《任事》，包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他痛不可忍，对家人说：“你替我在墙壁上凿一个洞。”洞凿成后，他就将脚伸到洞中，深入邻家尺许。家人不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让它去邻家痛，再无关我事。”第二则故事记一位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位裨将从阵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内，就请这位医生治疗。医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责问：“箭镞深入膜内，必须快治。”医生答道：“此内科事，不关我事！”这两则寓言故事，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邻为壑，后者是敷衍塞责。说到底，还是一种不敢任事、不愿担当的陋习。当事官员，见事不可为，一味因循苟安，以遗来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举。
二曰“软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无欲则刚”之说，实在道出了为人处世的底蕴。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难免变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时政的弊病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借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一官半职的得来实在不易。很多官员，起家并非一帆风顺，一路读书过来，过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据官位。不过，一旦位高权重，就不再淡薄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利益盈满的“膻路”，会有无数好处的诱惑。为了保持这条膻路一路畅通，保证自己安全退休，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面对下属官员也会装出一副谦卑逊顺之态。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据有官位之甘甜，又思获取官位之苦辛，富贵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闲来翻阅史书，看到宋朝人曾有愤激之言，道：“举朝皆须眉妇人。”当时并不以此为然，认为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今日看来，反而有诚哉斯言之叹。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顾，肆无忌惮，倒还像个男儿身；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听从，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贪也贪，毕竟更像一个妇人。《易》云：君子以独立不惧。人能做到独立，自然不妨与妇人杂居。然世风毕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无闷”，借此以示自我独立。同是病态，若病在率直粗放、顾无别肠，还是容易医治。若是病在细软谦卑、顾多别肠，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华佗、仲景再生，也很难下一针砭。
三曰“奔竞”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语有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名利之必争，其来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昔之争名争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还有些羞耻之心；今之争名争利，则多发生在白昼，毫无避人之想。大文豪苏东坡在论及宋朝官场时，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叹，即居官者一人，已经去职者一人，而伺机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争名争利，古今莫不皆然。虽说世上并不缺少恬淡无营的君子，但十人奔竞而一人恬退的世况，难免会让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结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风躁竞，难辞其咎。
奔竞之风演至极致，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讲抢嚷”嘲讽之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官员流行“讲”“抢”“嚷”三部曲：讲者，求情之谓。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趋权势之门，讲论自己按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抢者，争夺之谓。先去求情者笃定可补此缺，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于是无不争先趋走，争夺此缺。嚷者，流言诽谤之谓。一旦讲情、争夺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广布流言，加以诽谤。
如此弊端士风，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渐移暗转，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有若“中魇”一般。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末法世界。可见，官场病的病根，终究还是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
