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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首次细说中国朋党产生发展演变
凸现古代政治斗争的脉络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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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力图凸现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它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历史的学术专题史读物。
《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古代朋党及党争作了贯通性的考察，将士大夫官僚的朋党和众多被称之为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的综合作了分析，揭示了朋党为何以血缘、地缘等宗法关系为纽带，环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及再分配而展开斗争。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姜义华
从某种意义上言，一部官僚政治史即是一部朋党史。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本书澄汰旧说，迭有新见，相信它的出版，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卜宪群
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又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及其交互影响。应该说，这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
本书策划、编审 张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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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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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彦，194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相关著作《朋党政治研究》、《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中国皇帝制度》、《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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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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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
一 何谓朋党
二 各类朋党素描
三 血缘和地缘——群体结合的凝聚力
四 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
五 结党贪污，败坏吏治
六 “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
第一章 从萌芽到成形
一 朋党的滥觞与形成
二 卿族集团的人身依附关系
三 先秦诸子论朋党
第二章 东汉党锢之祸与清议运动
一 东汉选官制度
二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党锢之祸
三 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月旦评
第三章 汉魏晋鼎革与三国党争
一 汝颍卿相与谯沛将帅
二 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
三 孟达反覆与诸葛亮北伐之失
——兼论蜀汉政权内三大政治集团的斗争
第四章 两晋党争与士族势力的盛衰
一 晋武帝与西晋王朝的党争
二 世家大族与门阀政治
三 个案研究：桓氏集团之兴亡
第五章 唐代朋党面面观
一 宰相与朋党
二 皇权与相权之争——以废王立武事件为中心
三 唐代科举制和牛李党争
四 李商隐——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第六章 宋人朋党观与北宋的新旧党争
一 君子有党论
二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三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探析
四 元祐更化和新旧党争的异化
第七章 胡蓝党案与明人论朋党
一 明代君主专制与胡蓝党案
二 明人论朋党
第八章 明朝中枢机构的党争
一 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二 以卑临尊：明代的科道官与党争
第九章 明清之际的“小东林”——复社
一 复社成员与复社组织
二 复社与晚明科举
三 复社的政治活动
四 复社的结局
第十章 禁而不绝的清代党争
一 《御制朋党论》
二 官吏回避制度与制约宦官
三 康熙雍正朝的朋党案
四 帝党与后党的斗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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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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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帝党与后党的斗争
同治光绪时期的清代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党争的形式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而是朋党斗争的特殊类型——帝党与后党之争。而且后党的力量强于帝党，两党博弈，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前者，这是因为咸丰帝死后，慈禧上台，垂帘听政，她不仅掌握了最高统治权，且精于权术，不择手段，。同光年间帝、后党之争主要有两次，其两次的性质截然不同，兹分述如下：
1. 辛酉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的慈禧太后是通过异常激烈的党争，剪除异己的手段来实行垂帘听政的。咸丰帝死后，慈禧迅速组织起以她为首的后党集团，发动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诛锄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从而为她冲破祖制、垂帘听政铺平了道路。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重，自知不起，遗命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弼幼主载淳。以肃顺为首的帝党就此形成。咸丰临终前，赐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载淳一方“同道堂”印，小皇帝的印由慈禧代为掌管。皇帝的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才说明所发的谕旨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否则即是无效。咸丰所赐的两方印，是有深刻含义的。《清列朝后妃传稿》说：“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曰御赏，帝曰同道堂，谕旨则钤起讫，以防弊萌。”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皇太后和幼主为一方，八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而是相互制约，搞权力平衡，从而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
咸丰帝的“庙算”自以为计划周密，天衣无缝，然而事与愿违，这样的安排包含着相当危险的因素。因为咸丰帝并没有明确指出两宫皇太后(慈安与慈禧)和顾命八大臣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就为双方日后争夺最高统治权埋下了深刻的危机。顾命八大臣认为，自己身为托孤之臣，一切权力皆应归属于他们，朝廷的“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勿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臣下的章奏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皇帝的谕旨由八大臣拟定，皇太后只管盖印，而没有权力更改谕旨内容。如果照此办理，咸丰帝所赐的两方御玺无异于两块橡皮图章，两宫皇太后也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印工具而已。慈禧太后颇有政治野心，她岂肯甘心被人摆布，尤其是不能容忍八大臣总摄朝政。
咸丰死后，尸骨未寒，慈禧与八大臣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为了把权力从八大臣手中夺过来，慈禧首先表示自己决不当只管盖印的橡皮图章，坚持朝政国事必须由八大臣与皇太后共同商议后裁决。然后，又派人秘密联络留守北京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奕訢。慈禧与奕訢利益一致，迅速组织起后党集团，他们的联合足以构成对辅政诸臣的严重威胁。肃顺等人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因而力图使分处北京、热河的这两股势力不能联为一体。所以，当咸丰病情沉重时，热河行在断然拒绝了奕訢去热河探视咸丰的请求。咸丰死后，又拒绝了奕訢热河奔丧的要求。在咸丰死的当天，肃顺集团又借幼帝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訢等人“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须前赴行在”。慈禧、奕訢自然不肯罢休，慈禧遣密使悄悄抵达北京，密召奕訢速赴热河行在。奕訢终于在八月初一到了热河。奕訢在“伏地大恸”叩谒梓宫后，即获两宫太后单独召见，晤谈两个多小时，“密商诛三奸(指载垣、端华和肃顺)之策”。奕訢力促两宫太后还京，因为只有回到北京，他才能利用手中的力量迫使肃顺等人就范。对这一点，慈禧由于对外国势力是否会干涉而犹豫不决，奕訢则信誓旦旦地向两宫太后表示：“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逮治肃顺等人的计划就此确定下来。就在慈禧与奕訢密谋定计，只因时机未到尚引而未发之时，八月十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的一道“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奏折，提前引发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董元醇的奏折，内容主要有3点：第一，主张皇太后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第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第三，主张为幼主选择师傅。
两宫太后阅折后大喜，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太后的表忠信，也是向肃顺集团的挑战书。它的作用主要是政治试探，投石问路。
两宫太后携幼帝载淳召见肃顺等人，面议董元醇请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肃顺等祭起“祖制不可违”的家法，毫无通融余地的放言抗辩，声称“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主张对董元醇之折严加痛驳。载垣甚至当面对慈禧说：“奉命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杜翰亦毫无顾忌地声言，两宫太后如此听信垂帘之言，“臣不能奉命”。显然，八大臣都没有把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保住权力已忘了人臣应守之礼。对八大臣的公开顶撞，慈禧“气得手颤”。肃顺等人恣意咆哮，甚至把小皇帝都吓哭了，史载，肃顺“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但这也没能使八大臣稍动恻隐之心，当场逼迫两宫拟写谕旨，明发痛驳董元醇。这份谕旨措辞严厉，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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