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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汉学家卢苇菁新作，一部研究清代婚姻、家庭史的突破性专著，黄卫总、高彦颐、刘咏聪一致推荐。
2.通过大量真实个案，挑战长期以来认为传统婚姻无法为两性造就幸福的看法。本书通过士人日记、夫妇书信、家族记录与诗文手稿，深入清代士人夫妇的文字与生活，还原他们的真实情感世界，重新审视被广泛接受的所谓包办婚姻叙事。
3.刻画私人情感与制度框架间的张力，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家庭生活提供新视角。从与妻子灯下共砚的学术同盟，到让妻子管理家业的信任托付，全书还原了历史中具体的人如何在“礼”的框架内，经营属于彼此的“情”的天地，表达了真实人物的弱点、愤怒与温柔的爱。
4.以女性视角书写“妻子的愤怒”，揭示女性在情感期待与现实落差间的困境。在无法成就佳偶婚姻的现实里，有些妻子在诗文中倾注哀思，有些妻子通过信教寻求超脱，更有甚者终日酗酒以求忘忧。本书捕捉到了这些怨怼、欲望与抗争，勾勒出清代婚姻关系中真实而复杂的图景。
5.一场跨越中西的情感对话。本书将清代夫妻情感置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中，认为清代士人夫妇虽无西式婚前恋爱，却常通过诗词唱和、日常共处，培养起“伴侣之爱”，也不乏“浪漫之爱”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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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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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探讨清代包办婚姻中夫妻关系和亲密情感的研究著作。作者以真实个案为基础，通过士人日记、夫妇书信与诗文手稿，深度分析了清代士人夫妇之间的情感世界，挑战了长期以来认为传统婚姻无法为两性造就幸福的看法。从与妻灯下共砚，到让妻管理家业，在无数倡酬、联吟、赠答、相思、悼亡之作中，全书重新发现了许多佳偶执手偕老、相知相重的心路历程，见证了儒门夫妇伉俪情深的日常实践。同时，本书不回避婚姻中的暗面与张力，正视“妻子的愤怒”，关注那些在信教、饮酒中寻找出口的女性，勾勒出清代婚姻中真实而复杂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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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卢苇菁，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从事清代婚姻、家庭、妇女和性别史研究。专著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本《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获伯克希尔女性历史学家大会（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首部著作奖。
译者简介
王晚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师从方秀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以降的诗歌和诗学、明清女性写作及才女文化。现任《帕尔格雷夫中世纪全球女性写作百科全书》副主编，并于其中撰写《上官婉儿》《武则天》《宋氏五姐妹》《李清照》《严蕊》《管道昇》《朱淑真》七篇。已翻译的学术专著和期刊论文包括《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铭记在母家的自我意识：洪亮吉的回忆录与追忆诗》《女性主义理论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作家：影响和批评》。即将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三国史》的翻译工作。
（简洁版：王晚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以降的诗歌和诗学、明清女性写作及才女文化。翻译作品包括《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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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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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沈复及其时代