如何认真做事？历史上同样不乏认真做事的人，大可成为今人学习的榜样。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确宣称：临事不认真，终非尽忠之道。抛开传统读书人的忠君意识不言，从这句话还可以读出另外一层涵义，即临事不认真，终非尽职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将他的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显然也是有所意属，体现了那种为人、为官讲究认真的精神。继朱英之后，吕坤、鹿善继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
明朝有一位官员，曾经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闻听此说，吕坤大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还有什么可说？当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由此看来，天下之事，只怕认不真，这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事成之后，众人自然噤口。即或万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当下应该做的，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
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明末人孙承宗在论定鹿善继其人时，称其众推独任，众趋独辞，惟是一副真肝胆；立身只为“公家”，而不敢有“私”；为国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继为人处世的真精神，洵为不刊之论。这可以拿鹿善继自己的说法加以印证。他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认真做事之人，自然会被视为愚钝甚或痴愚之人。自古以来，民间形象地称巧者为“乖觉”或“乖角”之人。“乖觉”一词，按照叶盛在《水东日记》的解释，就是“警悟有局干”。这或许尚属中性的说法。不过在后世的传衍中，所谓“乖”，已经相当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觉之人，必定与人背离。譬如乖觉之人与人相约一同谏君，劾奸死难，但随后稍计利害，违背原先的诺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称谏君者为“痴”。所谓乖觉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览无余。
随之而来者，则是有人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明代名将戚继光自号“愚愚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这一别号的出典，基于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惧。言下之意，戚继光还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两大精神源泉：一是来自《中庸》的“诚”；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献身精神。当然，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因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鞠躬尽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夷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几已沦丧殆尽的当代社会，唯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为官如是，治学何尝不是如是。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当访察日渐成为常态化体制且访察的执行主体层层下移时，窝访、访行应运而生，访察亦逐渐异化为奇货可居、有利可牟之事，由利民之制转为害民之政。
——编者按
窝访访行：访察体制之流弊
访察的本意在于惩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流变为“局骗”。明代的史料记载证实，地方有司官员在遇到上司委托采访之后，并非自己亲力亲为，而是将此采访任务交给下面的“奴隶之人”，借此聊以塞责。这些胥吏(亦即“奴隶之人”)在接受了官员的委托之后，将此视为奇货可居之事，必定前往窝访之家“买访”。这些窝访之徒，通常与各府州县专门从事采访之事者“相为通同”。窝访家中的访事之徒，不是衙门积猾，就是地方棍徒，平日专门“采访官吏政绩，搜求民间是非，编成联句，列为条款，集稿以待来索”。由此可见，一旦访察的事实来源于窝访之家的采访，那么，势必造成“爱憎出乎其心，死生出乎其手，案前之虚实未分，而袖中之军徒先定矣”的结局，完全违背惩恶扬善的本意。
窝访之徒获取采访而得的姓名，将此姓名卖给买访之人；买访之人得其姓名，再依次“转闻于巡按”。巡按一至其地，就按照原来访单上列出的姓名缉拿，不管访单的真假，先行解赴巡按衙门。窝访的存在，显然导致了以下的结果：一方面，真正元凶大恶之辈，怕自己被采访，就互相结交，反而得以漏网；另一方面，那些良善无辜之人，偶因睚眦细微之事，往往落入陷阱。更为可怕的是，一旦窝访的声势大张，那么府之首领以下官员，州县佐领以下官员，卫所指挥以下官员，全被窝访笼络，并与他们交好，甚至“帖具官衔，处以宾礼，厚其馈遗，要一奉十”，其目的就是免于被访察。反之，那些特立独行且耻于诡随的官员，反而被窝访之家陷害，落入被访的名单。其结果，则以惩恶之典，反开局骗之门，成为地方的一大祸害。