女性教育、写作和夫妻关系观念的变化
实践中的伴侣关系
清代的个人记录
第一章 婚姻的意义：冲突和协调
儒家经典中的夫妇关系：礼仪和诗歌
夫妻伴侣：主题和原型
“不恰当的亲密”：训诫
关于夫妻关系和妻子地位的异见
第二章 展现伉俪情爱
清初的悼妻风尚
伉俪情爱
佳偶婚姻：完美匹配
纪念伴侣之爱
五光十色的伴侣关系
第三章 建立情感联结
“陌生人”与包办婚姻
童年订婚和自我身份认同
文人的入赘婚
婚后恋爱的“艺术”
闺阁与闺阁以外：夫妻的空间
“牛衣对泣”
卧室里的亲密
第四章 处理家庭和夫妻关系
被猜疑的新婚夫妇
夫妻之爱与兄弟之爱
错配的婚姻：谢道韫的悲哀
作为“正人君子”的丈夫
配偶不睦与虐待
补救夫妻关系
失败的佳偶婚姻：闺秀妻子的愤怒
第五章 妻妾制的家庭实践
训诫话语的历史变化
清初对妒妻的谴责
妻妾制和男性忠贞
妻与妾
书写不悦
第六章 白头偕老
糟糠之妻
应对离别
为人父母
偕隐和老年伴侣
老年失偶：纪念
结语
引用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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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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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浪漫之爱与包办婚姻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沈复《浮生六记》
1781年，沈复（1763—？）和妻子陈芸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夏天。他们自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殊不知，近150年后，他们深感享受的这种婚姻形式被贬义地称为包办婚姻，成为当时年轻一代猛烈抨击的目标。20世纪初期，抗议包办婚姻的浪潮横扫华夏，一些女性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拒绝接受父母为她们安排的婚姻。例如，作家谢冰莹（1906—2000）三度从家中出逃，还曾试图自杀，以免与家中为她选定的未婚夫成亲。她在自传《一个女兵的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段痛苦的经历。这本书是美国大学很受欢迎的教材。
20世纪初年轻一代对包办婚姻的抨击是当时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1915—1924）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了儒家父权制和其他传统制度体系及实践，包括缠足、纳妾、孝道和女性贞节。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把中国所处的困境归咎于儒家传统而加以痛斥，另一方面热烈推崇“开明”的西方文化。此后，这种呼声推动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家庭改革政策。对包办婚姻的谴责，也在有关中国传统“落后”的叙事中扎下了根。否定中国传统婚姻本是一种文化批判，是20世纪初期反传统的文化动荡和民族危机的产物，然而，它普遍地被接受为一种历史事实。直到近几十年来，修正性的学术研究才开始质疑这一叙事。
“包办婚姻”这一话语的核心问题是，它将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预设视作普遍的真理。它单一地从落后和压迫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的婚姻形态，把对它的讨论限制在“现代/传统”的框架之中。其结果是，漫长中国历史中婚姻实践的一切丰富性、复杂性及变化，均被简单地归纳为父权压迫。包办婚姻仅被描述为一种庞大的恒久不变的邪恶制度。在这种罪恶制度之下，夫妻间的亲密和情爱没有存在的空间。然而沈复的故事表明，这类断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同一种婚姻形态，沈复和谢冰莹对它的表述截然不同。这一鲜明对比凸显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产生的巨大文化裂痕。谢冰莹和她的同代人接纳了西方“爱情婚姻”（love marriage）的观念，认定幸福的婚姻只可能由青年男女自身开端，并经历一段两情相悦的恋爱；而沈复和陈芸从未接触过这种观念，他们关于婚姻的幸福或痛苦的定义来源于中国本身的历史，他们根据中国自身的传统建造他们的婚姻生活模式。在本书中，笔者关注的中心点是：从清代（1644—1911）夫妻的视角来看，何为幸福的婚姻？哪些文化渊源激发了他们对幸福婚姻的想象？他们是如何培育夫妻情爱的？
更广泛地说，本书试图解构对中国传统婚姻非历史观（无历史变化）的叙事，同时勾勒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因素对清代婚姻生活的建构。笔者探索婚姻行为如何源自丰富复杂的文化传统又同时受清代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通过把夫妻关系作为社会性别化和个人化的经历的过程来描述，本书力求显现这些经历如何为个人愿望、家庭责任和道德信念所定型，并造就清代婚姻中各种色调的伴侣关系。清代代表着中国历史的独特一刻：中国文化中悠久的夫妻伴侣关系的理念到此成熟。虽然儒家礼教和父权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保持主导地位，但是在教育阶层，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已将夫妻情爱视为理想婚姻的一个基本要素。
本书详细记录了自清初（1644—17世纪末）至盛清（约指18世纪—19世纪初）之间近两个世纪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选择这个时段多少有些主观，因为书中讨论的变化并没有确定的起止点。不过这些变化仍然显示出，就本书课题所关注的内容而言，这一时期具有相对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清初围绕悼念亡妻的独特文化开启了一个漫长过程：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文化、社会、经济和学术语境的广泛变迁，家庭和婚姻的理念和实践形成清代的鲜明特点。19世纪中叶之后，尽管已经确立的表达夫妻情爱的模式依然能在教育阶层中获得共鸣，但在外国侵略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它依赖的语境开始瓦解。
文学研究学者李海燕提出的“儒家的情感结构”（Confucian structure of feelings）是分析帝制中国末期的爱与情感的框架之一。它涵盖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种种‘情’的话语”。李海燕承认17世纪的“情迷”现象（the cult of qing movement）具有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的特点，但她强调，“情迷”尽管“为了争取感情表达与个体性的合法化做出了诸般努力，却仍然因循着父系的传承、礼节的仪式和社会的秩序”。“儒家的情感结构”强调儒家正统和现代（受西方启迪的）关于爱的观点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笔者的研究则尝试脱离这种二分法。因为如果我们把各种“情”（情感、感觉、爱）不加区分地一并归属于儒家情感，那么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以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就很可能变得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如历史学家曼素恩所指出的，把西方作为衡量中国进步与否的标准来解释中国历史方面的问题，会引导我们把历史想象成线性的和趋同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轨迹必然和西方相似。
采用西方关于浪漫爱情的概念来衡量中国实践的“进步性”会造成问题，而从跨文化的语境进行分析，可以使清代婚姻和夫妻关系呈现得较为清晰。笔者这里的研究途径受到情感史研究的影响。情感史的研究表明，将夫妻间的爱分为两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伉俪之情。一种被称为“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指的是炽热而强烈的坠入情网的感受；另一种是伴侣之爱，指的是通过长期培育产生的一种更平静舒适的感情依恋。以往的一种认知是，浪漫之爱是西方社会及西方以外的社会上层阶级独有的“优雅文化（cultural refinement）的一个标志”。但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浪漫之爱普遍存在，并受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价值观的调整。现在，前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誉扫地。