与窝访相关相连者，尚有一种“通家”。窝访之家的党类甚多，再加之在访察过程中，耳目太多，机事欠密，遂使窝访之家大开骗局，这在当时称为“通访”。“通访”一称，大抵已经证明窝访与衙门书役、积快勾通的实情。如明人吕坤云：“窝访奸民与各衙门积快为通家，以报怨诈财为得计，大奸巨恶投托得以藏身，富户良民无辜忽然被祸。”可见，所谓“通家”，实则是指与窝访奸民相勾通的衙门服役人员，包括各房书吏、衙役及民快。明代的史料中，亦有要求“革各房通家之弊”之说。所谓“各房通家之弊”，通常是指上司来州县访察时所形成的一种行政弊病，一如明人佘自强所揭示：“上司来州县访事，多本州县吏书、衙役为耳目，吏书、衙役遂借此以自行胸臆。一为正官所苦，便媒孽正官；一与乡党不和，便媒孽乡党。衙门内外，无一不被其毒。”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杨嗣昌在上疏中，亦直言窝访、通家把持地方访察已成一种通弊。他认为，通家、窝访操弄官评，还是因为巡抚、巡按与州县相隔。巡抚、巡按访察州县的吏治、官评，因为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道府”；道府同样与州县相隔，只好“每事必询之刑厅”；刑厅未尝不与州县相隔，也只好“每事必询之书快”。杨嗣昌疏中所提及的“刑厅”，指的是府推官，在明代又被称为“四衙”，足见府推官在明代地方访察体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在实际行政及司法过程中，所谓“天下之吏治官评，什九出于刑厅”，实则“什九出于书快而已矣”。
随着窝访势力的扩大，“访行”开始出现了。这是一种专门服务于地方访察体制的机构，亦即成为上官访察“州里之豪”时的耳目。访行的成员，多由“倾险狡悍之甚者”组成，且成为“奸人”的窟穴，甚至可以“执一县生死之柄”。
入清以后，棍徒借助于上司衙门的察访而招摇撞骗，亦相当普遍。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上疏中揭示，当地方官三年大计之时，一些“不法棍徒”及巡抚、司道衙门中的“书吏承快人等”，假借“奉差察访”的名头，寓居于僧寺道院、关厢饭店，招摇撞骗，而那些地方官员也“希图瓦全，不惜买嘱”，随之导致“蠹书”在中间穿针引线，暗地里得“赠金以饱贪囊”。
更有甚者，在清代的吴浙之间，与地方访察体制相伴而生的窝访，其势大增，且借助于“造访”“卖访”“做访”“换访”“借访”“干访”等行为举措，从更深层面把持地方访察。
所谓“造访”，指一些积年巨蠹，盘踞于衙门中，专通上下线索，勾连地方上的势豪，侦探官府的短长，甚至胥役所行的过失事迹，凭着自己的喜怒，牵连、陷害良善，“取捕风捉影之事，作装头换面之谋”。可见，“造访”之“造”，专指所访之事多属捕风捉影，并非实情。所谓“卖访”，指这些大蠹，闻风夤缘贿纵，删抹访单中的姓名。可见，访单中的被访人姓名，可以通过行贿而被抹去。所谓“做访”，指这些巨蠹在接受了他人的嘱托之后，可以将无辜者插入访单的“款内”。可见，这是假造名单以倾陷无辜。所谓“换访”，指在访察时，故意让手下奸党四出，虚张声势，其中一些有恶行且入了访单的“有力”之人，可以花钱潜行从名单中抹去，而后再以他人替换。所谓“借访”，指在收到了被访人的贿赂后，将被访人排除在访单外，而将另外一人列入访单内。等到质审之时，就借助于访单内此人之口，替原先被访人翻案。所谓“干访”，指访察过程中，被访之人的赃物未必全是真实，但是多方捏造干证，或者称此人曾“过付助恶”，以致“重叠株连，破家荡产”。总之，这些人借助于造访、窝访而恐吓善良无辜之人，卖脱真正恶迹著闻之人，借此攫利取财，而后过着一种“高房大舍，玉食锦衣，宴饮酣歌”的生活。上司衙门访拿奸宄之举，反而成为专门从事访察之人的一桩好买卖，本为除害，反而成为百姓的大害，所以地方上有“访拿一番，加敕一道”之说，其意是说这些人获罪之后，更是致使无辜善良百姓受到株连。
窝访、访行的出现，势必导致访察体制的流变，甚至弊端丛生，进而失去访察的本义。不妨从下面两端言之：
以廉访官评而论，地方吏治、官评实则掌控在窝访、访行之手。明人管志道的记载显示，在淮阳推官衙门内的“积年黠隶”，已是威焰薰灼，甚至一些县佐官也必须拿着“侍教生”的名刺前去拜谒。在嘉定县，即使是那些地方长吏，访行中人也敢于“阴持短长，伺间肆螫”。湖广荆州的横民窝访，同样把持着地方的官评，或“阴操州长吏佐幕短长，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应如向”，甚至“视士大夫、州长吏蔑如，即郡监司若两台，且玩弄掌股之上”。无奈之下，地方长吏只好对这些窝访之人，“具宾主礼，仰其鼻息”。这就是说，尽管巡抚、巡按受朝廷重托，专制一方，但对地方利弊并不究心，对于地方官吏的贤否，只是偏听于耳目之人。至于司道官，更是“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恐”。还有各府推官衙门内的书役，他们的全副精神只是放在与各地方的“大窝家”往来上，“倾陷官长，只等寻常”。
以访拿奸宄而论，一方面，即使号称能臣，往往也有漏网之鱼。如明人毛伯温巡按湖广，廉察民害，“自矜无遗类”，但往往“有漏网者”。为此，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作诗加以讥讽，有云：“洞庭昨夜浪滔天，处处渔翁买钓船。今日邻家邀我饮，盘中依旧有鱼鲜。”另一方面，巡按御史访拿奸宄，其实并不公平，往往受制于请托。若是不行贿请托，即使是孝子、清客，也会被视为败坏风俗的头目而被访拿；若是行贿请托，即使是真正败坏风俗的头目，也可假托“叫化子的头”而免于访拿。这显然已被明末的笑话证实与讥刺。如明末笑话记载，“按君访察，匡章、陈仲子及齐人俱被捉。匡自信孝子，陈清客，俱不请托，唯齐人以其一妻一妾送显者求解。显者为见按君，按君述三人罪状，都是败坏风俗的头目，所以访之。显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离母避兄，老大人捉得极当，那齐人是叫化子的头，捉他作甚么！’”此即其例。更为甚者，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是访捕之下，“民无良贱，隶于法率无辜人”。可见，奸宄未曾受戮，受到倾陷的反而是那些无辜之人。至明朝末年，巡按御史出巡地方，其所拿获的“访犯”，不过是民间小小无籍之徒，而那些“元恶大憝”，“反藏其身于吏胥虎狼之中，以造人之访”。可见，巡按御史访拿奸宄，在实际的访察过程中，效果并不明显，有时甚至成为“大恶泄睚眦、报需索而已”的手段。换言之，在访拿奸宄的名头之下，并未起到为平民“去虎狼”的效果，反而是为平民“树虎狼”。如在凤阳府泗州，“但有等阴险之徒，专习窝访，倾陷良善”。明末人周之夔亦云：“夫造访至三吴而虚极，害至造访而恶极。”究其原因，还是造访的目的已经发生变异，转而变为“上利其赎锾，下借以修郄”。有鉴于此，崇祯年间，崇祯帝下旨停止访拿，一些地方官将“访案”吊销不行，因此博得“万姓欢呼”。诸如此类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一项原本旨在廉访官评或博访民间利病的制度，若是具体执行时发生偏差，反而会成为害民之举。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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