本书加入这一跨文化的对话，思考的问题包括夫妇情爱如何获得其表达方式及爱的文化、社会和个人意义。笔者尤其感兴趣的问题还有浪漫之爱和所谓包办婚姻之间的关系。在清代，如同之前的其他朝代，儒家的礼仪规范禁止婚前接触，而浪漫之爱的前提是婚前的接触。与广为接受的包办婚姻和浪漫之爱互不相容的成说相反，有证据显示，浪漫之爱在清代婚姻中确有一席之地，而且，清代“情”这一概念的形成和19世纪北美的浪漫之爱有着引人瞩目的相似性。但二者的不同也是清晰可见的。在北美，“浪漫的自我”被认为对于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至关重要”；而在中国，它对于个人身份并不是那么必不可少，而是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更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节选自卢苇菁《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
婚后恋爱的“艺术”
无论以赘婚还是普通婚的形式成婚，清代的夫妻们婚前都没有经历过现代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阶段。儒家礼教禁止夫妻双方婚前任何形式的接触（即使现实并非如此）。20世纪前，恋爱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是陌生的。其实，假设有人在清代宣扬西方的恋爱观念，清代男女青年的反应很可能是震惊和鄙夷，因为受到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德体系的熏陶，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操守观。和清代的婚恋实践形成对比，在同一时期的北欧和美国，恋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随着伴侣婚姻的日渐普及，恋人之间互通信件、拜访、赠送礼物、一同远足都是很常见的做法，因为年轻夫妻们认为“婚前的时间是评估未来伴侣适合自己的品质和双方和谐程度的必要阶段”。
清代的夫妻不可能有这样的婚前恋爱实践。然而，他们也在自觉努力了解对方的品行爱好，力求建立和谐的婚姻关系。我们可以把他们这些有意识的行为称为“婚后恋爱”。和19世纪美国的年轻男女一样，清代年轻男女也期待饱含爱的关系。当然，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在19世纪的北美，恋爱是一个选择理想伴侣的过程；而对于清代的年轻人，婚后恋爱的成败对于选择配偶没有意义。然而，两种类型的恋爱交汇在一个点上：它们的目标都是培养两个人之间更深的理解。由于离婚的选择几乎不存在，从理论上说，清代夫妇更期望建立和谐的婚姻关系。换言之，他们对婚姻是终身承诺的理解，导致他们（特别是妻子）更有意识地为建立和谐关系做努力。
清代的婚姻不是恋爱的终点，而是起点。新娘和新郎不安地期待着与新婚配偶接触。他们明白，一个好的开端，对于终生的幸福至关重要。各种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其中包括对于伴侣的事先了解。一些夫妻似乎经历了被研究情感的学者们定义为“浪漫之爱”的情感，这是一种浓厚的热烈的令人欣喜若狂的特殊情感，其中也包括了“在情欲的语境中对另一个人的理想化”。与之不同，伴侣之爱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情感状态，是在长期关系中产生的以关爱、尊敬和愉悦为特点的。浪漫之爱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尤其与恋爱和坠入爱河联系在一起。很长时间以来，学者们认为在恋爱和自由选择缺席的情况下，包办婚姻中是不可能有浪漫之爱的。但清代一些新婚夫妇热烈的声音显示，坠入爱河的强烈情感在包办婚姻中是可能的。郝懿行（兰皋）和王照圆即一例。他们成婚时，王照圆二十五岁。在那时女性这个年龄成婚是比较晚的。她自幼学习诗书，聪颖过人，有远大抱负。她守寡的母亲对她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效仿班昭。可以推测，母女对未来的女婿/丈夫也会有很高的要求，这无疑会增加寻觅称心候选人的难度。但是一旦觅得如意的丈夫，照圆的快乐可以想见。《和鸣集》的序言这样描述他们新婚之际的情爱：
夫情之至者，恒不可解，昔人有言“理之所无、情之所有”，乃今见之矣。兹有两人，瑞玉［照圆］、兰皋［懿行］，其于情也盖其深焉，而瑞玉尤甚，方其未见，或征诸梦，或遇以神，结同心矣。既而雝鸣雁，尚琼英，如宾友焉。盖臭味之投，定于有生之后，而精神之契，在乎未接之先。两人者真奇遇哉！
这对新婚夫妇视他们的相遇为奇迹，把他们之间的“深情”表述为一种超出常理的无法用普通思维解释的感受。它具有如此神秘而炽烈的力量，以至于照圆在婚礼之前已经感到它的震撼：“或征诸梦，或遇以神。”换言之，照圆对未来的婚姻，已经注入极大的情感。在洪昇和也是才女的表妹黄兰次定亲后，兰次在十三岁时随在京城任职的父亲移居北京，此后两人离别多年。期盼他的“佳俪”来杭成婚，洪昇这样描写他夜不成寐的相思：
明月有盈亏，众星自罗列。
嗟哉双鸳鸯，如何久离别。
虽有合欢被，独眠为谁设？
北望愁我心，踟蹰俟还辙。
注意洪昇的想象中有关于性的弦外之音。如果说有关鸳鸯的比喻是隐晦的，那么合欢被和空床独眠的意象，更为直接地传达了他对于性的向往。他已经等待太久，焦灼不安。这是一个被强烈的吸引和欲望消耗的年轻人。终于，兰次来到杭州：
去冬子南还，饥渴慰心期。
邂逅结大义，情好新相知。
春华不再至，及此欢乐时。
兰次回杭不久，两家举办了婚礼，洪昇如饥似渴的等待结束了。新婚同房的欢乐体验，加深了“新相知”般的爱恋。
由于性别角色的限制，如此炙热的带有明显性欢乐的浪漫直白，很难出现在新娘的写作中。但是，年轻女性也可能用不同的表现风格描绘类似的情感状态，如沈蕙玉的诗《同声歌》中体现的浪漫的理想化。她与丈夫倪学涵“夫妇能诗，时称嘉偶”：
少小属闺闼，感君意缠绵。
聘以明月珠，迎以黄金鞯。
结缡自今夕，誓好永百年。
采兰涉秋水，荐藻奉华筵。
合欢裁作被，朱丝操作弦。
虽无兰蕙姿，向日呈芳妍。
一身皆君有，寸心私自怜。
何用答嘉惠，持以充豆笾。
在天莫为云，雨落难上天。
在地莫为影，日暮愁弃捐。
婉娈保素志，跬步称比肩。
沈蕙玉的诗是对汉代作者（和科学家）张衡（78—139）同题诗的创新式模仿，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些对比。张衡的《同声歌》以新娘的口吻，描写她初婚感受到的爱:“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接着表示她将竭力承担妇职，无私侍奉丈夫：“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这首诗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充满性暗示的铺张的新婚卧房陈设和新婚夫妇同赏秘戏图并遵房中术经典《素女经》的指示做爱的描写：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秋香。
重户纳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卸，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张衡的原作以表现夫妇房中行乐的欢悦结束，突出了性对于新婚生活的中心意义。相比之下，沈蕙玉的《同声歌》围绕感情而非性来展开，虽然“虽无兰蕙姿，向日呈芳妍。一身皆君有，寸心私自怜”的表白也透露着性的暗示。诗中新娘的人物既显得婉娈多姿，同时更有道德自持，更正统和自信。诗歌对儒家经典的文雅引用表现了新娘恰当的礼仪教养。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少重要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收录了这首诗，其中一位评论者还赞美它是对班昭《女诫》的“补充”。我们无法确定这首诗是沈蕙玉对自身情感经历的如实记录还是文学习作。但无论它表达的是想象的还是自身经历的新婚欢乐，它都揭示了年轻女性新婚之际的情感状态。
所有迹象都表明，沈蕙玉是一位以高格调道德情操自励的女性。据记载，她的婆婆去世时，她欲追随于地下而未成，因此在心理痛苦中艰难挣扎。后来母亲去世，她悲伤而死。沈蕙玉的另一首诗题为《自箴》，充溢着博学和正统观念的气息。她在诗中以梁鸿、孟光为夫妻关系的榜样，追随《诗经》，标榜“幽闲贞静”为君子配偶的理想品质。这首诗的严肃格调与《同声歌》的浪漫口吻大为不同。但很明显，对于沈蕙玉本人及对两首诗都给予盛赞的她的同时代读者来说，两诗之间并无分歧。在夫妇亲密中感到快乐和在日常行为的道德自律中感到满足，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互相矛盾的。
婚礼标志着婚后恋爱的开始。清代的文人男女有一套特殊的工具打开局面：纸笔、围棋、乐器、茶和酒。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袁枚描述了他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金逸与陈竹士的婚礼：
结缡之夕，新妇烟视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笺，出索郎，待《催妆》。竹士适适然惊，幸素所习也，即应教索和。从此琴鸣瑟应，奁具旁烟墨铺纷。不数日，变闺房为学舍矣！
催妆诗和却扇诗是祝贺新婚夫妇的婚礼庆典的一部分，最迟在唐代（618—906）已经出现。尽管它们原本是参加婚礼的客人的写作，但在清代，新娘和新郎为他们自己的婚礼创作催妆诗和却扇诗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而且有时还似乎带有游戏意味。仲振奎提及他的新娘在婚礼上向他索取催妆诗，和上文袁枚描述的金逸和陈竹士的情景同工异曲。赵翼在一首贺婚诗中戏谑地评论说，因为新郎才名远扬，新娘极可能会要求他写一百首催妆诗。新婚夫妇珍视这些诗作，将它们精心保存。比如，袁枚的堂妹袁棠有一本题册，名为《催妆》，精致的封面上绘有蝴蝶。王照圆和郝懿行把他们新婚的几年写作的诗歌编为《和鸣集》时，他们的六首催妆诗和却扇诗列诸卷首。清代文人婚礼的这一时尚，可能显示了小说戏剧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新娘考察新郎的文采，是帝制中国晚期小说和通俗文学的常见情节。比如传播很广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描写的是杜撰的宋代苏轼之妹出难题考她的新郎诗人秦观的故事。
新人们为何撰写这类诗歌呢？下面这两首分别由郝懿行和王照圆写作的催妆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天赐良缘会，人看燕喜时。
双星低秀闼，两叶映新诗。
桃李何秾矣，英华俟着而。
梦灯频结彩，早定百年期。
由来天作合，今值于归时。
宜室欣题句，令居喜咏诗。
高山吟仰止，充耳俟乎而。
敬戒萱堂乐，预知偕老期。
庆祝和自我祝福是两首诗的中心主题。新郎新娘都以象征吉祥的景物和语言，传达对幸福结合的欣喜与对和美前景的希望。但新娘和新郎还另有一番用意：展现他们的诗才，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两首诗都频繁引用《诗经》描写婚姻的作品并非偶然。《诗经》是王照圆颇有研究的一部经典，写作催妆诗正展现了她的才识和自信。而郝懿行也通过援引《诗经》，表明他对新娘才学的知情，同时向新娘显示他才情相当的品质。
经典的婚礼贺诗“催妆”和“却扇”从为庆祝他人百年好合而作演变到新婚夫妇自我祝福，既显示了清代女性教育的成果，也标志着婚姻观念新思潮的兴起。新娘新郎借用这一诗歌形式作为自我祝贺和自我表达的方式，隐含着一个和正统观念相左的理念。它突出婚姻对夫妇自身，而不是对他们的家庭的重要性。诚然，就观念形态而言，盛清时期没有从根本上挑战婚姻首先是为家庭而非为个人这一儒家礼仪的正统观念。然而，把婚礼展现为一场以夫妇自身为焦点的重要事件，脱离了贬低个人幸福重要性的核心正统行为准则，显示出对于婚姻意义理解的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需要指出，在新郎新娘最初的互动中，新郎并不总是担任引导的角色。实际上，和礼仪期待的新娘顺从、卑微、温和的形象相反，有些新娘在新婚互动中是行为的启动者，显示了才女的自信。孙星衍的一段关于自己的入赘婚姻的回忆文字，为新婚之际夫妇微妙的互动提供了视角。读者可能记得，孙星衍六岁时和王采薇订婚，他们在十三年后于采薇家中成婚。采薇的父亲王光燮是一名进士，出任过县令，政务之余，乐于教育子女。常州是清代的文化中心之一，王家注重女儿的培养并非偶然。王采薇的生母是妾，但采薇深得父亲钟爱。王光燮这样描写她：“貌端丽，性柔婉，耽文史，手不释卷，尤工小楷，好吟咏。”新婚时，孙星衍已有些名声。但当他意识到他的新娘是何等才华出众时，他的高傲受到了挑战：
夫人［王采薇］姊妹俱识字，能书。既婚数日，夫人属余填词，并约围棋。余皆未学，颇心愧之。后遂为小词酬夫人，而卒不能对弈。夫人终日持一编书在室，教其幼妹。时时临帖，好虞永兴楷法，或为余录诗，至今有存箧中者。尝言唐五代词率可倚声被之箫管。春余夜静，辄取李后主“帘外雨潺潺”词，按笛吹之。令余审听。至“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间”，闻者唏嘘。其后写夫人遗影为《落花流水图》以此。
在父母家的舒适环境中，王采薇娴雅从容地和新郎互动。她是行为的主动者，邀请新郎填词弈棋，品评她的音乐。其中透露出她的自信，也似乎带有考察新郎的意思。她相信她有能力赢得他的尊敬和挚爱。
一同写诗是新婚夫妇自我庆祝的核心部分。沈复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中元节月夜与陈芸联句的场景：
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
沈复描述的细节，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诗歌中辞藻的修饰和暗示性的典故引用造成的模糊描写，从而比较清楚地了解新婚夫妻互动的情景和氛围。写诗往往是即兴的、私密的，其间有风趣的对话、饮酒或品茶、身体的触摸与爱抚。王芑孙在一首诗里，描写与新娘曹贞秀一次出游中的一幕，使用的是典型的修饰手法：“剪灯共几案，豪砚杂钏环。弦诗更读画，春风晓吹鬟。”不过读者仍然可以发挥想象力把王芑孙速写般的描写具体化：夫妇俩灯下论诗，新娘作画，房内弥漫着笑声、逗弄、有趣的对话，也许还有酒香或茶香。王芑孙享受着这些时刻，不仅因为共同艺术爱好带来的精神的兴奋。注视着新娘佩戴钏环的优雅动作和风中飘动的秀发，也给予他感官的满足。
节选自卢苇菁《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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